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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庆祝汉口早陷落呀，汉口陷落得自由呀，呀咦哩，咦呀哩，汉口陷落得自由呀，呀咦哩！
十月，《新民报》宣布得奖名单。标准答案是，日军在"二十六日午后三时十分"踏人汉口日本租界。总共有58627个人参加了征答活动，颁奖仪式盛大隆重。北京各界都派代表参加。得奖者都是"英气勃勃，一望而知为有为之新民青年"。
报纸纸张陈旧发黄，好像世事漫随流水，全已淘尽，我却觉得毛骨耸然。当汉口陷落有奖征答大活动盛大进行的时候，汉口的中国人正在被异族屠杀。一个叫晓东的人这样描写战时的汉口：
有一次敌人利用汉奸的活动，致警报发出不久，敌机已经临空。我空军人员驾机截杀不及，只得让敌机在汉口武昌汉阳三镇的天空任意投弹，结果炸毁房屋无数，死伤人民达一千以上……（《学生月刊》）
也许根本没有"王斯善君"这个人，尤其根本没有什么56000封应征信，但有没有并不重要，《新民报》的文章是中国人写的。《祝汉口陷落歌》如果不是"王斯善君"的作品，它就是《新民报》内部编辑的创作，出自一个中国人的手。
究竟是谁呢？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人为《新民报》这种明显卖国的机构效劳？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人，眼睁睁看着自己民族的灾难而摇旗呐喊新民主义呢？这些人对所谓忠奸之辨是否有过内心的辩论？
台湾人刘捷的自传为这些时代的问题写了一个小小的注脚。书名很长：《我的忏悔录——一个历经日据时代，中日战争，台湾光复，反共戒严时期所遭遇的台胞之手记》。今年八十四岁的刘捷和多数日据时代的青年精英有相似的履历；日本留学，回台服务。青年刘捷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台湾新民报》的记者（也叫《新民报》，和北京的《新民报》却南辕北辙）。与多数台湾青年不同的，刘捷在1937年来到北京。《新民报》举办"汉口陷落有奖征答"的时候，他在北京工作。做什么呢？
日本宪兵司令部和北京市警察局共同进行电影和出版品的检查，用我们理解的语言来说，就是思想警察，言论箝制。他们需要一个精通日语和汉文的人，台湾青年刘捷正好胜任。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或许有人要问刘捷：你怎么会为日本人作控制中国人的事？
就法来说，刘捷根本不必理睬这样的问题；刘捷其时毕竟是所谓日本国民！可是，刘捷没有像赖和那一代人所拥有的民族情感了吗？这么一问，问题就复杂了。青年刘捷是怎么变成日本人的"思想警察"呢？，首先，他碰见了一个日本宪兵准尉，此人"为人忠厚对台湾人旧知有一份亲密的友情。"准尉推荐刘作这个工作。第二个考虑：刘的朋友也认为这个工作可以使刘的北京话更进步。刘捷的感觉更单纯——"我离开台湾，经大连天津终于在北京找到固定的职业……此年次女刘爱玲出生……。"
刘捷在沦陷后的北京作政治的工作，但他的思虑以及接受工作的动机，却极端的缺乏政治。他后来甚至变成徐州警察局的保安科长，和苏北特别行政区长官郝鹏举的贴身秘书，都是政治性相当"严重"的职位，刘捷的理由却极简单：因为他的日文好，所以接了这些工作，全属偶然，工作只是工作！郝鹏举在战后以汉奸罪名被枪毙。如果刘捷不是台湾人，很难说他不会受到波及。
刘捷的忏悔录是个宝贵的资料，因为它很诚实地记录了一个台湾人的时代命运。刘捷没有"以今日之是非昨日之是"，考虑政治方向的改变而试图为自己辩解——他仍旧认为郝鹏举是"中国军人中不可多得的典型"。他也不曾对自己进行"政治正确"的检讨。回顾波涛汹涌的一生，他只叹息"我不是英雄豪杰，长期在现实社会的对立，相克，争斗，摩擦中挣扎"。那是个"很显明又悲哀的时期时代"。
也许没有56000个人参加了"汉口陷落有奖征答"大活动。当然没有那么多，但是一定有。在大时代的浪涛里，有的人是随波逐流的，为自己留下洗不掉的污点。你能怪他吗？你能不怪他吗？
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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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崇明和罗马之间
在崇明和罗马之间
翻阅文汇出版社印行的《20世纪上海大博览》，在1940年9月的那一页读到这样的新闻：
"8月上旬，坚持抗日的游击队袭击驻崇明的日军，激战二小时，歼灭日军十余人。日军败退，向上海求援，援军又中游击队埋伏，被歼一百余人……日军恼羞成怒，对崇明无辜百姓下毒手。先是杀死自卫队的（汪政府）伪军一百余人。继之对强明乡、日新镇、大桥镇等地壮年男女实行屠杀，除七八十岁的老人和六岁的幼童外无一幸免，'总计被杀七百余人。所有的房屋被浇上汽油焚烧。顿时岛上火光冲天，哭声遍野，惨绝人寰。近日逃离崇明来沪的难民达一千余人。"
历史何其相似。1944年3月23日，一个二十二岁的意大利共产党游击队员打扮成清洁工人的模样在罗马街头扫地，就在德国纳粹总部门前。他点燃了引线。这一场爆炸，炸死了三十三个纳粹士兵。
死一个德国人，要十个意大利人来赔。德军需要三百三十个本地人。他们从监狱里拖出三百二十个"犯人"——反抗纳粹统治的地下工作人员、违反了宵禁时间的十七岁的少年、七十三个犹太人，还有一个容许犹太人进到自己餐馆来吃饭的餐馆老板。还差十个人，德军就到街上民宅里去拖出。
三十一岁的纳粹连长，名字叫普瑞布可，面对着三百多个意大利人，核对手里的名单点名；点到一个就用笔在名字上勾一下。名点完了，发现事实上多出了五个人。这五个人如果放走，就变成证人。于是三百三十五个人一起，最年轻的十四岁，最年长的七十四岁，两手反绑，跪下，机关枪扫射，死亡。仍是3月23日。
人死，还有灭迹的工作。德军将屠杀场所引爆，一瞬之间，所有的尸体埋在瓦砾之下。几天之后，恶臭开始流到罗马大街上，德军便将一卡车一卡车的垃圾拖来倾倒，以腐菜的臭味遮掉尸臭。
历史也许相似，现实却相差极远。日军在崇明的报复屠杀不再有人记得，不再有人提起，德军在罗马的暴行在半个世纪之后，却仍是欧洲报纸的头条新闻。
一张老人的脸孔，脸上布满老人斑。当年下令开枪的纳粹连长，现在是一个八十三岁的老"绅士"了。五十二年来，他改名换姓住在阿根廷，经营肉铺生意，设立德国学校。今年5月被逮捕，7月在罗马法庭受审，旁听席上坐满了各国记者、关心的市民，当然，还有当年被害人的家属。普瑞布可进场时，旁听席上一阵骚动，"凶手！"有人大喊。
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妇人在庭外说，"我恨不得用我这双手把他掐死！"1944年，当她的丈夫被冲进来的纳粹士兵拖走的时候，他们结婚还不到三个月。"他们连十几岁的孩子也不放过。普瑞布可现在说他老婆病重，需要他照顾；要我来说，他就是活该离开他老婆到意大利来死！我孤孤伶伶活了五十二年，五十二年来就等着今天！"
普瑞布可为自己辩护说，他也只是奉命行事；如果他抗命，他自己会被处死。为了驳倒这个说法，柏林一位军事历史学家，一个德国人，专程来到罗马作证：就他的研究来看，没有人因抗命而受死刑的，普瑞布可其实可以不让三百三十五个人枪毙；他确实是个刽子手。
为纳粹连长进行辩护的反倒是个意大利律师。他对柏林的军事学者嗤之以鼻：这一代的德国人热心过头地追剿纳粹，其实是在以惩罚上一代来清洗自己的良心，让自己的自我感觉良好罢了。
民族情绪被这场历史的审判给煽热了；在罗马人热切的街谈巷议中，柏林历史学家是"好"德国人，普瑞布可是"坏"德国人。难得有几个人像爱维亚那样想。爱维亚是"解放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她在庭上描述当年的丈夫如何被普瑞布可拳打脚踢，"但是，"她说，"我也认识一些纳粹士兵悄悄将犯人从后门放走。评判人要评判个别的个人，不能以整个族群来论断，一竿子打翻一船的人。"
8月，让罗马人每晚围着电视目不转睛的审判终于结束了；意大利法庭认为五十二年超过了法律上的追诉期限，普瑞布可无罪释放。作出这个判决的意大利法官绝对是个为了原则不怕死的人。罗马市民冲进了法院，四处打砸。法官拒绝没有尊严地从后门溜走，就被困在法院中，靠警察保护。普瑞布可在层层警卫的护送下，迈往自由。
他的自由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因为德国法务部。在听说他被判无罪开释的同时，立即发出了通缉，要求意大利警方将普瑞布可引渡德国受审；意大利警方不得不在当天又将普瑞布可送回监狱。等候下一步的发展。
八十三岁的普瑞布可此刻坐在牢狱里，躲不掉历史的审判。在电视上我却看见另一张也是布满老人斑的脸孔，是一个日本人。普瑞布可枪毙意大利人的时候，这个日本人和他的部队正进入菲律宾的丛林里，迷了路。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土著的村子，却寻不到任何食物。日本兵开始杀人；杀了土著父母，然后要被杀者的子女将父母的尸身剁块煮熟。日本兵自己饱食之后，便强迫土著吃食自己的父母。
"我不得不吃，"接受访问的一个土著老妇人说，"我只有十几岁，我吃了就一直呕吐，我们是不吃自己父母亲的。"
电视上衣冠楚楚的日本老者低下头说，"我很忏悔我们的过去。我在战后变成一个基督徒。"
日本老人的脸孔和普瑞布可的脸孔叠在一起，我抹抹眼睛，仍旧看不清罪与罚的脉络。我曾经认为惩罚一个生命临近终点的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一个社会，即使是一个受了重创的社会，要懂得宽恕的人生哲学。可是当我一再地看见独裁者暴虐他自己的人民：侵略者屠杀别人的族群，残暴的历史一再地重复又重复，我认识了让普瑞布可老死狱中的沉痛意义：他的下场必须让所有未来的和现在的暴虐者引以为鉴。当我们使暴虐者相信他的作孽逃不过历史的终极审判时，他在下手前或许要静思片刻。那个片刻，要决定光明与黑暗。
日本老人的忏悔，对那些被杀害的人来说，未免来得太迟，未免来得太廉价。
而崇明岛的居民，谁还记得他们吗？他们可还记得自己？崇明岛在哪里？
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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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美人
苏州美人
日军带着枪和刺刀，在1937年11月进入苏州。古城里，能走的人都走了，剩下的是不能走、不愿走的，大多是引车卖浆的升斗小民。十个月之后，《大公报》的记者报导了苏州沦陷后的面貌。
中央饭店改成了"军慰安所"，食堂的女招待站到大门口外去拉客，门口的招牌写着"苏州美人第一线待应"。大街小巷的墙壁上，国货和欧美货品的广告全部取下，换上了"仁丹，老笃眼药，味の素"。
记者忍不住他的嘲讽："苏州人的摹仿性，最适合于做顺民。"（1938年9月8日《大公报》）
署名"小小"的记者对苏州人不甚公平，因为适合做顺民的，不只是苏州人。同时在德国占领下的欧洲，"顺民"也不少。法国、比利时，都有和德军合作的"维新政府"，更有巴黎和布鲁塞尔的金发碧眼"美人第一线侍应"。
我不知道的是，抗战胜利之后，苏州的"顺民"和那些"美人"怎么样了？
在法国，那些金发"美人"，还有和德国士兵堕入情网的女孩子们，被宪警和一些自告奋勇主持正义的人从家里头拖出来。她们的头发和文革时代一样被剪剃成阴阳头或者光头，然后游街（别以为只有中国人做过这样的事情！）。
剃剃头发不算什么；殴打、私刑、谋杀，才是真正的算帐。据估计，大战后，大约有三、四十万法国"顺民"和"美人"被私下"解决"掉。被杀掉的当然就没有为自己辩护的历史机会，那没被杀掉的，如果机运好，还有可能乘着历史的浪头翻身——一个曾经为法国维琪政府效劳过的年轻人后来成了法国总统，那个人的名字叫密特朗。你能想象汪精卫手下的什么处长成为今天中华民国的总统吗？
对"顺民"算帐最严苛的，是比利时。四五到四九年间的军事法庭大量地审判"顺民"，程序草率而任性；辩护律师往往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就匆匆判刑，能够证明被告清白的证物弃置不顾，证人则往往受到恐吓，甚至被驱离法庭。
在法庭外，私刑进行着；被指为"卖国贼"、"比奸"的人被强暴、被凌虐、被杀害。在法庭内，重刑像奖品一样的发出。被判刑者的妻子儿女一并入狱，财产没收。只要在清算名单上的，不论判刑与否，都成为惩罚对象：不准上大学，不准任教师、记者，不发给护照，不能申请电话线，不能开银行户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比利时这个小国家还有五万人被褫夺公权，不能投票。
为什么比利时对"顺民"比其他欧洲国家都来得严酷呢？是比利时人对忠贞的要求较高吗？
翻开正义"肃奸"的表面，就可以看见下面虫蛀的肮脏的痕迹。构成比利时国家的两个主要民族：讲法语的Wallone和讲富来明语的Flame。后者一向处劣势，他们觉得自己的语言和文化都受到法语族群的压抑。当德军在1940年占领了比利时时，许多富来明语群的民族主义者认为机会来了，他们可以用德国人的势力来制衡法语族的强势。与敌军合作的"比奸"中两个族群的人都有，但是富来明族的参与动机与法语族的人非常不同：他们多不是纳粹主义的追随者，而是企图为自己族群争夺权力的民族主义者。
这些人下错了注。德国败了，法语人坐在审判席上，算帐的时间到了。这一个族群的"义士"是那一个族群的"叛徒"。
我真想知道，苏州的"顺民"和"美人"后来怎么样了。
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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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顾问与土著
外国顾问与土著
她一直在谈香港，这个红头发的女人。她和丈夫在香港住了三年，刚回来。谈到什么海滩，她说："那儿不能游泳，周末时全是Natives"。
她突然住嘴，转过脸来看着我，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地说："对不起。但是——您知道我的意思"。
我知道她的意思。
她在为Natives这个用词自觉尴尬。Natives，本地人，土著，总出现在自觉来自高文化的人口中，指涉客居地的群众主体，充满了19世纪帝国主义的意识。
这是20世纪末年，帝国主义的感情余绪还深植在这个白种女人的语言里；不同的是，她为自己不留心的泄露而脸红。
往历史回走五十年，她不会有这份不安。
HerbertYardley是个美国情报员，专门解读密码。在第一次大战后，他成立了"美国黑室"窃读日本的电讯密码。1938年底，Yardley来到重庆，为戴笠训练情报人员，成立了所谓"中国黑室"，希图探知日本的通讯。战后，Yardley以自传小说的方式写了他在重庆的一年半战火生涯，书名就叫《中国黑室》。由于其中牵涉到对日本的情报工作，这本书迟到1983年才出版。
用1995年的眼光来读这本1945年写成的书，感觉是震惊，震惊在短短的五十年前，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如此赤裸的、无耻的存在着。Yardley是一个鲜活的样板。
身为重庆政府的外国顾问，Yardley饱受优宠。他住在重庆市长让出来的官邸，享受拍掌即来的佣人和司机。戴笠为他从香港买来一卡车的外国罐头食品，供给他一个从香港飞来的私人厨师。这种种享受，在遍野哀鸿的战时中国。
当时围绕在这位外国顾问身边的中国人怎么看他，我不知道；Yardley怎么看围绕在他身边的"土著"，倒是清清楚楚地流露在书中。
奉戴笠之命到香港去接待Yardley的翻译，姓林，初见外国顾问就问他，外国女人的乳房和"那个"是不是红色的。于是Yardley去找了两个法国妓女，用戴笠支给的车马费付钱，要她们裸给林翻译看看。
"中国人？"她们大叫，"恶心地说，"中国人！""两百港币也不干吗？"我说。"中国人！"她们又叫，"呸"吐了口痰。
这个美国人到了重庆，进入每一个屋子，他的观察是，这个屋子没有暖气，没有地毯，没有窗帘，没有字画。他所接触到的中国人，军官都是贪生怕死、愚蠢残酷的；厨师偷菜钱，司机偷汽油，佣人是奸细，号称大学生的女人私底下一定是妓女，从欧洲留学回来的医生全是不学无术的蒙古大夫……中国人大概连圣诞节是什么都不知道，还有，他们的英语都说得破碎可笑。
在Yardley的眼中，中国人喝汤像癞蛤蟆吞苍蝇；中国人吃蛋，先吃蛋白，然后用脸去吸流质蛋黄；中国人的脸那么黄，是因为他们害了几千年的疟疾。"回美国之后如果有人问我对中国最深刻的印象，"Yardley对他的美国读者说，"那就是：四万万五千万个人起床，咳嗽，吐痰，擤鼻涕！"
还有，一个字可以总结这位外国顾问的中国印象。
"臭！"他说。
无知使人狂妄。Yardley牢牢地锁在他的无知和狂妄中，但他毕竟不是睁眼瞎子。他对另一个外国人说："外国人不会永远享受特权的。有那么一天，你打了你的中国佣人就得上法院了。"
是有那么一天，当一个白人不小心用了Natives这个字就转身向我道歉，那是距离外国顾问Yardley在重庆五十年后的一天。世事变革不可谓不大，可是，我并不曾忽视，她道歉的是自己的不小心，而不是自己有那Natives的观念意识。
路很长。
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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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的年代
残酷的年代
迫不及待地等着看《陈立夫回忆录》这本书，因为我想知道大汉奸丁默邨为什么被判了死刑。
1903年生的丁默邨本来是以陈立夫为首的调查统计局第三处处长，第三处撤销之后，失业了的丁处长就加入了汪精卫的阵营，在南京政府中历任要职。战争结束前，他是"伪浙江省省长"。
这样的一个汉奸履历，他的死刑不是理所当然吗？
不这么简单。
南京市档案馆中所存审讯汉奸的笔录、判决书、种种信件、电报等等，构成一个曲折的故事。1941年，陈立夫以旧时长宫的身分与丁氏联络，对他"晓以大义"，指示他若不能脱离伪区，就当"伺机立功，协力抗战"。陈立夫的"策反"成功，往后的几年，丁默邨表面上是傀儡政府的交通部长、福利部长，私底下，他为戴笠的军统局架设电台、供给情报，与周佛海合作暗杀当时的特务头目李士群，并且配合戴笠的指示不断营救被捕的重庆地下工作人员。
被救的情报人员，在公审中，也都具函作证，丁与重庆政府的合作毫无疑义。而在日本战败后，局势混乱。重庆政府为了防止共产党坐大以及新军阀的趁机而起，又适时而有效地运用了丁默邨这个棋子。他被任命为"浙江省军委员"，这一回，"浙江"前面没有"伪"字了。
戴笠在他给"默邨吾兄"的手书中，要求丁氏"切实掌握所部，维持地方治安，严防奸匪扰乱，使中央部队能安全接收。"而丁默邮也确实一一实行重庆的指令。在中央部队进入浙江之前，"奸匪"已经占有浙西半片，是在丁默邨进行"剿匪"之后，中央部队才能接收浙江。
夜半读史，迷惑不已。
丁默邨等于是国民政府招降成功的一名降将，这名降将不曾回到"汉军"中来披麾上阵，但他留在"曹营"暗中接应，等于是国民政府植在敌后的间谍。在战争中，默默无闻的间谍所发挥的作用绝对不小于沙场浴血的战士，他们所冒的危险往往更大。
而当重庆政府需要丁氏的合作时，陈立夫和戴笠都曾对他提出保证：陈立夫答应丁可以"戴罪立功，应先有事实表现，然后代为转呈委座，予以自首或自新"。戴笠则说得更明确："弟可负责呈请委座予以保障也。"
国民政府为什么在胜利后杀他的"降将"、"间谍"？尤其在早巳给予不杀的保证之后？问题出在"委座"吗？
于是请求朋友"火速寄《陈立夫回忆录》来"。找到了线索。
《陈立夫回忆录》第232页：
丁默邨本来可以不死的，但有一天他生病，在狱中保出去看医生，从南京拘留所出来，顺便游览玄武湖……这个消息，被蒋委员长看到以后，……蒋委员长很生气的说："生病怎还能游玄武湖呢？应予枪毙！"
他就被枪毙了！
问题症结果然在"委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