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其实自己当年很对不起老校长。“引蛇出洞”有许多种方式的嘛，是应该很好地讲究一下政治的艺术性嘛。是自己利令智昏，一番发言酿成了一次严重的政治事件，还牵连了老校长，以及十余名学生。这个沉痛的教训是一定要永远铭记的。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
于是两人理解万岁，彼此执手，相向唏嘘不已。
老校长又说，由于他是典型“右派”，他的进京对各方面来讲都是一件慎重之事，所以拖了一年之久才批下来。还说，诸方面对他平反之后的言论表现都是满意的，甚至是欣赏的。这使他不禁暗自庆幸，觉得虽曾引起过许多人的反感，却是值得在言论上那么表现的。
老校长向他透露，将暂且安排他任团委书记。他顾虑自己五十多岁了，其年龄不利于开展工作。老校长说不过是一个过渡。说从前他是自己栽培起来的人，现在还是，更是。说过渡一下之后，对他另有重用。否则会千里迢迢地把他调到北京吗?
最后，老校长语重心长地教诲他，北京毕竟是北京，是中国的思想解放之都。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们的思想，在北京，尤其在重点高校，粉碎“四人帮”后一直表现得极其活跃。知识分子而在北京给人以思想保守、僵化，甚至“左”的面孔，即使被大人物欣赏，那也是较难胜任愉快地肩负重担的。希望他在北京要自己打开思想的窗户，善于接受别人的深刻思想，也要善于使别人明了自己的头脑里究竟有些什么样的称得上是思想的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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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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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诺诺连声，备感对方对自己的关怀。关且，暗觉诚惶诚恐。
他在新角色的职务上谨小慎微地工作了半年之久，那时就快到了一九八六年的年底了。大学生们倒也渐渐接受了他这位五十多岁的、超龄的团委书记。因为他责人宽、克己严的工作作风，还因为他成功地举办了几场很受他们欢迎的文艺活动，校领导们对他的工作成绩也比较肯定，常用“稳健”二字加以评价。而他自己清楚，那一评价得来不易。是以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既定方针”换取的。其实一切人，包括学生们，心里都明镜似的，都断定了他只要再平安无事地工作上几个月，那就注定会高升了。五十多岁的团委书记，是太超常的现象了嘛。有人私下里甚至这么议论：“是为了给予他在学生中充分亮相的时段啊!”
他自己也不弱智，很明白这一点。
却也有人议论他未免将自己的思想包裹得太严密了。说像他这样的人一旦升到高位上，会使别人缺少安全感。说对于将是领导的人，无论红脸白脸，总应该给人们一个明朗的印象。
他妻子那时也调到北京了。以上议论是她转告给他的。如果她只听到一次，就不当成回事儿转告给他了。但她无意中听到了多次。如果他自己不当成回事儿，那么实际上那种议论会自生自灭的。偏他自己当成回事儿了。不但当成回事儿了，而且当成块心病了。毕竟没有过什么能够自如纵横于仕途的丰富经历和宝贵经验，未谙所谓“群众看法”，在提拔问题上往往是可以视为零的。
于是就发生了后来的事：在本校举行的一次大学生辩论赛的总结大会上，他又说了一番不合时宜的话。辩题是如何看待当代大学生的政治使命感和政治责任感。正方的论点是要大力弘扬“五四”精神和传统。结果自然是正方胜。
他却在总结中坦言：倘他是一位评委，他的一票，将会投给反方。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看来，当代中国大学生们，昨天还只不过是邻家的男孩女孩，高考幸运中第，摇身一变就都是大学生了。从校门到校门，其单纯程度，仍是昨天邻家那个男孩女孩。而“政治这头怪物”，越来越需要高超的驾驭艺术了。守着宿舍门后的一堆多日无人清除的垃圾，闻着它散发的腐味儿和臭气而卧谈什么“铁肩担道义”，实在是很滑稽可笑的。倘无自知之明，政治热忱被廉价利用，那是很可悲的……
他引用了胡适的话——主张大学生们应首先对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打理好自己的人生，再谈国家命运不迟……
他批判了“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说中国当代青年的高考比例才百分之几，如此要求一名青年是不适当的……
他调侃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说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天下兴亡，责任全在政治家军事家们，不在普通百姓。若真要尽天下兴亡之责，那也要先成为政治家或军事家……
他最后强调，归根结底，一言以蔽之，他主张中国当代大学生们少谈点主义，多务实点儿学业；离政治远些，离人生近些……
自然的，他也以自己作了现身说法。
那是他的又一次真诚发言。倘非指责他的真诚有什么杂质的话，那也不过就是——他当众从他的头脑中往外掏出了自己的真实思想，求最明朗的一种思想亮相的效果，试图改变某些人认为他未免将自己的思想包裹得太严密的印象。
适得其反，又一次祸从口出。
大学生们对他的总结反应强烈。不过是逆反应的。一九八六年，正是中国大学里思想这东西空前泡沫化的年代。中国当代之大学生们似乎都认为，中国兴亡，舍我辈其谁?他的总结触疼了当代大学生们的娇嫩自尊心，于是招致了“文革”年代似的大字报小字报的种种质疑。名曰质疑，等于“笔伐”。也触怒了方方面面的上级。不，岂止是触怒，简直是使他们震怒了。突出政治之流弊依然在大学校园里四处作祟，他被认为是直接挑战大学里的马列主义“政治主权”。那时已经重新评定过职称了，大学里出现了又一茬副教授和教授们。他们中教政治的强烈抗议道：“那我们集体下岗扫马路去吧!”而上级则指示追查背景。
“还把胡适搬出来了!胡适算什么东西!”那时的左派人士们开始对他的历史进行调查，一心想搞清楚他年轻那会儿曾与胡适有何种关系，何种往来。
他出示了一本胡适的文选向他们请教：胡适的书既然已经在国内解禁出版，公开引用几句胡适的话何罪之有?
结果就更使对方们不肯善罢甘休。他们说书的内容有好有坏，有对有错，有进步有反动!解禁了胡适的书，并不意味着连胡适的一切思想言论也都成了金科玉律，可以当作正面的思想营养灌输给大学生们了……
他们四处投信告他。
他在日记中如此评述自己遭遇到的这一件事——看来在中国，还是将自己的真实思想严密地包裹起来的好。或者，根本没有思想可言更好。因为，我觉得留给个人思想的自由空间只不过是一条夹缝啊。那么，除非思想本身是扁的。否则，它总归会显得“面目狰狞”。从夹缝中硬挤着生长出来的思想，看去不可能不是奇形怪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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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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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犯起倔来。顶着压力拒不检讨，拒不认错。
在这件事上，他当年的老校长不再“对不起”他了，而是“见义勇为”，像一位老斗士似的护着他。虽然后者此前一生不曾是过什么斗士。
当年的老校长也四处写信，替他争鸣，替他不平。在信中，对于某些人，甚至连“党棍”之类的话都写上了……
老校长某夜猝死于脑溢血。
当追悼会结束了，连死者亲属也含悲离去以后，他才抢在尸体转移之前独自出现。
他深鞠三躬，放下一束花，泪流满面。他觉得，自己丧失了这世上惟一颇能正确看待自己的人。此人赏识他、栽培他，也使他成了“右派”。好比家庭主妇由于很喜欢一只盘子，擦拭的时候太仔细了，反而失手摔裂了“它”。
那时刻恩与怨交织心头，转身时心头却完全被一片感恩戴德之情所笼罩。
他被免职了。
“过渡时期”凝固在他的人生中了。
指日可待的职位，因他人生的又一次下沉，化为泡影。
他并不掌握一门专业足以开课授学，自然也没有资格参与职称评定，只有到图书馆去当了一名老图书管理员。
三年后，他退休了。斯时已是九十年代。仍没职称，套了一个行政正处待遇。别人认为他应感到安慰，他自己则对自己的人生感到了空前的悲哀。只有退休了的人，才会切身领教到那一种欲说还休的人生况味……
一个退休之人，自然也就再没那么多会可参加，再没什么言可发了。
然而他的名字，却在多次会议上，由别人之口提到着。因为中国发生了那场震惊世界的大事件，而其导火索首先是在大学里引燃的。于是许多人开始重估他三年前的言论，认为非但一点儿都不错，而且简直正确极了。简直有先见之明!大学生不勤奋于学业，搞的哪门子政治呢?倘三年前不批他，不免他的职，进而将他当成稀有动物保护一下，使他那种比胡适还明智的言论得以作为一种别样的声音合理合法地存在，并且合理合法地扩大其影响，后来大学里的情形是否会不太一样呢?
当然，也只不过是一种重估，一种事后的推断。
他得知别人如何发挥他三年前的观点引用他三年前的话，苦笑而已。
不知怎么一来他这个人连些外国记者们也知道了，于是请求采访。
反正已经退休了，他想谈点儿自己对于中国的真感觉了，爽然应允。
结果他的名字居然在国外见了报，被称为当代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
而我认识他，则是网络时代来临以后的事。我是从不上网的，至今没换笔。家中为儿子买电脑已近十年了，我只有在擦灰时才拿起过鼠标。对电脑显示器后面的种种热闹，我几乎一无所知，毫无兴趣。网络之对于我，即使化成美女，也诱惑不了我。我当然也听说过网上有些很无忌的言论。仅就我听说过的而言，不太谦虚地讲，我觉得还没有什么超出我的思想半径的内容，也没有什么超出了北京一名出租汽车司机的见解水平的思想。见解装在自己头脑里是一回事儿，贴到网上是另一回事儿。我承认网络之相对于中国，具有早期“海德公园”的意义。所以我对网络其实不是反感，只不过是拒绝罢了。
某日家中来了一位友人，对我大谈网上政治，频频提到柳。
我问柳是谁?
友人故作愕异：怎么?你不知道?他可是网上大名鼎鼎的“新左派知识分子”呀!
遂向我宣传柳在网上的种种言论。
我听了半天，说那些言论一点儿也不新鲜啊。近二十年，中国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不是就没断了谈来谈去吗?
友人就觉得我老了，对什么都不敏感了。而且，越变越寡味了。
他说他要给我寄几篇柳的文章来，为了激活我的头脑。
果然寄来了。都是从网上下载的。
我认真拜读了，仍未读出有什么思想的高明之处，而且觉得文字很糙。从我这方面讲，近年对于思想有了别种认识。那就是——只有预见于现象之前的才算思想。滞后的只不过是思维。思维人人都会，从现实生活中到网上，人人都在整天进行着。然而思想，在中国，太少了。所以我有自知之明，已变得逃避思想二字惟恐不及，恐偏向思想使人生厌……
友人又来了，怂恿我去拜见网上的“新左派知识分子”。
我说，人家自己的文章里明明写着，人家只想做“自由知识分子”的呀!你们干吗非另封人家不可呢?
友人说，那不管。网上有网上的封法。网上封谁是什么，谁不愿接受也不行。
我脱口道：那么，网上真他妈的。
拗不过友人，只好跟随其去。
结果一见到柳，就喜欢上了他。他实在是一位又睿智又幽默的老人。可叹，像他那样一个人，只有退了休以后，才渐渐觉醒了基因里的本真性情。
他说，电脑之对于他，如布娃娃之对于小女孩儿。说小女孩儿在父母面前，或取悦，或乞宠，或撕娇，或任性，那都是转着小心眼儿，有获得的企图的。而布娃娃却给予不了小女孩儿什么，所以她每对布娃娃才喃喃自语地说真话……
谈到“新左派知识分子”之称号，他说，在网上他又不是那个称号了，是“新保守派知识分子”了。说网上是风云变幻的，一天刮左风，一天刮右风。在现实生活中感到失落的知识分子，或欲望难以得到满足的知识分子，才到网上去证明自己，膨胀自己。他说，当然，这一点主要体现于“网上政治家”和“网上思想家”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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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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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边说，手指一边敲点键盘，调出一些与自己相关的内容并指给我们看：“瞧，这儿怎么说我的!瞧我又不是‘新保守派知识分子’了，是‘帮闲知识分子’了!再瞧这儿，咦，我怎么又成了‘温和的持不同政见主义者’了呢?真是乱戴帽子!”
言罢朗笑。笑得开心不已。
他说，他的网上文章已开始被些小报小刊转载了。仅当月，已有数笔稿酬寄来。从电脑桌的抽屉里取出一个小本，翻开看了一会儿，得意地说：“比上月多了两笔稿酬，加起来近八百元了，不少吧?我迷网络，不只是因为寂寞，也是要为稻粱谋啊!”
他既然在网上已是一个人物了，在现实生活中，也便相应地引起点关注了，又常被邀请开些什么不三不四的会了。
“我不喜欢开会，不喜欢在会上发言，但如果给出场费，有时我也去。我挺喜欢钱的。钱能提高我和老伴的生活水平啊!”
他坦诚得可爱。
后来我在一次会上见到了他。主持人介绍他时，称他是“著名的网络杂评家”。他并不作谦虚状，俨然自居始终。散会后他邀我一块儿逛书城，在社科类书架前，我们同时发现了费孝通先生的一排数卷文集，书出得很大气。他用手抚摸着书脊，像盲人的指抚摸琴键。那时他表情肃然，继而怆然……
离开书城，他一路沉默。分手时，才问我：“你知道吗?费先生七八十岁时，还在身体力行地搞社会调查，孜孜不倦地又写了几百万字……”
我点头表示知道。
他长叹道：“中国社会学后继乏人啊!本来，我也可以成为社会学家的。起码，是可以成为社会学者的啊!我……不说了，再见!”
他话一结束，转身大步而去。那是冬季的一天，很冷，刮着四五级寒风。望着老人的背影顶着寒风渐远，我心一片惆怅……
他是伏在电脑桌上死去的。
他不知怎么卷入了网上些个臭名昭著的最下三烂的人们精心策划的一个最下三烂的“话题”的——相互谩骂的漩涡。网上没大小，先是他被“网虫”们骂，终于没了七十三岁老人的涵养和风范，于是回骂，于是遭到更侮辱其人格的谩骂……
电脑显示器上闪烁着他敲出的最后三个字是：“我认为……”
而下面一串是别人谩骂他的话：
“老丫挺的，回家玩你那老××去!……”
污言秽语，不一而足。
而那网站的站名却是“公众发言”。
真无法理解，他怎么还那么爱发言呢?
七十三岁了，终于可做一个不必再发言的中国人，为什么偏不呢?
他老伴发现时，他的身体已经硬了，凉了……
在他的日记中，有一大段关于中国人之发言的体会，读来颇发人深省——“中国国也大，人也众，会也多，尤数知识分子，一生不曾作会上发言者几人?或主动，或被动，或表态，或议事，一生不曾因发言而影响人生者几人?人有竟因擅长发言而交佳运，而红而紫。虽德俗才庸，却扶摇直上。有人竟因直抒己见而厄运临头，连遭坎坷。虽光明磊落，却被归另册。于是虚与委蛇之风渐长，假话空话套话盛行。此弊习沿袭至今，败坏知识分子品格，毒害下一代青年。予每见青年会上发言慷慷慨慨，浮词连篇，会下撇唇戏曰：‘假作真时真亦假，何妨假，莫如假’，周身发寒。想予也曾奉此鄙律权当经验，羞不欲生，愧几欲死。呜呼，名堂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呜呼，发言几时真?表态何须频?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读之，我心愀然，愀愀然。
某日复读时，友人打来电话，吞吐相告：“我被撤职了。”
问何过之有?
答曰：“因为一次发言，其实，那又不是我的真……”
于是絮絮叨叨，痛说委屈。
我耳一阵内鸣，顿觉头大。
我没听完就放下了电话——不真你还发的什么言?!
噫!中国，还我真话语来!还我真文字来!还我真见解来!还我真观点来!还我人之真思想真态度真性情真襟怀来!……
还我!
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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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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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妹妹未降生，爷爷在世，老得无法行动了，整天躺在炕上咳嗽不止，但还很能吃。全家七口人高效率的消化系统，仅靠吮咂一个三级抹灰工的汗水。用母亲的话说，全家天天都在“吃”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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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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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父亲，我写下这篇忠实的文字，为一个由农民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树碑立传”，也为一个儿子保存将来献给儿子的记忆……
小时候，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严厉的一家之主，绝对权威，靠出卖体力供我吃穿的人，恩人，令我惧怕的人。
父亲板起脸，母亲和我们弟兄四个，就忐忑不安，如对大风暴有感应的鸟儿。
父亲难得心里高兴，表情开朗。
那时妹妹未降生，爷爷在世，老得无法行动了，整天躺在炕上咳嗽不止，但还很能吃。全家七口人高效率的消化系统，仅靠吮咂一个三级抹灰工的汗水。用母亲的话说，全家天天都在“吃”父亲。
父亲是个刚强的山东汉子，从不抱怨生活，也不叹气。父亲板着脸任我们“吃”他。父亲的生活原则——万事不求人。邻居说我们家：“房顶开门，屋地打井。”
我常常祈祷，希望父亲也抱怨点什么，也唉声叹气。因为我听邻居一位会算命的老太太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人胸中一口气。”按照我的天真幼稚的想法，父亲如果能唉声叹气，则会少发脾气了。
父亲就是不肯唉声叹气。
这大概是父亲的“命”所决定的吧?真很不幸!我替父亲感到不幸，也替全家感到不幸。但父亲发脾气的时候，我却非常能谅解他，甚至同情他。一个人对自己的“命”是没办法的。别人对这个人的“命”也是没办法的。何况我们天天在“吃”父亲，难道还不允许天天被我们“吃”的人对我们发点脾气吗?
父亲第一次对我发脾气，就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一个惯于欺负弱小的大孩子，用碎玻璃在我刚穿到身上的新衣服背后划了两道口子。父亲不容我分说，狠狠打了我一记耳光。我没哭，没敢哭，却委屈极了，三天没说话。在拥挤着七口人的不足十六平方米的空间内，生活绝不会因为四个孩子中的一个三天没说话而变得异常的。全家都没注意我三天没说话。
第四天，在学校，在课堂，老师点名，要我站起来读课文。那是一篇我早已读熟了的课文。我站起来后，许久未开口。老师急了，同学们也急了。老师和同学，都用焦急的目光看着我，教室的最后一排，坐着七八位外校的听课老师。
我不是不想读。我不是存心要使我的班级丢尽荣誉。我是读不出来。读不出课文题目的第一个字。我心里比我的老师，比我的同学们还焦急。
“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不开口读?”老师生气了，脸都气红了。
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从此我们小学二年级三班，少了一名老师喜爱的“领读生”，多了一个“结巴磕子”，我也从此失掉了一个孩子的自尊心……
我的口吃，直至上中学以后，才自我矫正过来。我变成了一个说话慢言慢语的人。有人因此把我看得很“成熟”，有人因此把我看得“胸有城府”。而在需要“据理力争”的时候，我往往成了一个“结巴磕子”，或是一个“理屈词穷”者。父亲从来也没对我表示过歉意。因为他从来也没将他打我那一耳光和我以后的口吃联系在一起……
爷爷的脾气也特火暴。父亲发怒时，爷爷不开骂，便很值得我们庆幸了。
值得庆幸的时候不多。
母亲属羊，像只羊那么驯服，完全被父亲所“统治”。如若反过来，我相信对我们几个孩子是有益处的。因为母亲是一位农村私塾先生的女儿，颇识一点文字。遗憾的是，在家庭中，父亲的自我意识，起码比“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条理论早形成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