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冬梅嘟哝：“还要开什么会呀?”
而姐姐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老院长”也朝她望了一眼，目光是复杂得没法儿分析的。
他语调极为凝重地说：“孩子们，现在我向你们宣布——我们已经知道你们的家乡是哪一个省哪一个县了……”
四名三十几年前的红卫兵你看我，我看你，似乎一时都没听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
家乡对于他们，也是家的所在地呀!也是母校的所在地呀!也是有爸爸妈妈生活在那儿的一个县城呀!
在他们失忆了的头脑中，家乡有时是具体的，具体而又模糊。像拍在过期胶卷上的景物。若朝着阳光，或许还能猜辨出拍的是什么。倘洗印到相纸上，结果却只不过是一纸的黑白混沌罢了。阳光乃是他们的人性本能。它只在触景生情触物伤心之际，才将他们因失忆而近乎幽暗的头脑照亮一瞬。而复活以后的每一天里的更多的时候，家乡对于他们只不过是两个汉字，一种概念。那种情况下他们仿佛都是没有家乡的人。仿佛是由一坑水所诞生的水中虫。不，对于水中虫，诞生它们的那一坑水，也意味着是生于斯也将亡于斯的家乡啊!不，不，他们简直是从大气中诞生的一样。好比雪花，好比雨滴，好比冰雹，在某一季节某一种气象条件下，他们就自然而然地诞生了。意识里几乎没有什么可叫做怀念的情愫。仿佛也不是由父母所生养的。仿佛不晓得父母二字与各自有什么相干……
红色惊悸 第二十八章(2)
“老院长”对他们的宣布，如同一柄斧，一下子劈裂了他们失忆的头脑；或一柄凿，一下子将他们失忆的头脑凿出了一个孔。于是人性的“阳光”由外部而不再是由心灵内部照射着他们的意识了。于是家乡竟不再是两个汉字一种概念了，似乎是与他们发生过很密切的联系的地方了。并由此朦胧地感受到了对爸爸妈妈、童年和少年、母校和老师，以及种种模糊的记忆的亲近……
他们各自的眼睛都不由得睁大了。他们的目光也都复杂得没法儿分析。
“老院长”又说：“是的，孩子们，我们已经知道你们的家乡是哪一个省哪一个县了，你们不久就能够还乡了……”
他还想多说几句什么，但分明的又觉得说什么都显得多余了。
于是他退开去缓缓坐下了……
于是有谁拉上了窗帘……
于是投影屏上映出了一座中国三十几年前的，偏远省份某山区县城的面貌。它给人以土气而萎靡不振的印象。街道狭窄。两旁的房舍旧陋不堪，有的甚至东倒西歪。它使人联想到鲁迅许多年以后所见到的“闰土”……
“这是我们的县城！”
首先指着投影屏幕叫起来的是肖冬梅。她居然离开座位，走到前边去，凑得极近地看。仿佛只有那样看，才能看得更清楚似的。而其实不然。
投影屏幕上的画面每隔几分钟变换一次。乔博士特有分寸地把握着时间。当画面没被认出时，他是绝不会变换它。当它正引起惊喜和兴奋，也不会。只有当他觉得一幅画面已成功地对四名失忆者的记忆达到了连续击活的效果，并且他们的记忆在渴求着新的刺激，他才变换它。
“瞧，这不是我们县城那家照相馆吗？我们都在那儿照过相的吧？”
肖冬梅又叫起来。
而姐姐肖冬云大声说：“小妹你躲开，别挡住我们的视线！”
而李建国也忍不住吼道：“你安静点儿，又不是你一个人的家乡！”
当画面一变，李建国竟也情绪失控地站起，激动地指着高叫：“那是县委！看旁边那幢小楼，我家不是就住在二层吗？难道你们都没认出来？……”
投影屏上所呈现的，皆是那一座县城的文史资料馆按请求寄来的
老照片。
“咱们县一中！”
肖冬云的声音。在那一种情况之下，一向文静的她也不禁地一反常态了。
“姐，这是爸爸呀！”
肖冬梅又走到了投影屏前，踮起脚，伸手抚摸着“爸爸”的脸；望着呈现在投影屏上的爸爸的照片，肖冬云顿时泪如泉涌，呜咽而泣……
投影屏上始终没出现与赵卫东有亲密记忆关系的画面。因为他家当年住在县城边儿，县文史资料馆没保存那一条小街的老照片。
灯亮了。窗帘拉开了。
肖冬云姐妹和李建国都流淌着泪水，只有赵卫东显得异常平静。
他问：“我们的家乡现在还是那样吗？”
乔博士告诉他，呈现在投影屏上的全都是三十几年前，甚至更早年代的照片。如今，那县城肯定已经旧貌换新颜了。变化究竟有多大，到时候他们最有发言权……
“什么时候？”
“你们回去的时候啊！”
“我们怎么回去？”
“由民政系统的同志陪你们回去。我们对你们的责任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了。还剩下一部分经费，不但够你们回家乡，还够你们全国各地观光一番。那笔钱，是社会各界关爱你们的人为你们捐的。我们都认为我们一分钱也不能截留，都应该属于你们。”
“老院长”回答得由衷、坦荡而又光明磊落。
赵卫东仍问：“还有一个问题，也许是我所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是不是一旦把我们送回去，就让我们待在那儿了，不再管我们的什么事儿了？”
“老院长”沉吟了一下，低声反问：“你指的是哪些事呢？”
而李建国按捺不住地嚷道：“这算问的什么！先回答我的问题——我父母如今活得怎么样了？”
肖冬梅立刻表态：“同意！这也正是我想首先知道的！”说罢，回头问姐姐：“是吧姐？”
“老院长”也似乎不想正面回答赵卫东的话。起码是不打算在当时的情况之下立即正面回答。从乔博士告诉他当年的红卫兵们的家乡找到了以后，欣慰之余，他内心便继而替他们感到忧伤了。而乔博士接着向他汇报的情况，使他的心里又开始承受着一种压力了。联欢会是他主张举行的。他希望通过欢乐的气氛冲淡必将接踵而来的大悲哀。现在他意识到他对联欢会的效果预期过高了。
他将暗示的目光望向了乔博士。
于是乔博士说：“那么，就由我来宣布关于你们的父母们的情况吧。我是不情愿用‘宣布’这一词的。因为听起来仿佛冷冰冰的。而我一时又想不到另外一个更适当的词。事实上，这是我所充当的最有难度的角色。我却一筹莫展，只有向你们读这一页从你们的家乡电传来的纸上的文字。这上面是这样写的：
“李建国——父亲在1970年，因不堪忍受莫须有之政治罪名下的迫害，自杀身亡。母亲于1984年病故于县民政局办的养老院。哥哥李建宇，现任县电力局局长。
“肖冬云、肖冬梅——父亲在1971年，因不堪忍受反复批斗和人格凌辱，精神分裂，长年沦落街头，死于
车祸。母亲今尚在世，收住于县民政局办的养老院，但已于多年前患老年痴呆症。经认真访寻，认为二姐妹在本县已无直系亲人。
“赵卫东——父病故于1986年；次年母亲病故。一姐一弟仍在本县。姐目前失业在家；弟以摆摊为生。
“……”
乔博士读罢，室内寂静异常。
他又说：“由我来读这页纸，我感到十分遗憾。但我觉得，仍有必要告诉你们这样一点：你们家乡的有关部门，为协助我们了解你们的父母及亲人现在的情况，做了大量细致的访询工作。他们对他们所提供的情况的准确性，是郑重地做了保证的……”
突然地，肖冬云、肖冬梅几乎同时放声恸哭。
紧接着李建国也爸呀妈呀地哀号起来。
“老院长”没劝他们谁。他不知该怎么劝。他默默地离开了会议室。
另外几位“核心”人物也垂下目光相继离去。
乔博士走到肖冬云身旁，将一只手轻轻按在她肩上，真挚地劝道：“三十几年了，人世沧桑，节哀吧，啊。当姐姐的，得比妹妹刚强些，对不？”
见肖冬云一边哭一边点了下头，他也离去了。
只有赵卫东没哭。甚至，也没流泪。他两眼定定地望着雪白的投影屏，仿佛是瞎子，什么都不曾看到过；仿佛是聋子，什么都不曾听到过；也仿佛是哑巴，什么都不曾问过；还仿佛仍是一个失忆人，什么都不曾回想起来。
然而，进入会议室以后，拿在他手里的一个又大又圆的橘子，确乎是被他攥扁了。橘汁顺着他的指缝，一滴又一滴，无声地滴落在红色的地毯上……
那一时刻，他内心究竟想些什么，没人能比较清楚地知道。因为他不曾说过。那成了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秘密。
四名三十几年前的红卫兵，开始了在全中国各大城市的旅游观光。他们最先到达的是天津。在天津逗留了两天，乘一辆中巴沿高速公路到达北京。北京是他们的一个梦。天安门广场曾是他们的精神圣地。曾是他们一心朝拜的红色的“耶路撒冷”。他们在北京观光了一个星期。故宫、颐和园、圆明园、香山、
长城，总之该去的地方都去了。对于他们，北京少了一道他们最为熟知的革命风景。那就是天安门城楼对面，广场两侧“马恩列斯”的巨幅画像，和那句一百年来影响世界的著名口号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使他们都不免觉得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有些孤独。在他们心目中，“马恩列斯”的画像，以及那口号标语，以及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共同组成着首都北京的标志。但对于他们，北京也多了些新的事物。首先自然便是毛主席纪念堂。陪行的民政部门的同志，安排他们瞻仰了毛主席遗容。其次便是一幢幢目不暇接的摩天大厦。他们还在某娱乐城看了一场俄罗斯风情的舞蹈演出。而开演后才知道并非他们以为的什么民族舞蹈，而是几乎全裸的高大又苗条的前苏美女们的艳舞。不过并不低俗。追灯摇曳，红光紫气，流霞溢彩。美女们的艳舞热烈、神秘，
性感、魅力四射迷幻旖旎。两名陪看的民政部门的同志顿觉不安，认为带他们看这类演出是自己们犯的一个严重错误。交头接耳讨论了半天，打算带他们离去。最后统一了态度，决定顺其自然，既来之，则安之，何必太过自责。这一决定显然是明智的。因为四名三十几年前的红卫兵一个个看得目不转睛，如醉如痴。比周围观众鼓掌鼓得更起劲儿。此种情况之下硬将他们拖拽走，似乎也太缺乏理解了……
在工人体育场，两名带队者陪他们看了一位内地当红女歌星的专场演唱。肖冬云得知每张票要200元，主张不要看了。她不便说票价贵，只说自己们不能太奢侈，什么都看。而两名带队者笑了，告诉他们其实也不算贵。说要是想到了下岗工人自然就会觉得奢侈。又说有时候最好就别去想。说前两年，一名是歌星的台湾小女子来北京举行专场演出，头等票价高达2000元哪!而连演三场，场场爆满，总共售出了六万多张票。肖冬云姐妹和李建国直听得瞠目结舌，如听外星之事。缓过神来以后，接票时也就心安理得天经地义了。从此口中再未说过“奢侈”二字。赵卫东对两名带队者一路上的一切安排，都持没有态度的态度。仿佛是一位哑巴君王。仿佛一切高级的待遇，对自己而言，都谈不上什么奢侈或不奢侈。都是不必庸人自扰的事。享受没商量。而在两名带队者方面，不但相互之间每每意见相左，各自内心里也常常矛盾。他们既希望使赵卫东们多看看三十几年来中国的巨大变化，多了解多接触三十几年来尤其近几年来的新事物，又顾虑不少，怕在自己们的安排之下，使赵卫东们看到了不该看到的，接触和了解了不该接触不该了解的。赵卫东在四人中年龄大两岁，他们自然就将他对待为四人中的代表人物，委决不下之时，自然也要首先征求他的意见。而他似乎早已有了一定之规，以没有态度的态度相应付。如果说，在“疗养院”里，他还很在乎他在四人中的代表资格和特殊地位是否如三十几年前一样巩固，一样不可取代，并且更在乎是否被悄悄篡权了；那么自从离开“疗养院”那一天起，他显然已决心彻底放弃自己在四人中的代表资格和特殊地位了。他做这一决定究竟又是缘于怎样的想法，也没有任何人清楚。只有一点，肖冬云姐妹和李建国还有两名带队者是看出来了的——他那样对他是绝对有好处的。因为他只要心安理得充聋作哑地接受别人的周到安排和服务就行了……
肖冬梅对水族馆的浓厚兴趣，在北京获得了最大满足。到了天津，相比之下，她觉得“大姐”家所在的那一座城市，原来算不得多么的繁华。那一座城市的那一条步行街，也不过就是一条禁止车辆通行的街道而已了。到了北京，她就简直觉得那一座比自己的家乡县城大十几倍的城市，只不过是一座毫无特色可言的中等城市罢了。
离开北京以后的路线是西安、南京、上海、杭州、广州、深圳、重庆、成都……
这路线是乔博士、“老院长”及两位民政部门的同志共同制定的。
因为到了西安当然也就意味着离延安很近了。而延安既是当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目的地，也是三十几年前的四名红卫兵的长征的目的地啊!
他们自然去了延安，并且在宝塔前留了影。那些日子延安多雨，延河水很浊，所以他们都没有像在路上打算的那样，扑进延河痛痛快快地游泳。他们只不过在延河边上象征性地洗了洗他们的脚，以画他们夭折于三十几年前的“长征”的句号。他们所住的招待所当天供水系统出了故障。他们晚上没洗成热水澡。而他们早已都习惯了每天晚上洗热水澡。没洗成已是一个大问题了。第二天当两名带队者说要去参观革命圣地的处处窑洞，赵卫东头疼，李建国闹肚子。四人中出了两名病号，那一安排最终取消。两名带队者看出了他俩的心其实在西安，而非延安，顺其愿说——既然不能参观了，待在延安也就没多大意思了，莫如回西安吧!
他们都说是英明的决定。
于是第二天上午就返西安。一路上赵卫东的头也不疼了，李建国也没嚷着停车找地方拉稀……
家乡一旦没了父母没了亲人，甚至也没了是自己家的房子，家乡二字在人心里所能唤起的亲情，以及种种人性反应，也就减少一半了，甚至一多半了。
对于赵卫东们，情况正是这样。否则，他们是会强烈地要求乘飞机直抵家乡所在的省份的。现在，他们的心理恰恰相反。不，肖冬云姐妹俩与赵卫东和李建国的心理还有所不同。因为她们苍老了的母亲还活着。尽管已经痴呆了，她们还是希望早一天见到母亲。但她们又不便声明自己们的愿望。确切地说，是不愿影响赵卫东和李建国旅游观光的兴致。她们都清楚，如此这般有人陪行，有人一路为之安排食宿的事，在四人以后十年的人生中，甚至以后的一生中，都未必再能有第二次了。赵卫东和李建国更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都希望中国更大更大，主要城市更多更多，而回家乡的路线更长更长。李建国和他的哥哥从小感情特好。但既然哥哥已是电力局长了，既然两名带队者告诉他，电力业被叫做“电老虎”，是很有钱的行业，电力局长在哪儿都是坐当地最好的小汽车的局长，他也就对哥哥没了什么牵挂，觉得早一天见到晚一天见到都没区别了。赵卫东的姐姐不是亲姐姐，是继母所生。他的母亲是带着那个姐姐改嫁给他的父亲的。他当时已两岁。之后有了他的弟弟。在父亲、母亲、姐姐和弟弟之间，他一直认为只有父亲才与他有血缘关系。这当然也是一个事实。那么既然父亲已不在了，他就认为自己实际上没有亲人了。他从没觉得他的弟弟值得他亲。正如他的姐姐从没觉得他值得她亲。
事实上这一行人不止六个。而是七个。第七个是胡雪玫。以上那些大城市，胡雪玫当然早就去过。有的城市还不止去过一次。但以前去，或是受邀请演出，或是凑成个“班子”走穴。经济效益第一，没有什么第二。钱一到手，抬脚就走。完全不是旅游的性质。更谈不上观光的雅兴。现在，钱是很挣了一些了。只要不追求豪华的生活，这辈子是够花了。何况，邀请少了，走穴的好年景不再了，于是寂寞之时，每思忖着应该全国各地转转了。旅行社组织的团体旅游，她是连想也不想的。跟随些陌生男女，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那是不能遂她的愿的。结二三良伴成行自己好说，但有几个人能与她一样，不必每天上班，时间全由自己支配呢?
肖冬梅在电话里话语依依不舍地向她告别后，她在电话那端吃吃直笑。
肖冬梅说：“人家心里难受，你还笑!”
她说：“你要告别就告别呀?”
肖冬梅说：“那又能怎么样呢?”
她说：“我跟去!”
肖冬梅说：“肯定不行的呀，带队的人不会为你出路费啊!”
她说：“谁要他们出路费!”
于是她就自费跟随着了。
她当然是冲着肖冬梅才做这一决定的。起初，她还摆谱。肖冬梅们坐硬卧车厢，她坐软卧；肖冬梅们住普通宾馆，她则住二星以上的。后来就觉得没意思了。那算怎么一回事儿呢?长途跟踪的密探似的!于是也坐硬卧车厢了，也住普通宾馆了，乘飞机也不非订头等仓的票了。于是一路上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机会与肖冬梅在一起了。俩人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嘀嘀咕咕又神神秘秘的。肖冬云见她与妹妹之间感情确实已深，也就只有随她俩亲近了。每到一地，照例是肖冬云和妹妹住一个房间。但实际上，更多的晚上是肖冬梅住到胡雪玫的房间里去了。肖冬云呢，索性对妹妹采取无为而治的宽容态度。一路上有胡雪玫的关照，肖冬梅从未丢失过东西，肖冬云倒也乐得不操心了。民政部门的那位女同志姓张，肖冬云们都称她“张阿姨”。“张阿姨”对胡雪玫曾挺排斥，说得严重一点儿曾挺防范。似乎胡雪玫心怀叵测，一路跟随定有不可告人之目的。几天观察下来，觉得她并不像自己怀疑的那样，也就渐渐接受她是一名编外成员的现实了。民政部门那位男同志姓郝，肖冬云们都称他“郝叔叔”。“郝叔叔”五十多岁了，是当年下过乡的老高三，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大学，业已熬成一位处长了，是“张阿姨”的顶头上司。他倒挺喜欢与胡雪玫近乎的。逮着机会就主动搭搭讪讪地聊。而胡雪玫，投其所好，一口一句“郝处长”恭恭敬敬地叫着，哄得他一路上开开心心的，每对她说：“能有幸认识你真是缘分，真是缘分!”胡雪玫则必说：“哪里哪里，我认识郝处长您才是缘分哪!”——她说得特虔诚。而肖冬梅看在眼里，心中暗笑。她知道她的“大姐”那纯粹是虚与委蛇，逢场作戏。
一行人中幸亏多了胡雪玫。否则一路上不定多别扭。李建国与赵卫东之间，已有点儿话不投机半句多了。肖冬云与赵卫东之间，也根本不能恢复从前那种一唱一和，你对我好，我对你更好的关系了。赵卫东是绝对不跟她主动说话的了。仿佛她是不止一次使他戴过绿帽子的不贞的前妻。而肖冬云，显然的总试图修补两人之间的关系，但她的良好愿望却每一次都被他的冷若冰霜彻底抵消。于是她也不怎么爱搭理他了。李建国与肖冬梅之间呢，他心中有“病”，连她看他一眼，他都惴惴不安地赶紧低下头去，哪里还敢多和她说什么呢?趁只有两人单独在一起的当儿，他每做贼心虚地问：“你没事儿吧?”肖冬梅便狠狠瞪他一眼，顿生气恼地说：“你以为你没事儿我就会也没事儿啊?我这方面事儿大了，你等着瞧吧!”结果李建国就会无地自容，躲开唯恐不及。那么只剩下他和肖冬云之间还有些话可说了。但只要四个人同在一起，他也不敢和肖冬云长话短说，怕赵卫东醋意大发。肖冬云亦有同样的顾虑，因而每当李建国与自己说了几句话，她就暗传眼色制止他，四名三十几年前曾同甘共苦过的红卫兵，三十几年后关系无奈地复杂化了。每个人的内心里甚至都觉得，关系不但复杂化了，而且，简直还庸俗化了。连较为正常的关系都不可求了……
这么一种破败了的关系，虽引起过“张阿姨”和“郝处长”的疑惑，但毕竟还不足以成为他们所重视的事。他们以为四名红卫兵各自的性格就那样儿。
“张阿姨”曾问肖冬云：“哎，你们当年一块儿长征时，互相之间话就不多呀？”
肖冬云想了想，肯定地回答：“是的。”
她忍不住又问：“那，你们当年……怎么会商量着一起长征呢？”
肖冬云又想了想，避实就虚地回答：“一言难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