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常想，留给我的那一截，是否被我过分浓重地温情化了呢？也许只不过就是一些谁都经历过的片片断断的仿佛小猫小狗间的友爱，被我这个小说家太理想化、太诗化了。然而我又是那么的不愿轻论留给我的这一截。因为我总感觉到我必须为自己保存某些哪怕是被自己理想化了、诗化了的东西。现实已不怎么可能向我提供这些东西，我只能从过去找到，并倍加看重。我没法儿不以仁义对待之。然而我又非常清楚，这仁义万不可延伸入第三个阶段；否则，我自己也将走向反面了。那么所谓仁义也就该站在被告席上而同时走向它的反面了。
如果某一天我真的见了他的面，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其实最想对他说的是：比起你不能尽一个儿子对高堂老母的义务这一事实，雄伟的哈克森大厦不过意味着一个靠高标号的水泥和金钱凝固在那儿的冷冰冰的梦罢了。那原本华丽的梦倒也是可以做得较长久的，是他自己在“夜游”的状态下撞了，撞到头破血流，不复再能将梦做下去。
由吴振海我想到了另一个人，他对我的人生起过大的作用和影响，在我是知青时给过我兄长般的呵护和关怀。他当年曾是那么真挚地勉励我成为作家，正如我曾企图以“商的至高境界即仁善”这种纯粹迂腐的理想主义的观点对吴振海施加作用和影响一样。区别在于那个人对我的影响在我身上体现着，而我企图施加于吴振海的影响，一丝一毫也没在他身上体现过。
关于这个人，我已在《十月》一九九七年第一期发表了一部中篇小说《又是中秋》，等于为他的人生历程立了一个简传，等于替我自己整理了一份“为了忘却的纪念”。
他是商业时代从我的亲情“领地”掳去的第二人。
他现仍关押在哈尔滨市。
我不知他能被判几年。
我密切关注着他的命运。
我并非没什么可写的了，才以我和他的关系做素材炮制一部小说赚稿费。恰恰相反，我的创作计划是早已排定了的，为按部就班地完成这一计划，我惜时如金。但是他的案子发生以后，我常感到我的身体又多了一种病似的。他这个人几乎每天都会浮现在我脑际，使我根本没法儿不去想他，而写另外的我虚构出来的人和故事。患病就得求医，或自疗。我的病非是医生所能诊断明白或开出有效药方的。自疗的方法就是靠了笔和稿纸，将如块垒般堵塞胸间的情绪、情结导引和泻泄于字里行间，一吐为快，以舒气息，以畅襟怀。仿佛不这样，便不能回归到起先的写作之中去了似的。如同被从自己的家里推出，而家门在身后关上了。而每每一吐为快，心态才能渐渐平定，才能继续起先的写作。
是的，这真是“为了忘却的纪念”啊！
我常扪心自问——我是否太自私了呢？
当然，对于《又是中秋》中的“老隋”，我内心也怀有不那么自私的善良的一厢情愿——将那一期《十月》寄回哈尔滨，求人转给负责“老隋”一案的司法人员，希望他们看了，感慨于以前他的事迹，而对现在的他尽可能地给予宽大处理。
由吴振海而“老隋”，进而联想到朱胜文。
朱胜文是我的北大荒知青战友。当年在兵团时我们就曾见过几面，彼此留下很好的印象。后来他在商学院获得了硕士学位，大约是中国恢复学位制后的第一批学位获得者，并曾出国留学。继后分配到哈尔滨市经委，升至主任，再后来成为哈尔滨市常务副市长，主管工商企业界。
他能干，肯干，日夜操劳，全力以赴。如果单从他的工作热忱和工作业绩方面来评价的话，我认为他这位副市长是对得起哈尔滨市的。
在他初任副市长的那一年，我回哈尔滨看望老母亲，他曾嘱秘书与我联系，在市政府小食堂请我吃了一顿便饭。只我和他两个人。记得他曾对我说：“晓声，你清楚了，我也有过当作家的梦想啊！”
而我当时的回答是：“对于中国，能从我们这代人中产生几位市长，比多几名小说家有更实际的益处。”
我又真诚地对他说：“胜文，工人的儿子而成为市长，是中国老百姓的欣慰。可要多为咱们家乡的老百姓办些实事啊！”
他向我默默伸出一只手。
我握住他手，他注视着我说：“咱们都记住今天这个日子，今后互相多提醒，共勉！”
再以后我回哈尔滨，总要带几本我写的书给他。因为他不但要，而且认真读。我往往是将书放在收发室，请收发室工作人员转告他的秘书替他取。我不忍打断他的工作，侵占他的时间。
大约是一九九一年，我陪几位作家回哈尔滨参加冰雪节，他到住地去看我们，赠我们哈尔滨市经济发展概况画册，希望作家朋友们能常到哈尔滨做客，给作家们留下极深印象。他走后，作家朋友们都对我说：想不到你的知青战友中还出了这么一位挑重担的副市长。
听说他老父亲生病住了院，我委托人给他捎去了几盒“八五一”营养液。
听说他因视网膜严重受损去上海治疗，我给他寄去了几盒中外古典音乐磁带，希望他能在养目之际听听，同时感受我对他的友情。
除了书，我只送过他这两样东西，正如那句老话说的，“礼轻情意重”。
我的弟弟、弟妹下岗，希望我出面求求他，帮助解决工作问题。
我没求他。
我想，哈尔滨市下岗的工人太多，我不可以利用我的特殊关系，给他添麻烦。
今年春节前，他因受贿被收审，这消息震得我呆若木鸡。
最初的传闻说数目很大——一百多万。
后来的传闻又说其实没那么多。
然而有一点是确凿的，他的案子是由中纪委直接介入审理的大案。
我首先想的是应给他的家人打电话，在此时表示一种关心。
却没人敢告诉我他家的电话，都怕受嫌疑。
接着我想到了他的女儿，她在北京读大学。我想这姑娘一定承受不了如此突发的巨大的事件对她的刺激。我想了解到她在哪一所大学读书，去看望看望她，安慰安慰她。
但也没人愿告诉我。
中国人习惯了谨慎避嫌，习惯了划清界限，习惯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知道的关于他的最新情况是，他双眼的视网膜已彻底脱落，完全失明了。
我还听说，他的大学母校，对他也予以极大的关注，表示愿意接收他回校任教，发挥一技之长。当然这只能在两种前提并存的情况之下方可考虑——法律对他免刑和他双目没失明。
第二个前提已经不存在了。
对一个在收审时期双目失明的人，法律究竟会怎样判处呢？
我向一些律师请教过，律师都说太特殊，尚无先例，也就都无可奉告。
据我所知，哈尔滨市的人们并不拍手称快，幸灾乐祸，普遍非常地惋惜。
都说：“唉，朱胜文太对不起咱们哈尔滨市人了！”
我这个哈尔滨市人，理解家乡人的话的深层意思是——他令人们失望的方面主要还不在于他受贿，而更在于他不应该自己将自己打倒了，使哈尔滨失去了一位能干又肯干的副市长。
他双眼失明是由于延误医治。第一次手术后，视力还没恢复正常，就又开始工作了。为了工作，他一次次推迟住院手术。
他被收审的前两天，亲批十万元支持哈尔滨市作协主办的文学评奖活动。
那是他最后一次行使常务副市长的权力。
与他翻身落马的同时，哈尔滨市道里区工商局局长王英文亦“东窗事发”，衫难遮“尾”。
王英文也是我的北大荒知青战友。我们曾同属一个团，当年他是团组织股干事，作为团政委亲自挂帅的工作组成员，曾在我的连队“蹲点”两个月之久。
那时我是男排一班长。他常召集班排长开会，学毛主席语录，“斗私批修”。他很能说话，每每说得兴奋，口吻就有几分盛气凌人、“谆谆教导”的意味儿了。我颇看不惯他那种“官不大，僚不小”的架势。记不太清有次究竟因为什么，我们当众发生了冲突，似乎是他指摘我班里一名战士装病，不出早操。而我顶撞他，认为他诽谤我的战士，也就是诽谤我，也就是诽谤一班。他说：“轻伤不下火线。”我讲“官爱兵”的道理。他说：“你还是官呢！班长算什么官？”我端起炉上的一盆热水要泼他，被人及时阻拦才没泼成。
我一直认为，对他个人而言，当年在我们连“蹲点”的最大收获，便是我们连女排的一班长后来成了他妻子。当年我们全连都对女排一班长持有良好印象。
我和他再见面已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来北京，请当年的一些知青聚会。那时他已当了局长。他显得很高兴，喝了不少酒。
我某次回哈尔滨，也见过他一次，但完全记不得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见的了。他对我倒不计前嫌，每次相见格外热情。我猜想，相当主要的因素，是由于我与朱胜文的特殊关系。
他的事发生，我倒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相信许多认识他的人，都不会感到惊讶。
我分明记得，曾有人对我说：“他呀，‘栽’不过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
他的家被搜查那一天，人们用锤子到处乱砸装得豪华考究的墙壁。他家的马桶是几万元的那种，智能控制，有烘干功能。我想不通人为什么非要用那么昂贵的马桶，也想不通厂家有什么必要生产那么复杂的马桶。现在的中国人，虽然开始重视贫富贵贱之分了，但毕竟排便对谁都只不过是排便，无论多么讲究也够不上是仪式。就算真的讲究到接近仪式的地步，麻烦的还不是自己吗？
据说人们不但用了锤子，还用了镐头，像拆房似的。理由又是那么的正当——抄寻赃款。
足见他这位前工商局局长，在位自迷的几年间，早已是积怨多多之人了。
不久前，家乡来的一位领导人物与我交谈中忽问：“晓声，你的知青战友和朋友，怎么接二连三地‘折戟沉沙’了啊？”
此话问得我发窘。
我红了脸回答：“轮到我们这一代犯错误了。”
我也仅能如此作答而已。
是的，轮到我们这一代人犯错误——不，是轮到我们这一代人接二连三地犯罪了。
某类罪，要犯，先得有犯的条件和犯的资格，不是谁想犯就能犯的。比如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之类。
今天，在大批同代人面临下岗和第二次失业的严峻的人生考验的同时，时代也出于需要，将我们中的极少数人推上了官位。
曾有三十多岁的次代人不无牢骚地说：“怎么你们知青这一代人官运亨通起来了？到处都会碰到你们这一代中在当官的人，通天达地似的，快压迫得我们喘不过气了。我们何时才能从你们这一代的阴影底下熬出头哇？”
我望着他那种像是开玩笑，其实挺认真的样子，不禁的苦上心头。非为自己，而为总体的我们这一代人。
我告诉他，他的话与实际情况大有出入。首先，他应该明白，非是知青这一代人开始跻身中国的权力阶层了，乃是中国的中年人开始这样了。而这一般是时代的规律。古往今来，中老接替，历史一向如此，全世界一向如此。扫瞄国外的社会格局，权力阶层的平均年龄，大约比中国还要小十岁。时代迅进，事物更新，整个世界的权力阶层呈现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倘他在仕途上有抱负，来日方长，大可不必因眼前情形而苦闷。其次，由于他自己也在权力阶层，终日所见皆大官小官，仰而望之，重重叠叠，故才生出“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惆怅。但是，只消十余年后，使他备感最直接压迫他的，也就是他所言“知青一代”中的顶头上司们，将整代的屈身而退，尽数随着某页历史翻过，旷出大片空白。那时他只不过四十多岁，龙兮虎兮，大显作为，充分证明自己的才干和能力就是了。同时我向他指出，和他的知青出身的顶头上司们明攀暗比，那是很没志气，也很没出息的。他们不过是时代所临时物色的一批过渡者。他们的优势是人生经历，他们的劣势是知识结构。他们从人生经历中总结出人生的经验，这是后天所得，而知识结构的普遍落伍，却是先天的严重缺憾。人生的经验人人都可以从自己的人生中总结，有了这一种经验的益处是，善于较自如地行使权力，也善于较圆熟地服从权力。知识结构却只能从知识体系中搭建，它比人生经验是更来之不易的。一个人也许仅仅在一年内就总结出了数条宝贵的人生经验，但要在某一知识领域内学有所长，长有所用，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而上一代人已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和这么充足的时间了。除了与人打交道上一代人可能是内行，除了在党政、社科、文化半高不低的那一层面上他们还能轻松胜任，英雄略有用武之地之外；在其他方面，上一代人注定了都是外行。而时代正朝着社会分工越来越专业化的进程快速发展。除了外交、公关和司法，所谓与人打交道的技巧和艺术性，将在许多方面越来越被种种更行之有效的规则所简化，所取代。上一代人的所长将越来越短，所短将越来越相形见绌。这一批过渡者好比是时代脚手架上的角色。大厦拔地而起的过程，脚手架上的情形是生动活跃的，但最后入住大厦的，岂是些脚手架上的角色？
最后我非常郑重地说：请你以后不要再当着我的面动辄便你们“知青这一代”如何如何，怎样怎样。这一代总体上目前仍是中国最值得同情的人。中国近千万下岗失业的人中，他们占十之六七，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一批科长、处长，一些副局级、局级干部，在“知青一代”中其实少到没有什么代表性可言。
明摆着我们这一代总体上是谁都压迫不着的。
三.“老三届”怎么了？
“老三届”这个名词产生于中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它是当年生活在中国城镇的绝大多数中学生的简称，同时，它也记录了使整个民族心痛的一段历史。
张狂自误的吴振海也罢，翻身落马的朱胜文也罢，企图重塑自我蹈入迷津不能自拔，最终身束法索的“老隋”也罢，家里安装上价值昂贵的最“现代”马桶的王英文也罢，共同组成的一种现象说明——的的确确，轮到我们这一代中某些有了最多、最直接的条件和机会与权、钱接触的人接二连三成为被告了。而他们中，尤其那些原本是普通劳动者的儿子，后来成为令人羡慕和钦佩的佼佼者，再后来忽一日锒铛入狱成为阶下囚的人，着实使我替他们感慨万端，叹息不已，并促我思考于斯。
时代对于他们，起初像“星探”，巡视的目光一旦落在他们身上，他们的命运就改变了，他们就超众了，他们就成官员了，成老板了。而这时赐给他们机会的“星探”变成了“樵夫”，提着利斧，巡弋于他们之间，一旦发现他们被虫所蛀，又会毫不留情地抡起利斧，顷刻将他们砍倒，使他们从此成为枯朽无用之物。
时代的性格就是这样。
一个渐趋法制化的时代的性格尤其就是这样。
它只能以这样的性格保持它的肌体健康。
而他们中那些原本是寻常百姓的儿子的人们，对金钱的诱惑的抵御能力，竟显得那么的薄脆，薄脆得仿佛是糖化玻璃。
诱惑的美丽的陷阱，常常密布于他们周遭。如靓女向他们媚笑飞吻，并信誓旦旦地保证——“原谅”自己一次其实没什么，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权钱的交易好比手淫，最难始于一而止于一。
所以我似乎常听身旁响起砍伐之声，响起“树木”倒地时枝丫折断之声。
环顾周围，我的“情感领地”中，已伐桩列列。
——算来，迄今有十三人被判刑矣！
而其中十一人，从前是寻常百姓之子。
如今又加上了四人。
这真的常使我触目惊心。
由此我又常联想到刘胡兰。
她问刽子手：“下一个是谁？”
答曰：“你！”
又问：“咋个死法？”
答曰：“和他们一样！”
我常做噩梦，梦中自己也那么问，得到同样的回答。
醒来惊出一身冷汗。于是庆幸自己这个寻常百姓的儿子，只不过就是写小说的，不是什么处长、局长，不会有人来贿赂我。
我将我做过的噩梦写出在这儿，以警醒同代人中的处长、局长们。我不讳言，倘若手中也有权，也是那种可与钱进行交换的权，我不见得还有什么资格警醒别人了。但正因我不在权力阶层内，所谓“身在三界外，跃出五行中”，所以才不至于当局者迷，才觉得尤其有发出警醒之啸的义务啊！
我们这一代人中还能出几个主管工商政界的公认的常务副市长呢？
众所周知，哈尔滨市曾出过轰动一时的“飞驰大坑”案。
两亿多元一坑，无疑是中国目前为止最高昂的坑。
此坑的创造者叫刘金彪，一个从海南流窜至哈尔滨的素质、层次皆很低的骗子。
在哈尔滨举行亚冬运动会期间，他向运动会捐款四千万。于是各路媒体热烈报道，被视为“中国大亨”。当然他的钱是从银行骗出来的。一次性捐款四千万，目的是制造声势，再从银行骗出更多的钱。
这骗子曾被国外评为中国“十大首富”，且名列第三。
某日家乡来客，专程请我回哈尔滨为这刘金彪写一本自传。
我说：“不。”
于是对方从提包里取出份报纸，指着说：“你不要怀疑，国外都承认他是中国第三位大亨了。”
我说：“不。”
“那你还是怀疑了？”
我说：“我不怀疑，但不怀疑也不。”
“如果，不愿替他写自传，以他的经历为素材，编一部几十集的电视剧怎么样？”
我说：“不怎么样。”
“他可以预付一部分稿费，甚至可以付美元。”
我说：“这种承诺别人也曾对我表示过，但我只按自己的计划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我想，他们未必真是秉承了骗子刘金彪之意来说服我的。他们那时当然更不可能看清刘金彪是骗子，正如我当时并不怀疑他是“中国排位第三”的“大亨”。事情倒可能是这么精心策划的——先说服我，我答应了，在一份什么合同上签了字，他们再拿着合同去游说刘“大亨”。而只要那刘“大亨”一高兴，拍出几万元，他们的策划不就成功了吗？他们的好处不就大大的了吗？凭他们的三寸不烂之舌，他们似乎会稳操胜券。
这些个大小骗子之所以能在我们的时代如鱼得水，再三得逞，与他们这类人比比皆是的存在不无关系。
如果我当时动心，并且真的编出一部几十集的电视剧全国到处播映着，我又将怎么给全社会一个交代呢？
我恐怕也要经常不断地警醒自己，才不至于忽一日面临和他们一样的“死法”，而终生自悔自恨啊！
商业时代从无序到有序的过渡阶段，乃是“利益”二字最为亢奋的“发情期”。就好比十六七岁的花季是人必经的青春躁动期。这一阶段，金钱发出更加骚态的荷尔蒙气味儿。每一项强制商业纳入规范的法规的出台，都预示着要钻时代的空子更难了，人对金钱的贪婪目的之实现更不容易了。受到这一种预示的刺激，形形色色的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开展得更加频繁、建立得更加纯粹、交换得更加急迫而且更加赤裸裸了。许多人都企图在进入有序之门之前，用快捷又简易的方式，再从无序的天桥上趁最后的混乱获得最后一大笔金钱。哪怕手段是卑鄙的，发的是不义之财也无所顾忌。于是，每个人受到的诱惑都空前地多起来了，大起来了。每个人都有可能足立陷阱边缘而利令智昏，而轻举妄动，而浑然不觉人生险象近在咫尺。
故此篇同样是为你作，是为他作，是为她作，是为己作，是为我们大家而作。
听，一个冷峻的声音仿佛又在问：
“下一个是谁？”
听，时代“樵夫”的利斧，是不是又挥起了风声？
四、是夏娃，更是斯芬克斯——中国性爱启示录
半老不老的女人们的内心里，其实是和少女们一样喜欢读爱情小说的。只不过不喜欢读爱情主角是少女的小说罢了。少女们从爱情小说中间接品咂爱情滋味儿。供她们读，以她们为主角，或者以几年以后的她们为主角的爱情小说多的是。一批一批地在印刷厂赶印着。她们每天读都读不过来。她们对浪漫爱情的幻想后边连着对美好婚姻的幻想。
但是半老不老的女人们和半老不老的男人们内心里所幻想的，直接就是婚外恋。
因为她们和他们，大抵都是已婚者。这样的女人们的内心里，要么不再幻想爱情，要么幻想婚外恋。一旦幻想产生，除了婚外恋，还能是别种样的什么爱情呢？即使结果是离婚又再婚，那“第一章”，也必从婚外恋开始。如果在三十五岁至四十五岁的中国女人们之间进行一次最广泛的社会调查，如果她们发誓一定说真话绝不说假话，那么答案可能是这样的——起码半数以上的她们内心里曾产生过婚外恋幻想。有的经常产生，有的偶尔产生。有的受到外界诱因才产生，诸如读缠绵悱恻的爱情小说，或看过类似的电影、电视剧之后。有的不必受到什么外界诱因也会产生，比如陷于孤独和寂寞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