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有过分关心对个人的奖励。一个人不会仅仅为得奖而成为一名自由战士，但是，我与德克勒克先生共同分享了1993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这让我深受感动。对我来说，诺贝尔和平奖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涉及南非的历史。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是诺贝尔委员会给予这种殊荣的第三个南非人。阿尔伯特·鲁图利酋长于1960年获得过这个奖项。第二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南非人是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他在种族隔离制度最恐怖的岁月里无私地与种族隔离邪恶势力进行了斗争，在1984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荣誉属于全体南非人民，特别是属于那些在斗争中战斗的南非人，我要代表他们接受这个荣誉。但是，诺贝尔奖是我从来没想到过的一种奖励。即使是在罗本岛上那些最艰难的岁月里，因为我们一直坚持武装斗争，“大赦国际”也未曾支持过我们，这个组织不可能为坚持暴力的人撑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认为诺贝尔委员会绝不会把和平奖授予一个创建民族长矛军的人。
我对挪威和瑞典人民怀有特别的感情。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当我们去西方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寻求支持的时候，我们的处境十分艰难。但是，在挪威和瑞典，我们却受到了热情的欢迎，他们为我们合法的自卫行动提供了各种援助，其中包括奖学金和其他资金，并为政治犯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
在挪威，我利用发表演讲的机会，不仅感谢诺贝尔奖委员会，并向他们介绍了南非将成为一个正义和平等的新南非的未来蓝图，而且也称赞了我的获奖伙伴F. W.德克勒克先生。
他承认在实施种族隔离制度的过程中对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犯下了严重的错误，这需要巨大的勇气。他深谋远虑，理解和接受所有的南非人必须通过和谈并作为和谈过程中的平等参与者，一起决定他们的未来。
常常有人问我，我怎么能够在那么严厉地批评德克勒克先生之后与他一起接受这个奖项。尽管我不会收回我对他的批评，但我可以说，他对和平进程作出了真正的、不可缺少的贡献。我不想损害德克勒克先生的威信，因为他威信越低，和谈进程就会越慢。要想与对手和平共处，你就必须与对手一道工作，使对手变成你的伙伴。
尽管正式选举全国宪法起草机构直到1994年2月才开始进行，但是，我们在新宪法被批准通过后就立即开始准备竞选。其实我们算不上超前，因为国民党从释放我们那天起就已经开始了竞选活动。
尽管民意测验显示非洲人国民大会遥遥领先，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认为胜利已经在握。我告诫大家，要克服过分的乐观主义。我们阅读了好多关于某些政府有望赢得大选而最终却得了个第二名的资料。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经验丰富、组织严密、经济实力雄厚的竞选对手。
我们的竞选是在由珀珀·莫莱斐、泰勒·勒寇塔和凯特索·戈德汉组成的领导能力很强的竞选班子的领导下开展的，他们都是联合民主战线中善于动员群众的活动家。任务十分艰巨，我们估计将有2000万人参加投票，而且他们多数都是第一次参加选举。我们的许多选民都是文盲，投票的场面也有可能把他们吓回去。根据独立选举委员会统计，全国将设立一万个投票站。我们设法对十多万人进行了培训，对他们实施选举方面的教育。
我们选举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是开展被大家称作“人民论坛”的活动。非洲人国民大会候选人将走遍全国各地，在乡镇和村子里召集会议，听取人民的愿望、担心、想法和不满意见。“人民论坛”与候选人比尔·克林顿在美国问鼎总统道路上举行的选民见面会差不多。“人民论坛”就相当于人民的议会，与我小时候在“大王宫”看见的那种酋长会议是完全不同的。
我醉心于“人民论坛”这种形式，11月份，我在纳塔尔开始参加“人民论坛”，然后去了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北部的PWV地区。有时，我一天参加多达三四个“人民论坛”。人民当然也非常喜欢“人民论坛”这种形式，过去没有人就他们自己的国家应该做什么征求过他们的意见。
把“人民论坛”的建议搜集起来之后，我们开始走向全国各地，把我们的信息传递给人民。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有的人主张把竞选活动简化成一种解放选举，并告诉人民：请投我们的票，因为我们使你们得到了解放。我们决定，向他们描绘我们创建的新南非的前景，请求人民投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票，这不仅因为我们与种族隔离政策斗争了80年，更因为对于建立一个他们所希望生活在其中的南非来说，我们是最有资格的。我认为，我们的竞选应该着眼于将来，而不是盯着过去。
非洲人国民大会起草了一个长达150页的文件。这个文件被称作《建设与发展纲领》。它简要说明了我们的计划：我们将通过发展公共事业创造工作机会，建造100万户带有供电设施和冲水厕所的新房子，扩建基本卫生设施并为所有的南非人提供10年义务教育，通过土地产权法重新配置土地，停止对基本食品征收增值税。我们还将致力于在私人和公共领域采取一系列更广泛、更积极的措施。这个文件被编写成一个名为《为全南非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的宣言，这个标题后来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竞选的口号。
正如我们告诉人民我们将要干什么那样，我认为我们还必须告诉人民我们能干什么。许多人认为，通过自由、民主选举，生活一夜之间就会发生变化，但是，情况远非如此。我经常对大家说：“不要指望大选之后，马上就能坐上奔驰车，在自己后院的游泳池里游泳。”我告诉我们的支持者：“除了你们将增加自尊心并成为你自己国家的公民之外，生活不会戏剧性地发生变化。你们必须要有耐心，可能必须等上5年才能看到结果。”我向他们提出挑战，我说不会资助他们。“如果你们想继续在贫穷中生活，没有衣服穿，也没有饭吃，”我告诉他们，“那么你就到那些黑酒店里去酗酒吧。但是，如果你们想过上美好的生活，就必须努力工作。我们不能为你们包办一切，你们必须脚踏实地地去劳动。”
我还告诉白人听众，我们需要他们，不想让他们离开这个国家。他们像我们一样，都是南非人，这里也是他们的家园。直言不讳地说，我对隔离制度十分反感。但是，我一遍又一遍地说，我们应该忘记过去，把精力集中到为大家创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上来。
每逢集会，都要告诉大家如何投票。选票本身是一张窄长的纸条，左边是按降序排列的政党的名称，右边是该政党的符号和政党领袖的照片。选民要在靠近他们选择的政党的下一栏中打上一个“×”号。我告诉我的听众：“选举那天，认真看一下你们的选票，当你看见一个年轻、漂亮的人，就打个‘×’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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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自由的道路远不是平坦的。尽管在新的一年里，过渡执行委员会开始行使职权，但是，仍有几个政党退出了大选，并采取了抵制政策。在布特莱齐的支持下，斯维里斯尼国王要求夸祖鲁实行自治，呼吁夸祖鲁省内的人都不参加投票。白人右派把这次大选说成是一次背叛，吵闹着要建立所谓“人民国家”，但是，他们又没有说在哪个地方建立以及如何建立。在整个南非，没有一个白人占多数的地方行政区域。
1994年2月12日是各政党登记注册的最后一天。这一天，因卡塔自由党、保守党和“阿非利加白人人民阵线”没有参加登记。博普塔茨瓦纳班图斯坦政府也拒绝参加大选，并反对被并入统一的南非。我为这些重要的群体选择不参加大选一事感到烦恼不已。为了争取他们，我们作出了一些重大的让步：同意他们就本地和全国立法机构进行两次投票，保证地方有更大的权力，把纳塔尔省重新命名为夸祖鲁－纳塔尔，同意把具有共同文化和语言的群体可以实行“内部”自决这一原则写进宪法。
我安排于3月1日在德班与布特莱齐酋长见面。我在这次会见之前的一次集会上说：“我将向这些想把我们的国家拖向战争深渊的人跪下乞求。”布特莱齐酋长同意临时登记参加选举，以换得把我们之间在立宪问题上的分歧提交国际调解的许诺。我非常高兴地同意了他的意见。在注册登记的最后一天，维尔强将军也以一个名为“自由阵线”的新政党的名义登记参加选举。
尽管博普塔茨瓦纳的首领卢卡斯·曼高佩选择了不参加大选，但是，大选的浪潮很快使形势发生了变化。我多次敦促他，让他的人民自行决定是否参加大选，但是，他根本不听。要参加大选的人发动了群众游行示威和罢工，并很快蔓延到了博普塔茨瓦纳的公共服务部门，广播和电视也停止了播放。在马费坑大街上，班图斯坦警察与罢工工人和罢课学生们之间发生了冲突。曼高佩从他的白人右翼盟友那里调来了援兵。很快，他自己的军队就抛弃了他，在3月初的一次政变中，他被赶下了台。几周后，西斯凯的基考佐准将也宣布缴械投降，并请求南非接管西斯凯班图斯坦。
纳塔尔的暴力越来越严重。因卡塔自由党的支持者们不准我们在纳塔尔进行竞选。15名非洲人国民大会选举工作人员在张贴非洲人国民大会宣传品之后被枪杀和砍死。3月份，约翰·克里格勒法官向我和德克勒克先生报告，由于缺乏夸祖鲁政府的合作，如果不直接进行政治干预，自由选举将无法举行。为了显示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纳塔尔的力量，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德班市中心举行了游行示威，然后，因卡塔自由党企图也在约翰内斯堡举行游行示威，从而造成了悲惨的后果。
3月28日，数千名因卡塔自由党成员挥舞着长矛和圆头棒穿过约翰内斯堡市区到市中心集结。同时，一伙因卡塔武装人员企图进入非洲人国民大会总部谢尔大厦，但是被武装警卫击退。市中心也发生了不明身份枪手的枪击事件，共造成53人死亡。这是一个令人恐怖的景象，南非似乎已经濒临内战的边缘。因卡塔正在企图拖延大选，但是，德克勒克先生和我是不会动摇的。这个日子是神圣的，不允许有任何改变。
我已经同意国际调解，4月13日，一个由前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爵士和前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为首的代表团来到了南非。但是，当因卡塔自由党被告知，选举日期不容调解时，他们拒绝与调解人见面，因此，两位调解人没有与任何人进行会谈就离开了南非。当时，布特莱齐酋长知道，无论发生任何情况，大选日期都是不会更改的。4月19日，离大选日期仅剩一周的时候，布特莱齐酋长接受了关于允许祖鲁民主立宪的条件，并同意参加大选。
在投票日的10天前，德克勒克先生和我单独在电视上进行了辩论。在福特黑尔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声情俱佳的辩论选手。在我参加非洲人国民大会后的最初几年中，我走上讲台参加过多次激烈的辩论。在罗本岛开采石灰石的时候，我们也锻炼过辩论的技巧。所以，我对电视辩论充满了信心。尽管如此，辩论前一天，我们举行了一次模拟辩论。在模拟辩论中，记者艾利斯特·斯帕克斯巧妙地充当了德克勒克先生的角色。据我的竞选顾问班子说，我过于认真，他们说我讲话的速度太慢，缺乏进攻性。
但是，当举行实际辩论的时间到来的时候，我非常坚决地抨击了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我指责国民党，通过散发说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口号是“杀一个有色人，杀一个农民”的富有煽动性的连环画，煽动开普地区的有色人与非洲人之间的种族仇恨。我说：“在这个国家中，没有一个组织像新国民党那样故意制造分裂。”当德克勒克先生批评非洲人国民大会计划耗资数百万美元用来建造房屋和提供社会福利的时候，我反驳说，他是在担心我们会把如此多的财力用在黑人身上。
但是，当辩论接近尾声的时候，我感觉我对将来在全国统一政府中成为我的伙伴的这个人也许过于残酷无情了。在作总结时，我说：“德克勒克先生与我本人之间的交流不应掩盖一个重要的事实。我认为，我们是全世界来自不同种族但却对同一个国家有着同样的忠诚和同样的爱的人之光辉典范……尽管德克勒克对我提出了批评，”我然后看着他说，“先生，你依然是我信赖的人士之一。我们将共同面对这个国家的问题。”这时，我伸过手去握住了他的手说：“我为握着你的手共同前进而感到自豪。”德克勒克先生似乎有些吃惊，但他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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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4月27日参加了投票选举，这是4天的投票时间中的第二天（某些特定群体包括老人、残疾人和住在国外的南非人被允许在4月26日投票选举）。我之所以选择在纳塔尔参加投票是想向住在这个分离省份中的人民显示，去投票站投票并没有什么危险。我是在位于德班正北一个青翠的小山城伊南达的奥哈兰治高等学校参加投票的，因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第一任主席约翰·杜比就安葬在这里。这位非洲爱国战士于1912年帮助建立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在他的坟墓旁边投上我神圣的一票，让历史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因为他82年前开创的历史使命马上就要完成了。
当我来到位于一所小学上面的土坡上，伫立在他的坟墓前的时候，我所想的不是现在，而是将来。当我走到投票站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是那些用他们的生命换来了今天的英雄，他们为了现在即将完成的事业作出了最后的牺牲。我想到了奥利佛·塔博、克里斯·哈尼、鲁图利酋长和布拉姆·费希尔。我怀念那些伟大的非洲英雄，正是因为他们作出了伟大的牺牲，几百万南非人才能在这个日子里参加投票选举。我想起了乔西亚·古弥德、G. M.奈克、阿布杜拉·阿布杜拉赫曼、莉莲·恩高义、海伦·约瑟夫、玉苏福·达杜、摩西·考塔尼。4月27日那天，我并不是一个人去投票站，我与他们一起投上了我那神圣的一票。
在我走进投票站之前，一位不恭敬的媒体记者问：“曼德拉，你要选谁？”我笑了，说：“你知道，整个上午，我一直在为选谁而感到苦恼。”我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几个字后面的空格中打了个“×”号，然后把折叠起来的选票投进了一个简易的木箱中。我投下了我有生以来第一张选票。
非洲人那天去投票站投票的情景一直在我记忆中燃烧。耐心的人们排着长龙，蜿蜒穿过乡镇和城市那尘土飞扬的道路和街道。那些等了半个世纪才等来一生中第一次投票选举的老年妇女说，她们一生中第一次感觉自己像人类；白人则说，他们为最终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而感到自豪。投票期间，全国人民沉浸在一片欢快的气氛之中。暴力和爆炸事件也不再发生，我们的国家宛若获得了新生。投票选举工作中，后勤服务方面发生了问题，选票放错了位置，有的地方出现了非法投票站和骗人的谎言，但与民主和正义的压倒性胜利相比，根本就不算什么。
统计投票结果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我们获得了全国选票的62.6%，略低于我们希望的三分之二的得票率（不需其他政党帮助就可以通过最终的宪法），从而使我们有资格在国家机构中的400个席位中占有252个席位。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北德兰士瓦和东德兰士瓦、西北地区、东开普和自由邦取得了绝对优势。在西开普，我们的得票率是33%，而国民党在这个地区获得了胜利，他们在有色选民中的得票率特别高。在夸祖鲁－纳塔尔，我们获得了32%的选票，因卡塔自由党在这一地区的大选中胜出。在纳塔尔，由于害怕发生暴力和恐吓，我们许多选民都待在家中，没有能参加投票。有人举报，出现了许多假票和废票。但是，这些问题并没有影响大局。我们低估了因卡塔自由党在夸祖鲁的力量，他们在选举那天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影响力。
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有人因我们没有进入三分之二这个门槛而感到失望，但我却不这样认为。事实上，我倒是松了一口气，如果我们得到三分之二的选票，并能够起草宪法而不受因别的政党介入而带来的影响，那么，人们就会说我们通过了一个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宪法，而不是南非的宪法。我要的是一个真正全国统一的政府。
5月2日晚间，德克勒克先生发表了一个措辞温和的讲话，承认竞选失败。在经过了3个多世纪的统治之后，占少数的白人终于承认在大选中失败，并把权力交给了占多数的黑人。那天晚上，非洲人国民大会准备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的卡尔顿大酒店舞厅里举行庆祝大会。当时，我患了重感冒，我的医生要我待在家中休息。但是，没有什么事情能阻止我去参加庆祝大会。大约9点钟，我走上了舞台，看到的是一张张幸福、快乐的笑脸。
我向大家解释说，我的声音由于感冒有些沙哑，我的医生劝我不要来参加这个庆祝会。然后我说：“我希望你们不要告诉他我没能遵守医嘱。”我向德克勒克先生表示祝贺，他表现得很得体。我感谢所有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和民主运动组织的成员，他们工作得如此出色，如此长久。那天晚上，伟大的自由战士马丁·路德·金的夫人科雷塔·斯科特·金也在舞台上，当我引用她丈夫那段不朽的名言时，我敬重地看了她一眼。
这是我们国家的生活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我满怀骄傲和欣喜站在你们的面前——我为这个国家的每一个普通老百姓而骄傲。你们表现了这样一种镇定而有忍耐的决心，要求收回自己的国家政权。现在，令人高兴的是，我们可以公开大声宣布：我们终于得到了自由！我们终于得到了自由！我为你们的勇气所折服，并怀着对你们大家充满热爱的心情站在你们面前。在我们历史上的这个时刻，领导非洲人国民大会对我来说是最高的荣誉。我是你们的公仆……重要的不是个人，而是集体……现在，医治旧伤、建设一个新南非的时候已经到来。
自从统计结果明确显示将由非洲人国民大会组建政府的那一刻起，我就把呼吁和解、包扎这个国家的伤口、加强信任和信心作为自己的使命。我知道，许多人，特别是在人数上占少数的白人、有色人和印度人，都正在对前途感到忧虑，我希望他们放心。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我利用一切机会表明，全南非人现在必须团结起来，我们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样的人民，我们要携手并肩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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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拂晓，天空中万里无云。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一直高兴地忙于接待政要和前来在就职典礼之前表示敬意的各国领导人。这次就职典礼将是国际领导人在南非土地上的一次最盛大的聚会。
就职典礼在比勒陀利亚由工会大厦组成的一个美丽的圆形露天戏场举行。几十年来，这里一直是白人霸权的象征，现在，这里却变成了各种肤色和民族织成的一道彩虹，南非第一个民主的、没有种族歧视的政府就要在这里诞生。
在这个秋风送爽的日子里，我在我女儿泽尼的陪同下来到了会场。在讲台上，德克勒克先生首先宣誓就任第二副总统，然后，塔博·姆贝基宣誓就任第一副总统。当轮到我宣誓就职的时候，我庄严地说出了自己的誓言：遵守和坚持宪法，为共和国的繁荣、昌盛和共和国的人民贡献自己的一切。面对在座的嘉宾和全世界的目光，我说：
今天，我们大家欢聚一堂……为新生的自由带来了光荣和希望。经受了太长太长的人道灾难之后，一个全人类都为之骄傲的社会就要诞生了。
……我们，不久前还是囚犯，今天却被给予了宝贵的特权——在自己的土地上作为主人接待世界各国的客人。我感谢我们尊贵的国际友人出席这个大会，与我国人民共同庆祝这个属于正义、和平、人类尊严的伟大胜利。
我们终于获得了政治解放。我们决心把我们所有的人民都从贫穷、被剥夺、痛苦、性别歧视及其他歧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绝不能让这个美丽的国家再次发生一伙人压迫另一伙人的悲剧，绝不能！绝不能！……太阳将永远照耀在这个辉煌的人类成就之上。
让自由主宰一切。上帝保佑非洲！
不长时间之后，当南非喷气式飞机、直升机和军事运输机壮观的编队从工会大厦上空呼啸着进行各种造型表演的时候，我们都惊奇地抬头望着天空。这不仅是尖端技术和军事力量的展示，而且也是军队忠于民主、忠于自由公正选举出来的政府的表现。仅仅不长时间之前，南非国防军和警察的最高将领，胸前挂着绶带和勋章向我敬礼，并宣誓效忠。我不禁想起没有多少年前，他们不但不向我敬礼，而且还逮捕过我。最后，排成V字形的黑斑羚喷气式飞机在其尾部喷出了黑、红、绿、蓝和金黄色的彩烟，那是新南非国旗的图案。
那天，我认为更有象征意义的是黑人、白人分别用科萨语和南非荷兰语演唱我们的两首国歌。白人唱的是“Nkosi Sikelel’iAfrika”（《上帝保佑非洲》），而黑人唱的是“Die Stem”——原先的共和国国歌。尽管那天黑人和白人都不熟悉各自唱的歌词，但是，他们将很快从心底里体会到这些话语的含义。
就职典礼那天，我一直沉浸在一种历史感之中。20世纪中的第一个十年期间，也就是残酷的英布战争之后以及我本人降生之前不几年，南非的白人解决了他们之间的分歧，并建立起了一种白人在黑人自己的土地上统治黑人的社会制度。他们创造的这种制度，形成了世人皆知的最残酷、最野蛮的社会基础。现在，在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也就是在作为我个人的第八个十年里，这个制度被永远地推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承认所有的人，不分他们是什么肤色都享有权利和自由的社会制度。
正是由于成千上万的难以想象的牺牲才换来了今天，这些人作出的牺牲是绝对无法计算的，也是绝对无法得到回报的。正如过去的那么多其他日子一样，那一天我感到，我仅仅是那些先我而去的南非爱国者的代表。那条漫长而崇高的斗争道路似乎已经到了终点，现在将由我把它延续下去。我为不能向他们表示感谢和他们不能看到自己的牺牲换来的今天而感到难过。
种族隔离政策在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持久的伤痕。我们大家要从深深的伤害中得到康复，即使不需要花费几代人的时间，也可能要花费许多年的时间。但是，几十年的压迫和野蛮统治还有另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那就是，它造就了像奥利佛·塔博、瓦尔特·西苏陆、鲁图利酋长、玉苏福·达杜、布拉姆·费希尔、罗伯特·索布克韦这样伟大的时代人物。对于这些如此勇敢、智慧、慷慨大方的人物，可能再也没有人去了解他们。也许，只有如此深重的压迫才能打造出这种高尚的人格。我们国家的地底下蕴藏着许多矿产和宝石，但是，我总认为，我们国家最宝贵的还是它的人民，他们比最纯正的钻石还要纯净和宝贵。
我正是从这些斗争中的同志身上弄清楚了勇敢的含义。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人们不分男女，为了一个理想而去冒险和牺牲生命，我亲眼目睹了我们的人民勇敢地、不屈不挠地面对攻击和折磨，显示了难以想象的力量和坚韧。我知道，勇敢并不是不畏惧，而是战胜了畏惧。我记不清我自己有多少次感到畏惧，但是我把这种畏惧藏在了勇敢的面具后面。勇敢的人并不是感觉不到畏惧的人，而是征服了畏惧的人。
我从来也没有对发生这种伟大转变丧失希望。这不仅仅是因为我提到的那些伟大的英雄人物，而且也因为我们国家的普通老百姓所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我知道，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存在着仁慈和慷慨。没有一个人由于他的肤色、背景或宗教而天生仇恨另一个人。人们一定是通过学习才会有恨，如果他们能够学会恨，那么他们也一定能够学会爱，因为爱在人类的心中比恨来得更自然。即使是在监狱里那些最冷酷无情的日子里，我也会从某个狱警身上看到若隐若现的人性，可能仅仅是一秒钟，但是，它却足以使我恢复信心并坚持下去。人的善良就像是可以隐藏但绝对不会熄灭的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