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不稳定性有时会导致令人啼笑皆非的后果。有一次，比勒陀利亚当局下达了一项命令，把我与石灰石料场的其他囚犯隔离开来。我只能单独工作，单独就餐，单独被看管。我们后来发现，这个新情况在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囚犯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几天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决定，对他们的领导人泽法尼·马托朋也实施隔离，他们自行让他单独工作、单独就餐的时间与我单独工作、单独就餐的时间一样长。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经常拒绝参加与党派无关的会议。当我们召集会议，讨论我们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然后再彼此通报从报纸上获得的新闻时，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抵制了这次会议。对此，我十分反感。我们得知，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对自己组织内部在外面发生的变化一无所知。当时，岛上的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成员不相信我们关于流亡国外的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已经向白人和印度人敞开了大门的说法，认为那只是谣言。但是，我们已经从报纸上看到，白人激进主义分子帕特里克·邓肯已经成为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执行委员会成员。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成员当时认为，这不过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宣传手段。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罗本岛上成立了自己的国际组织。该组织被称作最高司令部，或者更正式地称为最高组织机关，由岛上最高级别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组成。这些人都是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他们是瓦尔特·西苏陆、戈万·姆贝基、雷蒙德·穆拉巴和我本人。我担任最高组织机关的领导人。
从一开始我们就决定，最高组织机关不干预外面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我们对国内的形势没有可靠的评估办法，所以我们认为，对我们并不知道的事情提供指导并不是公正而明智之举。我们所领导的事务，只是一些与囚犯们的不满意见以及罢工、邮信、伙食等有关的事情，这些都是监狱生活中的日常问题。可能的话，我们将召集一般成员开会。我们认为，这种会议对于保持组织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召开这些会议也是十分危险的，所以不能经常召开，于是最高组织机关通常用传达的方式把所作的决定通知到其他所有成员。最高组织机关还建立了基层组织，每个基层组织由三名成员组成。
在岛上的头几年中，最高组织机关还起着我们监禁区的所有政治犯人的代表委员会的作用。1967年，我们起草了一个要求得到较好待遇的请愿书，大家都在该请愿书上签了名，其中包括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成员、团结运动组织的成员和以艾迪·丹尼尔斯为代表的自由党的成员。后来，虽然大家都认可了这种组织结构，但内维尔·亚历山大一直在抱怨，最高组织机关既不民主又没有真正的代表性，他认为应当创立其他组织机构。
在内维尔的建议下，最终成立了一个犯人委员会，由来自各政治党派的人组成。其他组织的人担心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凌驾于该委员会之上，于是精心制定了工作准则，限制该委员会的权力纯粹是咨询式的，其决定不具有约束力。即使如此，该委员会也很难达成解决问题的一致意见。我们建议，由游击战俱乐部的成员菲基莱·巴姆主持会议。后来，该委员会的领导人由各组织的人轮流担任。最后，大家把该委员会称作“乌伦迪”，成为所有政治犯的一个纪律委员会。
最高组织机关由于其各族成分杂处而成为某些分歧的源头，四个常委都是科萨族。这是一种巧合，而不是故意这样安排的。岛上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最高领导班子中，只有4个人曾经担任过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而这4个人偏偏都是科萨族。仅仅因为不是科萨族就把某个级别较低的人推上最高组织机关的领导岗位显然是不妥当的，但是，最高组织机关成为科萨族一统天下的事实也让我大伤脑筋，因为，这样似乎会让大家产生误解，认为我们只是一个科萨人的组织。
我对这样的批评总是感到恼火，认为这种批评说明他们既不了解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历史，也不怀好意。我有时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一直由祖鲁人、巴索托人、佩迪人和茨瓦纳人担任这个事实予以反驳，说明执行委员会一直是一个包括各个不同民族团体的混合组织。我记得有一次，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正在院子里劳动，有些来自普通犯人监禁区的人在我上面的房顶上干活儿，他们朝着我喊：“Mdala（老伙计），你为什么只同科萨人说话？”这种责备深深地刺痛了我。我抬起头说：“你们怎么不分青红皂白地责备我？我们都是一家人。”他似乎对我说的话感到满意，但是，他们的意见却牢牢地记在了我的心中。自此之后，无论知道什么事情，我总是会走到普通犯人监禁区的囚犯面前，设法与凯西或丹尼尔斯或其他非科萨人士进行沟通。
我们后来决定，最高组织机关中应该有第五个人选，轮流负责最高组织机关的工作。这个第五人通常不是科萨人，例如，凯西在最高组织机关成员中担任领导职务长达五年多，拉鲁·奇巴也担任过一段时间。最后，这种批评也就慢慢地听不到了。
我并不是想独揽最高组织机关的大权，事实上，我自己觉得重要的一些建议都被拒绝了，我认为就是应该这样。但是，有时候我发现，这样也没有什么益处。有两个与当局有关的问题，对于这两个问题，我就没能说服我的同事。监狱规定，在高级官员面前，犯人们必须起立。我主张我们不应该起立，因为，不得不尊重敌人而敌人又不把我们当政治犯对待是对自己的贬低。我的同志们则认为这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反抗的后果并没有什么好处。
第二个问题出于同样的原因也遭到了最高组织机关的拒绝。狱警既不称呼我们的姓，也不称呼我们的教名。这是对我们的侮辱，应该让他们在我们的称呼前加“先生”二字。我为此坚持了多年，但是一直没有成功。后来，这甚至成了一种幽默，因为我的同志们有时就称呼我“曼德拉先生”。
70...
对我们这些身在狱中的人来说，时间似乎是静止不动的，但是，对监狱外的人，时间则是不停步的。当我母亲于1968年春天来探望我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感觉。自从利沃尼亚审判结束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变化是逐渐地、一点一点地发生的。当你生活在你自己的家中，你很少注意到家人的变化。但是，当你多年不见你的家人的时候，他们的变化则让你感觉是非常明显的。我母亲似乎一下子变得很老了。
她在我儿子马卡托、我女儿马卡紫薇和我妹妹巴贝尔的陪同下从特兰斯凯来岛上探望我。因为有四个人来访，并且他们又是远道而来的，当局把探视时间从半小时延长到45分钟。
自从利沃尼亚审判之前，我就没见过我的儿子和女儿，在这期间，他们已经长大成人。我端详着他们，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自豪。但是，尽管他们已经长大了，我恐怕多多少少地仍然拿他们当孩子对待，就像我进监狱前一样。他们可能变了，但是，我却没有变。
我母亲瘦了许多，这使我非常担心。她面色显得有些憔悴。只有我妹妹似乎没怎么变样。尽管见到他们并与他们一起商量家庭问题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但是，我对我母亲的健康却感到不安。
我向马卡托和马卡紫薇表达了让他们继续读书的愿望，并向巴贝尔询问了住在特兰斯凯的亲戚家的情况。时间过得太快，正如每一次有人来探视时一样。最愉快的事情在于对亲人探视的回忆，但是这一次，我却无法摆脱对母亲的担心。我害怕这将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老人家。
几周后，我们从石料场回来，有人告诉我去监狱办公室拿电报。电报是马卡托发来的，他告诉我：我母亲因心脏病去世了。我立即向监狱长办公室申请，要求去特兰斯凯参加她老人家的葬礼。我的请求被监狱长拒绝了。“曼德拉”，他说，“尽管我知道你是一个守信用的人，你不会逃跑，但是，我对你们的人不信任，担心他们会绑架你。”我为不能给我母亲送葬而更加伤心——作为她的大儿子，又是唯一的儿子，为她老人家送葬是我的责任。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十分怀念她老人家。她的一生远远谈不上安乐。在我当律师的时候，我还能够赡养她，但是，进了监狱之后，我就再也不能赡养她老人家了。我欠她老人家太多了。
我母亲的去世使我对自己的人生再次进行回顾和评价。她的艰难、她的贫穷，使我又一次对我所走的道路是否正确提出了疑问。这一直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把人民的利益置于高于自己家庭利益的位置上，这是不是一种正确的选择？长期以来，我母亲对于我献身于斗争事业一直不能理解。我的家人并不想卷入这场斗争，但是，我的卷入使他们也受到了连累。
但是，我又回到了同一个答案。在南非，对于一个男子汉来说，不顾人民的需要是很难做得到的，就是牺牲自己家庭的利益也应顾全人民的利益。我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最终，我母亲也支持我所作的选择。但是，这样也不能减轻我为没能使她老人家生活得更好一些以及没能让她安息而感受到的悲哀与痛苦。
1969年5月12日一大早，安全警察在我们奥兰多西的家中把温妮唤醒，并根据1967年通过的《反恐怖法》，未经指控就逮捕了她。《反恐怖法》给政府提供了不用审判就可以对某人实施逮捕和囚禁的权力，这个权力是空前的。我后来得知，这次袭击是全国性袭击的一部分。在这次袭击中，另有十几个人遭到了拘留，其中还包括温妮的姐姐。警察是在泽尼和津泽双双抓着温妮的裙子的情况下硬把她拉走的。后来，她被单独关押在比勒陀利亚的监狱里。在那里，她被剥夺了保释权和被探视权。紧接着，她一连被野蛮地审讯了好几个月。
6个月后，温妮最终被提起公诉，我设法让长期反对种族歧视的律师乔尔·卡尔森为她辩护。温妮和其他22位人士被指控违反了《镇压共产主义条例》，企图重新组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后来，乔治·毕佐斯和阿瑟·查斯卡尔松都参加了辩护。他们都曾是利沃尼亚审判的辩护律师。10月份，温妮被捕17个月后，政府撤销了对她的指控，温妮被无罪释放。释放两周内，温妮又遭到禁止，被软禁在家中。她立即提出申请来探视我，但是遭到了拒绝。
在监狱里，想到温妮也被关进了监狱，这比什么都痛苦。我勇敢地面对这一现实，但是，在内心深处，我感到十分不安。温妮被单独关押的时候是我内心最为痛苦的时候，尽管我经常劝说别人不要为自己管不了的事情去担心，但是，我自己却不能听从自己的劝告。我有许多个不眠之夜：当局想对我的夫人下什么样的毒手？她是否能够承受？我们的女儿由谁来照管？谁将为她们支付账单？我不断地思考这样的问题，但是又无法回答，这简直是一种精神折磨。
奥卡木博准将允许我给温妮写信，但有一两封信没有及时得到她的回信。正常情况下，等待审判的囚犯是不能通信的。但是，奥卡木博作为对我的关照却允许我们通信，我对他十分感激。不过，我知道当局允许我们通信并不是出于仁慈：他们企图通过阅读我们的书信，从中得到对温妮不利的证据。
在这段时间，我又经历了另一场不幸。1969年7月一个严寒的早晨，也就是我得知温妮被关进监狱三个月后，我被叫到罗本岛监狱办公室，有人递给了我一封电报。这封电报是我的小儿子马卡托发来的，只有一句话，告诉我他的哥哥，即我的大儿子马迪巴·泰姆比基勒——我叫他泰姆比，在特兰斯凯发生的一次车祸中丧生。泰姆比当时只有25岁，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一个人对于这样的悲剧还能说什么呢？我对我的夫人的不幸已经够伤心了，我母亲的去世一直使我十分难过，此时，又听到这样的噩耗。我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我的悲伤，我的心中留下了一个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弥补的创伤。
我回到我的牢房，躺在床上，我不知道在那里躺了多久，只知道那天晚上我没去吃晚饭。有人来看我，我什么话也不说。最后，瓦尔特来到我的牢房。他跪在我的床前，我把那封电报递给了他。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我不知道他陪了我多长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无法对另一个人说什么。
我请求当局允许我去参加我儿子的葬礼。作为一个父亲，保证使儿子的灵魂得到安息是我的责任。我告诉他们，可以派保安警察同我一起去，我可以立下保证书，保证按时返回监狱。但是，我的请求又一次遭到了拒绝。当局只是允许我给泰姆比的母亲艾韦琳写一封信，我只能在信中尽力安慰她，告诉她我会分担她的悲伤。
我记得有一天下午，当泰姆比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到我曾经从事秘密工作的西里尔德尼的一所能安全藏身的房子里来看过我。由于我一直忙于地下政治活动和法律案件，当时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能见到他了。有一次，我突然回到家中，看见他穿着一件旧矿工服，衣服搭到他的膝盖。他一定是穿着他父亲的衣服有一种安慰感和自豪感，就像我曾经穿我父亲的衣服一样。当我不得不向他说再见的时候，他直直地站在那里，似乎已经长大成人。他说：“你不在家的时候，我会照顾我们的家。”
第九部 罗本岛：希望的曙光
71...
在监狱里，条件的改善从来不会持续太久。改善的步伐要停止时，通常还会伴随着倒退。前进一步可能要花几年的时间才能取得，而倒退回去，则只需要一天的时间。就好像是我们把岩石推到山顶，但是它又从山顶上滚落了下来。不过，生活条件的确有了改善。我们打了几次“胜仗”，使岛上的气氛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们不合作，当局没有我们也无法开展工作，在范·任斯博离去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生活环境也宽松了一些。
我们来到岛上的头三年中，每人都发了长裤子。到1969年，我们每人都发了属于自己的囚服，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每周都换一套。这些囚服很合体，当局也允许我们自己洗自己的囚服。周末的时间，我们被允许随时到院子里活动。尽管我们的伙食当时还不平等，但是，非洲囚犯有时早上也能吃到面包。我们犯人之间可以共同分享食物，因此，有些差别也没有关系。我们发了各种象棋和扑克牌，礼拜六和礼拜天我们常常下棋和打扑克。在石料场，我们可以自由谈话。如果监狱长要来，值班的狱警会吹哨让我们拿起工具。我们与最坏的狱警的关系也得到了缓解，与对我们比较好的狱警则都成了朋友，尽管当局对此有所察觉，并每几个月就轮换一次狱警。
实际上，我们随时都可以召集会议。我们可以召开最高组织机关成员的会议，一般成员和“乌伦迪”开会只要不太扎眼，也一般不会被迫中断。看起来，就像是囚犯们而不是监狱当局在管理着监狱。
由于信仰坚定和害怕上帝，南非白人对他们的宗教特别认真。每周雷打不动的活动就是礼拜天上午做礼拜，这是当局认为必须进行的一种宗教仪式。他们似乎认为，如果不让我们在礼拜天做祈祷，就危及他们自己的道德精神。
每个礼拜天上午，都会有一个来自不同宗教团体的牧师为我们布道。这个礼拜天是英国圣公会的牧师，下一个礼拜天将是一个荷兰归正会的传教士，再下一个礼拜天则是卫理公会的牧师。牧师由监狱服务部门招募，其中一条规定是被招牧师布讲的内容仅限于宗教方面。狱警参加所有的宗教活动，如果某个牧师的布道偏离了宗教，下一次他就不会再被邀请到岛上进行传教活动。
在岛上的头两年里，即使是做礼拜时也不准我们离开我们的牢房。牧师就在我们的走廊头上进行布道。到了第三年，做礼拜改在院子内进行，我们更喜欢在院子里做礼拜。在那些年月里，这是我们在礼拜天除了半小时的早操之外唯一被允许在院子里活动的时间。我们中很少有人信教，但是，没有人介意布道的时间太长，因为我们希望在院子里多待上一会儿。
每逢在牢房外举行礼拜仪式，我们可以随便参加。有的人只参加自己信奉的宗教的布道活动。尽管我是一个循道宗的信徒，但是，我还是每种宗教活动都参加。
第一轮给我们布道的牧师是一个叫休斯的英国圣公会牧师。他是一个性情粗暴而魁梧的威尔士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经在潜艇部队中当过随军牧师。当他第一次来岛上的时候，他对在走廊里布道很是不满，认为这是对上帝的大不敬。因此，他第一次来岛上没有向我们布道，而是从温斯顿·丘吉尔的战时广播讲话中节录了一段话，用他那动听的男中音背诵出来：“我们将在海滩上战斗，我们将在空降点战斗，我们将在田野和街道上战斗，我们将在山地里战斗，我们将决不投降。”
不久之后，休斯牧师就改在院子里为我们布道，我们发现他的布道演讲很精彩。他布道时不时小心谨慎地加入了一些我们喜欢听的新闻。例如，像古埃及的法老、南非的总理正在招募部队之类的故事。
布道结束后，我们总是唱圣歌，我认为休斯牧师之所以那样频繁地来探望我们，仅仅是为了听我们唱圣歌。他随身带着一架便携式风琴，有时就为我们伴奏。他对我们的演唱十分欣赏，说我们的演唱是唯一能与他家乡威尔士唱诗班相媲美的演唱。
卫理公会的传教士是琼斯牧师，他是一个神情紧张、情绪低落的人。在刚果发生革命期间，他曾经一直生活在刚果。他在那里的经历似乎是他精神忧郁的主要原因。他一遍又一遍地强调和解的重要性，其用意无非是我们需要与白人和解。
有一个礼拜天，当这位卫理公会的牧师正在作他那惯有的片面布道时，我注意到艾迪·丹尼尔斯一直烦躁不安。到最后，艾迪显然无法再忍耐下去。“你在这里大谈和解，但却找错了对象，”他大声说，“过去的75年，我们一直在寻求和解。”这对琼斯牧师已经是够受的了，因此我们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琼斯并不是唯一被艾迪吓跑的牧师。一位称作赛普泰姆波兄弟（Brother September）的有色人牧师也曾经来岛上为我们传过教。有一个礼拜天，一位名叫赫尼·费里斯的囚犯自告奋勇带头祈祷，他口才特别好。对于这种宗教热情，赛普泰姆波兄弟当然非常高兴。赫尼开始用高昂的语调祈祷，在祈祷时，有时他请大家闭上眼睛进行默祷。包括赛普泰姆波兄弟在内的每个人都闭上了眼睛。艾迪蹑手蹑脚地走到前面，打开赛普泰姆波兄弟的公文包，拿走了当天的《星期日时报》。当时，没有人察觉此事，但是赛普泰姆波兄弟从此之后给我们布道时再也没有带过报纸。
安德烈·斯凯福勒是南非荷兰归正会的牧师。南非荷兰归正会与荷兰归正会是姐妹教会，几乎全体布尔人都是其信奉者。其传教团教堂只供非洲白人使用。斯凯福勒牧师是一个固执而又保守的家伙，他通常只对普通囚犯布道。有一个礼拜天，他信步来到了我们监禁区，我们就问他为什么不对我们布道。“你们这些人认为自己是自由战士，”他傲慢地说，“逮捕你们的时候，你们一定在酗酒和吸毒（大麻）。自由战士，哼，去你的！”但是，我们要求他给我们布道，到20世纪60年代末，他终于答应了。
从某个方面讲，斯凯福勒牧师并不是正统的宗教人士。他对宗教采取科学的态度，我发现这很有意思。许多人都是运用科学反对宗教，而他却把科学作为自己宗教信仰的支柱。我记得在一次传教演讲中，他谈到了来自东方的三位智者，他们在一颗彗星的指引下来到了伯利恒。他说：“这并不仅仅是一个迷信或神话。”然后他从天文学家那里找了证据，在历史上的那个时刻，有一颗彗星运行的轨迹恰恰与《圣经》中描述的路线相吻合。
由于斯凯福勒对我们越来越了解，他对我们也就更加同情。他富有一种冷峻的幽默感，喜欢拿我们开玩笑。“你知道，”他说，“在这个国家里，白人比黑人的任务更艰难。无论什么时候出了问题，我们必须找到解决办法，而无论什么时候你们黑人有问题，你们总是有借口。你们可以简单地说一句‘Ingabilungu！’”我们立即哈哈大笑起来，不仅因为他的发音滑稽，而且还因为他的这个观点把我们逗乐了。“Ingabilungu”是一个科萨词，意思是“这是白人干的”。他是在说，我们总是能把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白人。他的意思是我们也要在自己中间找原因，也要对我们的行为负责。对此，我倒是完全赞成。
正如礼拜天是每周的休息日一样，圣诞节则是每年的休息日。只有在这一天，当局才对我们表示出某种善意。在圣诞节，我们不必去石料场劳动，我们被允许买少量的糖果。虽然我们吃不到传统的圣诞饭，但是，我们吃晚饭时会得到额外的一杯咖啡。
当局允许我们组织音乐会，举办比赛或演话剧。音乐会是最引人注目的集会。我们的音乐指挥是来自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塞尔比·恩根达尼。在加入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前，塞尔比一直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团团员。他是个天生的演艺者，拥有一副美妙的好嗓子和很高的欣赏品位。
塞尔比选择歌曲，改编和弦，选出独唱演员，并亲自导演。音乐会于圣诞节上午在院子内举行。我们演唱了传统的英国圣诞歌曲和非洲传统歌曲，其中也包括一些抗议歌曲，当局对此似乎并不在意，或许根本不知道其中的差别。狱警们是我们的观众，他们与我们一样，对我们的演唱非常入迷。
在来监狱之前，塞尔比被认为是一个在政治上无足轻重的人物。但是，在监狱里，他才真正显示出他的气质。在监狱中，谁性情开朗，谁就是有人缘的人。
监狱是一个锻炼人的性格的大熔炉。有些人在身陷囹圄的压力下才显示出真实的气质，而有些人在监狱中展现的气质则与原先相比打了折扣。
除了举行音乐会之外，我们还举办象棋和跳棋比赛，有时也玩拼字游戏和桥牌。我每年都参加国际跳棋比赛，并且有几年我获得了大奖，奖品通常只是一根糖棒。我玩游戏的风格是慢条斯理和深思熟虑，策略上则偏于保守。我每走一步都要进行认真思考，步与步之间往往花费很长的时间。我不赞成类推，但是，这不但是我在下国际跳棋中推崇的操作方式，而且在政治问题上，我也坚持这样的方式。
我的对手多数都喜欢速战速决，常常对我这种玩游戏的方式失去耐心。与我一起玩游戏最多的对手是唐·戴维斯。他是非欧洲人联合运动组织的成员，是在金伯利的一个钻石矿区长大的。他是一个能吃苦耐劳、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也是一个容易激动的人。唐是个优秀的国际跳棋棋手，但是，他的风格正好与我的风格相反。当他下棋时，他的脸上总是挂满汗水，有时，他会变得十分紧张和激动。他落子飞快，好像速度快也能得分似的。在年终决赛中，我们有好几次一起进入了总决赛。
唐称我为“Qhipu”，因为在下跳棋的时候，我有一个习惯。我会认真地考虑每一种可能性，当我准备移动棋子的时候，我总是说“Qhipu！”意思是“来吧”，然后才移动棋子。对这一点，唐感到有些沮丧，他称呼我“Qhipu”并不是出于友好，而是由于恼怒。
唐和我举行过多次比赛，即使是赢了棋，他也要立即回到棋桌上向我挑战，提议再下一盘。唐总是要玩国际跳棋，直到我应战后他似乎才感到满意。我与他玩得时间太多，因此，我的其他爱好都荒废了。每当我在学习中没能通过一门考试，而有几位同事问我为什么的时候，我的回答都是：“因为唐·戴维斯！”我的回答往往会引起一场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