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业余戏剧协会每年在圣诞节都有展示才华的机会。自从在福特黑尔大学扮演约翰·威尔克斯·布斯后，我的悲剧艺术才能就再也没有施展的机会，但在罗本岛上我却又一次走上了舞台。我们演的戏可能类似于现在的简单抽象派表演艺术：没有舞台，没有道具，也没有戏装，我们所有的只是台词。
我只在几出戏中扮演过角色，但是有一个角色让我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索福克勒斯所写的悲剧《安提戈涅》中的底比斯国王克瑞翁。我在狱中读过一些希腊古典戏剧，我发现这些戏剧意境很高。我从这些戏剧中学到的东西是这些人物的个性通过勇敢面对艰难环境得以证明，英雄就是在最艰难环境中仍然不屈服的男子汉。
当选中《安提戈涅》这个剧本时，我自愿报名参加演出，并请求扮演克瑞翁。克瑞翁是一个老国王，为了他所热爱的城邦，他发动了一场争夺王位的内战。开始，克瑞翁是一个诚实的、爱国的国王，在他早期的讲话中充满着智慧。他认为，经验是担当领袖的基础，对人民负责高于对个人的忠诚。
当然，直到一个人暴露出他的立场，他对人民的统治，以及法律的制定，你才能完全了解一个人，其中包括他的性格、处世原则和判断力。经验才是试金石。
但是，克瑞翁对他的敌人进行的镇压是残酷无情的。他颁布命令，安提戈涅的哥哥波吕尼克斯的尸体不能享受正常的葬礼，因为他发动了反对城邦的叛乱。安提戈涅基于比国家的法律更高的法律而违抗了克瑞翁的命令。克瑞翁不听安提戈涅的话，也不听别人的劝说，只服从他自己内心的邪念。他的固执和愚昧使他成了领袖，但作为一个领袖，必须把仁慈之心融入公正。安提戈涅正是我们事业的象征。她以自己的方式证明，她是一个自由战士，因为她由于法律不公正而藐视法律。
72...
有的狱警开始同我们对话，而我则绝不主动与狱警对话。但是，如果他们问我什么问题，我将尽量作出回答。当一个人要学习的时候，对他进行教育是比较容易的。通常，提出这样的问题往往带有一种不满的意味：“好，曼德拉，你到底要什么？”或“看，你头顶上有房顶，并且有足够的食物，你为什么找那么多麻烦？”这种情况下，我会平静地向狱警说明我们的政策，目的是解除他们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神秘认识，消除他们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偏见。
1969年，岛上来了一位年轻狱警，他似乎特别想了解我。我听到谣传，我们在监狱外面的人准备策划帮我越狱逃跑，并且已经有一个内线狱警混进了罗本岛，将为我提供帮助。这个人开始与我接头，说他打算设法帮我逃跑。
他零零碎碎地把打算告诉了我：在某个夜间，他会用麻药把灯塔内的狱警麻翻，以便使船靠岸。他会为我提供我们监管区的钥匙，以便开门逃到船上去。在船上，我就可以穿上潜水衣，然后游到开普敦港。有人会把我从开普敦带到当地的飞机场并逃往国外。
我听完了他的全部计划，但是，我当时没有告诉他，这个计划听起来是多么牵强和不可靠。我与瓦尔特商量过此事，我们两人都认为这个家伙不怎么靠得住。我绝不跟他说我不打算逃跑，但是，我也绝不采取对于实施这个计划所必要的行动。他一定是有所觉察，因为，不久他就被从岛上调走了。
实际上，我的怀疑是正确的。因为后来我们得知，那个狱警是国家安全局（BOSS）的一个侦探。国家安全局是南非的秘密情报部门，他们的阴谋是先把我从岛上放走，然后，在我企图逃离国境的时候由安全部队把我击毙。整个计划都是由国家安全局制订的，就连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计划帮我越狱逃跑的谣言也是他们制造的。
监狱长的任期通常不超过三年，到1970年时，我们已经度过了好几个三年。那一年，罗本岛监狱长是范·阿德上校。他是一个非常友好、和善的人，他给了我们充分的行动自由。但是，那年年底，监狱当局决定改变岛上的气氛，任命皮特·巴登霍斯特上校为新监狱长。
这是一个不祥的兆头。巴登霍斯特是全监狱管理人员中最野蛮、最专横的官员之一。他的被任命证明了一件事：政府认为岛上的管理太松懈，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铁腕人物使我们就范。巴登霍斯特的任命甚至让我们怀念起“小提包”管理我们的那些日子。
每当任命一个新监狱长的时候，我都要求见见他。我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对我们的情况引起重视，同时也了解一下新监狱长的性格特点。于是，我要求见巴登霍斯特，但遭到了拒绝。他是第一个拒绝这种请求的监狱长。
我们见到他之前早就已经领教了他的管理手段。许多有关学习和自由时间的新规定立即被取消了。显然，他想把我们通过多年努力才争取到的权利收回去。老的监狱管理人员被纷纷调离罗本岛，取而代之的是巴登霍斯特挑选的人。这些新狱警都是一些年轻而粗野的人，他们对琐碎小事都加强了管理，目的就是让我们烦恼，使我们的意志消沉。巴登霍斯特被任命后不几天，我们的牢房就遭到了搜查，书籍和资料都被没收，并且动不动就不给饭吃。就连去石料场的路上，也由狱警推推搡搡地押解着。
巴登霍斯特企图把时间退回到20世纪60年代初，用那时岛上的管理方式对付我们。对于我们提出的任何问题，答案始终是一个“不”字。要求见律师的囚犯反而遭到隔离关押，有任何不满意见也统统不予理睬。有人来探视，有时会无缘无故地被随意取消，伙食标准被降低，而审查措施则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巴登霍斯特来岛上大约一周后，当我们正在石料场干活的时候，他和他的司机开着车来到了石料场。当时既没有介绍，也没有事先通知，他在远处从车内走出来，开始考察我们劳动的情况。我们停下手里的活儿，看着我们的新监狱长。巴登霍斯特盯着我们高声说：“曼德拉，Jy moet jou vinger uit jou gat trek（你必须把你的手指头从你屁股里拔出来）。”我根本没有在意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并且连想都没有想。我开始朝巴登霍斯特走去。他离我有一段距离，没等我走到他跟前，他就钻进指挥车跑掉了。
在车内，巴登霍斯特就通过无线电通信设备向狱警下达了命令，几分钟之内，一辆大卡车来到了石料场，把我们拉回了B监禁区。他们不许我们在车上说话，到了院子里，我们被命令下车并呈立正姿势站在那里。巴登霍斯特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然后在我们面前来回地走动着。他似乎不吐脏字就不会说话。“Jou ma se moer”是他经常挂在嘴边儿的话。“你母亲是个moer。”moer是一个粗俗词，在解剖学上指女人的隐私处。
他用粗哑的声音告诉我们，他看见我们在石料场偷懒很生气。他说，因此，他可以任意地降低我们的监禁级别。尽管我们藐视这种级别划分，但是，多数人当时已经至少升到了C级。他们在C级就可以学习，D级囚犯则不准学习。监狱当局为给了我们学习的权利而感到后悔，巴登霍斯特决心纠正这个“错误”。
后来，我们的气消了之后，我发现巴登霍斯特在石料场对我说的那句粗话是有预谋的。他一直想在罗本岛恢复原来的管理秩序，一直试图挑出他认为不服从管教的人。这就像一个教师，刚接过一个好闹事的班级之后，总是企图管教那个他认为是带头闹事的学生。
73...
1971年5月末，有几个西南非人民组织的人士被带到了隔离关押区。当时，西南非人民组织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纳米比亚争取独立的同盟组织，领导人就是该组织的缔造者之一、勇敢的自由战士安迪巴·托伊佛·杰·托伊佛。听说他们正在为抗议对他们的隔离关押而开展绝食，我们立即决定参加这次行动。这使得巴登霍斯特及其监狱当局十分恼火，他认为这是公然不服从管教。
5月28日深夜，我们被喊叫声和急促的敲门声惊醒。“起来！起来！”狱警们喊叫着。我们被命令脱光衣服，排着队面对院墙站着。狱警们显然是喝醉了，对我们又是叫喊又是辱骂。他们的头儿是一个名叫佛利的虐待狂，我们私下里都叫他“土匪”。
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我们呈立正姿势赤身裸体地站在那里达一个小时之久，直冻得瑟瑟发抖。在这期间，我们的牢房被挨个搜查了一遍，狱警不住嘴地辱骂。一个小时即将结束的时候，戈万感觉胸部剧烈疼痛，很快就昏了过去。这似乎让佛利感到有点儿害怕，他赶紧吩咐我们回到我们的牢房。
狱警们对我们的牢房上上下下地搜查了一遍，却什么也没有搜查到。但是，这次搜查似乎仅仅是佛利虐待狂发作的一个借口。随后我们才知道，他在普通犯人监禁区以虐待狂而名声扫地。第二天，我们发现这伙狱警在来我们监禁区之前殴打了几名普通犯人，后来，他们又袭击了杰·托伊佛。托伊佛进行了还击，把一个殴打他的狱警击倒在地。为此，托伊佛受到了严厉的惩罚。
我们对狱警的虐待正式提出了抗议，但是，监狱当局没有理睬我们的意见。这个经历清晰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但是，这种经历绝对不止一次，像这样的事情，在巴登霍斯特的指挥下是常有的事。
我们决心不能让巴登霍斯特如此肆意妄为下去。我们偷偷给岛外的人传信，让他们做工作以解除他的职务。同时，我们决心在自己内部组成一个代表团去见巴登霍斯特。我们商量了几个月的时间，最后决定了代表团的组成人员：瓦尔特和我代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其他党派也各派两名代表参加。
巴登霍斯特同意见我们。我们要求他改变工作方式，恢复我们被他取消的许多权利，不然我们就要停止工作、消极怠工、绝食，甚至使用手边可用的武器。他说，他会考虑我们所提的要求。我们认为，这次同他见面为我们赢得了先机。因为，他对我们所作的努力已经有所察觉，知道我们已经把抱怨意见告诉了监狱外面的人民大众。这些努力很快就产生了效果。
几周后，我们意识到将有重要人物来探视。因为，那天是个雨天，我们正在石料场干活，监狱当局一反常态地允许我们避雨休息。第二天，我们被告知，三位大法官将来罗本岛。当局要求我们指定一个人代表大家反映意见。于是，大家选我当他们的发言人。
当我在为会见三个法官作准备的时候，有可靠消息告诉我，普通监禁区的一名囚犯遭到了一个狱警的毒打。我决定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三位法官。三位法官是最高法院开普地区分院的简·斯特恩、M. E.赛伦和迈克尔·科贝特。他们上有监狱管理局局长斯特恩将军的护送，下有巴登霍斯特的陪同。那天，我在我们干活儿的地方与三位法官见了面。
斯特恩将军把我介绍给了三位法官，并解释说，我是被大家选举出来代表其他囚犯反映意见的。于是三位法官说，那说明我必须与他们私下交谈。我回答说，我没有什么事情需要藏着掖着的，我们欢迎斯特恩将军和巴登霍斯特上校参加我们的会见。我能看得出，他们对我的话感到吃惊。我补充说，他们有机会回答我们的问题这是最好不过的。三位法官不情愿地默认了我的意见。
我开始逐项列举最近在普通监禁区发生的狱警殴打囚犯的事件。我告诉他们，我已经了解了这些事件的真相、殴打囚犯的凶狠程度，他们对犯罪事实做了手脚。我刚一开始说话，就发现巴登霍斯特不怎么自在，老是在那里动来动去。当我说完打人事件的时候，他粗暴而咄咄逼人地突然插嘴说：“这个打人事件是你亲眼看见的吗？”我冷静地回答说，我没有亲眼看见，但是，我相信告诉我这件事的人。他哼了一声，用手指着我的脸说：“曼德拉，你要当心。如果你谈论你没有亲眼看见的事情，你就是在自找麻烦。我的意思你是知道的。”
我没有理会巴登霍斯特，而是回头向三位法官说：“先生们，你们可以自己看看，我们所面对的这位身为监狱长的人到底是怎样的人。如果他能在这里当着你们的面威胁我，那么，你们可以想象，你们不在这里的时候他将会干些什么。”科贝特法官回头对另外两位法官说：“这个囚犯说的话是十分在理的。”
我用剩余下来的时间就我们的伙食、学习方面的意见一一向法官作了反映。巴登霍斯特心里一定一直在生气，而表面上，他似乎抑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在会见结束的时候，三位法官向我表示了感谢，我也向他们说了声“再见”。
对于法官在会见后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我并不知道。不过，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巴登霍斯特似乎有所收敛，他不再像过去那样蛮横。三位法官会见我们之后不到三个月，我们就听说巴登霍斯特即将被调离罗本岛。
在巴登霍斯特离任前几天，我被叫到了监狱长办公室。当时，斯特恩将军正在岛上视察，想听听我们是否还有抱怨意见。当我一项一项地提出我们的要求时，巴登霍斯特就在现场。当我反映完我们的意见的时候，巴登霍斯特直接对我说，他将离开罗本岛，并补充说：“我只能祝你们好运了。”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是否看上去被惊呆了，但是，我非常高兴。他说了人话，显示了我们以前从来没见过的一面。我感谢他的好意，并祝他在事业中也有好运。
后来，好长时间我都在思考这一个时刻。巴登霍斯特可能是我们在罗本岛上碰到的最无情、最野蛮的一个监狱长。但是，那天在办公室里，他暴露了他的本性中还有另一个侧面，这个侧面虽然不怎么明显，但是，它确实还存在着。这对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好的启示，即使是似乎最冷血的人，有时也会有一颗宽容的心。如果触动到他们的心弦，他们也能有所改变。归根结底，巴登霍斯特并不邪恶，他的野蛮是由于野蛮的社会制度造成的。他行事如残暴之人，只因他因自己的野蛮行为而得到了奖励。
74...
据了解，威廉姆斯上校将接替巴登霍斯特上校担任监狱长。威廉姆斯上任后，我就要求见他，并且在他来岛上不久就见到了他。尽管他显然不是一个进步人士，但是，他待人客气、通情达理，与他的前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们希望，巴登霍斯特任期的结束将成为我们环境条件稳定改善曲线上的一个起点。
那些野蛮的年轻狱警也与巴登霍斯特一起离开了罗本岛，我们不久就又恢复了我们以前在石料场和监禁区内的正常生活。威廉姆斯可能一直就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但是，当他看到我们在石料场说话的时间比干活的时间还要长的时候，他也感到不怎么高兴。
他来岛上只有几周后，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曼德拉，”他真诚地说，“你必须帮帮我。”我问他让我帮他做什么。“你们的人不干活儿，他们不听吩咐，只干自己想干的事。这里是监狱，必须讲纪律性。讲纪律不仅对我们有好处，对你们也有好处。我们必须要有规矩，不然他们将召回像前任监狱长那样的人来管理你们。”
上校的一番话是有道理的。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并告诉他，他的要求是合理的。不过，我在答复前需要与我们的人商量一下。那时候，把单个牢房里的所有囚犯都召集起来开会显然是不允许的。通过请求他允许我们召开这样的会议，我要求他放宽规定。就像我所了解的那样，他也知道这个情况，他需要一些时间对这个问题进行考虑。
几天之内，我就接到了威廉姆斯的回话，他允许我们召开会议。一天下午，我们大家都集中在院子里，也没有狱警监视我们。我把威廉姆斯的话告诉了大家，我们认识到，通过现在让一点步，我们最终会使我们的环境条件得到改善。我决定，至少我们要像干活儿的样子。不过，不管干什么活儿，快慢必须适当。从此之后，我们说到做到，因此，我们再也没听见监狱长对我们有什么抱怨。
在威廉姆斯任监狱长的初期，也就是说，在1971年至1972年期间，不断有被抓的民族长矛军战士被关进罗本岛。这些人都经历过战斗，对国外的运动情况非常了解。虽然我对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被关进监狱感到很难过，但是，他们到来后，我渴望听他们的汇报，我特别想知道奥利佛的消息和训练营的情况，以及民族长矛军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
这些人虽然战斗力特别强，但他们对监狱生活还很不习惯，其中最突出的人物之一就是吉米·阿普里尔。他是曾经在乔·斯洛沃的带领下接受过军事训练的民族长矛军军官，并曾经在罗得西亚与敌人战斗过。民族长矛军用假身份证慢慢地渗透回国内，而吉米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在南非被捕的。
吉米给我们讲述了他们经历的战争故事，但是，我也悄悄地向他打听过民族长矛军存在的问题。因为我是民族长矛军的缔造者，也是民族长矛军的第一任司令，吉米和其他人对我要比对其他人更坦率一些。他告诉了我一些军营中不尽如人意的事情以及民族长矛军军官滥用权力的问题。我要他对这些问题保守秘密，我则设法给奥利佛去信，建议对军队进行改革。
有一天，我正在监狱长办公室里会见威廉姆斯上校时，我看见吉米在另一个官员的办公室的外面。他激动地对我说：“他们扣押了我的信。”
“为什么？”我问道。
“他们说里面有不准许让我看的内容。”他说。我走进了那个官员的办公室协商此事，但是没等我开口，吉米就鲁莽地冲进了办公室，大声对那个官员说：“把信给我！”吉米把我推到一边，冲到那个官员的办公桌前，想自己去拿那封信。这时，那个官员拿起那封信躲在了我的身后，似乎害怕吉米袭击他。这在电影中可能是充满喜剧色彩的一幕，但是，当时却有点儿令人气愤。我回头严肃而坚定地对吉米说：“不要这样，冷静下来。我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设法让你拿到信。现在，请你先离开。”
我的话起到了预想的效果，吉米离开了办公室。然后，我转身走到那个官员面前，他似乎特别生气。我所处的位置使我感到左右为难。我不准备与监狱当局进行对抗，而是想在我自己的人和我与之长期斗争的人之间尽量斡旋。刚刚来到岛上的那些人的好战性越来越频繁地让我陷入这种两难之境。他们的激进情绪在鼓舞我们的同时，也会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更多的麻烦。
一周内，那位官员把吉米的信交给了我。
75...
一天上午，我们没有去石料场，而是被吩咐登上了一辆大卡车。卡车拉着我们朝一个新的方向驶去，15分钟后，我们被吩咐从卡车上跳下来。在我们面前的晨光中，我们看到了大西洋，看到了岩石海岸在远处闪闪发光，看到了开普敦那一幢幢玻璃幕墙的大厦。我们知道那必定是一种幻觉，这座背靠赫然耸立的桌山的城市看上去离我们出奇的近，似乎伸手就能摸得到。
一位地位较高的狱警告诉我们，我们是来海边拾海草的。他让我们把冲到沙滩上的大海草捡起来，并且把粘在岩石或珊瑚上的海草拽下来。海草本身又细又长，并且呈深绿色。有的海草有6——8英尺长，有30磅重。我们把海草从浅水中捞出，然后把它们一排排地晾在海滩上，最后再把它们装在卡车的车厢里。有人告诉我们，这些海草当时是运往日本，在日本，这些海草可以用作肥料。
那天，我们感觉这个工作似乎并不累，但是，干了几个星期、几个月后，我们发现这个工作也并不十分轻松。这倒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可以从眼前这种生动的景色中找到乐趣。我们眼望着一艘艘轮船在海面上航行，油轮在远处缓缓地移动，海鸥从海中捕鱼，海豹在浪花中腾跃。一群企鹅惹得我们大笑了一通，它们就像一伙笨拙的、走路姿势十分难看的士兵。我们对桌山上空一日多变的天气感到惊奇，一会儿阴云满天，一会儿又晴空万里。
夏天，海水让人感觉是神奇美丽的。但到了冬天，本格拉寒流使那里的海水变成了惊涛骇浪。岸边的岩石被海水击打得凹凸不平，我们的腿常常在工作中被擦伤。尽管我们并没有在那里干多长时间，但是，我宁愿在海边捡海草也不愿去石料场挖石灰石。
大西洋就是一个聚宝箱。我捡到了漂亮的珊瑚和贝壳，我有时也把这些漂亮的珊瑚和贝壳带回到我的牢房里。有一次，有人在沙滩上捡到了一瓶葡萄酒，瓶盖仍然完好无损。有人说，这种葡萄酒喝起来味道像是醋。泛非大会的杰夫·马塞莫拉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艺术家和雕塑家，当局让他收集漂流的木块，他把这些木块雕刻成了神奇的艺术品，狱警都愿意花钱购买这些艺术品。他为我做了个书架，后来我使用了好多年。而监狱当局则告诉来岛上访问的人，那个书架是他们为我提供的。
海边的气氛比石料场的气氛更令人放松。我们也喜欢海边，因为我们在海边吃得特别好。每天上午我们去海边的时候，总是带上一大铁桶清水。后来，我们又增加了一个铁桶，就用铁桶当罗本岛上的海鲜炖锅，可以捡蛤蜊、贝类炖着吃。我们也抓龙虾，龙虾往往藏在石缝里。抓龙虾是个技术活儿，必须紧紧抓住龙虾的头部与尾部的中间，不然，它就会蠕动着逃之夭夭。
鲍鱼，我们称它为“perlemoen”，是我最喜欢吃的海鲜。鲍鱼是软体动物，它紧紧地贴在岩石上，必须把它撬下来才行。鲍鱼很难对付，把它的硬壳打开并不容易，如果稍一煮过头，它将变得很硬，无法下口。
我们把抓到的海鲜放在第二个铁桶中，维尔顿·穆夸毅是我们的厨师，由他负责烹调海鲜。海鲜做好了的时候，狱警们就和我们一起分享，大家坐在海滩上享受丰盛的野炊。1973年，在我们偷偷搞到的报纸上，我们看到关于安妮公主与马克·菲利普举行婚礼的消息，详细报道了婚宴的盛况。菜单上有贝类、龙虾和鲍鱼，这让我们十分高兴，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吃这些美味。
一天下午，我们正坐在沙滩上吃我们的炖海鲜，这时，特布兰奇中尉忽然走了过来，他当时是监狱长。我们假装在工作，但是，我们没能瞒过他，他很快就发现了在火上炖得滚开的一锅鲜贝。中尉打开桶盖，看了看桶内的海鲜。然后，他捞起了一个鲜贝吃起来，嘴里说着“smaaklik”。这是一句南非荷兰语，意思是“好吃”。
76...
在斗争中，罗本岛被大家认为是一座“大学”。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从书本上所学到的东西，或因为囚犯学习英语、南非荷兰语、艺术、地理和数学，或因为有那么多人，像比利·奈尔、阿迈德·卡特拉达、麦克·丁加克和艾迪·丹尼尔斯获得了多个学位。罗本岛之所以被大家认为是一座“大学”，是因为我们可以互相学习。我们自己教自己，我们有自己的教授、自己的课程、自己的教材。我们还对正式的理论学习和非正式的政治学习进行了区分。
我们这所大学部分地是在需要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当年轻人来到岛上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历史知道得很少。瓦尔特可能是最伟大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历史学家，他开始给他们讲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的起源和早期历史。他的教学方法很科学，也很容易理解。这种非正式的历史知识经过最高组织机关编撰，逐渐形成了一种学习教材。这部教材叫做《教学大纲A》，涵盖了关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解放斗争的材料，可以学习两年。《教学大纲A》还包括由凯西讲授的“印度人斗争史”，另有一位同志还在这个大纲中增加了有色人的历史，麦克曾经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学习过，他就给大家讲马克思主义。
当然，教学条件不太理想。大家按学习小组在石料场工作，大家围成一圈，把主讲人围在中间。教学风格从本质上讲是苏格拉底式的，思想和理论通过主讲边问边答给大家讲得又深又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