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们中，尤以四十岁至四十五岁间的女人们幻想的时候更经常些。因为三十多岁的女人们是不甘仅仅耽于幻想的。几次的幻想之后，便会积累为主动的行为了。而四十岁至四十五岁的女人们，由于家庭、子女、年龄和机会难求等的原因，则不甚容易采取主动行为。即使婚外恋真的发生，她们也每每是被动的角色。
她们中又尤以有文化的女人为主，却不以文化的高低为限。
对于婚外浪漫恋情的幻想，一个只有小学三到四年级文化程度的女人，绝不比一个受过大学高等教育的女人或女硕士、女博士什么的稍逊，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初级教育教给人幻想的能力，高等教育教给人思想的能力。而思想是幻想的“天敌”，正如瓢虫是蚜虫的天敌。婚外恋幻想是中产阶级妇女传统的意识游戏之一。
中国从一九四九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不但消灭了资产阶级，而且改造了中产阶级。所以几乎没有中产阶级妇女可言，只有劳动妇女、家庭妇女、知识妇女，统称为“革命妇女”。“革命妇女”的意思便是头脑之中仅产生“革命幻想”和“革命思想”的女人。情爱幻想和情爱思想是不允许在头脑中有一席之地的。它实际上被逼迫到了生理本能的“牢房”中去，偶或被女人们暗自优待，溜到心理空间“放放风”。倘若一个女人的头脑中经常产生情爱幻想，并且由此产生与“革命幻想”“革命思想”相悖的情爱思想，尤其是不但自己的头脑中产生了，竟还暴露于人、宣布于人、传播于人，那么便是个“意识不良”的女人了。倘若有已婚的女人胆敢言自己头脑中存在过婚外恋幻想，那么她肯定将被公认为是一个坏女人无疑了。我在是知青的时候，我那个连队，有一名女知青午休时静躺不眠，身旁的亲密女友问她为什么睡不着？是不是想家了？她说不是。经再三的关心的诘问，才以实相告。曰想男人。曰这时候，身旁若躺的是一个男人，可以偎在男人怀里，不管是丈夫不是丈夫，多惬意多幸福多美妙多美好哇！女友将她这种“丑恶”思想向连里汇报了。于是召开全连批判会，批了三天。男女知青，人人踊跃发言。可谓慷慨激昂，口诛笔伐。团“政治思想工作组”向各连发了“政治思想工作简报”。“简报”上措辞严峻地提出警诫——“思想政治工作不狠抓了得吗？一旦放松能行吗？”
当年我也是口诛笔伐者之一。当年我真觉得那名女知青的思想意识“丑恶”极了。这件事当年还上了《兵团战士报》。“专栏批判文章”中，还评出了那一年度的“优秀批判文章”一、二、三等奖。
当年的“革命样板戏”《海港》和《龙江颂》也最能从文艺的被扭曲了的性质方面说明问题。《龙江颂》中的第一号“女英雄人物”江水英，没丈夫、没儿女，当然更不可能有什么情人。但她家门上，毕竟还挂一块匾，上写“光荣军属”四个大字。到了《海港》中的方海珍，不但没丈夫、没儿女，连“光荣军属”的一块匾也没有了。舞台上的方海珍，看去应在四十余岁。比《廊桥遗梦》中的弗朗西丝卡的年龄只小不大。方海珍也罢，江水英也罢，头脑之中仅有“阶级斗争”这根“弦”，没有丝毫的女人意识。生活内容中只有工作，只有教导他人的责任，没有丝毫的情爱内容。如果说她们身上也重笔浓彩地体现着爱和情，那也仅仅是爱国之爱、爱职责之爱，同志之情、阶级之情。一言以蔽之，她们仿佛都是被完全抽掉了男女情爱、性爱本能的中性人，而非实实在在的女人。另一“革命样板戏”《杜鹃山》，乃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全国现代戏剧会演中的获奖剧目。原剧中的女党代表柯湘，与反抗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农民武装首领雷刚之间，本是有着建立在“共同革命目标基础”上的爱情关系的。然而连建立在这一“革命基础”上的“革命的爱情”关系，在“革命文艺”中，也是被禁止的。因而后来改编成的“样板戏”中，爱情关系被理所当然地一斧砍掉了。
到了“文革”结束后的最初几年，情爱主题在文学艺术中依然是一个“禁区”。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大概是第一篇反映婚外恋主题的小说。它的问世在全国引起沸沸扬扬的反响，酿成过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以至于全国妇联当年也参与进了是是非非的纷争之中。
而今天，经历了只不过仅仅十年的演进，中国文学艺术之中的爱、情欲和性，却已经几乎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已经只不过成了一种“作料”。因而便有了这样一句带有总结意味儿的话语：“戏不够，爱来凑。”这样一句总结性的话语，其实包含着明显的批评成分。批评来自读者，来自观众，来自小说评论家和影视批评家。连小说家和编剧家们也相互以此话语自嘲和打趣起来。似乎无奈，又似乎心安理得，又似乎天经地义。爱、情欲和性，尤其在小说和电影中，越来越趋向于低俗、猥亵、丑陋、自然主义（下流的自然主义），越来越不圣洁了，甚至谈不上起码的庄重了。仿佛某人由于某种锦缎价格昂贵，虽心向往之却根本不敢问津，甚至经过布店都绕道而行，忽一日暴发了，闯入大小布店成匹地买。不但买了做衣服，还做裤衩做背心，做鞋垫做袜子，做床单做台布，而新鲜了几天就索兴做抹布做拖布了。几乎凡是小说都有爱，都有情欲，都有性，就是缺少了关于爱的思想、关于情欲的诗意、关于性的美感。而且，在许许多多的书中，男欢女爱的主角们，年龄分明越来越小。由三十多岁而二十多岁，而少男少女。后者们的爱情故事，在西方是被归于“青春小说”或“青春电影”的，而在中国却似乎成了“主流”爱情故事，既轻佻又浅薄。在我们的某些“青春小说”和“青春电影”里，爱被表现得随意、随便，朝三暮四如同游戏。这也许非常符合现实，但失落了文学艺术对现实的意义。而这一种意义，原本是文学艺术的本质之一。爱的主题并不一定只能或只许开出美的花朵。现实往往能滋生出极丑和极恶。这样的文学名著是不少的，比如巴尔扎克的《贝姨》和《搅水女人》，左拉的《娜娜》，这些名著中的批判意识显而易见。正如左拉在着手创作《娜娜》之前宣言的——坚定不移地揭示生活中的丑恶和溃疡。《娜娜》这部书中谈不上有爱，充斥其间的只不过是一幕幕变态的情欲和动物般的性冲动。它是我看过的西方古典小说中最“肮脏”的一部，但是却从来也没使我怀疑过左拉在法国文学史上文学地位的特殊存在。而中国的当代作家中，有相当一批人，巴不得一部接一部写出的全是《金瓶梅》。似乎觉得《红楼梦》那种写法早已过时了。《金瓶梅》当然也有了不起的价值。如果将其中的情欲和性的部分删除，它也就不是《金瓶梅》了。我当然读过《金瓶梅》，它在每段赤裸裸的情欲和性的描写之后，总是“有诗为证”。而那些“诗”，几乎全部地拙劣到了极点，后来干脆不厌其烦地重复出现。同样的字、词、句，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好比今天看电视连续剧，不时插入同一条广告。我们的现当代评论家，不知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基于什么样的心理，一代接一代地也几乎全部都在重复同样的论调，强说它是一部“谴责小说”、“暴露小说”、“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仿佛中国小说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正是从兰陵笑笑生那儿继承来的。从《金瓶梅》中男女们的结局看，似乎的确一个个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是“谴责”，就是“暴露”，就是“批判”，最多只能说是对追求声色犬马生活的世人们的“告诫”罢了。往最高了评价也不过就是一部带有点儿“劝世”色彩的小说。那“谴责”，那“暴露”，那“批判”，实在是我们自己读出来的，实在是我们自己强加给笑笑生的。倒是他对西门庆一夫多妻的性生活的羡慕心理，以及对他和女人们做爱时那种五花八门的每每依靠药物、器具的八级工匠似的操作方式的欣赏、愉娱，在字里行间简直就掩饰不住。据我看来，笑笑生毫无疑问是一个有间接淫癖的男人。他从他的写作中也获得了间接的性心理和性生理的快感。可以想象，那一种快感，于笑笑生显然形同手淫。后人将“批判”和“谴责”的桂冠戴在他的头上，实在是意味着一种暧昧。倒是日本和西方对它的评价更坦率些，日本认为它是中国的第一部“性官能小说”。
日本当代某些专写“性官能小说”的人面对《金瓶梅》往往惭愧不已。他们中许多人丝毫也不害羞地承认，他们对性进行官能刺激的描写和发挥，满足读者官能快感的想象，从中国的《金瓶梅》中获益匪浅。据我所知，在西方，《金瓶梅》是被当作中国第一部“最伟大的”、“极端自然主义的”“空前绝后”的“性小说”的。这才评论到了点子上。《金瓶梅》和《娜娜》是有本质区别的。笑笑生和左拉也是有本质区别的。性爱在中国当代小说中几乎只剩下了官能的壳，这壳里几乎毫无人欲的灵魂。
婚外恋是一切中产阶级的中年女人们最经常的幻想游戏。这几乎是她们世袭的意识特权。这一特权绝对不属于处在社会物质生活底层的中年女人们。
说到中产阶级的中年女人们普遍的婚外恋幻想，对一个男人来说是有点儿难以启齿的话题，往往比中产阶级的中年女人们更难以启齿，我此时所面临的尴尬正是这样。我绝对没有对于中产阶级的中年女人们的敌意和挖苦。恰恰相反，我经常怀着一个男人温厚的心意，像关注我周围一切的新生事物一样关注她们的滋长和存在。在近十年里，很滋长起了一批“中国特色”的中产阶级妇女。由此可以进一步断定，中产阶级正在中国悄悄形成着。这无疑是改革开放的一大成绩，证明中国“脱贫”的人多了起来。而且，不必谦虚，我也是这个正在悄悄形成着的阶级中的一员。只不过我的情感的尾巴梢还搭在我所出身的那个阶级中，我很不心甘情愿、很不乐意被这个阶级的某些特征所熏陶、同化；只不过我不是这个阶级的一名妇女；只不过，我对它的某些阶级特征，一向总有某些克服不了的厌恶。真的，我有时讨厌一个中产阶级特征明显的女人，甚于讨厌柳絮。在春季里，在柳树生长出嫩绿的新叶之前，柳絮飘飞漫舞，落在人的身上和头发上，是很令人不快的事。尤其落满人家的纱窗，那纱窗若不彻底刷洗，就透气不畅，起不到纱窗的作用了。中产阶级的明显的特征，再加上明显的中国特色，你如果稍有社会学常识，想象一下吧，会使女人变得多么酸呢？柳絮落满纱窗的情形，常使我联想到人的大脑沟回里积满灰尘的情形。
我再强调一遍，我对中产阶级的中年妇女们绝无敌意，只不过有时候有点儿厌恶，但那是完全可以忍受的一种厌恶。正如我从来也不曾对柳絮咬牙切齿一般。说到底，我厌恶她们的主要一点恐怕仅仅是她们成了中产阶级女人以后的沾沾自喜和成不了中产阶级女人的那种嘟嘟哝哝，以及对于劳动者妇女背负的沉重装出视而不见的模样。她们往往还暧昧地说几句有违社会良心和公道的话。
她们往往以为，又生产出了一种价格便宜的系列化妆品社会便又美好多了。
于是她们首先被自己的幻想、企望和期待感动得哭了。
而我，正是在这一点上，多少有点儿同情并理解她们。
因为，她们乃是中国许许多多的最乏幸福可言的家庭主妇。她们中的大多数，当年嫁给她们的丈夫，可能仅仅因为不得不结婚，就几乎没有选择余地地、仓促而无奈地嫁给了某一个男人。那个男人可能恰恰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是“次一等”的男人。包括在性能力方面。即使他们后来“抓住机遇”先富起来了，成了经济学概念中的中产阶级男人甚至“大款”，并“提携”她们成了中产阶级的女人甚至“大款”的老婆，他们也依然无可救药地还是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是“次一等”的男人。中国的中产阶级虽然正在悄悄形成，但一个事实是，其质量很差，这乃是由相当畸形的中国特色所决定的。她们中许多人和丈夫的婚姻关系，更像经营上的合伙人。哪怕她们在许多方面曾经是优秀的，那许多方面的优秀，后来也很快被质量很差的中国特色的中产阶级男人的俗劣抵消了。她们一部分人觉得这样挺好，但是身上还有另外一个人在骚动，这个人，更确切地说，是她们身上的另外一个女人，每每幻想“让人（当然是男人）抱起来带走，让一种强大的力量层层剥光”，每每幻想“和一个一半是人，一半是别的什么的生命长时间地做爱”。
在目前极其崇尚“洋货”的中国，情爱，首先吊起了中国中产阶级的中年女性的口味儿。
第五章 日本是我们心灵上的钝刀
对于一个实际上拒绝历史反省的国家，我是既无好感也绝无信任感可言的。一个国家的反省意识无非体现于两方面——对国内行为的反省和对国际行为的反省。前一种反省的有无、迟早、真伪，决定一个国家自身文明进步的节奏；而后一种反省的有无、迟早、真伪，将带给周边国家安全或不安。
一、“僵尸”复活想的一定是复仇——关于德日的思考
前几日看了一部从网上下载的德国电影《希望与斗争》——片名太像政治演说稿的题目了，也太像大学论文的题目了，简直太是德国电影的片名了。
那是一部风格极庄重、内容极严肃的电影——时间背景是一千九百四十三年，“二战”已经持续了三个年头；美国已参战，战局已开始发生不利于德军的转变。有独立思想、热爱和平、嫌恶侵略战争的德国人，开始反省本国发动那一场世界大战的罪恶性了。
开始反省的德国人是有的——便是片中二男一女三名青年。女青年和其中一名男青年是大学生。
看到了希特勒给别国人民造成的苦难，也看到了希特勒怎样使成为侵略军的德国青年自己同样陷入了战争苦难的德国人也是有的——便是片中那女青年的哥哥——一名从前线归来养伤的青年军官。
他们与几名青年同志秘密印刷反战反希特勒的传单，四处散发——一次在大学里散发传单时，因被人看到、指认而遭逮捕。
接着是秘密审讯，象征性的公开审判——同时被判处死刑。不是枪决、绞刑，而是断头斩首之刑。
“二战”后的德国，是拍过几部反战电影的，如《铁十字勋章》和《锡鼓》，但都是与欧洲别国合拍的。
《希望与斗争》却是完全的德国电影。
它的思想性是显然而明确的——希望世界上再也不要发生“二战”那样的战争灾难；一旦又发生，希望有更多的人为阻止战争而斗争。
这一部极庄重、极严肃、完全的德国电影，证明德国对本国在“二战”中犯下的罪恶仍在进行忏悔与反省。
对比日本，一个事实乃是——日本从未拍出过类似的电影。
他们只拍出过表现日本所受的战争苦难的电影——在那样的电影中，日本仿佛更加成了“二战”的苦难国。
他们更拍出了一系列为军国主义招魂的电影——《啊，海军》、《偷袭珍珠港》和《山本五十六》等。
再联想到日本某些人士与政客，居然要为他们在“二战”中的所谓“神风敢死队”进行“申遗”活动，使我们中国人不能不对某些日本人和政客再一次“刮目相看”。欲将侵略战争中的“疯狂勇敢”作为人类文明遗产予以保护，这是多么疯狂的思想！
此种顽固地拒绝忏悔、拒绝反省、坚持以发动侵略战争为荣、以复活军国主义为责任和使命的恶劣态度，使日本多么像僵尸电影中的僵尸王！在那一类电影中，僵尸王只有一个行为目的——趁复活之机而对人类社会进行报复。
如果日本一味由安倍们那样的政客拉纤而驶，那么——它驶向的绝不会是宽阔的海洋，而必定是电影《加勒比海盗》中所呈现的“鬼魂之港”。
如果说世界和平又值得人类忧虑，那么日本正是制造那一种忧虑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
“二战”后的德国，曾被美国和苏联分割为东德与西德。东德也罢，西德也罢，其意识形态，受到这两个制约国高度警惕的睽注和监控，法西斯主义稍有复燃动向，即遭及时扑灭。在此点上，美国与苏联对西德和东德的态度是同样严厉的。整个欧洲的舆论监督立场，半个多世纪以来，空前一致。东德、西德、美国、英国、法国、苏联乃至整个欧洲在文化领域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声讨强大无比，从不曾间断过。这促使“二战”后的德国（尽管曾被一分为二）不可能不进行历史反省。联邦德国时任总理勃兰特之面对世界传媒的公开一跪，实属水到渠成之必然，标志着德国之民族意识彻底从法西斯帝国的噩梦中清醒。
“二战”后的日本却并不是这样。制约着它监控着它的仅仅是美国。美国仅仅高度警惕日本对美国的民族心理怎样。至于日本对亚洲，尤其是对中国的民族心理究竟怎样，根本不是美国所考虑的，特别是在“冷战”时期，日本这个国家倘对于中国依然磨齿切切，反而正中美国政客们的下怀。日本作为“二战”时期三个法西斯轴心国中的一个，因其罪恶主要犯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对它的态度一向是漠然的。时至今日，仍然如此。而在亚洲，各国对于日本法西斯主义侵略罪恶的文化指控和谴责，从来没有形成任何方式任何意义上的合力。这使日本在亚洲的日子从来没有像德国在欧洲那么不好过。这是日本一直拒绝承认反人类战争罪恶的国际前提。
“一战”后的德国，在从民族心理上，曾自以为是“英雄式的战败国”。因为它在“一战”中所面对的敌军是十几个国家的军队。四年的大战打下来，德国虽然宣布战败，但事实上并没有哪一支外国军队攻入德国领土。从前线撤退下来的德军，居然处处受到凯旋般的欢迎。这使德军官兵感到虽败犹荣。以希特勒为首的一批新生代政客，将德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两条：其一曰国内革命思潮的干扰；其二曰犹太人在德国发达，却不以德国为国，不与德国共命运。这一种归结的潜台词是——德国非是败给敌国的，而是败于自身状况。更深的潜台词是——只要德国将自身的问题解决了，它在世界上不但是可以同时与多国宣战的，而且有战争能力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德国法西斯主义就是在这样的暗示之下形成大气候的。他们的那个著名的精神病人，所谓的呓语哲学家尼采，干脆认为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是配活着的——以他自己为首的少之又少的“高迈的人”，和士兵——当然不是别国的，而是德国的。
“二战”后的日本，在整个民族心理上，也何尝不认为自己“失败得极其悲壮”呢？我这里的话确实在日本人的笔下是找不到的，但他们关于本国在“二战”中的一切记录的总合，始终体现着那样的意思。将日本人自己拍的以“二战”为背景的电影统统看一遍吧，其“画外音”不言而喻。日本承认自己是战败国，但绝对不承认是败给中国的。依他们想来，大日本帝国的皇军，是完全可以征服全亚洲亡中国数次的。他们也不将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放在眼里。“二战”后的日本，只承认一点——他们败给了两颗原子弹，美国人投在他们国土上的。美国用两颗原子弹报了珍珠港的“一箭之仇”，也使日本在美国面前从此跪服。“二战”后的日本，其实只明白一个道理——世界是由三种力量组成的：其一是美国，唯一靠两颗原子弹打败了它的国家；其二是它自己；其三是一切别的国家。只要日本能东山再起，别的国家都可以仍像半个多世纪以前那样被蔑视。这一种日本“道理”的潜台词是——德国已经无法再成为世界第一帝国了。
世界第一帝国由美国取代了，但是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就该是日本。只不过需要忍，只不过是从长计议之事罢了。
国内外研究日本民族性格的学者，总是一厢情愿地将日本的民族精神加以美化。日本学者尤其乐此不疲。皆曰日本人的精神信仰，是由神、佛、儒三教构成。而基督徒在日本人中仅仅一百余万而已。
其实，“武士道”精神才是普遍日本男人所崇尚的精神，起码在“二战”前后是那样。这也是一种被美化了的“精神”，而且被神化了。一千多年前武士成为日本的社会阶层之后，所谓“武士道”精神的俗恶一面日益膨胀，由阶层而污染于全社会。它说穿了不是一种精神而是一种邪狞的逻辑，即——倘我用暴力杀死了你，霸占了你的妻子，奴役你的父兄，买卖你的姐妹和儿女，那并不说明什么人性的问题，仅只说明一个事实而已——我强你弱。强者为王，弱者是虫豸，是根本不值得怜惜的。只配被杀。杀是无过的。被杀是活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