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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我想我比大多数人更清楚自己的年龄。我的青春悄无声息地从身边溜走，我总是背负着一种正在老去的沉重感觉。因为这些年我见识和游历过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因为我的书读得很多，而且总是在思考超越我年龄的事情，所以我似乎总是显得比我同时代的人要老。直到1914年战争爆发，我才隐约感觉自己已不再是个年轻人。那时我惊奇地发现一个四十岁的人已经算是一个老家伙了。我安慰自己说，只是对于军事需要而言，我显得老了点儿而已，但不久之后，我又经历了一件事情，使我坐实了“老家伙”的称号。我和一个相识很久的夫人还有她的侄女（一个十七岁的女孩）一起吃午饭。午饭后我们乘出租车出去。那个夫人上了车，然后她的侄女也上了车。但她侄女坐在了折叠加座上，把后排她姑妈旁边的空座位留给了我。这是年轻人对不再年轻的绅士的礼数（与女性特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意识到，她这是在“尊老”呢。
对年轻人来说你不再是同龄人，认识到这一点真让人不开心。你们不是同一代人。对他们来说，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可以尊敬你，他们可以钦佩你，但是你和他们之间是有鸿沟的，他们最终总会发现与同龄人为伴比与你为伴更开心。
但是中年也有中年的好处。青年被舆论的枷锁束缚着手脚，中年则可以享受自由。我记得我毕业离校的时候，对自己说：“从今以后，我想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起床，想什么时候睡觉就什么时候睡觉。”那当然是夸大其词了，我很快就发现，文明人的生活都是受束缚的，只允许一种适度的自由。每当你有一个目标，你就必须牺牲一些自由来实现它。但是当你到了中年的时候，就会发现，为了实现任何你追求的目标，牺牲多少自由都是值得的。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因为生性腼腆而吃了很多苦头，到了中年，总算从腼腆的状态中解脱了出来。
我的体力从来都不太好，走路时间长就会疲惫不堪，但我还是走了，因为我羞于承认自己的软弱。我现在没有了这样的感觉，便少了很多不适。我一直讨厌冷水，但多年来，我都会洗冷水澡，还会在冰冷的海水里游泳，因为我想和其他人一样。我过去常常从高得让我紧张的地方跳水。我常常因为打球比别人差而感到羞愧。当我什么都不懂的时候，我羞于承认自己的无知。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发现说“我不知道”是件多么容易的事情。我发现人到中年时，没有人会指望我能走上二十英里的路，或打一场杆数差点为零的高尔夫球，或从三十英尺高的地方跳水。
这些事情都是好的一面，使生活变得愉快美好。不过就算他们还指望我那么做，我也不在乎了。年轻人都急着想要和同伴一样，这就是年轻人不快乐的原因；人到中年学会了跟自己和解，这就是中年变得容易让人接受的原因。
人们无法从生活中获得完全的满足，便通过想象来补偿自己。个体不断地有各种各样的需求，迫使他放弃了许多本能的需求。但是，对个体而言，做到真正的放弃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对荣誉、权力和爱情的渴望面前，他退缩了，用幻想来欺骗自己。他从现实转逃至一个人造的天堂，在那里他可以满足自己的欲望，没有任何阻碍。于是，他用虚荣心为这种心理过程赋予了一种特殊的价值。在他看来，发挥想象力是人类最崇高的活动。然而，想象其实就是失败，因为发挥想象就是承认自己在与现实的对决中失败了。
小说家的素材。小说家们总是面临着这样的风险：随着他对世界的了解不断深入（正是这个世界给了他们创作的主题），他对自己内心想法的把握也越来越全面（这使得他们的思想有了非常好的连贯性），他对写作技艺的运用越来越娴熟，他可能就不再对那些构成写作素材的包罗万象的人生经历感兴趣了。随着年岁渐长，他的智慧或满足感也逐渐丰满，此时，他不再过多地关注与普通人有关的事情了，于是，他便迷失了方向。小说家必须保持一种孩子般的信念，去关注常理认为不重要的事情。他必须永远都不要完全长大。就算有些事已经与他的年龄无关，他也必须始终保持兴趣。一个五十岁的人需要有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才能非常认真地对待小伙子和小姑娘的火热情感。一个人如果觉得人类事务琐碎，那他就不可能再当一个小说家了。你常常可以在作家身上看出他们的气馁，他们意识到自己陷入了这种困境，你也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处理的：他们有时会在不同的主题中寻找意义；有时会抛开现实生活，转而去写科幻；有时，他们与自己的过去渊源过深，无法在现实的网罗中挣脱，就只好通过尖牙利齿的讽刺来处理旧日的素材。因此乔治·艾略特和H. G.威尔斯便不再写被诱惑的少女和多情的小职员了；托马斯·哈代从《无名的裘德》转向了《列王》；福楼拜也从乡下人的感情故事转向了《布瓦尔与佩舒舍》这样的残酷故事。
艺术作品。当我在音乐会上看那些听众或在画廊里看那些人群时，我会自问，他们对这些艺术品究竟有什么反应？很明显，他们常常感触颇深，但我看不出这样的感触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如果没有效果，那它的价值就微乎其微了。对他们来说，艺术只是一种消遣或一种庇护所。
他们认为活着就应当去工作，艺术则可以给他们喘息的机会，或者当他们对现实失望时，艺术可以给他们以安慰。艺术是劳动者在劳作中停下来时喝的那杯啤酒，也是妓女们从生活之苦中抽身片刻，想要喝上一口的杜松子酒。“为艺术而艺术”，跟“为喝酒而喝酒”没什么两样。半吊子在欣赏艺术作品时，会把自己产生的毫无新意的情感视若珍宝，这种人比酒鬼强不到哪里去。他抱着悲观主义的态度。生活是一场苦苦挣扎，或许一生都会心力交瘁，但他在艺术中可以寻得片刻休息或者忘却烦恼。悲观主义者拒绝现实，艺术家接受现实。一件艺术作品所引起的情感，只有在它对人物产生了影响并使其采取了行动的时候，才算有价值。不管是谁，如果能受到这样的影响，那他自己本身就是艺术家。艺术家对艺术作品的反应是直接而理性的，因为在他身上，情感被转化为与他的目的相关的思想，而对他来说，思想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行动。但我并不是说只有画家、诗人和音乐家才能对艺术作品做出有益的反应，那样的话，艺术的价值将大打折扣。在我说的艺术家中，还包括了另一类人，他们所从事的是最微妙、最被忽视和最重要的艺术，那就是人生的艺术。
我的第一本书出版于1897年，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埃德蒙·戈斯对它赞赏有加。在那之后，我又出版了其他几本书，成了一名受欢迎的剧作家。我写了《人性的枷锁》和《月亮与六便士》。我过去每年都会和戈斯见一两次面，一直持续了二十年。每次见到他，他总是油腔滑调地对我说：“哦，亲爱的毛姆，我非常喜欢你写的《兰贝斯的丽莎》。你把它写完就封笔了，真是太明智了。”
垂死的诗人。他病得很重，照顾他的朋友觉得他应该给他的妻子发个电报。她算是个画家，到伦敦的一家小画廊举办个人画展去了。当朋友告诉他已经通知了她时，他很生气。“你为什么不让我安静地死去呢？”他大叫。有人给他送了一篮桃子。他说：“她到这儿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篮子里最好的桃子拿出来吃掉。她一边吃，一边还会大谈自己在伦敦取得的成功。”
朋友去车站接她，把她带到了公寓。
“哦，弗朗西斯科，弗朗西斯科！”她喊道，大步走进房间。他的名字叫弗朗西斯，但她总是叫他弗朗西斯科。“多么糟糕！哦，好漂亮的桃子。谁寄给你的？”她挑了一个，啃着那多汁的果肉。“我的个人画展，有头有脸的人都来了。真是太成功了。大家都很欣赏我的画。大家都围着我。他们都说我很有天赋。”
她说个不停。最后，朋友告诉她很晚了，得让她的丈夫睡觉了。
“我累死了，”她大声地说，“这一趟跑的。我坐了一晚上，一眼都没合，真是可怕。”
她走到床边去吻病人。他把脸背了过去。
他是个船务员。他从十四岁就开始工作，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了二十二年。他二十八岁时结了婚，妻子在一两年后生了一场病，落下了终身残疾。他对妻子不离不弃，十分忠诚。他开始偷保险公司的印花，倒不是因为他想要钱（虽然这的确能给妻子弄到一些好吃的），而是因为他一想到自己并不是雇主们所认为的那种体面、可靠的职员，就觉得有趣。后来他的偷窃行为被人发现，他知道自己会被解雇，也许会被送进监狱，这样就没有人照顾他的妻子了，于是，他就杀了她。她死后，他在她头下放了个枕头，在她身上盖了一床羽绒被。然后，他带着她的宠物狗去了兽医那里，想给它实行安乐死，因为他自己不忍心杀死它。然后，他到警察局自首了。
T。他个子高高的，清瘦但不干巴，走起路来有些驼背。我想他大概在四十五岁到五十岁之间，因为他卷曲的头发虽然浓密，却已花白，而且他那刮得干干净净的脸上布满了皱纹，气色不太好。他戴着一副金边眼镜。他很低调。他说话声音很低，除非有人主动跟他说话，否则他很少开口，虽然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聪明话，但他也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蠢话。他在美国最重要的公司之一供职，很受人信赖，最吸引人的地方正是他的可靠感。显然，他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他确实是一个很诚实的人。他的生活很节制。他有一个深爱着的妻子和两个令他引以为傲的孩子。你可以放心地打赌说，他一生中从未做过任何让他有理由后悔的事。他对自己供职的公司很满意，对自己在公司里的地位也很满意，这是个体面而不引人注目的职位，他对自己住的房子、工作的城市和每天上班所乘坐的火车服务也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员工。他是一台巨大机器上的铆钉，并且乐于成为这样的一颗铆钉。巨大的操作杆，巨大的旋转齿轮，巨大的汽缸，这些东西从来都没有让他动心，他从未想过自己除了做一颗铆钉以外，还能做什么。他与众不同，而他之所以不凡，就是因为他平凡得如此极致。
一个家庭聚会上。邮件刚刚送到。女主人给了她一封信，她认出是情人的笔迹。她打开信，读了起来。突然，她发觉自己的丈夫正站在身后，从她背后看着那封信。她把信读完，然后把它递给了女主人。
“他看起来很爱你，”她说，“但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让他给自己写这样的信。”
如果你的钱比别人多一些，你就知道他们肯定会来揩你的油，但让人恼火的是，他们竟然把你当成傻瓜，觉得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在打什么主意。如果他们侥幸得手，那也只不过是你让他们得手的罢了。
埃内斯特·P。他是一个年轻的法国人，家境很好，很有才华，他的家人希望他能有一番杰出的事业。他打算进入外交部门工作。二十岁时，他疯狂地爱上了一个比他大八岁的女孩，但她嫁给了一个更适合她的人。这给了他很大的打击。使他全家惊愕的是，他放弃了学业，而他原本必须要靠努力学习才能通过外交部门的考试，他后来跑到巴黎的贫民窟去做社工了。他变得十分笃信宗教（他的家人都不信神），沉浸在神秘主义文学中。当时摩洛哥有一些动乱，他加入一次危险的远征，在远征中被杀了。这一切对他爱过的女人、他的母亲和他的朋友们产生了毁灭性的打击。他们深感不安。他们觉得自己中间曾经生活过一位圣人，他的温柔、善良、虔诚和灵魂的高贵使他们感到自惭形秽，并且害怕。
我想，仅凭这些事实，便可以写出一个动人的故事，我感兴趣的是这个可怜的孩子的生死，会对那些曾经和他接触过的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但我觉得太难处理了，所以就没有写。
人们有时会因为你对他们做过的好事而原谅你，但很少会因为自己曾对你造成的伤害而原谅你。
作家必须既幽默又严肃。
在船尾划出的水沫里，粼光闪闪，就像躺在海底的死人在讥讽地眨眼。
日落。密布的乌云搭成一道拱门，太阳古怪地落在拱门后面，拱门下面的天空，一片淡绿和金黄，像是通向神秘魔法世界的入口。这使你想到了华多的画作——《舟发西苔岛》。它给人以充满希望和未知的欢乐。接着，太阳沉入地平线以下，拱门也坍塌了。现在，乌云在骇人的余晖映衬下显得黯淡无光，就像一座大城市的废墟，宫殿、寺庙和巨大建筑的废墟。前面几分钟的希望和信心就像加沙的石柱一样分崩离析，绝望感笼罩着我的内心。
廉价惊悚小说。这种小说的作者不怎么受人们的尊敬，但他们于人类实在有功。他们知道这个世界对他们的轻视，当他们提到自己的作品时，也会耸耸肩，面带微笑地自我贬损一番。他们急于向你保证自己不是容易上当受骗的蠢货，好消除你对他们的鄙夷。当你表扬他们时，他们会表现得十分不自信。他们不敢相信你是认真的，然而他们的确值得称赞。有时，你没有心思去读那些所谓的好文学；有时，你的大脑会疲惫，会焦躁；有时，经典文学会让你感到无聊；有时，你会感到烦恼忧伤；有时，你会乘火车旅行；有时，你会生病……在这些时候，有什么能比一本好的惊悚小说更让人舒服呢？你沉浸在谋杀、抢劫、背叛、敲诈、监禁、九死一生等故事中；你出没在鸦片烟馆、盗贼的厨房、艺术家的工作室和豪华的酒店里；你与伪造者、小偷、骗子、枪手、侦探、女冒险家、卧底、罪犯、受迫害的女主角和被诬告的英雄为伍。惊悚小说优秀与否，和其他艺术形式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虽然故事写得非常不切实际，但这阻碍不了你在读书过程中的享受，如果故事创作得不够离奇，那反而才是缺点。在这种小说中，优雅的文风十分不合时宜，也不需要什么幽默感。如果你本不想笑，嘴角却忍不住上扬，那就完蛋了，你必须带着一种高度紧张的严肃态度去读惊悚小说。你的手紧张地一页一页翻着。时间过得飞快。你打败了时间。然后你就忘恩负义地把书扔到一边，冷笑一声，一副瞧不起作者的模样。真粗鲁。
他的职业是哲学家，我便去请教他一些我一直无法理解的事情。我问他“二加二等于四”的说法是否有什么意义。我看不出“四”除了是“二加二”的同义词之外还有什么意思。如果你在《罗格同义词词典》中查“粗暴”一词，你会发现它有大约五十个同义词；它们有不同的引申意义，由于它们的音节数量、字母组合或是发音的差异，在一个特定的句子里，有些词可能比其他词更适用，但他们所指的含义其实都是相同的。当然，它们的含义也只是大致相同，因为没有哪些同义词可以是完全相同的含义。而“四”不仅是“二加二”的同义词，也是“三加一”和“一加一加一加一”的同义词。我的这位哲学家说，他认为“二加二等于四”的说法有明确的含义，但他似乎不能确切地说出到底是什么含义。当我问他，数学说到底是否只是一部极其复杂的《罗格同义词词典》时，他改变了话题。
(1)“throw bread on the waters”，英语成语，表示“行善”。
1936圣洛朗监狱。监狱长是个矮胖的男人，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穿着一身干净的白色制服，束腰短上衣上挂着法国荣誉军团的十字勋章。他讲话的时候伴有超级多的手势，说话带着浓重的南法地区口音。他成天乐呵呵的，粗俗且无知，但为人还算善良宽厚。他是靠着政治影响得到这份工作的。他的年薪是六万法郎，可能还有很多额外津贴。他很喜欢这份工作，因为他开销很少，这样便可以攒下不少钱。他期待着十年后退休，然后在里维埃拉为自己盖一栋房子。
他的妻子胖嘟嘟的，长得相当漂亮，但有些不修边幅，她母亲在塞特开了一家烟草公司。她和她的丈夫是青梅竹马。她总是穿着同一件蓝底白点的连衣裙，这件裙子使她的蓝眼睛显得更有光彩。她天真烂漫，喜欢卖弄风情，但她爱着自己胖胖的丈夫，并为他感到骄傲。
监狱的看守长是一个高个子的巴黎人，头发是浅金色而不是深棕的。他为人诚恳，有些腼腆，非常彬彬有礼。他对刑罚学很感兴趣，读了很多书。他有这样一种想法——唤醒罪犯本性中善良的一面，对改造他们有巨大的效果。他希望他们能改过自新。
圣·让的一个老看守员。他长了一头短而浓密的白发，还有一大把白胡子，布满皱纹的脸晒得很黑。他反对死刑，认为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去剥夺他人的生命。他讲了一件事，说一名医生跟一个马上要被砍头的人约定好，让他在被砍头之后如果还有知觉就眨三次眼睛，他说后来他看到那个人的眼睛眨了两下。
当一个人被判死刑时，这一判决必须得到巴黎部长的确认。星期天不执行死刑。如果同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被送上断头台，那么首先被处死的罪犯是罪行最轻的，这样他就不会恐惧地看着同伴死去了。囚犯不知道自己会被处死，直到狱卒进来说“要鼓起勇气”之类的话，他才意识到，自己要被处死了。当有人要被执行死刑的时候，其他的犯人都很沮丧，很紧张，他们都阴沉着脸，一言不发地干着自己手里的活。
刽子手把头砍下来之后，揪着耳朵把头拎起来，展示给旁观的人看，口中说着：“我现在代表的是法兰西人民的正义。”断头台的旁边是一个大柳条筐，上面盖着黑布，尸体就放在筐里。刀以闪电般的速度落下，血喷涌而出，溅了刽子手一身。每次行刑后，都要给他发一套新衣服。
监狱长的房子。这是一座白色的木框架大房子，里面配的都是政府统一的家具，每个房间中间都有一盏枝形吊灯，客厅里有几把又硬又不舒服的椅子。房子面朝大海，有一个被用作客厅的大阳台。花园里种着九重葛、巴豆、肉桂、番木瓜和凤凰木，看上去像是某个退休商人的郊区花园，乱糟糟的。
处罚室。它们又长又窄，里面有一张木板床、一张凳子和一张固定在墙上的小桌子。房间里面很热，沉重的门上开了个小口，通过这个小口可以有些微光线照进来。被判处关禁闭的罪犯被锁进这些处罚室，只有早晚各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出来放风。走廊尽头的牢房漆黑一片，因为只有过道入口的门上才能透些光进来。
大多数犯人都住在放着五六十张床的监舍里，不过还有一些小牢房，有的位于监舍楼上的二楼，有的则位于一个单独的院子里，那些守规矩的犯人如果提出申请，便可以住进去。然而，有时他们不喜欢一个人待着，便会要求回到集体监舍。每一间小牢房里都有一张吊床和一张小桌子，罪犯可以把他自己的零碎东西放在桌子上，一把刮胡刀、一把剃刀、一把梳子和一两张照片。墙上钉着他们从画报上剪下来的一些图画。
囚犯。他们穿着粉色和白色相间的条纹睡衣，戴着圆草帽，脚上穿着木底和皮面的鞋子，但没有穿袜子。他们的头发剪得很短，很糟糕。
他们的食物包括灰面包（每天两大片）、骨头和肉汤、土豆和卷心菜、牛肉，如果他们表现良好，还会有一份奶酪和一杯葡萄酒。他们拿出蓝色小袋子装的粗烟草卷烟来抽。他们坐在房子的走廊或门廊上，边聊天边抽烟，或者四处闲逛，有的独自一人，有的由狱卒看守，干起活也十分散漫。尽管食物充足，他们还是很瘦弱，经常发烧，还会患钩虫病，他们的眼神都直愣愣的。他们看起来不太正常。朗姆酒对他们来说太奢侈了。他们都有刀。
没有狱卒敢在晚上锁好门后进入监舍，否则他就别想活着出来。
监狱的大门整天敞开着，他们可以自由进出。
监狱的下层看守都是些守规矩的罪犯，这也算个正式职位了。他们不跟囚犯们住在一起，他们戴的是毡帽而不是草帽。他们非常不受其他囚犯的待见，经常有人被杀。
刽子手。他也是个囚犯，他训练了两条杂种狗来保护自己，晚上它们就在院子里巡视。他有一栋自己的小房子，就在监狱长家附近。其他犯人都不和他讲话，他的饭菜由助手从监狱厨房里端过来。他闲暇的时候就在公园里散散步、钓钓鱼，然后把鱼卖给监狱长的老婆。
断头台在监狱内的一个小房间里，但是监狱外面有一扇门可以通进去。为了确保它的性能良好，刽子手会用香蕉树干进行演练，因为它的粗细跟人的脖子一样。从一个囚犯被绑起来到他的头掉下来，只需要三十秒。刽子手每执行一次死刑可以得到一百法郎。
前一个刽子手不见了，他们以为他逃走了。三周后，人们发现他被吊在一棵树上，身上还有刀伤，人们之所以发现他，只是因为他们看到一群秃鹫（它们被称为胡兀鹫）簇拥在一棵树周围。他之前就知道囚犯们要杀他，于是申请把自己调到卡宴或者调回法国。结果他们还是抓住了他，把他捅死后拖进了丛林。
这些被流放的惯犯，被送到圣·让，并不完全是为了让他们服刑，而是为了维护国内的社会治安。他们捕捉蝴蝶和甲虫，把它们做成标本装在盒子里卖掉，或者把水牛角制成装饰品。在流放营地的某处有个报亭，就像某个法国小火车站的报亭一样，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待出租的书籍和一个月前的旧报纸。上面用法语写着“谢绝赊账”。另一处有一个小剧院，里面有一个舞台，舞台的背景是流放犯人们草草画的。
大海里到处都是鲨鱼，他们笑着说鲨鱼是最好的看守。
今天我花了一天的时间去调查那些谋杀犯的作案动机，想要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犯下罪行，被判了终身监禁。我惊奇地发现，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是因为爱、嫉妒、仇恨、报复或者一时的激情而杀了人，但是当我进一步询问时，才发现隐藏在表面下的根本原因是金钱。除了一起谋杀案之外，在我所调查的所有案件中，钱都是幕后黑手。唯一的例外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是个牧羊人，强奸了一个小女孩，当她大声叫喊时，他害怕别人听到，就把她掐死了。他现在才十八岁。
马提尼克岛。1902年，培雷火山爆发，吞没了圣皮埃尔镇。四万人丧生。在此前不久曾发生过一些火山活动，圣皮埃尔镇北部也发生过一次火山喷发，死了不少人。然后没过几天，毫无预兆，一团大火像燃烧的旋涡一样席卷了圣皮埃尔镇，摧毁了港口的船只。一股熔岩和灰烬随着火苗落下，还伴着浓稠的毒气，使那些逃过前面几劫的人窒息而死。
所有能跑的人都从城里逃出来了，全家人一起往外跑，奇怪的是，毒气向他们袭来的时候分布得并不均匀，前面的一群人躲过去了，后面一群人也幸免于难，中间的一群人却被毒气笼罩，丢掉了性命。
我问我的朋友们，这场灾难对那些获救的人有什么影响。我想知道这场可怕的灾难和奇迹般的逃脱是否对他们产生了精神或道德上的影响，是否改变了他们后来的生活，他们的信仰是否得到了加强或削弱，他们是变善良了还是变坏了。每个人都给了我同样的答案：这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因火山喷发而破产，他们的一切都付之一炬了，但当他们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后，还是尽最大的努力去继续生活，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他们对信仰的虔诚没有增减，他们既没变善良也没变邪恶。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人类有一种韧性，一种健忘的力量，或者也许仅仅是一种迟钝，这样人类才得以从自诞生以来所遭受的无数恐慌中幸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