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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岛是一座死火山，潟湖就是火山口。眼前的小岛像一块中间被啃空了的斯第尔顿奶酪，只剩下了外壳，就连外壳也被啃掉了一块（通向大海的开口）。潟湖边有一个村庄，那几乎是岛上仅有的一块平地，过了这里，陆地便陡然升高，上面长满了椰子树、香蕉树和面包果树。
我们爬上火山口的边缘，眺望着大海，下面有两只乌龟正趴在海滩上晒太阳。我们下来的时候，酋长喊我们到他家喝卡瓦酒。这时，风刮得很大，捕鲸艇上的人满心疑虑地望着这刮着狂风的灰沉沉的大海。他们不确定我们是否能顶着巨浪把船划出去。但我们还是上了船。酋长，一个白头发的俊美老人，过来帮助我们。和我们一起上岸的女人们也坐到了船桨旁。我们从浅水中划到了开口处，观望着浪头。等了一小会儿，他们试了试，但船撞到岩石上卡住了，看上去下一个浪头拍过来就会把我们吞没。我脱掉了鞋子，以防万不得已的时候游过去。这时，老酋长跳出去，把船推开了。然后，桨手们使出了浑身的力气，大声呼喊着，拼命地划桨，海水拍打着船身，我们浑身都被浸透了，终于划了出去。酋长向我们游过来，老人与巨浪搏击的样子真是一幅壮美的景象。他被拉上船，坐在那里喘着粗气。我们离帆船太远了，他们根本看不见我们。
我们慢慢地向帆船划去，划了一个小时，它才终于向我们驶来。它摇晃得很厉害，我们费了老大劲才靠近它。当船和艇接近时，我跳进了帆索，中国厨子抓住我的手腕，把我拽上了船。
卡瓦酒。它是由一个女孩调制而成的，她必须是个处女。一个少年或者另一个女孩把树根在石头上捣碎，然后交给她，她在碗里倒一点儿水，放入粉末状的树根，然后用手搅拌。接着，她用一束椰壳纤维在混合液里扫了一遍，充当筛子，然后把椰子纤维里的液体挤压出来，把纤维递给少年，少年把它甩在空中。这样重复几次，直到过滤掉里面所有的树根粉末。之后再加水，卡瓦酒就做好了。那个处女嘴里念念有词，其余的人则拍起手来。少年递给她一个椰子碗，她把酒倒了满满一碗。
酋长喊了一个名字，碗就被端给了最尊贵的客人。他浇了一点儿在地上，说：“祝各位健康永驻。”然后自己想喝多少就喝掉多少，把剩下的全泼了出去。他把碗递回去，然后按年龄或地位给下一位客人上酒。
潟湖。水面上架着一座用椰子树首尾相连搭成的桥，下面用一根插入湖底的叉形木桩支撑着。河岸上有一间原住民住的茅屋，四周种着香蕉树和成排的椰子树。穿过灌木丛走了四分之一英里，我们来到一条被树木环绕的浅水河边，当地人就是在那里洗澡的。河水是甘甜的，涨潮时除外。涨潮时，原本流向潟湖的水会倒灌回来，变成咸的。与温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水很凉，而且十分清澈。这真是一个可爱的地方。
Wms。爱尔兰人。当他自己还是一个十五岁的小男孩时，便担负起了抚养另一个孩子的责任，那个孩子由一个女孩和当地牧师的儿子所生。年轻人虽然答应支付孩子的抚养费，却没有兑现，Wms只得每周垫付半克朗，直到孩子十四岁。二十年后，他一回到爱尔兰，便把那个男人找了出来，那时他已经结了婚，是几个孩子的父亲了，他把他暴打了一顿，一直打到他求饶。
他在新西兰待了一段时间。一天，他正和一个朋友一起打猎，这位朋友是一名银行职员，并没有持枪执照。突然，他们看见一个警察，那个职员惊慌失措，以为自己会被逮捕。Wms叫他保持冷静，然后自己拔腿就跑。警察紧追不舍，Wms跑到奥克兰，便停了下来，警察过来让他出示持枪执照，他立马拿了出来。警察问他为什么要逃跑，他回答道：“嗯，你跟我一样都是爱尔兰人，如果你答应替我保密，我就告诉你：是另一个家伙没有执照。”警察不禁大笑起来，说：“真有你的，走，一起喝一杯吧。”
他是一个粗鲁、淫荡的男人，喜欢跟你聊那些和他同居的女人。他和几个萨摩亚女人一共生了十个孩子，其中一个十五岁的女孩被他送到了新西兰的学校读书，其他孩子他都花钱交给摩门教传教士管教了。他二十六岁时来到岛上，做了一个种植园主，是德国人占领萨瓦伊岛时少数几个定居下来的白人之一，已经在当地人心中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他生性自私，但对当地人多少还是有些热爱的。德国人指派他为行政官，他在这个职位上一干就是十六年。有一次，他去拜访德国外交部部长索尔夫，索尔夫对他说：“你在德国殖民地做了这么久的行政官，我想你的德语一定讲得很流利吧。”“并没有，”他回答道，“我只知道一个词——prosit（德语：干杯），而且自从我来到柏林之后还没听人说过这个词呢。”部长开怀大笑，叫人给他送上了一瓶啤酒。
R。他是个很瘦弱的年轻人，长得像伦敦证券交易所里的职员。他一口烂牙，镶了金牙，嘴巴很小，显得脾气很暴躁。他既粗俗又不识字，说话吞音，不会发h的音。他在岛上已经住了几年了，和原住民人一样身上文着文身。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甘愿承受文身的痛苦，也许是这个地方的美和友好的原住民身上的魅力，激荡了他粗俗的灵魂，让他认为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也可能他只不过是觉得这会让那些跟他睡过的女人觉得他更有吸引力。
萨瓦伊岛。雨后，阳光灿烂，你走过灌木丛，感觉身处温室中，四周氤氲着热气，潮湿闷热，叫人喘不过气来，而且你会觉得周围的一切，树木、灌木丛、攀缘植物，都有一股疯狂的力量，在向上生长。
我搭乘马斯塔尔号回到了阿皮亚。这是一只大约三十英尺长的快艇，船主是一个卡纳卡人。十小时的旅程。艇上装满了一袋袋的干椰子肉，散发着椰子的香味。船上没有船舱，我就躺在发动机上方的甲板上，身上盖了块毯子，头枕在疙疙瘩瘩的装着干椰子肉的麻袋上。船上有一个掌舵的船长，他是个相貌俊美、皮肤黝黑的家伙，看上去像罗马帝国末期的皇帝，微微发福，但有一张漂亮而阳刚的脸；还有一个卡纳卡人，他四仰八叉地躺着，裹着麻袋布，睡着了；另外还有一个中国人，他悠然地坐在那儿望着月亮，抽着烟。
月光皎洁，繁星暗淡。除了太平洋上那长长的、诡异的波涛外，海面十分平静。当我们进入阿皮亚港的时候，椰子树在天幕的映衬下显得很是黯淡，教堂泛着淡淡的白光，来往船只上的灯火星星点点，我们像是进入了一个平和寂静的魔幻世界，我想找个词来形容它，却是徒劳。
两行诗闪过我的脑海，我不知道自己为何会想起它们：“架在天堂和查令十字街之间的雅各天梯啊，愿你光芒万丈。”
苏瓦。海湾美丽开阔，四周是灰色的山峦，神秘地延伸到蓝色的远方。你会觉得那树木繁茂的遥远乡间存在着一种奇特而神秘的生活，似乎还有一些原始、黑暗和残忍。城镇依着海港的边界而建。这里有许多木框架结构的房屋，店铺比阿皮亚的还要多，但仍然有集市的气息，这个地方曾经一定有过集市。原住民们裹着萨摩亚花裙，穿着背心或衬衫走来走去，多半是高大魁梧的男人，皮肤像黑人一样黑，卷曲的头发大都用石灰漂染成白色，剪成各种奇奇怪怪的造型。还有许多印度人，穿着白袍，轻手轻脚地走过。女人们戴着鼻环，脖子上戴着金链子，胳膊上戴着手镯。当你走到乡间，你会经过拥挤的印度人村庄，到处都有人在田间劳作。他们除了腰布之外什么都没穿，身体瘦得可怕。这个村庄地处亚热带，没有多少棕榈树，却有大片的杧果树。这里不像萨摩亚那般明快，比较沉闷，树木显得沉重而阴郁。空气又热又闷，让人感觉很压抑，不停地下着雨。
太平洋大酒店。这是一座两层高的大楼，外面刷了灰泥，四周都有游廊。屋里凉爽空旷。它有一个很大的厅，里面摆了一些舒适的椅子，电扇一直开着。服务员都是印度人，他们沉默寡言，还带着点儿敌意，光着脚，穿着干净的白色制服，戴着头巾四处走动。这里的食物做得很糟糕，但房间还比较舒适、清新而凉爽。没什么人住在那里，只有一个公司代理商和他的家人，一些等船的人，还有一些来苏瓦岛出差或度假的其他岛上的官员们。
牛津大学校队运动员。他刚从牛津大学毕业便来到了这里，已经五年了。他曾经是牛津大学校足球队的运动员，现在是其中一个岛上的地方法官，也是那个岛上唯一的白人。他一有假期，便会来苏瓦岛畅饮一番。他整日喝酒，到中午的时候就已经烂醉。他还不到三十岁，个子不高，身材健壮，看起来仍然像个运动员。他长了一张讨人喜欢的脸，举止轻松愉快，还颇有些魅力。他的头发剪得短，虽然有些乱，但还挺赏心悦目的。他有一双蓝眼睛，还有着虽欠端正却很迷人的五官。你会觉得他是个可爱的心地善良的小伙子，没有一点儿坏心眼。他还是个学生的模样。
校长。一个爱尔兰人，曾去过前线，在那里受了重伤，康复后，被政府派到了斐济。他小时候就在书里读过这个地方，对他来说，这个地方一直都有一种浪漫的魅力。当任命下来的时候，他迫不及待地便接受了，现在他却感到无聊、孤独和理想幻灭。他的学校离苏瓦岛大约七英里，但他一有机会就会开车过来。休假的时候，他会住在太平洋大酒店，一天到晚地喝威士忌和苏打水。他还没满二十八岁，个子不高，有一双笑眯眯的蓝眼睛，笑起来的样子非常阳光。
保险代理商。一个上了年纪的高个子男人，白发苍苍，头发稀疏，但梳理得很细致。他穿着整洁，尽管越来越胖，但腰板还是挺得很直。
三十年前，他随一家戏剧公司来到澳大利亚，娶了一个很有钱的女人，从那以后，他从事过许多职业——做过种植园主，在政府部门工作过，也经过商。现在他很是潦倒。他代表他所在的保险公司去了阿皮亚，却把保险费侵吞了。公司为了自身的名誉把亏空填补上了，公司不希望有丑闻，因此放了他一马，他才没被起诉。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太平洋大酒店的酒吧里度过，不停地喝酒却不显醉意。他曾受过表演训练，因此能摆出一副十足的气派，但是你若想起他当年差点儿锒铛入狱，就会觉得他的样子很好笑。
雷瓦河。这条河很宽，两岸平坦，沿岸是一些原住民村庄和香蕉种植园。远处是灰蒙蒙的群山。有几段河床非常广阔，我不知道它们为什么会有些神秘而又令人生畏。你偶尔会看到一个原住民乘着独木舟在河面上划过。雷瓦有几家制糖厂，还有一家脏兮兮的旅馆。它是一间平房，由一个胖胖的英国人和他的胖妻子经营着。他们的样子酷似泰晤士河畔一家酒店的老板，这个女的则整天躺在阳台的吊床上看小说。
牧师。他是一个七十岁的法国老人，精神矍铄。他穿着一件破旧的短袍，一双黑色的高筒靴，还戴着一顶灰色的遮阳帽。他满脸皱纹，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灰白的头发又长又直，红红的眼圈里有一对水汪汪的眼睛。他的外表中有一种显得特别古怪的东西。他的话很多，英语说得很流利，但口音很重。他的双手青筋暴露，很粗糙，指甲也残缺不全。
他曾是一位校长，在法国教了十七年的书，在澳大利亚也教了十七年，现在又在斐济教了十七年。他懂好几种语言。他可能是阿尔萨斯人。他谈到他的侄子们，他们大多是牧师，都在法国军队里作战，得过不少勋章，他很为他们感到骄傲。他也很为他在斐济的学校和他的学生们感到骄傲，他们几乎都是原住民，他仍然和以前澳大利亚的学生保持着联系。在那个有趣的小旅馆里，听到他和同桌的两个人谈起莎士比亚和弥尔顿，你会觉得挺奇怪的。那两个人坐在那里听着，也听不太懂，入神地张大了嘴巴。他对斐济的一切都充满热情，对原住民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尽管他年事已高，但仍然会让人觉得他精力充沛、不知疲倦。
两个人一起住在斐济，他们厌恶着彼此，不和对方说话，却因为工作而不得不待在一起。每到晚上，这两个人就变得愚蠢不堪，喝得酩酊大醉。一天晚上，来了一个老牧师，他是一个法国人，在岛上住了很多年。他们请他吃晚饭，留他过夜。他跟他们谈起了莎士比亚和华兹华斯。他们惊奇地听着他讲，然后问他为何会来到这里。他跟他们说，其实他生性好色且贪图享乐，甚至后悔当了一名牧师。他觉得自己生来就应该过普通人的生活，但他正因为太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了，所以才把自己同它们隔绝开来。现在他老了，一切也都结束了。他们模模糊糊地从他身上看到了一种自己从未有过的高贵品质。他们看向彼此，其中一个人向另一个人伸出了手。
和那位老牧师的会面，使我想到了这么一个故事梗概，但我一直没把它写出来。
巴务岛。它是一个很小的岛，位于河口和礁石之间，小到半小时你就可以绕着它走一圈，与其他陆地也只隔半英里的水路。这里以前是斐济的首都，和我住在一起的酋长告诉我，那时这里房子挤房子，要想穿过街道得特别小心翼翼才能挤出去。那些在对岸有地的人，得每天白天去地里干活，晚上再回来。孩子们整天在水里玩耍。这些房子是用草盖成的，有的是正方形的，有的是长方形的，没有窗户，门是木头做的。
它们大多被塔帕纤维布做的窗帘隔成两个隔间。接待我的酋长是上一任国王的侄子，也是立法院的一名议员，是个身材魁梧的好心老人。他的举止十分庄重。他穿着一条白色的短裤和一件网眼背心。
斐济的“坐舞”。四个女孩坐在地上，穿着白色衣服，脖子上戴着绿色花环，头发上插着鸡蛋花。领唱者开始唱一首奇怪的歌，其他女孩，还有坐在后面的男孩都跟着一起唱，他们摇晃着身体，有节奏地挥动着手和胳膊。这舞既无趣又沉闷。
塔伦号。这是一艘联合汽运公司的班轮，从奥克兰经斐济前往阿皮亚。这艘船已有三十六年的历史，重达一千二百吨，非常脏，老鼠和蟑螂泛滥成灾，但很结实，是一艘很棒的海船。里面有一间非常简陋的浴室，没有吸烟室，还有几间脏兮兮的船舱。我搭乘它从苏瓦岛到奥克兰的时候，船上载满了香蕉，成箱的香蕉密密麻麻地堆放在船尾的甲板上，堆得老高。船上挤满了乘客，有从阿皮亚和苏瓦岛去新西兰的返校儿童、休假的士兵，还有一些在太平洋上往来的看不出做什么营生的人。二等舱是专为原住民而设的，所以各种稀奇古怪的人都在头等舱里。里面最奇怪的是一个又高又瘦，红脸庞，五官很大的男人。他穿着一件黑色长外衣，非常干净。他一个人走来走去，不和任何人说话，不停地抽烟、吐痰。他带了一个笼子，里面关了两只大鹦鹉。他是一个谜一般的人物，叫人猜不出他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从事什么职业，祖先是什么人。他给人的印象仿佛是一位被解了职的牧师。
汤加。基督复临论者。他是个耳聋的小个子老人，在岛上住了三十年了。他独自生活，穷困潦倒，他的邻居几乎都不认识他，他也鄙视他们，认为他们是上帝的弃民。他认为自己是上帝特别眷顾的人。他的一切都出了问题。他的妻子死了，孩子个个都不成器，椰子也没有好收成。他把自己的不幸看作上帝赐给他的十字架，让他背负，象征着对他的特殊恩典，然而很明显，大多数不幸其实都是他自己的过错所致。
帕皮提。当船进入暗礁的通道时，鲨鱼就围了过来，跟着船一起进入潟湖。潟湖非常安静平和，湖水特别清澈。码头边有几艘白色多桅帆船。一群人聚集在一起迎接船的到来，女人们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男人们则穿着白色、卡其色或蓝色的衣服。在阳光明媚的码头上，人群的颜色也是那么鲜亮。一派迷人的欢乐景象。
商店和办公楼依海滩而建，岸边还有一长排枝叶繁茂的老树，其中夹杂着一些猩红色的凤凰木，显得老树的颜色更加鲜明翠绿。那些大楼、邮局，还有大洋洲航运公司的办公楼，不像太平洋上的大多数建筑那样严肃，没有那种公事公办的沉闷感，它们看上去华丽庸俗，但不会令人产生不快。海滩上树木葱郁，颇有法国风情，让人想起都兰某个外省小镇的城墙。帕皮提尽管有英国和美国的商店，还有华人开的店铺，但它整体上呈现着一种微妙的法国风格。它整洁得迷人，悠闲舒适。你会觉得人们是在那里享受生活的，他们对利益的渴望不像英属岛屿上的人那般明显。路修得很好，和法国的许多路一样，建设得好，维护得也好，道路两旁种了许多树，给道路投下欢悦的阴凉。海边有一棵大杧果树，树荫下有一间砖砌的盥洗室，旁边有一根粗大的竹子，和我在阿拉斯附近看到的那些盥洗室一模一样，当时有几个休息的士兵在那里洗衬衫。这里的集市放在法国任何一个差不多大小的村庄里，都看不出来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然而，整个城镇有一种异国情调，使它有了属于自己的特色。
除了塔希提语，原住民也说英语和法语。原住民的法语说得有些拖沓，他们的口音让你想起那些巴黎的俄国留学生。每个小房子周围都有一座花园，疏于打理，杂草丛生，长着一堆杂乱的树木和俗艳的花朵。
塔希提人大多穿裤子、衬衫，还戴着大草帽。他们看起来比大多数波利尼西亚人要体态轻盈。女人们穿着宽大的长罩衣，不过大部分都是黑色的。
提亚蕾旅店。从城镇尽头的海关大楼大约步行五分钟就到了这家旅店，你一走出旅店大门，便一脚踏进了乡村。旅馆前面是一座开满鲜花的小花园，四周是咖啡灌木的树篱。后面混杂着各种植物，有面包果树、鳄梨树、夹竹桃树，还有芋头。你午餐的时候要是想吃梨，直接从树上摘一个就好。旅店是一个平房，四周都有露台，其中的一部分露台用作了餐厅。旅店里有一间小客厅，铺着打了蜡的镶木地板，摆着钢琴和曲木家具，都盖着天鹅绒盖布。卧室又小又黑。厨房是一个独立的小房子，洛瓦娜夫人整天坐在那里监督中国厨子。她自己做饭做得很好，也很好客。附近的人要是想吃饭，就会到旅馆来吃。洛瓦娜是个欧亚混血儿，很白，五十岁左右，体型庞然。她不仅仅是胖，简直是巨大，大到失了形。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宽大长罩衣，戴着一顶小草帽。她的五官小巧，下巴却很大。她棕色的眼睛又大又清澈，表情愉快而坦率。她总是面带微笑，有时也会开怀大笑。她对所有的年轻人都会有母亲般的关照，当那个在莫安纳号做乘务长的小伙子喝得烂醉的时候，我看见她扭起庞大的身体，走过去夺下了他手中的酒杯，阻止他继续喝下去，她还让自己的儿子把他安全地送回船上。
提亚蕾花是塔希提岛的国花，它是一种星形的白色小花，开在一种长有深绿色叶子的灌木上，散发着一种特殊的甜味和性感的香气。人们用它来做花环，把它插在发间和耳后，它在原住民妇女的黑发上显得十分光彩夺目。
约翰尼。乍一看，没有人会想到他有原住民的血统。他二十五岁，是一个相当强壮结实的年轻人，长着一头黑色的卷发，但已经有些谢顶，一张肉乎乎的脸刮得干干净净。他容易激动，说话的时候经常打手势。他说话很快，声音里不时地夹杂着一些假声。他的母语是塔希提语，英语和法语都说，虽然说得流利却不太准确，带着一种奇怪的口音。当他脱光衣服，围上一块长方形印花布洗澡的时候，顿时变成一副原住民的样子，而此时，唯有肤色才暴露了他的白人血统。他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是个原住民。他喜欢原住民的食物和生活方式，他为自己的原住民血统感到骄傲，没有半点儿欧亚混血儿故作羞惭的样子。
约翰尼的房子。它离帕皮提大约五英里，坐落在一座小山丘上，三面临海，莫雷阿岛就在它的正前方。海岸边长满了椰子树，后面是神秘的群山。这所房子摇摇欲坠，破到不能再破。楼下有一个很大的房间，看上去像谷仓，高出地面，有台阶可以走上去。框架墙破了好几处，后面有几个小棚子，其中一个用作厨房，地上挖了个洞，用来生火做饭。
楼上是两间阁楼。每个房间里都只有一张桌子，地上铺着一张地垫，别的什么都没有。那个像谷仓的房间便是起居室。家具包括一张铺着绿色油布的松木桌子、两把躺椅和两三把破旧的曲木椅子。房子用椰子叶稍微装饰了一下，叶子从顶部撕开，被钉在墙上或编在承重梁上。天花板上挂着六盏日本灯笼，一束黄色的木槿花给房间增添了一抹明亮的色彩。
女酋长。她住在离帕皮提大约三十五英里的一栋两层楼的木框架房子里。她是一位酋长的遗孀，当年法国在把帕皮提从保护关系变为从属关系的过程中，惹出了一些麻烦，这位酋长因在动乱中做出了贡献而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客厅里摆满了廉价的法式家具，墙上挂着与此事相关的一些文件，还挂着多位政治名人的签名照片，还有一些大家通常都会挂的婚礼合影，合影里的人物都面目模糊了。几间卧室都被大床给塞满了。她是个高大壮实的老太太，一头灰白的头发，一只眼睛闭着，又时不时地睁开，用一种神秘兮兮的目光盯着你。她戴着眼镜，穿着一件褴褛的黑色长罩衣，舒舒服服地坐在地板上抽土烟。
她跟我说，在离她不远的一所房子里有高更的画，我说我想看看，她叫来一个男孩给我带路。我们沿着大路行驶了几英里，然后拐了弯，开到草地中一条泥泞的小路上，最后来到了一幢破旧不堪、灰沉沉、摇摇欲坠的房子前。除了几张地垫之外，屋里什么家具都没有，一群脏兮兮的孩子挤在走廊里头。一个年轻的男人躺在走廊上抽烟，还有一个年轻的女人悠闲地坐着。房子的主人，一个塌着鼻子、面带微笑的黑皮肤原住民，走过来招呼我们。他请我们进屋，我一进去就看到了高更画在门上的画。原来高更在那所房子里病了一段时间，由现任房主的父母照料，当时的房主只是一个十岁的男孩。他对他们的悉心照料很是满意，好转以后，就想留下一些关于他自己的回忆。在这所平房的两个房间之中，其中一个有三扇门，门的上半部分是玻璃板做的，每扇门上都被画了一幅画。有两幅差不多已经被孩子们抠干净了；有一幅除了角落处有一点模糊的头像以外几乎什么都没有了，而另一幅还能看到一个女人的躯干，她以热情优雅的姿态向后仰着。第三幅保存得还不错，但很明显，再过几年，它就会和另外两幅画一个下场了。房主对画本身并不感兴趣，仅仅是把它们当作对这位死去的客人的纪念，当我跟他说他还可以留下另外两幅画的时候，他也不愿意卖掉第三幅。“但是，”他说，“我得买一扇新门啊。”“多少钱？”我问。“一百法郎。”“好吧，”我说，“我给你两百。”
我想，在他改变主意之前我最好把画带走，于是我们从我来时开的车上找来工具，拧开铰链，把门带走了。当我们回到酋长家的时候，为了便于携带，我们把门的下半截锯掉了，然后把它带回了帕皮提。
我坐着一只敞篷小船去莫雷阿岛，船上挤满了原住民和中国人。船长是一个白皙的、红脸膛儿的原住民，有一双蓝眼睛，又高又壮。他会说一点儿英语，也许他父亲是个英国水手。船一离开环礁带，我就知道我们的这趟旅程会很艰险。海浪很高，拍打着小船，浇得我们浑身湿透。船摇晃着、颠簸着。突然，狂风大作，大雨倾盆。海浪排山倒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