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让我们进退两难。一方面，他拿我们不当人看待，如果拿了那个三明治，我认为将有损我们的人格。另一方面，我们在忍受饥饿，并且，拒绝他的表示对我们设法与其搞好关系的这位狱警就是一种羞辱。我能看得出，我们那位同志也很想要那个三明治。于是，我点头示意，让他把三明治收下。
这个策略起了作用，因为这位狱警不再对我们保持警惕，甚至开始问我们有关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事情。通常，如果一个人在监狱里工作，他可能早已经被政府的宣传清洗了大脑。他很可能认为我们是要把白人扔进大海里的恐怖主义分子和共产党人。但是，由于我们平和地向他解释过我们的非种族主义思想、希望得到的权利和重新分配财富的计划，他挠了挠头说：“这他妈的似乎比民族主义更有道理。”
取得狱警们的同情则解决了我们在罗本岛上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即传递信息。我们认为与F区和G区的同志们保持联系是我们的义务，F区和G区都是关押普通犯人的地方。我们抱定决心，在监狱内也要像在监狱外一样，继续加强我们的组织建设。如果，我们要想在提抗议和抱怨意见方面协调一致，那么，传递信息就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大量的囚犯都属于普通监禁区，F区和G区的人不但对外面的运动情况有更新的消息，而且对我们的朋友和家人所发生的新情况也比我们知道得多。
监禁区之间的相互联系是严重违反规定的。我们发现，有许多能绕开这种禁令的有效方法。给我们送饭的人都是来自普通监禁区的囚犯，头几个月，我们设法向他们悄悄地了解情况，在了解情况的同时，我们也让他们帮助传递消息。我们组建了一个秘密信息传递委员会，由凯西、麦克·马哈拉基、拉鲁·奇巴和其他几位同志组成，他们的任务就是组织这类传递信息的活动。
第一个方法是由凯西和麦克策划的。他们注意到，在我们去石灰石料场的路上，狱警经常乱扔空火柴盒。于是，他们就秘密收集空火柴盒。麦克设法对这些空火柴盒的底部进行伪装，并把写好的纸条藏在火柴盒的底部。拉鲁·奇巴曾经学过裁剪，因而会写一种蝇头小字的编码信息，他就把信息用这种小字写在改造过的火柴盒上。乔·基卡比也是一名民族长矛军战士，他当时与我们在一起。他负责在去石灰石料场的路上把这些火柴盒放在普通囚犯将要路过的那个十字路口上。通过给我们送饭的普通囚犯，我们就可以把信息传递给F区和G区的囚犯。F区和G区的人会指定人员在路上把火柴盒捡起来，信息就这样传递过去。我们获取信息也采取同样的办法，这种办法远远谈不上十分完善，有时下一场雨就可能使我们这种传递信息的办法泡了汤。因此，我们紧接着又研究出了更有效的办法。
我们发现，狱警有时候会放松警惕。一种机会是吃中午饭的时候和刚刚吃完饭之后。我们都是自己盛饭，于是我们想出了一个主意，让在伙房里工作的普通囚犯用塑料把信或纸条包好后放在盛饭的圆桶底下。我们回复消息也采用同样的办法，用同一块塑料把纸条包起来，并把它藏在准备送回伙房洗刷的盘子底下。我们努力制造混乱，故意用剩饭把盘子搞得一塌糊涂。狱警甚至对此颇为不满，但是，他们从来就不会自找麻烦去查个究竟。
我们的卫生间与隔离关押区相邻，普通犯人被判隔离后常常被关押在那里。我们与他们使用同一个卫生间，但是，我们使用的时间与他们使用的时间不同。麦克想办法把纸条包在塑料布里，然后把它藏在便盆的内沿下面。我们鼓励被关押在普通犯人区的同志故意违反规定，以便顺理成章地受到隔离关押。这样，他们就可以把纸条拿走，并反馈信息。狱警绝不会自找麻烦去搜查便盆。
为了万一我们写的纸条被当局发现也不让他们看懂所写的内容，我们还研究出了各种不容易被破译的书写方式。一种办法是用牛奶书写。牛奶干得极快，并且干后看上去没有字迹。但是，如果把当局发给我们清理牢房用的消毒液涂在用牛奶书写过的纸上，字迹就会立即显现出来。不幸的是，我们并不是每天都有牛奶。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被诊断为胃溃疡，他就可以得到牛奶，我们就用他的牛奶书写。
另一种办法是在卫生纸上写小字。卫生纸很小且容易藏匿，所以这种办法成为我们传递信息的最常用的方式之一。当监狱当局不止一次地发现这些用来传递信息的卫生纸的时候，他们便采取了特别的发放措施。戈万当时有病，不能到石灰石料场去干活，他被指派负责每天为每个囚犯分8张卫生纸。
在所有这些巧妙的办法中，效果最好也是最容易的办法是在监狱医院里传递信息。岛上有一座医院，当我们在那里住院的时候，医院就无法把我们同普通囚犯分开。有时，甚至来自不同监禁区的囚犯也由同一伙狱警看管，F区和G区的囚犯混杂在一起，相互交流有关政治组织、罢工、怠工以及所有监狱中存在的问题等信息。
与监狱外的联系一般通过两种方式进行：通过刑满离岛人员和与探视者接触。出狱的人可以把信藏在他们的衣物里或行李中。通过来探视的人传递信息危险性较大，因为探视者本身就担负着风险。当律师访问我们的时候，不允许狱警在房间里，所以我们有时把信交给律师，让他们带出去，因为律师不会遭到搜查。在这些会见中，我们有时也采取我们在利沃尼亚审判期间采取的书写方式传递信息。由于房间安装了窃听器，我们会说：“请告诉……”然后停下来把下面的话写在纸上：“O. T.”——意思是奥利佛·塔博，“我们同意他关于削减……规模的计划”。然后再在纸上写出“全国执行委员会”。
通过藏在盛饭的圆桶里的一个用塑料布包裹着的纸条，我们得知，普通监禁区的囚犯将于1966年7月开始绝食，以抗议监狱里的恶劣条件。纸条写得不太清楚，我们不知道举行这次绝食的准确日子或明确目的。但是，对于囚犯以任何理由举行的任何抗议形式，我们都将给予支持。我们大家相互传递信息，决心在下一次开饭时就开始绝食，以表示我们对他们的支持。绝食当然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不吃饭。
由于信息传递不及时，普通监禁区的犯人可能一两天之后才知道我们参与了他们举行的绝食行动。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消息会使他们受到鼓舞。当局当然会告诉他们，我们并没有参加他们的绝食，而是在那边美餐。其实，这是当局惯用的伎俩。在一场危机中，当局必然会发动假情报攻势，挑动一个监禁区去反对另一个监禁区。在这种情况下，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往往一致地支持抗议行动，而某些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人有时却反其道而行之。
在我们进行绝食的第一天，我们都拒绝打饭。第二天，我们发现我们的伙食加大了分量，并且，玉米片粥里面加了更多的蔬菜。第三天，晚饭还增添了肉。第四天，玉米片粥里面不但有肥肉，还有大块大块的瘦肉，并且上面还有新鲜的炖蔬菜。饭菜着实让人垂涎欲滴。当我们拒绝这些食物的时候，狱警们在一旁窃喜不已。诱惑力是巨大的，但是，我们还是顶住了这种诱惑，哪怕把我们驱赶到特别累人的石灰石料场，我们也拒绝进食。我听说，主要监管区的人都被饿垮了，只能用独轮车把他们运离工地。
我被叫到监狱长办公室，与韦塞尔斯上校进行了交谈。这种交谈很微妙，正如我的狱友们都知道的那样，监狱当局想对我施加影响，让我取消绝食计划。韦塞尔斯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他问我为什么要举行绝食行动。我告诉他，作为政治犯，我们把要求改善监狱里的生活条件作为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延伸。他说：“但是，你甚至并不知道F区和G区正在为什么举行绝食。”我说：“没关系，F区和G区的人都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斗争是不可分离的。”他哼了一声，然后就让我回了牢房。
第二天，我们得知绝食还有另一个特别的原因：狱警们也在为他们的伙食而进行联合抵制，并拒绝去他们的自助餐厅就餐。他们并不是为支持我们而进行绝食，而是认为如果我们能绝食，他们为什么不能？他们要求改善伙食，提高生活条件。两种人联合起来绝食使监狱当局难于应对。后来，他们与狱警实现了和解，一两天后，我们听说监狱当局去了普通监禁区，请普通犯人派三名代表与他们谈判。普通犯人宣布取得了胜利，取消了绝食。一天之后，我们也停止了绝食。
那次绝食是岛上发生的第一次绝食，也是最成功的一次绝食。作为抗议的一种形式，绝食并没有多大的成功率，但是，其背后的基本道理总让我产生幻想。为了使绝食斗争取得成功，必须让监狱外面的人知道我们正在进行绝食，不然的话，囚犯只是被饿死而已，并没有人会知道。我们正在进行绝食的消息悄悄传到监狱外面，将通过报纸广泛传播，因此，支持我们的团体就会对当局施加压力。但是，尤其在早期的年代里，让监狱外面的人知道我们正在监狱内举行绝食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绝食完全是一种消极行为。因为，我们已经遭受了巨大的痛苦，这些痛苦正在威胁着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正在危及我们的生命。我一直赞成开展更积极、更具战斗性的抗议活动，例如罢工、怠工或拒绝打扫卫生。开展这样的斗争，受伤害的是监狱当局，而不是我们自己。他们需要铺石子，我们就拒绝为他们砸石子；他们需要打扫院子，我们就拒绝为他们打扫院子。这类行为无疑会使他们感到恼怒和不安。我认为，他们看着我们绝食肯定会偷偷地高兴。因此，每当我们为开展绝食进行表决时，我总是投反对票。
但是，一旦要表决，我常常被推举为决策者。有时，我的同事甚至讥讽说我不想因此而丢掉一顿饭。主张绝食的人认为，绝食是一种传统上可以被接受的抗议形式。世界上著名的人物，如圣雄甘地，都曾经开展过绝食斗争。不过，一旦决定开展绝食斗争，我会全心全意地像那些发起者一样予以坚决支持。事实上，在绝食期间，我常常规劝那些不想遵守绝食决议的狱友支持开展绝食斗争。“马迪巴，我要吃饭，”我记得一位狱友这样说，“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绝食。我参加斗争已经很多年了。”
狱友们有时会偷偷摸摸地吃东西。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道理就可以知道：绝食斗争到了第二天时，就应该没有人再去厕所。但是，第二天早晨，你会看到有人去卫生间。我们内部有自己的情报系统，我们知道有的人经受不住饥饿的折磨。
67...
1966年7月中旬进行绝食斗争期间，我夫人第二次来监狱探视。这次探视与第一次探视正好相隔两年，并且差一点儿就不能成行。自1964年第一次探视之后，温妮一直受着折磨。她的姊妹们和兄弟们都遭到了警察的迫害，当局企图禁止她家中的任何人与她在一起生活。有些情况我及时得到了消息，而多数情况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最坏不过的事情是当我从石灰石料场回来的时候得知这些消息，我常常发现关于温妮的消息被从报纸上剪下来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不知是哪位狱警把这些消息放在了我的床上。
当局竭尽其卑鄙之能事，使温妮来岛上的行程尽可能地令她感到不快。两年来，地方法官一直从中作梗，一次又一次地对她下达禁止令，不准她外出。我从律师那里听说，警察告诉温妮，她只有带通行证才能到罗本岛来探视我。温妮恰恰拒绝携带让她讨厌的通行证，因为她从1950年起就一直抗议政府对女人实行通行证的政策。当局显然是蓄意侮辱她。但是，她认为我们彼此见面比抵制当局的卑鄙阴谋更重要，因此，温妮只好同意携带通行证。我十分想念她，只有见到她我才放心，并且我们还有家庭方面的问题需要商量。
温妮每次来岛上探视的手续特别冗长而繁琐。不准她乘坐火车或汽车，只能乘飞机，使一趟探视的花费颇为昂贵。当局要求她必须从机场取道最近的路线奔赴凯里顿广场，开普敦警察局位于凯里顿广场附近，她必须在开普敦警察局办理各种文件。回去的路上，她还必须向开普敦警察局报告，并办理更多的手续。
通过剪报我还得知，有一次温妮正在穿衣的时候，有一位特警闯入了奥兰多西我的家中，温妮愤怒地作出反应，把特警推出了卧室。那位特警控告她袭警，于是我请我的朋友乔治·毕佐斯为她辩护。他巧妙地进行了周旋。我在报上看到了这个消息，有人甚至为温妮的好战与我开玩笑。他们说：“马迪巴，在家中你并不是唯一的拳击手。”
第二次探视只有半小时，我们要商量的事情很多。温妮由于在开普敦遭到了无礼刁难而有点激动。事实上，警察只准她坐在摆渡的船舱里，船舱内的汽油味把她熏病了。她为了我而忍痛装成没事的样子，但是她看上去又瘦弱又憔悴。
我们商量了孩子的教育问题、我母亲的健康问题和我们的经济状况，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泽尼和津泽的教育问题。温妮把两个女儿送进了一所专门为印度人办的学校，当局以学校招收“非洲学生”违反法律为借口设置障碍。我们只好作出困难的决定，把泽尼和津泽送到了斯威士兰的寄宿学校。这对温妮是一个打击，她把两个孩子看作是最大的安慰。我为她们在那里可能会受到更好的教育而感到欣慰，但是，我也为温妮而感到不安。她将寂寞地孤身一个人生活，并且，我担心有人会假装成她的朋友算计她。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温妮会由于太轻信别人而容易上当。
为了绕开不准谈论自己家庭之外的事情的限制，我们使用了一些我们两人都清楚而狱警不明白的名字。如果我要知道温妮的真实情况，我会说：“你最近听说过恩古提亚纳吗？她过得怎样？”恩古提亚纳是温妮的一个氏族名，当局并不知道。然后，温妮就会告诉我，恩古提亚纳正在如何如何。如果狱警问恩古提亚纳是谁，我们会说她是一个表妹。如果我想了解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情况，我会问：“教堂怎么样？”温妮将以适当的语言告诉有关“教堂”的情况，然后我可能又问：“牧师们怎么样？有没有布道演说？”就这样，我们即兴地设法交流了大量的信息。
正如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当狱警喊“时间到了”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好像仅仅过了几分钟。我想隔着玻璃与她吻别，但是，最后还是控制住了自己。我总是等温妮先离去，这样，她就不会看到我被带走时的情景。我眼巴巴地看着她低声说再见，并尽量不让狱警看出她的伤痛。
温妮离开之后，我又重新回忆了探视时的一切详细情况：温妮穿的是什么衣服，她说了些什么话，我又说了些什么话。然后，我会把我们商量过的某些事情写信再次告诉她，并提醒她我是何等地关心她，我们的感情是如何不可动摇，她又是如何勇敢。我把我的信既当做情书，又当做对她唯一的情感支持。当时，这种支持正是她所需要的。
温妮探视后不久，我听说温妮因为到开普敦时没有到警察局报告，并拒绝回去时为警察局提供自己的地址而遭到了指控。她在渡口上已经提供了自己的地址，而回去的时候，警察却又要她提供。她拒绝再次提供自己的地址，说在这之前已经提供过了。
温妮遭到了逮捕，她受到审判并被判处一年监禁，但随之被保释出狱。一年的监禁只执行了四天，其余的时间都被保释监外执行。温妮因被判刑而最终丢掉了作为一名社会工作者的第二份工作，因此也就失去了她的主要生活收入。
政府千方百计地为我制造麻烦，因为认为我已经无力进行反抗。1966年年底，德兰士瓦法律协会在司法部部长的教唆下，作为利沃尼亚审判的一个结果而提议取消我的律师资格。显然，他们并没有因上次的失败而死心。早些时候，他们就曾借口我在反抗运动中被指控而企图取消我的律师资格。
我发现法律协会在我被指控后立即采取了行动，德兰士瓦律师协会是一个特别保守的组织，该组织寻求在他们认为我不能自我辩护的时候来惩处我。对于一个罗本岛上的囚犯，到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但是，我却恰恰准备这么去做。
我告诉监狱当局，我计划对德兰士瓦的做法提出抗议，并准备亲自出庭辩护。我告诉监狱里的官员，为了做好充分准备，我希望当局允许我不去石灰石料场工作，并且我还需要好用一点的桌子、椅子和台灯。我说，我需要去比勒陀利亚，到那里的法律图书馆去查资料。
我的策略就是用合法的要求打败监狱当局和法庭，当然我也知道，他们不会满足我的要求。当我要求去法院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当局总是感到烦恼不已，因为伴随而来的公开露面，可以表明我仍然在为我一贯坚持的价值原则而战斗。
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曼德拉，你为什么不委托律师为你辩护？律师会正确处理你的案子，你为什么自己亲自出庭？”我继续坚持自己的要求，并向最高法庭注册主任申请得到我所需要的资料、文件和书籍。我还请求，我必须得到一个政府方面的证人名单和他们将要作的证言。
我收到了一封信，信中说，法庭在同意我的请求前，他们必须要知道我的辩护性质。这是不正常的。在审判前询问律师的辩护性质？没有一个辩护人在真正走上法庭前可以被迫说出自己的辩护性质。我给他回信说，我的辩护性质到我提交辩护资料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不到那个时候，我不能告诉你。
这是我与注册主任及政府检察官之间的分歧的开始，当时，注册主任就代表着法律协会。我没有放弃我的请求，但当局也同样不妥协：我没有被允许脱离石灰石料场的工作，我没有得到桌子和椅子，我更不可能去比勒陀利亚法律图书馆。
我继续与法律协会和注册主任交涉，他们对此继续予以拒绝。我交涉了几个月，写了许多封信，最后他们没有大张旗鼓，仅仅草率地给我发了个通知，等于是完全放弃了这件事。这个案子并非像他们预料的那么简单。他们原来认为，我并没有主动权和必要的资金为自己辩护，但是，他们想错了。
我能够详细了解官方有关我反对法律协会的做法的态度，因为我们每天都能收到一份报纸，报纸就像直接发到我们的门口那么方便。事实上，也确实就是这么方便。
负责夜间看管我们的那个狱警是一位沉默寡言、上了年纪的卫理公会教徒。当时，麦克·马哈拉基与他已经成了好朋友。一天夜间，他慢慢地走到麦克的牢房，并告诉麦克，他想参加一次新闻写作比赛，需要写一篇作文，他想知道麦克愿不愿意帮他写篇文章。这位狱警表示，如果麦克帮他这个忙，他会有所报答。麦克同意了，并按时写出了文章。两周之后，那位老狱警非常高兴地来到麦克面前。他现在成了参加决赛的选手，问麦克能不能再给他写一篇文章。这位狱警还答应麦克，如果帮他写，他会送给他一只烤鸡。麦克告诉那位老狱警，他将考虑考虑再作答复。
第二天，麦克来找瓦尔特和我，把情况向我们作了说明。瓦尔特建议麦克接受他的奖品，而我则赞成他不接受那只烤鸡，因为那样看起来就像是麦克受到了特别关照。那天夜里，麦克告诉那位狱警，他将给他写那篇文章，条件是想得到一包香烟。那位老狱警表示同意，并且第二天晚上他就送给了麦克一包新买的香烟。
第二天，麦克告诉我们，他现在已经有办法控制那位老狱警了。“怎么控制？”我们问。“因为烟盒上有他的手印，”麦克说，“我可以敲诈他。”瓦尔特说，那是不道德的。我没有批评麦克，但是，我问他准备向老狱警索要什么。麦克瞪大眼睛说：“报纸。”瓦尔特和我相互看了一眼。我认为，瓦尔特是岛上唯一与我一样喜欢看报纸的人。麦克已经与秘密信息传递委员会交流了他的想法，尽管我们两人对麦克的这个办法都有保留意见，但是，我们并没有制止他。
那天夜间，麦克告诉那位老狱警，他在烟盒上留下了指纹，如果不合作，他就会告诉监狱长。由于害怕被解雇，或许还会丢掉养老金，那个狱警同意麦克要什么就向他提供什么。在接下来的六个月中，直到他被调走，老狱警一直悄悄地为麦克提供当天的报纸。麦克每天把报纸上的新闻进行综合整理，并把它们裁成纸条，再在我们中间传阅。不幸的是，那位老狱警后来并没有在比赛中胜出。
要说我们在石灰石料场做得更多的是什么，是开采石灰石还是说话？这很难说。到1966年，狱警采取了自由放任态度：只要我们干活，我们能说多少话就说多少话。我们分成一个一个的小组，四五个人围成一个小圈子，在太阳底下说一整天话，所谈的内容涉及各种各样的话题。我们连续不断地讨论着，既谈论严肃的重大问题，也谈论日常的闲话琐事。
关于坐牢，自然没什么好处可言，可能只有一件事是个例外，那就是有时间思考。在斗争的旋涡中，当一个人不断地应付变换着的情况时，那么，他就很少有机会认真、全面地考虑自己所作的决定或策略。而监狱却提供了时间，而且是非常充足的时间，通过这些时间可以对自己所做过的和没有做过的事情进行反思。
我们经常进行政治辩论，有的问题需要辩论一天，有的则需要辩论几年。我总是喜欢激烈的辩论，并且一直是激烈辩论的参与者。我们所进行的最早、最长的辩论之一就是关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问题。有的人，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参加过训练的民族长矛军战士，认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共产党是一回事儿。甚至像姆贝基和哈里·格瓦拉这样的资历很深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也赞成这个看法。
在罗本岛上，并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而存在的所谓党派。在监狱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各党派之间不像在监狱外那样存在实质上的差别。我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多年来一直没有改变。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一个群众性的解放运动组织，它欢迎斗争目标相同的所有党派共同前进。
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各党派关系的辩论越来越激烈。我们有一位同志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给流亡卢萨卡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写信。我们起草了一份长达22页的秘密文件，专门论述这个问题，并附上我个人的亲笔信，一起发往卢萨卡。起草并私自向国外发出这样的文件是有风险的。最终，流亡卢萨卡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确认，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各党派是有区别的。随之，这场辩论也就被画上了句号。
另一个反复争议的政治问题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是否应该全部从工人阶级中产生。有人坚持认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一个主要由普通工人组成的群众组织，因此，领导人也应当在这个阶级中产生。我认为，要求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必须从工人阶级中产生与要求他们都应该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样，都是不民主的。如果这个运动组织坚持这样的准则，那么，其中的多数领导人，例如鲁图利酋长、摩西·考塔尼、达布医生，都将被认为是没有资格的。因此，革命者应当来自各个阶级。
当然，并非所有的辩论都是政治性的。引起争议最多的一个问题是行割礼问题。我们中有人认为，割礼作为科萨及其他民族的一种风俗，不仅对身体是一种不必要的伤害，而且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准备废除的部落制度来说也是一种倒退。这种论点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多数人还是认为割礼是一种民族文化仪式，它不仅具有有益健康的长处，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精神意义。这是一种强化种族身份的习俗，具有一定的积极价值。我本人也同意这个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