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读来，1215年的《大宪章》似乎反映了一个艰难地达成的妥协：双方对它都不是特别满意。一方面，它赋予了国民一系列权益：“英格兰教会当享有自由……伦敦当享有其旧有之自由。”另一方面，它充满了对英格兰风俗习惯的极其精确的表达：各条款具体规定了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向国民征收免服兵役税，何处应当修建桥梁，犹太人债务的问题应当如何处置。它规定，继承伯爵或男爵领地时向国王缴纳的费用应为100镑，骑士爵位继承的费用为100先令。在监护权方面，国王许诺“只收缴合理的收入、合理的习惯费用和合理的服务费”，尽管具体怎样才算“合理”，并没有明文规定。《大宪章》还规定：“寡妇于其夫身故后，应不受任何留难而即获得其嫁资与遗产。寡妇之嫁资……俱无须付任何代价……（自愿改嫁）之寡妇得于其夫身故后居留夫宅四十日，在此期间其嫁资应交还之。”“寡妇之自愿孀居者，不得强迫其改嫁。”国王承诺：“除下列三项税金外，若无全国公意许可，将不征收任何免役税与贡金。即赎回余等身体时之赎金。册封王长子为骑士时之费用。王长女出嫁时之费用。”
《大宪章》的许多条文是涉及约翰的具体政策（如关于招募军队、征收赋税、压制商人或与教会争端的政策）的正式条款，但最著名的条款却旨在对臣民的权利做更深层次的阐释，并设置中央政府的权力界限。第三十九条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人士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审判，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第四十条更为简明扼要：“余等不得向任何人出售、拒绝或延搁其应享之权利与公正裁判。”这些条款涉及了约翰统治的整个精神，进而也阐述了王权本身的精神。在约翰居留英格兰的十一年中，诸侯体验到了一种暴政。约翰以专横独断、朋党为奸和高度剥削的方式施政，并刻意运用法律程序来削弱和威胁诸侯。他破坏了亨利二世在1153年表现出来的王权精神——亨利二世周游全国，为所有人，无分贵贱，带来团结和公义。
确定王权——以及国王政府的权力——的合适界限并非易事。确定之后，国王能否恪守其条件，也是个问题。《大宪章》以一个保障条款结尾，指定二十五名诸侯组成一个议事会，假如国王违反宪章，即有权向其开战。这不过是内战的契约基础。后来的事实证明，规定国王应当依法治国和确保他确实这么做，完全是两码事。在后来的许多世纪中，这些问题始终处于国王和国民的每一场主要分歧的核心。而在1215年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气氛中，达成协议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
《大宪章》其实是一项和平条约，而作为和约，它是个莫大的失败。6月19日，诸侯向国王宣誓效忠，选举产生了二十五名诸侯组成的“保障委员会”，并且有相当多的叛乱诸侯同意以《大宪章》的条件作为和平的基础。在这个短暂时期，一切似乎都充满希望。“国王大为满意，在各处恢复了公义，取消了他业已展开的攻城战。”考文垂的沃尔特如此写道。《大宪章》文本开始公布和传播，“宪章的抄本被送到各城镇村庄，所有看到的人都表示同意。”但并非所有诸侯都接受《大宪章》的文本，有些人当即起兵造反。“亨伯河对岸的某些诸侯选择离去，重新开始作乱。”这位编年史家记载道。
《大宪章》在各地都激起了争论，而最不愿意接受它的就是约翰国王。不到两个月之内，约翰就获得了英诺森三世的支持。教皇要求废除《大宪章》，用激烈且非常夸张的言辞写道：“我们完全拒绝承认此宪章，予以谴责，并要求国王不得遵守其条款，诸侯及其朋党不得强迫国王遵守，抗命不遵者将被处以绝罚……我们宣布，此宪章完全地、永久地无效。”战端再开，而且这一次大为升级。这年年底之前，法兰西国王腓力二世援引一次宣布约翰为谋害布列塔尼的阿尔蒂尔的凶手的“审判”，宣布约翰已经丧失王位。法兰西国王及其儿子路易王子开始准备，一旦接到英格兰叛乱诸侯的邀请，就兴兵入侵英格兰，废黜暴君。
法兰西军队于1216年5月14日在肯特郡登陆。路易王子发现，伦敦已经恭候他多时。“人们迫不及待、欣喜若狂地接受了他，并向他宣誓效忠。”考文垂的沃尔特记载道。教皇使节红衣主教瓜拉·比基耶里向路易王子发出了停止圣事的禁令和绝罚令，但路易王子置之不理，进军温切斯特，然后又回过头来，向东南方推进，攻打亨利二世的庞大的门户要塞——多佛尔。
约翰在全国到处流动作战，企图攻打叛军的城镇，并躲避图谋废黜他的敌人。他越来越绝望和郁郁寡欢。这年秋天，在渡过林肯郡的小溪时，他对潮水判断失误，丢失了许多辎重。据科吉舍尔的拉尔夫记载，“他丢失了……移动小教堂及圣物，以及一些驮运许多家用器物的驮马。他的许多扈从被海水吞没，陷入流沙。”
在这绝望的旅程中，约翰染上了痢疾，在整个10月身体越来越衰弱。到10月中旬，他已经需要坐轿子才能行进。他的队伍抵达诺丁汉郡的纽瓦克时，通晓医术的克洛克斯顿修道院院长为他医治，但徒劳无益。约翰于1216年10月19日驾崩，他的王国横遭外敌侵犯，他的王权遭到彻底践踏。他的遗体没有被送往父母和兄长安息的丰泰夫罗，而是被安葬在伍斯特大教堂，长眠在圣伍尔夫斯坦（11世纪的一位撒克逊主教，在约翰统治的早期被封圣）的祭坛附近。金雀花王朝第一位在英格兰居留的时间比在国外久的国王被安葬在一座古老的盎格鲁—撒克逊城市，或许是非常恰当的。
对考文垂的沃尔特这样的作家来说，约翰统治的诸多问题是显而易见的。“约翰的确是一位伟大的君主，但并不幸福，”他写道，“像马略一样，他经历了盛衰沉浮。他对外人慷慨大方，却劫掠自己的人民；信任陌生人，而猜疑自己的臣民……最终，他被自己人抛弃，死后也没有多少人为他哀悼。”威廉·马歇尔的说法更有诗意。他写道，约翰最后病倒的时候，万分痛苦。“死亡，那强大的侵袭者，那邪恶而残酷的东西，将他牢牢掌控，不肯放手，直到他与世长辞。”英格兰最冷酷无情的一位国王以这种方式死去，也算是恰如其分。
约翰在身后留下了恶名：英格兰历史上最糟糕的国王之一，恶魔般的谋杀犯，给自己的国家带来了暴政和宪法危机。在他统治的末期，罗宾汉传奇的最初版本开始流行，讲述一位被剥夺财产的英雄如何遭到国王的腐败官吏的虐待，然后对敌人发起血腥的复仇。这些故事的核心就是遭到滥用的权力。在漫长岁月中，约翰的名字与这些故事中最恶劣的邪恶之事紧密联系，他被人们斥责为怪物、失败之徒和魔鬼。但他的所作所为真的比他那广受赞誉的兄长理查一世，或者他的父亲犯下的某些罪行更为邪恶？或许并非如此，但约翰的名誉比他们糟糕得多。
在最同情他的人看来，约翰的最严重罪行是生不逢时，他偏偏在大局崩坏、国运日衰的时节成了国王。他的父兄的那些最残忍无情的本能都在他身上结合起来，但他却没有他们的幸运。诺曼底失陷时，他无力回天，后来两次想收复这个公国，都折戟沉沙。他无法用个人魅力鼓舞人民成就伟业，但我们不禁要想，假如亨利二世或者甚至理查一世处在约翰在1204年的位置上，是不是能有办法夺回诺曼底？我们很容易理解，约翰在1207～1211年为什么走出这条道路，但除了他在迫害妄想狂驱动下镇压私敌之外，我们实在看不出，任何一位其他国王站在他的位置上，采取的措施会有任何不同。在四个虚假繁荣的年头中，约翰不仅是王国的君王，还主宰着英格兰教会、英格兰的凯尔特邻国，以及一个强有力的司法和政府机器，这台机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平民免受贵族的欺压，即使王室残酷无情地利用这机器满足一己私欲。他没有把诸侯当作伙伴，而是以债主的身份虐待和鄙视他们。他没有能够及时地认识到，这样做其实是给自己制造了多么大的麻烦。
约翰给亲人留下的遗产就是一场灾难性的内战，再加上法兰西的入侵。1215年，《大宪章》只不过是一份失败了的和平协议。约翰不可能知道，与他谈判、协商宪章条款的诸侯也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以及在兰尼美德签订的这份文件的神话，将永远与英格兰历史密不可分。长远来看，事实的确如此。约翰死后的许多年中，《大宪章》被多次重新颁布，13和14世纪的每一场宪法斗争的核心，都是如何阐释这份限制王权的复杂文件。亨利三世努力夺回父亲丢失的权利和领土的时候，《大宪章》逐渐决定了国王与诸侯斗争的具体条件。1225年，《大宪章》被重新颁布，其抄本被钉在教堂大门上，在英格兰全境各城镇公开展出，获得了传奇地位：它的精神代表了英格兰国王的义务，即在其自己制定的法律界限之内统治。这便是约翰的遗产，尽管它的传承颇有些奇特。或许，英格兰诸王中最冷酷无情的一位司法家能够欣赏这其中的讽刺意味。
就是上文说到的，约翰的前妻伊莎贝尔的第二任丈夫。?????盖乌斯·马略（GaiusMarius，前157～前86年），古罗马著名的军事统帅和政治家，七次担任执政官，这在罗马历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他在罗马兵败于日耳曼人的危难之际当选执政官，进行军事改革，实行募兵制，最终击败日耳曼三族（阿姆布昂人、条顿人、辛布里人）。但是罗马社会也因募兵制的实行发生变化，职业军人越来越依附于将领个人，成为其个人的政治资产，最终罗马逐渐走向独裁和帝制。马略与苏拉的内战极大地撼动了末期的罗马共和国。?????巩固遗产
约翰驾崩时，他的儿子亨利三世只有九岁，加冕是匆匆进行的。加冕礼在英格兰西南部的格洛斯特修道院举行，这是一个安全港湾，位于保王党的大后方。在这座诺曼修道院教堂的中殿，为数不多的教会和世俗诸侯惴惴不安地观摩着典礼。温切斯特主教、伍斯特主教和埃克塞特主教将一顶简单的贵妇小冠冕戴在了这个孩子的头上。仪式上没有荣华富贵，也没有王室御宝，因为所有的神圣礼服和完整加冕礼所需的器物都在威斯敏斯特，而威斯敏斯特处于叛军控制之下。这是一次临时拼凑、大为简化的仪式，旨在将约翰权威的残余部分转交给这个幼童。
亨利三世是约翰的长子（次子理查当时仅七岁），虽然年纪还小，但已经以仪态严肃、言语庄重而闻名。他长大成人之后特别虔诚，热衷于各种崇拜仪式（尤其是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而且特别痴迷于听弥撒，以至于有时会影响朝政。年幼的国王站在格洛斯特修道院内，在大祭坛前以脆弱的声音宣誓，将终生以荣誉、和平与尊崇对待上帝与神圣教会及其教士；他将为人民主持公道；他将废除严苛的法律和风俗，遵守公正的法律与习惯。
这些誓言有多少现实性？亨利三世当然必须发出这些誓言，因为它们是国王必需的宣誓。但真正维护英格兰、使其免于崩溃的权威在于教皇。孩童国王代表英格兰和爱尔兰，向教皇的代表——红衣主教瓜拉·比基耶里宣誓效忠。他发誓，要将国家置于教会及少数上帝忠仆的治理之下。
90英里之外的威斯敏斯特处于腓力二世之子路易的控制之下。全国各地许多城堡由法兰西骑士驻守。叛乱诸侯邀请法兰西军队到英格兰，因为他们希望从卡佩王族选出一位新国王，而不是忍受金雀花王朝的第四位国王。约翰统治的悲惨结局令英格兰陷入了致命的分裂。王位继承又一次不仅是合法地位的问题，而且是实力的比拼。
在修道院教堂内的那一小群人肯定会意识到，如此这般地开始一段统治生涯，的确是糟糕透顶。自诺曼征服之前的阿特尔雷德时代以来，没有一个孩子能当国王。而阿特尔雷德的统治也是个凄惨的榜样：在他统治时期，维京人劫掠和侵犯了英格兰，他被废黜一年之久。如果英格兰又一次陷入撒克逊时代的混乱，那么未来不堪设想。
有少数人致力于阻止这样的局面出现。亨利三世非常幸运，他身边有一群忠诚的支持者，他们并不想自己抢班夺权，而是努力去维护脆弱的王权。约翰在临终前托孤给年迈的彭布罗克伯爵威廉·马歇尔，要他做儿子的监护人。已经七十多岁的马歇尔起初以骑士的克制谨慎接受了这使命，然后又以他非常典型的浮夸风格宣布：“假如除了我之外，全世界都背弃这个孩子，陛下知道我会怎么做吗？我会把他扛在自己肩头……我会永远和他在一起，绝不会辜负他，从一个岛屿奔波到另一个，从一片土地到另一片，哪怕我要乞讨为生。”尽管他喜好戏剧性的华丽辞藻，但英格兰的少数忠臣抱有这种态度，得益的不仅仅是年仅九岁、仪态庄严的亨利三世。王朝的未来依赖于此。国王如果要施行自己的全部权力，必然需要一群致力于恢复他权威的忠臣，去对抗王朝面临的严重的、根本性的威胁。
新国王身边的另外一位重臣是彼得·德·罗什，他曾担任约翰的首席政法官，现在是温切斯特主教。就是他为亨利三世加冕。尽管他在国内不得民心，但在随后的二十年中断断续续地做了亨利三世的良师益友。还有瓜拉，他在王室阵营中，代表教皇赋予国王合法性。最后还有休伯特·德·伯格，这位出生在诺福克的保王党人为约翰效劳了十多年。德·伯格被任命为新的首席政法官，好让那些不信任“外国人”的民众也能接受新政府。这些大臣组成了一个联盟的核心，他们的首要和最紧急的任务是抵御外敌入侵、消除淹没了整个王国的重重危机。
北方叛乱诸侯的领袖——路易王子是个危险人物。他和盟友攻占和据守着英格兰全境的许多城堡。很多城堡由外国雇佣军驻防。路易王子控制着英格兰东南部的广大地区，法兰西战船在英吉利海峡游弋。要将法兰西人赶出英格兰土地的唯一手段就是战争。
亨利三世的命运是在林肯决定的。这是威廉·马歇尔金戈铁马的漫长而辉煌的一生中最后一次军事行动，或许也是最伟大的一次。1217年圣灵降临节过后不久，马歇尔从全国各地召集了四百名骑士和二百五十名弩手，在纽瓦克集结完毕后，立刻奔赴林肯。5月20日，他抵达那里，发现路易的军队已经进入这座设防城市，正在攻打城堡。法兰西王子本人正在南方攻打多佛尔，在林肯的法兰西军队的指挥官是佩尔什伯爵，英格兰的大部分叛乱诸侯也在这里。法兰西人知道马歇尔正在开赴林肯，但犹豫不决，未能就应对策略达成一致。就在他们逡巡不前的时候，马歇尔向他的骑士们慷慨陈词，足以与莎士比亚为亨利五世写的演讲词媲美。“这些人用武力抢夺了我们的土地、我们的财产，”他呼喊道，“今天谁要是不奋力拼杀，就是可耻的懦夫……如果我们打败了他们，就一定会为自己的余生赢得永恒的荣耀！”
这番雄壮的言辞想必是收到了效果。在城市的北门前方有一大片开阔地。马歇尔指挥着忠于他的骑士们，告诉他们，如果在开阔地上需要掩蔽，就割断自己马匹的喉咙，躲在死马后面。德·罗什主教指挥弩手，切斯特伯爵雷纳夫率领一群骑士。马歇尔亲自率军向城市发起正面的骑兵冲锋，这令德·罗什和切斯特伯爵心生敬畏、颇为赞叹。这位老将急于交手，在向敌人冲锋之前差一点忘记戴上头盔。他调整好自己的甲胄，率军发动第一波冲锋，迅猛无比地杀入法兰西守军战线，打开了一个缺口，足有三支长枪首尾相接的长度那么深。如果这是挽救他效忠了一辈子的王朝的最后机会，他决心全力以赴。
随后是长达六个钟头的血腥厮杀。战场的惨状令人毛骨悚然、胆战心惊：兵器撞击头盔的声音，长枪折断、碎片四溅的声音，肢体被利剑和硬头锤劈砍得粉碎的声音，以及锋利的匕首刺入人和马的身侧的声音，混合起来，不绝于耳，震耳欲聋。他们在街巷中鏖战，直到街道上流血漂橹、人的五脏六腑堆积起来。马歇尔回忆道：“声响极大，哪怕上帝降下雷霆，我们也听不见。”
战斗结束，法兰西人溃不成军。几乎所有领头的叛乱诸侯都被俘虏，而佩尔什伯爵被一支长矛刺穿眼睛、戳入大脑，悲惨死去。战败消息传到身在多佛尔的路易王子那里时，他立刻停止攻城，奔赴伦敦，开始考虑撤退的条件。
但战争还没有结束，等待法兰西人的是更严重的耻辱。8月，休伯特·德·伯格在桑威治海战中大败法兰西人。法兰西人的指挥官是海盗头子——僧人尤斯塔斯，他后来也成为类似罗宾汉的传奇故事的主角。英格兰人向敌人射出倾盆大雨一般的箭矢，并顺风投掷生石灰，烧灼敌人的眼睛。僧人尤斯塔斯躲在船舭内，最后束手就擒。英格兰人给了他两个选择：在攻城器械上被斩首，或者在船栏杆上被斩首。他选择了哪一种命运，我们不得而知。
路易王子感到吃亏已经吃够了。亨利三世的摄政政府已经在战场上显示了自己的勇气，法兰西王子很乐意收取一笔贿赂，然后撤军。英格兰王室在一个世纪中受到的最大的外部威胁就此解除了。
在林肯指挥英勇的冲锋之后，威廉·马歇尔担任英格兰摄政超过两年时间。他到了七十三岁的高龄之后，健康才开始衰弱。在忠心耿耿地为金雀花王朝效劳一生之后，他于1219年春溘然长逝。对英格兰的许多人来说，这是个令人哀伤和沮丧的噩耗，因为马歇尔是一个极其公正和中立的人物，对金雀花王朝忠贞不贰、坚定不移，但如果他相信国王的行为不端或者治国失当，总会加以严厉批评。马歇尔一生的故事与他的时代的所有伟大国王们紧密联系：亨利二世、小亨利国王、理查一世、约翰、路易七世、腓力二世，而且最后还和未来的路易八世在战场上交过手。他是一位精明强干的摄政，如果没有他的指导和坚定的原则，世界注定会更为动荡不安。
在临终前的几天内，马歇尔处理了许多事务，包括他的儿女的未来，并了却自己的一桩心愿：他曾发誓要参加十字军东征，因此希望成为圣殿骑士团的一员。最重要的是，他考虑了亨利三世的未来，以及如何教育这位孩童国王，以保障他的王国繁荣昌盛。他卧病在床、忍受病魔摧残的时候，唤来了十二岁的国王，拉住了他的手。他告诉国王，他希望由新任教皇使节潘德尔夫（他于1218年接替了瓜拉）来照顾国王，然后告诫国王要比他的父亲更恪守美德。
“我哀求上帝我主，如果我曾经让他满意过，那么请他一定保佑陛下，让陛下成长为一个可敬可佩的人，”马歇尔说道，“如果陛下追寻某位邪恶的先人的足迹，希望像他一样，那么我向上帝、玛利亚之子祈祷，让陛下早点死掉，免得堕落。”
“阿门。”国王答道。
马歇尔去世的时候，亨利三世的年纪已经够大，臣子们可以就政事征询他的意见，他也得到了自己的国玺，可以批准那些以他的名义做出的决定。但是，如果说他认识到了政府工作的刻板现实，却并不意味着，臣子们对他足够信任，允许他自行处理国家大事。只要他还是个孩子，就注定会有派系斗争，时局注定不可能安定下来。
接替马歇尔的是三个人：潘德尔夫、彼得·德·罗什和休伯特·德·伯格。在内战的浩劫之后重建英格兰四分五裂的政府的工作中，他们三人都发挥了作用。1220年，亨利三世接受了第二次加冕，这也是更为光辉堂皇的加冕，这一次是在更为豪华富丽的坎特伯雷。在此之后，德·罗什失去了国王的恩宠，最终前往圣地。此后主持政府的是德·伯格。在13世纪20年代，亨利三世极大地依赖于这位首席政法官，聆听他的意见，仰仗他的支持，去重建王室财政、镇压好战诸侯的叛乱，以及抵御格温内斯的罗埃林大王领导下的威尔士人的侵犯。
德·伯格向西方征讨，尽了最大努力去遏制罗埃林，同时压榨王室任命的郡长们，迫使他们从各自的郡征敛更多收入，以便充实国王空空如也的金库。但是，没有一位成年君主的王国仍然是一艘由多人共同当船长的航船，任何由孩童统治的国家都显得软弱。1223年，腓力二世驾崩，他的三十五岁儿子路易——他曾经入侵英格兰——登基为王，史称路易八世。他几乎立刻决定攻击英格兰王室在普瓦图的领地。
在早年的国内动荡之后，这是亨利三世统治时期的第一次严重的外部威胁。至关重要的一次打击发生在1224年夏季，拉罗歇尔的市民们听到车辚辚马萧萧的喧哗，一支法兰西军队兵临城下。精力充沛的法兰西新王从陆路将攻城器械搬运到城下。英格兰国王年幼、势单力薄、仍然穷得叮当响，而且远在海峡的另一边，因此拉罗歇尔市民们几乎立刻举手投降，向法兰西人出卖了自己的忠诚。
自约翰1214年命途多舛的突击行动以来，普瓦图的防守一直摇摇欲坠。拉罗歇尔失陷之后，英格兰在欧洲大陆的一个关键立足点就丧失了，海峡的航运也受到严重威胁。编年史家文多弗的罗杰解释称：“拉罗歇尔……是英格兰国王及其骑士防御这些地区时通常登陆的地方；但从这时起，这条道路就对国王封闭了。”
与此同时，于格·德·吕西尼昂（他娶了约翰的寡妻伊莎贝拉王后，因此算得上是亨利三世的继父）占领了加斯科涅的大部分地区。英格兰控制下的阿基坦原本就缺头少尾，现在只剩下了波尔多和几个海岸城镇。金雀花王朝在欧洲大陆所剩无几的领地现在面临完全丧失的危险。
对德·伯格和年轻的国王来说，收复加斯科涅和普瓦图是头等大事。家族的骄傲取决于此。但对其他人来说，这有什么意义？葡萄酒商人在这一地区生意兴隆，但他们不是政治家。英格兰诸侯中没有一个人在那里拥有利益。因此收复普瓦图和加斯科涅的需要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英格兰王室如何为欧洲大陆的战争提供资金？约翰的诸侯拒绝参加他的许多远征，这触发了一场危机，最终的结果是《大宪章》的颁布和内战的爆发。十一年后，德·伯格和亨利三世如何能说服这些英格兰诸侯，让他们奋战流血、去争夺与自己没有关系的土地？
这就是亨利三世的漫长统治的余下时间里，王权面临的核心困难。尽管亨利三世并不真正熟悉他的任何一位王室先祖，他却敏锐地感到了历史的责任感：他必须恢复先祖的威望。要完成这一使命，他就需要保卫金雀花帝国在欧洲大陆剩余的土地，将权力扩张到法兰西中部和西部的旧领地，在亨利二世与理查一世在德意志、西西里和卡斯蒂利亚建立的帝国的边缘扩大影响。但恰恰就是这些负担，在约翰统治时期被英格兰诸侯认为无法忍受。1224～1225年，新政权的复兴金雀花帝国的计划急需得到支持。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两个。其一是诉诸恐惧。当时流传着疯狂的流言蜚语，称海峡内遍布法兰西船只，卡佩王朝的王座上又来了一位饥肠辘辘的新国王，英格兰将遭到又一次入侵。如果英格兰诸侯对收复大陆失地不感兴趣，那么防御沿海地带是一项能够鼓舞士气的事业。休伯特·德·伯格充分利用人们对法兰西入侵的恐惧，成功地——至少在短期内——使之成为增加全国军事开支的合理理由。
第二个策略在亨利三世统治的政治史和随后两百年金雀花王政宪法的发展过程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即重新颁布《大宪章》，借以医治约翰的统治留下的伤痛。1225年1月，英格兰的教会和世俗贵族在一次大会上云集，国王政府宣布将重新颁布《大宪章》。作为政治交换的价码，诸侯同意国王向英格兰的全部动产征收十五分之一的赋税。至少在文多弗的罗杰看来，《大宪章》的重新颁布无疑代表了国王与诸侯之间的投桃报李：“与会的所有主教、伯爵、男爵、修道院院长……都表示，如果国王赋予他们追寻已久的自由，他们将心甘情愿地接受国王的要求（十五分之一的赋税）。”
《大宪章》在1215年首次颁布之后，还分别在1216和1217年重新颁布过。1217年，与《大宪章》一同颁布的还有《森林宪章》，它限制了国王对英格兰各地大片林地享有的权利，允许平民百姓在这些森林里放牧牲畜、挖掘水渠和从事其他关键的农业活动。在此之前，森林法极其严苛，受到土地所有者们的极大怨恨。王室森林不仅仅是林地，还包括牧场，甚至农场和村庄的一部分。管理这些土地的特殊法律恣意蔓延，若对其加以抵抗，则意味着与王权最强有力的臂膊发生冲突。朝廷委派了委员会去实地勘察王家森林的边界，并上报其地理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