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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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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替他辩解了几句。说后果尽管很严重，政治影响尽管很恶劣，但显然不是由于他的思想反动而导致的。他是我们多年培养起来的党外政治干部。良马宝驹也有偶尔失蹄之时，对他应予原谅。替他辩解的人是那些一向欣赏他器重他栽培他的人。他是按照他们的指示“引蛇出洞”的。但有更多的人反对那些人。更多的后者们义愤填膺地说，如果连他的刻毒言论都不算“右派言论”，那么已经内定了的“右派分子”，则都不该戴上“右派”的帽子了!分明的，他们落井下石，火上浇油，欲将他置于绝境而后快。他们或是因与他素有积怨，或是嫉妒他的得宠，或是觊觎他的职位急于取而代之。替他辩解的人们，惟恐自己也受牵连，岂敢声明他所以公开发表那样的言论，其实是领会了他们的旨意?他们既不敢承担一点点责任，在打算彻底毁了他的人们的凌厉声讨中，替他所进行的辩解就不那么理直气壮。甚而显得顾虑重重，含糊其辞欲言又止。
正讨论着，上边来了电话，大意是——像柳某某这样一个人，受党器重，受党栽培，受党信任，并不论资格委以重任，却公开跳将出来反苏反党，具有很深刻的反面教科书反面教员的现实意义。反苏即反共，这是一个鲜明的立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柳某某够得上是一个典型了……
于是讨论没必要再进行下去。
可想而知，当柳被宣布为“右派分子”时，他是多么震惊多么不解多么委屈多么心不能服。然而无论他怎样，都已不能改变他的命运。
因为他又是一个典型了。
像当年他由一次发言而出乎意外地成了一个典型一样。
更令他震惊的是，他以为他的下场一定会引起广泛同情，却不料顿时陷入了口诛笔伐的汪洋大海。没人同情他。他不知所措到了极点。
正应了那句话——墙倒众人推。
他斯时才痛心疾首地意识到，原来不少人都盼着他有此日。
而未婚妻“大义灭亲”、“深层揭批”，使他的命运更加雪上加霜。
不过，他虔诚地配合形势“引蛇出洞”之目的确乎达到了——另有十余名学生与他同时划为“右派”——那些不但贴大字报支持他的发言，且对苏联专家无礼冒犯的学生。
“反右”之战果由而扩大了。
不久他被发配到农场去接受改造。与他同时划为“右派”的十余名学生们，并不因而与他同“病”相怜，惺惺相惜。不，他们非但不那样，还恨他。因为在他们想来，自己是做了他的政治殉葬者。都是大学生，谁也不弱智。后来他们相互一沟通一启发，全明白了。于是对他的恨膨胀了十分。有天晚上他们将他骗到野地里，狠揍了他一顿。连几名女学生也对他动了拳脚。他们解恨散去以后，他在野地里大哭。那时西北风呼呼地刮，像牛吼。几名女生啐他的唾沫，在他脸上冻成满脸冰斑。斯时状况，可用四句诗来形容——“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
以后几年内，那些学生们陆续“摘帽”，陆续分配工作，陆续离开劳改地。当最后一名学生离开时，他对人家竟那么依依不舍。因为有他们在，虽然都是“右派”，虽然在他这方面姿态卑下，时时处处多赔小心，惟恐惹他们烦而遭呵斥，但——毕竟他是在一个小群体里。他不知只剩他一个人了，孤独又漫长无期的岁月该怎样打发，以及命运还会怎样地惩罚他。
他的依依不舍感动了人家。
人家分手时说：“老师，您珍重啊。我也没什么送您留作纪念的，就送您一句话吧!”
那句话是——口是祸之门，舌是斩身刀。
冯梦龙小说中的一句话。
人家的心地是很良善的。然而在他听来，却似乎包含着显明的讽刺意味——因为他的口几乎仅是饮食之“门”了，因为他的舌几乎仅有品味之功能了。一则劳改条例严厉限制着“右派”的言论自由；二则既已为“右派”，心里谨慎，自己束缚着自己说话的欲念。他已差不多变成一个准哑人了。
其实他也有早些摘掉“右派”帽子的可能。只要他虔诚地表示认罪。那十几名学生，便是因为认罪态度好，而被陆续“宽大处理”的。偏他几年内没悟明白过来。不断地这里那里写信申述自己的无辜。等那劳改地就剩他一个“右派”了，等他终于悟明白过来了，晚了。不能全部摘帽。全都摘帽运动不是白搞了吗?他是“右派”典型，既为典型，自己想不是——休想。典型那就是要永远起典型的作用，无论正面的还是反面的。
当“右派”不再是一个小小的集中的群体，而是单独的一个人的时候，其命运大抵有两种——或者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监督的眼渐渐疲惫了，最终接受了他也只不过是一个人，忽略了他是“另类”；或者因为在某环境中的独一无二，更加成为众矢之的，每逢有政治的戏剧上演，便成为“反角明星”，以衬托别人的正面形象。前一种命运的幸运往往体现在民间，如具体的一个偏远的乡村，一个小镇的社区，或一个人数不多，以女性为主体的手工业半手工业小厂。政治的风尾即使也每每刮到那里，然而一般不会成为民间的主要生活情节。又由于民间对于有较高文化之人，仍保持着几千年以来的传统的敬意，故“右派分子”在那些地方受到的歧视要小些，受到的伤害也要少些。而第二种命运的不幸，往往体现在大农场、大企业，以男性为主体的大群体。由于那些地方大，政治之风刮到那里时仍正强劲，而它们的领导的级别也高。他们对政治之风的迎送方式，每习惯于搞轰轰烈烈。而且由于那些地方大中小知识分子成堆，亦不乏知识分子出身的政治干部或技术干部。知识分子对以自己的同类为靶子来证明自己政治立场的坚定，尤其没有什么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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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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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是不幸的。他被一次次押遣转移，由较小的地方押遣到较大的地方、更大的地方。哪里的政治空气被认为浓度不够，他便被押遣到哪里去。而他一被押遣到哪里，哪里的政治空气就活跃了。好比养鱼的人，见哪一塘鱼欠生动，放一尾狗鱼进去，别的鱼们就游得欢了。他的典型性，似乎具有可持续的价值。
二十二年中，据柳自己说，他至少被批斗了四五百次。在“文革”十年中，更是几乎天天被批被斗。倘几名中专毕业的青年技工午休时间闲得慌，胡乱批斗他一通则就解了闷了。在“文革”十年中，有些大单位是禁止午休时下棋打扑克的。于是批斗他等于下一盘棋，或打几轮扑克。
据柳自己说，二十二年间，很是有一些人，因批判他而提高了写批判文章的才华，而提高了发言的思想水平。连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发生了边境武装冲突，批判者也能与他这名“右派分子”联系起来，认为他当年在不足论道的鸡零狗碎的小事上伪装“反苏”，其目的无非想麻痹人们，使人们对苏联的认识由而不能着眼于修正主义的本质。是“小骂大帮忙”的伎俩……
据柳自己说，二十二年间，不少人由他而提高了写批判文章的才华，而提高了发言的思想水平，于是和他自己当年一样，引起关注，被赏识，继而由工人而班组长，而入党，而车间主任什么的。也有人被抽调到写作班子里去，成了政治宣传员，继而成了脱产的政治宣传小干部……
他的话给我这么一种印象，当年的他仿佛是一块靶子，许多人可以通过射击他而训练成射击能手。又仿佛一具活尸，许多人可以通过解剖他转行当政治“外科医生”……
据柳自己讲，一九七九年他获平反，调回原大学的途中，受到了某县一位副县长的数日款待。原来对方也曾是“射击”他的能手，解剖他的行家，官运由而亨通。更令他哭笑不得的是，对方还因为经常写批判他的大字报，大标语，而竟成了该县书法家协会的会长。并且，果然写得一手好书法。起码在他看来是那样。他临行之际，人家赠他条幅，上书八字乃是——“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是老子的话。
在文言，“中”通“冲”。“不如守中”，意谓不如默默保持虚静，压制冲动。
二十二年如梦魇，柳悄无声息地回到他曾任过宣传部长的那所大学。有一位“平反办公室”的女工作人员接待了他，安排他在校招待所住下。那女同志四十余岁，对他的接待态度客气而又周到。请他不必着急“平反”以后的具体事项，安安心心地休息一段时间为好，若有什么要求来日方长。那些日子，相比于二十二年，使他感到幸福无比。终日无所事事，睡到十点钟才起也没人干涉，仿佛神仙过的日子。其寂然回归，直可用“神出鬼没”四字形容，很有那么点儿重新“潜伏”下来的意味儿。最初的日子，吃饱便睡，醒了又吃，吃了再睡。二十二年间，他的身体感到严重亏损的似乎更是睡眠，大脑不失时机地，强烈反射着一种急需补足的本能。一个星期后才开始在校园里各处转转，走走。一切都还是从前的样子。只不过树老了，楼旧了，路多了几条，看见的都是生面孔了。别人不知他是谁，他也认不得别人。即使从前的同事或上下级擦肩而过，竟也不能相互引起注意……
终于他被那位女同志通知去开会了。一次，两次，数次，都是关于肃清“文革”流毒，促进思想解放的讨论。他早早地去，坐在一个角落里，心中牢记着当年他那名学生送给他的话，以及那位副县长赠他的条幅，自封其口，自缄其舌。
有次参加会议的多是年轻人，有学生代表，也有三四十岁的教师，一名学生发言曰：“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社会主义之中国，好比一口大锅，一幢大厦，锅已裂纹道道，厦已东倒西歪。莫如趁着思想解放的热情高涨，一举砸碎之，推倒之，从头再来一遍!好比用橡皮将纸上杂乱的铅痕擦尽，使之重是一张白纸，重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正是“拨乱反正”年代，青年人口无遮掩，一旦亢奋，过激言论时有发生。主持会议的人即使不以为然，一般却也不太会当成件严重的事。
但那一次会情况有所不同。各方各面为上级收集政治思想动向的人士隐坐四角。主持会议的人是预知这一点的。脸色一时就特别的难看。想予以批驳，一时组织不成一番有力的话语；而一味保持沉默，又几乎等于怂恿……
这当儿就见有人站起来说：“我也要发言。”
站起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柳。
主持会议的人不认识他，惟恐他再说出什么不像话的话，灵机一动，宣布休息几分钟。
不料他坚持道：“我请求此刻发言，过会儿我也许不愿开口了!”
他脸发红，唇发抖，特别激动的样子。
有些人似乎成心要使主持会议的人更不自在，大鼓其掌。
主持会议的人只得同意他发言。
他大声道：“同志们啊，我曾是一名右派分子，我被改造了二十二年啊!我现在终于又和你们一样有公开发言的权利了，又有称大家同志的资格了!我想说，什么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那就是无怨无悔地爱国的胸怀啊!刚才那位同学不是说，社会主义这口大锅已经裂纹道道了吗?那我们就要像能工巧匠一样，仔仔细细地把它锔好啊!社会主义这幢大厦即使真的已东倒西歪，那我们就要像希腊神话中的巨人一样，用我们的脊背将它抵正抵稳啊!倘需要，那我们就要心甘情愿地化作石柱，永永远远地支撑在那里啊!这就是我，一名被改造了二十二年的典型右派分子，对我们的祖国母亲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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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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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他抑扬顿挫、情感充沛地朗诵了几句诗：
无论这样，
还是那样，
我的国啊，
我爱你!
无论贫穷，
还是富裕，
我的国啊，
我爱你!
……
他的发言具有一种厚积薄发的、如泉喷涌般的感染效果。一个命运浮沉与发言这种“中国特色”之事结下难解之缘的人，在你方言罢我开口的热烈的发言气氛中，那是很难做到坚决地不发言的。其发言的冲动不被激活反而显得太不正常了。
他还没来得及坐下，主持会议的人也已站了起来。
主持会议的人向他伸出一只手说：“老同志，受了委屈的老同志，让我握住您的手……”
他有点儿懵懂地向对方伸出了一只手。
他的手立即被对方的两只手紧紧握住。
对方噙泪说：“老同志啊，现在，‘我代表党’这句话，已经不是哪个级别的党的领导者都可以随便说的了。但我还是想说这句话。我是新任的党委书记。老同志啊，我代表党感谢您的一番发言，感谢您的一片忠诚!”
他的泪水也顿时夺眶而出。
校党委书记对他的感激是真诚的。因为他的发言及时拨正了讨论的思想方向，使自己由两难之境得以摆脱。
一片肃静。
无数双眼呆呆地望着他们。
一名女学生代表情不自禁地小声说：“哎呀，哎呀……”
在多数情况下，不知说什么好的人都会这样。
她已无法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
而紧接着一阵掌声淹没了她的“哎呀”……
晚上，负责接待他的女同志到招待所看望他，极欣慰地告诉他，他那番发言在校园里反响十分强烈。仿佛，也是她的一份荣耀。并且，陪他吃了晚饭。饭桌上试探地问他对安排工作有什么想法?
他说，无条件地服从。
柳曾对我说，他当时那番发言，百分之百地真诚。他头脑里就是那么想的。终于被平反了，他内心里充满了一种梦幻般的、急于表达喜悦的激情。而那一种激情渴望进行一次正当的喷发。
我，则百分之百地相信他的真诚。
在他浑然不知的情况下，他那次发言，被打印在各种汇报材料里和“内参”里、文件里。他的名字又一次成了一个典型人物的名字。
不久，他官复原职。
又不久，他和那位女同志结婚。她丈夫在“文革”中被迫害而死。她是化学系“文革”前的讲师，临时抽调到“平反办公室”的。但是她却坚持认为他们的缘分是物理性质的，是“完全非弹性碰撞”的结果。而物体相碰后不再分离，并以同一速度运动，是以最大的运动能损失为前提的。他明白她指的是她将为婚姻损失事业上的追求——都四十多岁了，才是讲师。十余年没评教授了。不发愤图强，纵然又开始评了，岂能轮到她的份儿?而发愤图强吧，她又不忍使这个五十来岁才结婚的男人，仿佛只有一位象征性的妻子……
他终于又可以昂着头出现在校园的任何地方了。他的经历开始在校园里传播。以前从未听说过他名字的人，开始将他的名字和校级领导们的名字排在一起记住。二十二年前对他落井下石的人，远远望见他绕路而行了。他们中有的“文革”十年也在劫难逃地成了挨整的对象，而有的成了“三种人”。
他又必得在大会小会上发言了。他牢记二十二年前的教训，一句自认为不合时宜的话也不说，仅仅宣讲他的忠诚，和无怨无悔。这两点在中国这个国家里，几乎永远都是求大于供的。因而几乎永远都是紧俏的。相对于政治，好比是敬灶的麦芽糖。所以，他又成了一位被到处邀请的明星。然而毕竟的，中国的一只脚已进入了思想解放的时代。人们在感动于忠诚之后，还急需听到反思。
他不是完全没有反思。
不，他是有的。
却发誓除了对他的妻子，再也不对任何人说了，更不在任何会上公开说了。
他死了以后，由于我对他的丧事尽了点儿不足论道的操办之力，他老伴出于报答，将他的一本日记当作纪念物送给了我。
他的日记中有这么一段话：“其实，二十二年的改造，使我对于中国这一个国家的政治的认识，有着比别人较深刻的体会。但是我已决定将我的体会带到火葬场去。连对她，也是大可不必说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面对眼前的生活实惠，我须变得聪明。我的人生已再经不起一次惩罚了……”
我想，他日记中那个“她”，显然是指他的妻子。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显然指二十二年前他曾被就要成为他妻子的女人在关键时刻出卖了那一件事。那一件事竟成他刻骨铭心的教训耿耿于怀，是我怎么也不曾料到的。
我曾在电话里问他的老伴，从头到尾看过他的日记没有?
她说连翻也没翻一下，不愿翻。
我的心情这才替他觉得稍安。否则，我认为那段话对她太欠公平了。
我甚至认为，官复原职之后的他，其发言、其报告，忠诚的成分是大打折扣的。那只不过是一次次重复性质的表态罢了。他所以一次次不厌其烦地、一厢情愿地那样，显然是心有余悸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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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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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充分理解他的心有余悸。怀着大的悲悯来理解。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他。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若希望一切人都理解自己，是完全没有什么道理的。
他当年却还不能认识这一寻常的连摆摊卖菜的农妇都明白的普遍规律。在他想来，自己被改造了二十二年，仅凭这一点，仅仅出于同情，听他发言，听他作报告的人们，也是应该给他以掌声的啊。
然而后来，他的发言，他的报告，实际上多次遭到了嘘声。
人们希望听到的，他只字不说；人们听腻歪了的，他一次次尽说尽说。真诚既已大打折扣，那就不能怪别人们听出来了。总不该要求别人们降低智商而欢迎他迎合他啊。
于是他渐渐地由明星变成了一个令别人反感的人。
他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企图打消别人对他的反感。
在发言中和报告中，他开始不失时机地替自己进行含蓄的或迫切的解释、辩白。
于是在别人们看来，他越发地善于表演了。于是在别人们听来，他的发言有了自我粉饰的色彩。许许多多的人们，一提到他的名字，开始大撇其嘴了。他们不但开始认为他虚伪，而且开始认为他骨子里其实真是很左的了。这既是一个事实，也很难怪他。毕竟，他与没有过他那种可悲经历的人之间，有着二十二年的隔膜。二十二年后他的思维方式几乎仍停留在当年，而普遍的中国人们，尤其普遍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思维方式已经进行过多次重大的调整了。
他因而苦闷异常。
他的苦闷像霉斑，一处处发生在他那一时期的日记里。
然而又一次被角色化了的他，却一筹莫展，无计可施。只有暗暗地苦闷而已。
他的工作状态，由最初时期的意气风发感觉良好，而每况愈下渐渐丧失了主观能动性。后来则有那么点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了。
到了一九八五年，在一次换届中，他的职务由正而副被人取代。仍为他安排副职，乃体现着校方对他的厚爱。
他的自尊心严重受挫，整天地有些无精打采起来。被“改造”时，他的梦想仅仅是有一天摘掉“右派”帽子；刚刚平反时，他的梦想仅仅是人们尽快忘记他曾是“右派”那档子事。他原以为自己对人生的要求已降低到了最低点，却不料人的愿望是习惯于从最低点向上逐渐攀升的。他既是人，遂发现自己也不例外。在校总机机房里，部长的姓名是列在校领导一栏的，而副部长则不，并且没有单独的一间办公室专用的一台电话了。他原以为自己其实是根本不在乎的。一旦拥有过了再失去，他却明白自己其实是挺在乎的。他因而沮丧，既沮丧于由正而副，也沮丧于连自己对自己都感到不解的那份在乎……
一年后，久已失去了联系的当年的老校长，不知从谁那里获知了他的下落，从北京给他写来了一封信，问他愿否到北京的某重点大学，也就是对方任校长的一所大学去谋人生的发展?正是国家高等教育开始大发展的年代，北京方面出台了吸纳高等教育人才的政策。
他转忧为喜，喜不自胜。赶紧复信，表示极愿。毕竟，倘调往北京，意味着人生的又一次转折。
不知为什么，此事拖了一年。在他大失所望之际，来了令他大喜过望的调令。
调到北京以后，当年的老校长与他谈了一次。对方由于在二十二年前那个决定他命运的晚上，替他辩白了几句，便被认为有包庇“右派言论”之嫌，以后一直受着政治冷遇。“文革”中新账老账齐算，于是被打成“黑线人物”，罢官撤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