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家咖啡馆的厕所。”
“发现尸体前,你们都去过厕所吗?”
“我没有。其他人应该都去过。”
“当时放在CD播放器里的那张碟,有什么特点吗?”
“你说布鲁克纳的第四交响曲吗?”我思考着怎样以最简单易懂的方式向姝琳说明那部作品的特色,然后想到了,“特点就是比较吵吧,而且挺长的。”
“我懂了。”说着,陈姝琳站了起来,像是为了吸引警方人员的注意,她故意把音量提高了十几分贝,却又说得很自然,像是讲给我和采芦两个人听的。“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那个坏掉的耳机,是凶手为制造不在场证明而设置的机关,只是出了些意外,没能启动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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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到过案发现场。不过碰巧有个亲戚也是音响发烧友。他家的CD播放机也跟几个音箱连在一起,直接放CD进去的话就会由音箱来播放音乐。CD播放机正面也有个插耳机的地方,只要插上耳机,音箱就不出声了。我想,凶手就是打算利用这个原理,来为自己制造不在场证明。”
她成功吸引了几位警员的注意力。
“方法很简单。在杀人之后,只要把耳机插在CD播放机上,放一张CD进去播放。这张CD必须满足两个条件。曲子不能太安静,最好比较吵闹。而且也不能太短。同时凶手还在耳机上动了一些手脚,在入耳式耳机的一端系上了一根细线,从书桌前的窗户垂到下面去,然后按下CD机的播放键,离开现场。”
“凶手为什么要这么做?”这话我是替正在听姝琳做推理的警员们问的。
“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么做都为了制造自己的不在场证明。”姝琳解释道,“凶手离开现场之后,先去了案发的书房的正下方一趟。咖啡馆的厕所有扇窗,就开在书房的窗子的正下方。凶手拎起那根系在耳机上、从窗户垂下来的细线,把它塞到厕所的窗子里去。这样就完成了整个机关的布置工作。然后,等到人到齐了,聚会开始,就假装去上厕所,趁机扯动那根线,把耳机从CD播放机上扯下来,之前由耳机播放的交响乐,就会由音箱来播放。偏偏那是一首比较吵闹的曲子,几个音箱一起播放的话,坐在楼下这间咖啡馆里的人也都会听到,从而误以为死者直到那个时候还活着。这样一来,凶手就有了不在场证明。”
“但我们没听到音乐……”
“因为出了些意外,这个计划失败了。凶手拽动那根线之后,系在耳机上的扣松动了,整根线从耳机上滑了下来,没能扯下耳机、让音箱播放音乐。”
听到这里,刚刚盘问我们的警员再也坐不住了。
他走向姝琳。“你觉得是这么回事?”
“那您觉得是怎么一回事呢?”姝琳不紧不慢地转过身去,问道。
“我不知道,”警员毫不避讳地说,“不过你说得挺有道理的,确实解释了死者为什么要拿一个坏掉的耳机听音乐的问题。”
“那个耳机坏了,死者想让店员帮他拿去退换,所以才摆在桌上。而对于凶手来说,耳机坏没坏都无所谓,反正完成了诡计之后都要处理掉的,所以只是随便拿起了摆在台面上的耳机,插到了CD播放机上。”
“但是,凶手的计划失败了。你的推理对我们办案好像没什么帮助。”
“不,”姝琳摇了摇头,“如果我的推理能成立,至少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发现尸体前没有使用过咖啡馆的厕所的人,一定不会是凶手。”
“有这样的人吗?”警员的这个问题显然是在问我们所有人。
于是我举起了手。
这时,和凌美愉坐在一起的梁未遥学姐也开口了。“我们能做证,秋槎没去过厕所。当时她坐在最靠里的位置,不方便出去。”
“所以,”背对着我的姝琳忽然转过身,来到我身边,抓起我正准备放下的左手,把我拽到了警员面前,“能不能先放她走呢?她没什么嫌疑。我们之后还有事。”
“可以是可以,不过得让她登记一下身份证号和联系方式。以后可能还有事会问她。”
“秋槎,你会配合警方的工作吧?”
这个时候,我除了点头之外,还能做什么呢?
于是我被解救了。填完警方提供的表格之后,姝琳再一次拽起了我的手腕,像是多等一秒都不耐烦地,拖着我走出了咖啡馆。
门上的铃铛响起时,我朝采芦那边看了一眼,她也有些无助地看向了我。
我就这样把她丢在了一群陌生人中间。
直到走出小区,姝琳都没有松开我的手腕。她的步子很急,急到我们连讲句话的余裕都没有了。离开小区,她立刻在街边打了一辆出租车。她让我坐在后排,自己也坐到了我身边,然后对司机说了一个她家附近的商业区的地址。
出租车驶出之后,她才终于放松了下来,任凭身体陷在柔软的靠背里,把脑袋也倚在了头枕上,长舒了一口气。
“没想到那个警察竟然信了。”
看来,姝琳在做出那番推理的时候非常紧张,直到现在还心有余悸。如果这时把手放在她的胸口,一定能感受到那颗心脏正狂跳不止吧。若不是光线太暗,或许也能在她脸上看到一片绯红。因为这一路走得太快,我的心跳也有些急促,不自觉地大口喘息着。
“不要说这种话,会被司机误会的。”我说。
“其他人可能会被误会。我们两个女高中生,能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来呢?”
“我们已经不是女高中生了。”
“是啊。开学就要去读大学了。”她又长舒了一口气,不过这一次多少带有些叹息的意味。“你就要去上海了。”
“南京和上海离得那么近,我们还能经常见面的。”
“嗯,十一的时候去找你玩吧。”
“好啊。”
“秋槎,”姝琳忽然挺直了腰身,把脸转向我这边,低声说道,“你今天叫我出来,我还挺开心的。我还以为你在生我的气。”
“没有啊。我为什么要生你的气呢?”
“没有就好。”她的脸上浮现出苦涩的笑容,转瞬就消失了。
“那个警察会听信你的说法,我也觉得挺意外的。”我说,“你的推理,明明有个再明显不过的硬伤,他居然没注意到。”
“嗯?你果然也发现了。”
“很难发现不了吧。如果凶手把耳机线插进CD播放机里是为了做一个机关、给自己制造不在场证明,那为什么要特地把半边的耳机塞到死者的耳朵里去呢?这不仅多此一举,还会增加拽落耳机时的难度。实在想不出凶手有什么理由这么做。”
“那,你觉得那个耳机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可能是这么回事吧。”我试着分析说,“凶手是为了嫁祸给某个特定的人才给死者戴上耳机的。凶手去找死者时,死者并没有在听音乐,所以凶手敲门之后,死者就给凶手开了门。在行凶之后,凶手给死者戴上耳机,制造了遇害时正在听音乐的假象。这样一来,警方会误以为凶手到访时,死者在听音乐,没有办法给凶手开门,所以是凶手用钥匙开了门……”
“你是说,凶手这么做是为了嫁祸给持有钥匙的凌美愉?”
“嗯。”我点了点头,“至于为什么只有右耳戴了耳机,我猜是这么回事。根据警方的调查,死者后脑有两处钝器击打留下的痕迹。很可能是凶手给死者戴上耳机之后,发现他并没有断气,就又一次举起铜像,砸了下去。在第二次敲击的作用下,戴在左耳的半边耳机掉落了下来。但凶手没有注意到。”
“那你觉得凶手是谁呢?”
“如果凶手就在我们中间的话,那就只有一个人选了,是梁未遥学姐。因为只有她知道凌美愉持有钥匙这件事,而且她也知道自己离开咖啡馆之后凌美愉有一段时间没有不在场证明。因此我们这些人里只有她可能是凶手。”
“但是,这毕竟不是推理小说,没法把嫌疑人限定在登场角色里。”
“是啊,很可能是某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干的,还是让警方去调查吧。”我说,“姝琳,你刚刚也想到这种可能性了吗?”
“没有,我没想到。还是你比较聪明。我只想到了在耳机上拴线这种二流写手都不屑写进小说里的解答。”
就当是这样吧……
就当姝琳不是在两种解答中4特地4选择了错误的那种。
根据我的这种推理,邱老师为凶手开了门,还领凶手进了书房,说明凶手一定是他认识的人。这样一来,从未去过那家店,也没见过邱老师的韩采芦和段舞依的嫌疑就会被洗清,一旦警方接受了这种推理,被释放的也会是她们两个。而我,说不定还会继续被扣留。
但这似乎并不是姝琳希望看到的结果。
我不愿相信姝琳只是为了把我带走而特地给出错误的答案。也许她真的只想到了那种解答,或者,她虽然也想到了另一种解答,却又担心说给警方听之后会给梁未遥学姐招来一场无妄之灾。就当是这样吧……
有些事情还是不要去深究为好。
“秋槎,晚上想吃点什么呢?”
“那附近我不太熟,还是你来选一家店吧。”
“今晚要不要住在我家呢?”姝琳说着,背过脸去,看着车窗外疾驰而过的梧桐树和路灯,“开学之后你就要去上海了。”
“吃完饭再决定吧。”
“嗯。”她依然看着车窗外。“你在担心韩采芦吗?”
“有一点吧。她跟其他人都不太熟。”
“其实你不用太担心,警方一会儿就会放了她们的。”姝琳说得很平静,“我过去的时候注意到了,正对着书房的那扇窗户,有个监控摄像头。”
各篇出处
《连续统假设》 《岁月·推理》2014年10月
《费马的最后一案》 《岁月·推理》2015年4月
《不动点定理》 《2018年中国悬疑小说精选》
《格兰迪级数》 新作


后记
开始动笔写这个系列是在二〇一四年五月。当时我刚刚在《岁月·推理》(银版)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短篇《前奏曲》,而已经完成了的短篇《末灯抄》因为篇幅等原因未能过稿。因此,在写作《连续统假设》时,我将字数压缩在了两万五千字之内。这篇系列首作最终发表于十月号的《岁月·推理》(金版)。《连续统假设》的灵感来自法月纶太郎的评论《初期奎因论》(1995),构思时也受到了冰川透的长篇《倒数第二个真相》(2001)和麻耶雄嵩的短篇集《麦卡托如是说》(2011)的影响。“文学少女对数学少女”这个系列名,则致敬了麻耶雄嵩的《贵族侦探对女侦探》(2013)。
法月纶太郎在《初期奎因论》里,引用了柄谷行人的“形式化”和“哥德尔问题”等理论,以此为出发点讨论了埃勒里·奎因的“国名系列”(关于这篇文章及其引出的“后期奎因问题”,可参看叶新章为本书撰写的解说)。受到这篇文章的启发,我开始考虑能否通过“作中作”的形式,类比数学上的“证明论”,来讨论推理小说的严密性问题,为此也阅读了一些数学科普读物,并得到了当时在美国攻读数学博士的网友钟山暮紫的帮助,最终在《末灯抄》被退稿的刺激下奋笔疾书写完了这篇小说。
《费马的最后一案》完成于同年十一月。我在阅读西蒙·辛格的经典科普读物《费马大定理》(1997)时忽然有了灵感,执笔过程中也主要参考了这本书。我希望能以推理谜题的形式来再现这个数学史上的传奇。这篇小说最终发表于二〇一五年五月号的《岁月·推理》。在等待发表的时候,得知了亚历山大·格罗滕迪克的死讯,于是加上了那行法文题记。
完成《费马》之后,我开始写作系列的第三篇《不动点定理》,却迟迟未能达到自己的预期。如今看来这的确是整个系列里最平淡的一篇。这篇小说的灵感来自数学领域的“存在性证明”,应该是在阅读大卫·希尔伯特的传记时有了初步的构思。小说结尾类似“日常之谜”的写法,则受到了米泽穗信的《追想五断章》(2009)的影响。经过几番迁延,最终完成已是四年之后的二〇一八年十月,最初发表于华斯比主编的《2018年中国悬疑小说精选》。值得一提的是,或许是为了填补推理类杂志纷纷停刊而留下的空白,这一期“年选”收录了四篇从未发表过的作品,《不动点定理》就是其中之一。
最后一篇《格兰迪级数》的灵感来源则是收录于《麦卡托如是说》里的短篇《收束》。“收束”在日文里是个双关语,既有“结束”的意思,也可以用来表示无穷级数“收敛”。在那篇小说里,麻耶雄嵩也的确设计了一种“收敛”的“级数解”。而数学上的“格兰迪级数”则是发散的,于是被我拿来类比推理小说的“恣意性”——即便是那些号称信息公平的作品,只要换一种推理方式、采用不同的线索,就能推理出截然不同的真相,姑且算是呼应了《连续统假设》结尾的那句话。在我原本的计划里,还会有另一个题为《二次互反律》的短篇,从其他角度来探讨推理小说里的“多重解答”。但很可惜,构思始终不够完善,或许会在若干年之后补上。
这四篇小说里,既有对创作苦恼的排遣,也有对数学史的类比,还夹杂着许多我的个人趣味。如果一定要为它们寻找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或许可以这么归纳——推理小说的本质就在于其自由(Das Wesen die Detektivgeschichte liegt gerade in ihrer Freiheit)。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我才有勇气一再写下离经叛道的作品,做这些未必能被所有读者接受的尝试。
不可否认,我在这四篇小说里应用到的知识,对于真正的数学爱好者来说都不过是些“俗谛”。然而,如果针对与数学有关的推理小说做一番统计,便不难发现作者们往往就是在这些“俗谛”中间打转,而绝少谈到什么更艰深的内容。这或许是因为在数学领域,比较直观易懂又能提炼出某种“思想”的理论终究是有限的。仔细想想,即便是在科幻界,那些结合了数学理论的科幻作品,如特德·姜的《除以零》(1991)、格雷格·伊根的《闪光》(1995)及其续作《黑暗整数》(2007),用到的知识也不怎么偏门,只是他们对这些知识有极深的理解,所以其想象也更值得玩味。我在搜集写作资料时,也顺便构思了几个科幻故事,目前已经完成了一篇《没有颜色的绿》,近期或许还会写一篇以布劳威尔为主角的科幻小说。
选在这个时间出版《文学少女对数学少女》,一方面是因为发表在杂志上的两篇版权回到了自己手里,更重要的是,我想以这本书来纪念复旦大学推理协会成立十周年。我亲历了这十年的前半段,直到现在也和后辈们保持着联系。其间参与了每一期社刊的创作,也为“高校BBS推理大赛”写过千疮百孔的谜题。本书中频频出现的猜凶手谜题(Whodunit),正是流行于大学推理社团的文体,可以说是正式写作推理小说前的一种练习。日本的许多前辈,如绫辻行人、法月纶太郎、麻耶雄嵩、大山诚一郎,都是从写作这类谜题开始,一步步成长为职业作家的。在离开校园多年之后,重操旧业,写起《格兰迪级数》里的《山眠庄事件》时,也仿佛回到了自己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