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见过山猫吗？”他问我。
我告诉他我从关东带回来一只小山猫，在姑姑家躺着，还没真正醒酒呢！
他高兴极了，立即要我带他去看山猫。
我却执意要先看他的家。
他的家是生产队过去的记工房，被他买了。房有四间，土墙，木格子窗，房上有三行瓦，两行瓦蓝色，一行瓦红色。两只大猫卧在他的炕上，三只小猫在炕上游戏。土墙上钉着几十张老鼠皮。他枕头边上摆着一本书，土黄色的纸张，黑线装订，封面上用毛笔写着几个笨拙的黑字：鼠催猫。我好奇地翻开书，书上无字，却画着一些奇奇怪怪的花纹。也许别的页上有字，我不知道，我只看了一眼那些花纹，他就把书夺走了。他厉声呵斥我：“你不要看！”
我的脸皮稍稍红了一下，自我感觉如此，讪讪地问：“什么破书？还怕人看。”
他似乎有些不好意思，摩挲着那本书道：“这是俺爹的书。”
“是你爹写的？”
“不是，是俺爹从吴道士那里得的。”
“是守塔的吴道士？”
“我也不知道。”
那座塔我知道，砖缝里生满了枯草，几十年都这样。道士住塔前的小屋里，穿一袭黑袍，常常光着头，把袍襟掖在腰里，在塔前奋力地锄地。
“你可别中了邪魔！”我说。
他咧咧嘴，脸上挂着那愚蠢与残酷的微笑。他把书放在箱子里，锁上一把青铜的大锁，嘴里咕哝着什么，五只猫都蹲起来，弓着腰，圆睁眼看着他的嘴。
我的背部有点凉森森的，耳朵里似乎听到极其遥远的山林呼啸声，正欲开口说些什么，就听到啪嗒一声响，见一匹雪白的红眼大鼠从梁上跌下来，跌在群猫面前，呆头呆脑，身体并不哆嗦。白鼠的脸上似乎也挂着那愚蠢又残酷的笑容。
大响捉着鼠，端详了半天，说：“放你条生路吧！”嘴里随即嘟哝了几句，猫们放平了腰，懒洋洋地叫了几声，老猫卧下睡觉，小猫咬尾嬉闹。那红眼白毛鼠顿时有了生气和灵气，从大响手里嗖地跳下，沿着墙，哧溜溜爬回到梁头上去，陈年灰土纷纷落下，呛得我鼻孔发痒。
我当时有很大的惊异从心头涌起，看着大响脸上那谜一般的微笑，更觉得他神秘莫测。一时间，连那些猫，连那土墙上贴着的破旧的布满灰尘的年画，都仿佛通神通鬼，都睁了居高临下、超人智慧的眼睛，在暗中看着我冷笑。
“你搞的什么鬼？”我问大响。
大响赶走那微笑认真地对我说：“伙计，人家都在搞专业户挣大钱，咱俩也搞个专业户吧！养猫。”
养猫专业户！养猫专业户！这有趣而神秘怪气十足又十分正常富有吸引力的事业。
“听说你从关东带回来一只小山猫？”他又一次问。
晚上我就把小山猫送给了大响，他兴奋得一个劲搓手。
我到姑姑家去喝酒。
姑父三盅酒进肚，脸就红了，电灯影里，一张脸上闪烁着千万点光明。他把我的酒盅倒满，又倒满了自己的盅，把酒壶放在“仙人炉”上燎着，清清嗓子，说：“大侄子，一眨巴眼，你回来就一个月了，整天东溜西溜，不干正事，我和你姑姑看在眼里，也不愿说你。你也不小了，天天在这里吃饭，我和你姑即便不说什么，只怕左邻右舍也要笑话你！现在不是前二年啦，那时候村里养闲人，游游逛逛也不少拿工分；现如今村里不养闲人，不劳动不得食。我和你姑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是分几亩地种还是出去找个事挣钱？”
我的心有点凄凉，喝了酒，说：“姑父，姑姑，我一个大小伙子，自然不能在你家白吃干饭！虽说是要紧的亲戚，毕竟不是自己的家，就是在爹娘家里，白吃饭不干活也不行。吃了你们多少饭，我付给你们钱。”
姑姑说：“你姑父不是要撵你，也不是心痛那几顿饭。”
我说：“明白了。”
姑父却说：“明白就好，就怕糊涂。你打的什么谱？”
我说：“这些日子我跟大响商量好了，我们俩合伙养猫。”
纸糊的天棚上，老鼠嚓嚓地跑动着。
姑父问：“养猫干什么？”
我说：“村里老鼠横行，我和大响成立一个养猫专业户，卖小猫，出租大猫…”
我正想向姑父讲述我和大响设想的大计划时，姑父冷笑起来。
姑姑也说：“哎哟我的天！你怎么跟那么个神经病搞到一堆去胡闹？大响是给他爹那个浪荡梆子随职，你可是正经人家子女。”
姑父讽刺道：“有千种万种专业户，还没听说有养猫专业户！你们俩还不如合伙造机器人！”
姑姑说：“我和你姑父替你想好了，让你一头扎到庄稼地里怕是不行，当过兵的人都这样。喇叭里这几天一个劲儿地叫，县建筑公司招工，壮工一天七块钱，除去吃喝，也剩三五块，你去干个三年两载，赚个三千两千的，讨个媳妇，就算成家立了业，我也就对得起你的爹娘啦！”
我又见了大响，把准备去建筑公司挣钱不能与他养猫的事告诉他，他很冷淡地说：“随你的便。”
以后我就很难见到大响的面了。建筑公司放假时我回家去探望过大响，那两扇破门紧锁着，门板上用粉笔写着一行大字：养猫捕鼠专业户。旁有小字注着：捉一只鼠，仅收酬金人民币一元整。铁将军把着门，这老兄不在。但我还是吼了几声：“大响！大响！”院子里一片回声，好像在两山之间呼唤一样。我把眼贴到门扇上往里望，院里空荡荡的，低洼处存着夜雨的积水，那匹我曾见过的白耗子在院里跑，墙上钉着一片耗子皮。
大响的邻居孙家老太太迎着我走过来，一头白发下有两点磷火般的目光闪烁。她拄着一只花椒木拐杖，干干的小腿上裂着一层白皮。她问：“您是请大响拿耗子的吧？他不在。”
“孙大奶奶，我想找大响耍耍，我是老赵家的儿子，您不认识我？”
老太太一只手拄定拐棍，一只手罩在眉骨上方，打量着我，说：“都愿意姓赵，都说是老赵家的儿子，‘赵’上有蜂蜜！有香油？”
我立刻明白，这老太太也老糊涂了。
她以与年龄不相适合的敏捷转回头来，对我说：“大响是个好孩子，他发了财，买蜂蜜给我吃，你买毒药给我吃，想好事，我不吃！前几年，你们药耗子，把猫全毒死了，休想啦，休想啦…”
回家与姑姑说大响的事，姑姑说：“这个疯子！不是个疯子也是个魔怪！”
姑父插言道：“你可别这么说！大响不是个简单人物，听说他在墨河南边一溜四十八村发了大财！”
有关大响的传说如雷贯耳是一九八五年，那时我时来运转，被招到县委大院干部食堂烧开水，婚也结了，媳妇的肚子也鼓了起来，满心里盼她生个儿子，可她不争气，到底生了个女儿。
女儿出生后，我告了一个月假，回家侍候老婆坐月子。这些日子里，大响来过一次，坐在院子里也不进屋。他比从前有些瘦，但双目炯炯，言语中更有一些玄妙的味道，但细揣摩，又好像是正常的。他说：“老兄，贺喜，喜从天降！浩浩乎乎乾坤朗朗！没有工夫煮鸡汤，吃耗子在南方，多跑路身体健康，不可能万寿无疆！送你二百元，给嫂子和侄女添件衣裳。”他把一个红纸包拍在我手里，一转身就走了。我没及谦让，就见他那黑黑的身影已溶到远处的月影里。一声柳哨，令人肠断。我不知这柳哨是不是大响吹的。又隔了几天，因寻一味中药，我骑车跑到邻县的马村，那里有一家大中药铺，三个县都有名。骑到距马村不远的一个小庄子，见村里男女老幼都跌跌撞撞地往村中跑，下车问一声，说是有一师傅在村中摆开法场，要把全村的耗子拘到池塘里淹死。心里一扑愣，立即想到这是大响，便推了车，随着人群往前拥。将近池塘时，早望见红男绿女，围成了一个大大的圆圈。垂柳树下，站着一瘦高个子男人，披一件黑斗篷，蓬松着头发，恰如一股袅袅的青烟。我把草帽拉低，遮住眉头，支起自行车，挤进人圈里，把头影在一高大汉子背后，生怕被大响瞧见。
起先我想这人也未必就是大响，他的眼神时而涣散，时而凝结，涣散时如两池星光闪烁，凝结时则如两坨青水冷气，仿佛直透观者肺腑；我才觉得他必定是大响。因为他不管目光涣散还是凝结，那种我极端熟悉的谜一般的愚蠢或残酷的微笑始终挂在脸上。他的身后，蹲着八只猫。
好像是村里的村长一类的人物——一个花白胡子的老汉走到大响面前，哑着嗓子说：“你可要尽力，拘出一匹耗子，给你一块钱，晌午还管你一顿好烟好菜；拘不出耗子嘛…这里离派出所并不远，前天还抓走了一个跳大神的婆子呢！”
大响也不说什么，只是更加强烈了那令人难以忘却的笑容。花白胡子退到人堆里。大响从猫后提起一面铜锣，用力紧敲三响，锣声惨厉，铜音嗡嗡，不知别人，我的心紧缩起来，更直着腰看大响。他赤着脚，那黑袍上画着怪纹，数百根老鼠的尾巴缀在袍上，袍袖摆动，鼠尾嚓嚓啦啦细响。他提着铜锣，紧急地敲动，边敲锣身体边转动起来。黑袍张开，像巨大的蝙蝠翅膀。群猫也随着他跳动起来，它们时而杂乱地跳，时而有秩序地跳，但无论杂乱无章还是秩序井然，那只我从关东带回来的山猫无疑始终充当着猫群的领袖。两年不见，它长大了许多，只是从它的格外尖锐的耳上，从它那些缠绕周身的格外鲜艳夺目的黑色条纹上，我才能认出它。它的身体比那七匹猫要大，正应了老关东客“比猫大点，比狗小点”的话。我总觉得群猫脸上，尤其是山猫脸上的表情与大响脸上那微笑有着密切联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共同的、互通的，同属于一个尚未被人类完全认识的因而也就是神秘的精神现象的朦胧范畴。
猫们的跳跃舞蹈协调一致时，就好像八颗围绕着大响旋转的行星。阳光灿烂，照耀着光亮的猫皮，垂柳吻着生满青萍的池塘，蜻蜓无声地滑翔。猫的身体都拉得很长很细，八猫首尾连接，宛若一条油滑的绸缎。
大响与群猫旋转舞蹈，约有抽两袋旱烟的工夫，众人正看得眼花缭乱时，锣声停了，人与猫俱定住不动，好像戏台子上演员的亮相。天气燥热，大响脸上挂着一层油光光的汗。大家都不错眼珠地盯着他，他嘴里振振有词，语音含糊，听不清什么意思，两条洁白的泡沫挂在他的嘴角上。定住的猫在他的“咒语”中活动开来，猫嘴里发出人的叫声，猫腿高抬慢落，徘徊行走，八匹猫好像八个足登厚底朝靴在舞台上走过场的奸臣。
群众渐渐有些烦恼，毒辣的太阳晒着一片青蓝的头皮，烦恼是烦恼，但也没人敢吱声。我私下里却为大响担忧起来，全村的耗子难道真会傻不棱登地前来跳塘？
忽然，猫叫停止，八匹猫在大响身前一字儿排开，山猫排在最前头，俱面北，弓着腰，尾巴旗杆般竖起，胡须扎煞，嘴巴里咈咈地喷着气，猫眼发绿，细细瞳仁直竖着，仿如一条条金线。我的汗马上变得又冷又腻，眼前幻影重重，耳朵里钟鼓齐鸣，恍惚中见群马奔驰在塞外的冰冷荒漠上，枯黄的羊儿在衰草中逃窜…赶忙晃头定神，眼前依然只有八匹发威的猫。大响从腰里掏出一支柳笛，嘟嘟地吹起来，笛声连续不断，十足的凄楚呜咽之声。斜目一看，周围的观众都紧缩着头颈，脸上挂着清白的冷汗珠。不知过了几多时光，人背后响起一片嘈杂声，笛声忽而高亢如秋雁嘹唳，群猫也大发恶声。有人回头，喊一声“来了”，人群便豁然分开，裂开一条通衢大道，数千匹老鼠吱吱叫着，大小混杂，五色斑驳，蜂拥而来。众人都不敢呼吸，身体紧缩，个个矮下一截。大响闭着眼，只管吹那柳笛，群猫毛发戗立，威风大作，逼视着鼠群。鼠们毫不惊惧的样子，一个个呆头呆脑，争先恐后地跳到池塘里去，池塘里青萍翻乱，落水的老鼠奋力游动着，把青萍覆盖的水面上犁出一条条痕迹。后来都沉下去，挣扎着，露出红红的鼻尖呼吸，又后来，连鼻尖也不见了。
柳笛声止，群猫伸着懒腰徘徊，大响直立在烈日下，低着头，好像一棵枯萎的树。
湾水平静，众人活过来，但无有敢言语者。村里管事的花白胡子蹒跚到大响面前，叫了一句“先生”，大响睁开眼，嫣然一笑，几乎笑破我的心。
我骑着自行车疾速逃走，浑身空前无力，寻了一块花生地，便扔下车子，不及上锁，一头栽倒，沉沉睡去。醒来时红日已平西，近处的田畴和远处的山影都如被血涂抹过，稼禾的清苦味道直扑鼻孔，我推车回家，回想上午的事，犹如一场大梦。
回到县里后，我见人就说大响的奇能，起初无人相信，后来见我说得有证有据，也就半信半疑起来。
初冬时，邻县的领导向我们县里领导问起大响的事，县委莫书记很机智地做了回答。
莫书记到伙房里找我，了解大响的情况，我把我知道的有关大响的一切都说了。
大响成了名人，市里有关部门也派人前来调查。这样张张扬扬地过去了半年。
麦收的时候，县粮食局一号库老鼠成灾，准备请大响来逮鼠。消息很快传开，市电视台派了记者来，带着录像器材，省报也派了记者来，带着照相机和笔，据说有几位很大的领导也要来观看。
那天上午，一号粮库的防火池里贮满清水，池旁排开一溜桌子，桌子上铺了白布，白布上摆着香烟茶水。县里领导陪着几个很有气派的人坐在那儿抽烟喝茶。
半上午时，一辆黑色的轿车开进院子，大响从车里钻出来。他穿着一双皮鞋，一件藏青的西服挂在身上，显得十分别扭。我寻找着他脸上那谜一般的微笑。
从轿车里把八匹猫弄出来就费去了约十分钟，猫们显得十分烦躁，尤以山猫为甚。
总算开场了，记者把强光灯打在大响的脸上，那微笑像火中的薄纸一样颤抖着。强光灯打在猫脸上，猫惊恐地叫起来。
表演彻底失败。我听到一片骂声。
水池旁一个戴眼镜的人站起来，冷冷地说：“彻头彻尾的骗局！”然后拂袖而去。
莫书记急忙追上去，脸上一片汗珠。
我的脸上更是一片汗珠。
一九八七年十月
遥远的亲人
一
春节前，我从外地赶回高密东北乡与家人团聚。进了家门，屁股尚未坐稳，父亲好像极平淡地说：“你八叔来信了。”
我站起来。
我们家是八十年前从县城迁到这穷地方来的。据父亲说，我的曾祖父与人打官司输光了家产，不得不搬迁。曾祖父生了三个儿子，我爷爷是老二，爷爷的哥哥——我的大爷爷——就是八叔的父亲。父亲这一辈堂兄弟八个，八叔是大爷爷的独生儿子。八叔十七岁时娶了媳妇，那是一九四六年。第二年，为逃避“土地改革”，大爷爷一家跑到青岛避难，国民党军队撤退了，八叔失踪了。从此就没了音讯四十多年。“文化大革命”中，学校里曾逼着我们交待八叔的下落，我们如何能知道？后来学校里说八叔在台湾当国民党，要我们划清界限。我们谁也说不准这八叔是死还是活，但他的影子却死死地纠缠着我们，让我们不愉快。
母亲曾对我们说过八叔的模样和形状。在我的印象里，他似乎有一张圆圆胖胖的脸，嗓音有点沙哑，头发黄黄，眼儿细细，很和善的样子。在那些遥远冬天的夜晚，母亲在油灯下做针线活儿，院子里响起了“嚓啦嚓啦”的脚步声…
“老八来了，”母亲抬起头，把缝衣针放到头发上蹭着，对就着灯光看闲书的父亲说：“他走路总不抬脚，费鞋的老祖宗。”
父亲眼不离书，说：“大伯今早晨在药铺里说，年前要给老八娶媳妇。”
母亲悄声问：“听说大伯跟亲家母相好？”
父亲厉声道：“胡说什么你！”
一语未了，八叔推门进来，笑眯眯地问：“大哥大嫂，吵架吗？”嘴里说着话，手早伸到母亲背后去摸我大哥的饼干。母亲说：“老八，你羞不羞，就要娶媳妇的人啦，还抢你侄子的干粮！”八叔嘻嘻地笑着，咀嚼着干粮，呼噜呼噜地说：“没抢他的奶子吃算我客气！”母亲脸红着，骂父亲：“你还不掌他的嘴！”父亲说：“嫂嫂小叔子，亲嘴搂脖子！”母亲骂道：“你们兄弟们，没个正经货！”八叔伸手去摸正在睡觉的我大哥的肚子。母亲说：“老八，你安稳坐着行不行？弄醒了他你抱着！”八叔说：“我抱着我抱着。”一边说着，一边伸出手，脱了那双蒲草编成的大鞋，盘腿上了炕。父亲说：“老八，大伯要给你娶媳妇啦！”八叔乐了。母亲说：“看恣得那样，嘴都合不拢了。往后小心着你，再敢油嘴滑舌没正经我就找个人整治你！”八叔说：“她敢！她敢对我扇翅膀，我不打她个皮开肉绽才怪了。”母亲说：“去去去！这才叫‘光棍汉打老婆觅汉打驴’，等俺那仙女般的弟媳妇一来，早像块糖一样化了！”…
“一眨巴眼就是四十三年…”父亲感慨地说。
“信在哪里？”我问。
“在你小姑姑那里，”父亲说，“你别去要着看呵，怕人呐。”
我说：“现在政策变了，不搞阶级斗争了，怕谁呢？”
母亲晃着花白的头说：“怕你八婶与盼儿知道呗。”说完了这话，母亲嘴边显出了很多皱纹。
立刻，虽然苍老了但依然清清爽爽的八婶就仿佛站在我的面前了。在她的身后，还站着两个小伙子。一个年纪大些，个头矮小，紫红脸膛，两扇大耳朵，唇边生着稀疏的黄胡髭。他就是盼儿。盼儿究竟是不是八叔的亲骨肉，家族中一直有分歧。母亲说盼儿的相貌虽不像八叔，但那沙哑的嗓音却像。听说大爷爷临终前曾放出口风，说盼儿的小姨在青岛与八叔黏糊过一段，盼儿有可能是八叔的种子。八叔的小姨子是一个紫红脸膛的小个女人。站在八婶身后的另一个小伙子身材高大，方脸阔口，仪表堂堂。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两只漂亮的大手。他是八婶的私生子，名字叫熬儿。盼儿和熬儿都已娶妻生子，他们的孩子都姓八叔的姓——“管”。
二
第二天上午，大哥也从外地赶回家。吃过午饭，母亲说：“看看你们大奶奶去吧，听说她病得不轻。”
大奶奶家住在东胡同里，原有三间旧草房，后来又在西头接上了两间，一圈土墙围成院落。每年夏秋，土墙上爬满扁豆蔓，一串串紫色的扁豆花盛开着。院子里有一棵梧桐树，树下年年必种一架丝瓜。大爷爷在世时，常坐在树下为人切脉诊病，大奶奶则在旁边搓制梧桐子般大小的黑色丸药。
我跟大哥进了屋子，小姑姑跟我们寒暄了几句。她满脸倦容，说话没有往常那般响亮，那般斩钉截铁，那般滔滔不绝。小姑姑是个能干的女人，她从小跟大爷爷学医，现在也算是乡里的名医，求她的人很多。八叔不在，八婶不见容于公婆，搬回娘家村里居住，赡养老人的事儿实际上全落在小姑姑的肩上。
大奶奶闭着眼躺在炕上，面孔有些浮肿。炕前立着一根支架，架上吊着盐水瓶子，小姑姑正给大奶奶滴注。大奶奶不停地移动插着针头的右手，小姑姑侧身坐在炕沿上，攥住大奶奶的手脖子。说心里话，我对大奶奶没有好感。她过日子太抠，非常贪财，不舍得给人家吃。八婶就是不堪她的虐待才搬走的。有好几次，我去她家，正碰上吃饭，桌上有肉，见我进来，她立刻把肉碗藏到桌子下去。这些小孩子一样的把戏令家族中人人讨厌她，大爷爷也看不惯她。大爷爷曾对我说：“你们要来看我，你大奶奶就是那种穷贱毛病，一辈子也改不了。”她已经八十多岁，满头银发，躺在炕上熬着她最后的岁月，无论她从前怎么样地伤过我们的心，我们也没有恨她的理由了。
她的右手被攥住，便把左手抬到胸前，沿着被子边儿摸来摸去。那只生满褐斑的老手宛若一只盲眼的小兽，在嗅着什么味道，仿佛它正在惧怕着什么东西似的。
大奶奶一边摸索着，一边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念叨着什么。我们猜到了她的意思。如果真有“心灵感应”之类东西，八叔在台湾一定会心痛吧。毫无疑问，大奶奶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母亲。
小姑姑在我们的沉默中红了眼圈，她说：
“你们八叔有信了。
我说：“听俺爹说了。”
小姑起身，从柜子里摸出信给我们看。信很简短，没有特别的话，信纸里夹着一张彩照，照片上有一个穿西装扎领带脸庞长大的老男人和一个中年肥胖女人——肯定是第二八婶了——与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这个男人与我想象中的八叔相差太远了。
小姑姑眼泪汪汪地说：“你八叔这一辈子不容易…你大爷爷生前算过卦，说你们八叔还在，果然还在呀…你大爷爷一辈子没干过坏事，报应啊…”
小姑姑又给我们说她接到信时浑身都凉了，哭一阵笑一阵。又说把八叔的消息给大奶奶一说，大奶奶把正涮着的碗往锅里一掼——
“放屁，放屁！”大奶奶挥舞着炊帚，脏乎乎的刷锅水淋了小姑姑满脸。她骂了两句，嗓音突然低落，浑浊的老泪涌流着，呢呢喃喃地说，“我没有儿子…一辈子没生过儿子…”
“娘，真是俺哥的信呀！”小姑姑说着，哭着，“您看照片上，俺哥，俺嫂子，这是您孙子，这是您孙女儿…”
大奶奶抬起袖子揉揉眼，把那照片远远地送到光明里，看着看着，擎着照片的胳膊像被利刃斩断的树枝一样折下来，整个人也如同一堵墙向后倒去…
其实是八叔的信要了大奶奶的命。
小姑姑叹息着说：“四十多年，一家人受了多少磨难，最苦命的是我…”
哭够了也说够了，小姑姑用毛巾擦着通红的眼皮，叮嘱我们：“你们八叔有信的事，咱们自家人知道就行了，千万别张扬出去。”
我说：“其实没事，海峡两岸已经开禁，许多老兵都回来探亲了，八叔迟早也要回来。”
大哥踢了我的脚一下，站起来告辞。
走到梧桐树下时，八婶清清爽爽的形象又立刻浮现在我的面前。
三
八叔的婚礼定在腊月十六日举行。那天果然是个好日子，红太阳冒出来时，树上的白霜闪烁出美丽光彩。亲戚们头天就来了，大爷爷家住不下，就挤到我们家。那时候没有我，大哥刚三岁，穿着新衣新帽，在院子里追麻雀。大哥追赶一会儿麻雀，闻到了从大爷爷家飘出来的熟面条味儿和白菜炒猪肉的味儿，看到了乳白色的水蒸气从大爷爷家门上扑出来，弥漫在早晨清新寒冷的空气里。浑身上下放光彩的八叔跑来了，他招呼亲戚们去吃面条——新婚早晨阖家吃面条，并挟走了我大哥。
大哥说八叔结婚那天早晨，前来吃面条的人足有一个连。大奶奶黑着脸站在锅灶旁边，一副极不高兴的样子。
母亲说大奶奶太抠门儿。儿子结婚的大喜事儿，竟擀了些掺红薯的杂面条儿，煮出来黏黏糊糊，像糨糊一样。如果是穷也罢了，明明有十几石麦子在厢屋里囤着，硬是不舍得给人吃。
大哥是我们这一辈里第一个男孩，全家珍贵着，惯出了他很多小性子。大奶奶端给他一碗杂面条，他耍脾气不吃，哭着要白面条吃。大爷爷正在药铺里跟人喝酒，听到大哥的哭声，便带着三分醉意过来，问了几句，明白了端详，双眼立刻发了绿。他狠狠地瞪了大奶奶一眼，骂一声：“狗食！”然后，撩撩袍子弯下腰，端起一盆杂面条，大步走到猪圈外，隔着土墙，把面条倒进猪圈里。大家都被大爷爷给吓愣了。大爷爷只手提盆进屋，将盆往锅台上一掼，对着大奶奶吼叫：“给我重擀！用白面，用最好的白面！”大奶奶一屁股坐在地上，哇哇地哭起来。大爷爷抄起一根擀面杖冲上去，立刻被人们拉住劝说：“大掌柜的，别发火，别发火。”大爷爷用擀面杖指着大奶奶吼叫：“你给我滚起来，要不我休了你！”大奶奶怔了怔，低声嘟哝着什么，从地上爬起来，拍拍腚上的土，斜眼看看大爷爷，依然嘟哝着，走到面缸前，揭了缸盖，一瓢一瓢，往外舀白面，大奶奶的泪珠儿一串串落下。母亲说她是哭她的白面，不是哭别的。
总算打发了众人的肚子，大奶奶又跑到猪圈里去哭。哭什么？哭那盆杂面条儿。大家又好气又好笑，一旁嘀咕着：天底下怕是找不到这号的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