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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和《屈身求爱》差不多水平。它们都不太注重故事情节，剧中的人物只是从搞笑的角度而不是从角色创作的角度刻画的。不管你多么青睐它，你都无法相信其中角色的真实性。然而，果戈理很有头脑，他没有在剧中安插任何聪明或正派的人物，从而没有破坏画面。他的剧中聚集了一群恶棍和傻瓜，保持了某种艺术上的完整性，如果安插进一个老实或者能干的人，就会打破这种完整性。康格里夫也有同样的智慧，他创作的时候也十分小心谨慎，不会在他笔下的一群浪子中安插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果戈理和他同时代的人高度重视这出欢乐的小闹剧，这并不奇怪，但令人想不通的是，那些熟悉西欧文学的评论家竟然也会如此。那些向世界介绍俄罗斯的翻译人员当中，大部分人对其他国家所知甚少，他们会因为某些特征不是英国特色便将其赞扬为俄罗斯特色，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这些特色只是出自俄罗斯的自然条件，在所有与俄罗斯自然条件相似的国家都能找到这样的特色。要想真正了解一个外邦国家，你不仅要在那个国家和自己的祖国生活过，至少还要在一个其他国家生活过。阿诺德·本涅特（Arnold Bennett）就一直相信，早餐不吃面包卷不喝咖啡是法国的特色。
我的天赋并不出众，但我有某种性格上的力量，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我的不足。我很有经验常识。大多数人什么也看不见，但我能极其清楚地看到眼前的一切。那些最伟大的作家们连砖墙都能看得穿，我的目光还没有那么犀利。许多年来，大家一直说我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我只是一直都实话实说而已。我不希望有谁把我看成别的什么样子；另一方面，我也认为没有必要接受别人的装腔作势。
那些研究异国外邦的研究者，不能指望自己对其人民有多深的了解，而且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即使过了许多年，他也无法与他们亲密起来。即使是英国人和美国人，虽然他们之间的语言差异非常小，但也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彼此了解。也许只有当人们的早年经历和教育背景相似时，才最容易相互了解。真正塑造一个人的是他在人生最初的二十年里对世界的印象。英国人和俄国人之间的鸿沟又宽又深，语言方面的障碍使他们只能一直保持着这种隔阂。即使你语言掌握得很好，也还不足以让人忘了你是个外国人，他们与你的相处永远不会像他们自己之间那样。只有通过阅读，人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去洞察另一个民族的人，对于这种用途，读二流作家的作品要比一流作家更有效。伟大的作家精于创造，才华次之的作家则精于复制。比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会告诉你更多关于俄国人的事情。通过比较你认识的人和你读过的人，你可能会形成一种印象，这种印象即使与事实不符，也是独立、合理和连贯的。
我对学习一门语言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只要能流利地阅读和谈论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就够了，再学下去也是浪费时间。若要真正地熟悉一门外语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而这些努力得不偿失。
近年来，文人墨客流行谈论上帝，他们绘声绘色地去描写万能的上帝，来平衡词句或让段落充满感情。而现在萧伯纳（G. B.Shaw）和威尔斯（H. G. Wells）也来凑热闹，虽然只是踩点儿赶上，但他们已经加快了脚步，想要走在这场运动的前头。当你不再像以前那样活跃的时候，成为思想的领潮人一定很辛苦，如果他们两个人都显得有点儿上气不接下气，那也不奇怪。
我希望某个有思想的人可以写一篇文章，来解释一下在英国文人当中宗教信仰为什么会复苏，甚至在战前就已经出现了苗头。奇怪的是，他们并未影响到大众，教堂里头仍然空空荡荡，更没能对那些智商和教育程度更高的人群造成多大影响。法律界、科学界以及商人都对宗教信仰持怀疑态度，这场思潮是纯文学方面的。这当然与法国一场类似的运动有关，法国那场运动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性的，1870年普法战争的战败奠定了它的基础；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缺乏活力，于是自然而然地倾向于从宗教信仰中寻找寄托。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反天主教，共和国的反对者们便站在了天主教一边，许多人把宗教信仰和爱国主义、法兰西的伟大等同了起来。最终，科学没能替那些不明智的人实现愿望，科学从未假装能够回答他们的问题，于是，许多人便投进了教会的怀抱。
法国的每一场文学运动，在英国都会有效仿者。在我们国家，一直以来都有着这样一些文人，他们仅仅靠着认真阅读法国的文学评论便获得了“独创性”的名声。英国跟法国一样，也有许多人对科学不甚满意。
各个大学仍旧信仰着宗教，他们向年轻人灌输着“信仰上帝是件好事”的思想。不难看出为什么宗教主要是在文人当中表现出了死灰复燃的现象：首先，那些心存宗教本能的人，在之前会受圣职，而现在教职人员不再是受欢迎的职业选择了，便把全部时间都花在了写作上；其次，作家们在不断地求变，他们这类人善变无常，而捍卫一种垂死的信仰不仅可以给他们提供别致、生动的新主题，而且也符合他们浪漫热情的本性。正如我们所知，我们对浪漫的渴望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直在稳定升温，我们都在贝斯沃特大街上寻找着鲁里坦尼亚王国(1)。后来战争爆发了，它所带来的痛苦、恐惧和困惑让许多人投进了宗教的怀抱。看到别人失去生命（其实他们并不怎么在意那些人），许多人便会依靠对那个无所不能、大慈大悲和无所不知的造物主的信仰来寻求慰藉。有一次，在海上，我以为我大难临头、快要死了，口中不自觉地念起了那些祈祷的话，这些话是儿时信仰在记忆中的残留碎片，我费了老大劲才把它们压抑了下去，才得以从容地面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在那一刻，我差点儿就要信仰上帝了，还好我凭借过人的辨别力，看出了这种想法的荒唐，才没有屈服于心中的恐惧感。我试图在《人性的枷锁》一书中写下我为何舍弃了童年时那种非常热烈的信仰，但是想要准确地描述这些事情是很困难的，我对写出来的结果也从未满意过。虽然我的思维方式是非常具象的，头脑对于抽象事物表现得很不活跃，但我对形而上学非常有热情，而看到哲学家们像杂技演员走钢丝般地面对那些难以理解的事物时，也会从中获得强烈的乐趣。我读过许多哲学著作，虽然赞同绝对事物存在论这种理论具有理智性，不知如何去否定它，但是在这些理论中，我找不到任何东西，可以使我摆脱对“宗教”这个词的本能怀疑。有些作家试图将玄学家说的绝对事物与基督教的上帝统一在一个概念里，我对这些人没有多少耐心。而且就算我对自己的想法有任何怀疑，战争也会把它们打消的。
当你在观察俄罗斯生活或读俄罗斯小说时，一定会注意到，俄罗斯人的生活很大程度上被一种强烈的罪恶感占据着。这是一种奇怪的特质，我曾试图去寻找其中的原因。当然，我们虽然在教堂里说自己是可耻的罪人，但其实并不认为自己有罪，我们很清楚我们根本不是什么罪人。我们有我们的缺点，我们都做过令自己后悔的事情，但是我们很清楚，自己的行为并没有到需要捶胸顿足和咬牙切齿的地步。我们大多数人都相当正派，命运赋予我们什么样的机遇，我们就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生活。如果我们相信有末日审判的话，我们就会觉得上帝既然如此智慧，如此通情达理，我们这些凡人都能轻易宽恕自己的左邻右舍，上帝也一定犯不着为我们的一些小缺点而追究。我们也并非自满，总的来说，我们足够谦卑，我们只不过是在忙着手边的工作，并不怎么为自己的灵魂而烦恼。俄罗斯人似乎有所不同。他们比我们更喜欢内省，他们的罪恶感是很强烈的。他们实在被这一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因为一点儿罪过便会悲哀痛悔、抽泣痛哭，而换作我们这些没那么敏感的人，根本不会因此而良心不安。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认为自己是一个大罪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身上看到的是一个暴戾、狂热，灵魂被撒旦牢牢控制着的人。但是，如果冷静点儿判断，德米特里只是犯了一些小小的过错。他喜欢打牌，喝起酒来总会贪杯，失了仪态，喝醉的时候会大吵大闹；他性欲强烈，无法掌控自己的急躁脾气；他容易冲动，但他邪恶的程度也就仅限于此了。瓦尔蒙先生，还有尚未被爱情变成一个“幸福的伪君子”的乔治·黑尔爵士，对他的这些小过失也都只是有些善意的蔑视罢了。事实上，俄国人并不是什么大罪人。他们懒惰，意志薄弱；他们话太多；他们无法很好地控制自我，所以表现出来的激情无比热烈，实际上他们的激情未必有这么大的强度。但总的来说，他们是善良的，性格也不错；他们不怀恨记仇；他们为人慷慨、宽宏大量，能够宽容他人的短处；他们可能不像西班牙人或法国人那样热衷于性事；他们善于交际；他们脾气火爆，但也很容易平静下来。如果他们深怀罪恶感，那显然不是由于他们做了或者没做什么事情（事实上，他们总是一上来就责备自己），而是由于他们的某些生理性癖好。参加俄罗斯酒会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注意到，他们喝酒的时候有多么悲伤。他们喝醉了就痛哭流涕。他们经常喝醉，整个国家都饱受着宿醉之苦。
近来特别流行通过文学培养吃苦精神，而我对此感到恐惧。我一点儿都不赞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它的态度。在我的一生中，我目睹过许多人的苦难，我自己也遭受过不少苦难。当我还是一名医学生的时候，曾有机会在圣托马斯医院的病房里看到苦难对各种病人的影响。在战争期间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目睹过精神痛苦对人们的影响。我也审视了自己的内心，我从未见过苦难能改善人的品格。“苦难使人变得优秀高尚”的说法真是荒谬。苦难首当其冲的一个影响就是使人变得狭隘。他们变得以自我为中心，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当前环境，在他们心里都变得无比重要，这在他人看来无法理解。他们变得暴躁易怒，对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斤斤计较。我曾遭受过贫穷、单恋、失望、幻灭、怀才不遇、不受赏识、缺乏自由之苦，我知道它们使我变得善妒、刻薄、急躁、自私、不公，反之富足、成功、幸福则使我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健康的人能够发挥他所有的才能，他自己内心感到幸福，也努力为他人创造幸福；他充沛的生命力使他能够利用和完善大自然赋予他的天赋；他成熟的智力使他的思想变得复杂，从而更加充实；他的想象力使他能够掌控时空；他的感官经过良好的熏陶和教育，能够更好地发现世界的美。他越来越完整。但是苦难会压抑活力，使道德的线条变得更加粗糙，而不是愈发精细；它不会使人进步，反而会使人变坏。有时候苦难的确能教会我们忍耐，而忍耐也的确能够陶冶情操。但是忍耐不是一种美德，它只不过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使用的一种手段，仅此而已。对于那些想做大事的人来说，忍耐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琐事中表现出来的忍耐跟那些琐事一样，并不怎么值得尊敬。就像滑铁卢桥本身没什么大不了，它仅仅是连接泰晤士河两岸的一条通道，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向桥两头延伸出去的伦敦城。你不会仰慕一个有无限耐心收集邮票的人，这一品质并不能改变集邮是一项不重要的追求这个事实。
有人说苦难会让人变得听天由命，而听天由命被看作人生难题的一种解决办法。但是，听天由命是向充满敌意的命运投降。听天由命就是接受命运的毒箭，并称之为善。它亲吻着惩罚自己的棍棒。听天由命是被征服者的德行。一个勇敢的人不会听天由命，他会不断地与环境做斗争，哪怕他知道自己与敌人并非势均力敌，他也会继续斗争下去。失败或许是难免的，但如果你接受了它，那就是加倍的失败了。普罗米修斯被缚在岩石上，却有着不可征服的勇气。对于有士气的人来说，听天由命就是怯懦。它有时会屈从于既没必要也不应该屈从的一些事情。这是奴隶们的最后一次尝试，好将自己的畏缩怯懦变成沾沾自喜的理由。尽管一个人被各种枷锁束缚着，无法冲破，但他仍然需要保持着反抗精神：尽管他遭受着饥寒交迫、贫病交加，而且还没什么朋友，尽管他知道这一路都是高山险阻，长夜漫漫没有黎明，但他仍然不能承认饥寒交迫和贫病交加是好事；尽管他没有力量去继续这场无望的战斗，他也仍然需要把那最后一丝自由的火花留在心里，好把痛苦的坏处宣泄出口。
俄罗斯人比我们强的地方在于，他们远远没有我们那么容易受到专权的控制。他们从来不会因为迎合别人的希望而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他们之所以能泰然自若地忍受几个世纪以来的压迫（他们的确是泰然自若地忍受着这种压迫的，整个民族都能长期忍受他们也认为无法忍受的暴政，真是难以想象），是因为尽管他们在政治上受到胁迫，但个人生活仍是自由的。俄国人的人身自由比英国人大得多。他们不受任何规则的约束，他们可以随时吃自己喜欢的东西，穿自己喜欢的衣服，而不用考虑社会习俗（艺术家会戴圆顶礼帽，戴硬领，律师则漫不经心地戴顶墨西哥大宽边帽）。在他们看来，自己的习惯是如此自然，于是，每个人便都认为十分自然了。虽然他们经常夸夸其谈，但从来不想表现得不像自己，他们只是喜欢夸海口而已；他们不会对自己不认同的立场感到震惊；他们可以接受任何事物，对于别人的怪癖，也非常包容。
俄罗斯小说中的人物类型贫乏得惊人。你不仅会在同一作者的不同作品中，也会在其他人的作品中遇到同样的人，只不过是冠以了不同的姓名。阿廖沙和斯塔夫罗金便是两个突出的典型人物。他们似乎萦绕在所有俄罗斯作家的脑海中，我们可以认为他们代表了俄罗斯人性格当中的两个方面，每个俄罗斯人在自己身上或多或少都能看到这两个人的影子。也许正是因为这两个不可调和的自我同时存在于他们身上，俄国人的内心才会如此混乱，如此矛盾。
人类之所以会表现出无穷无尽的多样性，是因为人类的幽默感，如果说俄国小说里的人物类型有限，那也许是因为他们特别缺乏幽默感。
在俄罗斯小说中，你读不到风趣诙谐、尖锐犀利的风格，也读不到新颖的段子或轻松的笑话。俄罗斯小说中的讽刺显得既粗俗又十分刻意。当一个俄国人大笑的时候，他一定是在嘲笑别人，而不是与别人一起开怀大笑，因此，能够让他去幽上一默的对象都是那些歇斯底里女人的胡思乱想、乡下人不合时宜的服装、醉汉的滑稽行为。你无法和他一起大笑，因为他笑得有些粗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幽默十分上不了台面，给人的感觉就像酒吧里某个游手好闲的家伙，把水壶绑在狗尾巴上一样。
没有任何一本俄罗斯小说，能让我想出里面有哪个人物会出入画廊。
俄罗斯人向世界传达的信息似乎很简单：爱情中蕴藏着宇宙的奥秘。他们将意志力放在了爱情的对立面，认为那是一股充满敌意和邪恶的力量，俄罗斯小说家们不厌其烦地向人们讲述着意志力会给受其奴役的人们带来的灾难。他们对它着迷，就像女人对唐璜着迷一样，但是仔细思量它的可怕力量，他们就会感到恐惧。然而他们又怜悯它、追逐它，就像《天堂猎犬》中的基督追逐着那些仓皇逃离的人们一样。他们不认为它的目的是单一的，而认为它是自我分裂的，并且确信在意志的深处有爱的火花，正是这些星星之火在吞噬着意志的胸膛；若是它缴械投降，哀求着要去他们敞开的怀抱，他们就会高兴得像天使唱诗班在唱赞歌一样；如果它最终拒绝投入他们伸出的双臂，他们就会像善良的基督徒一样，把它扔到外面的黑暗世界中，对它咬牙切齿。
但是，在意志力和爱情之间进行这种对比时，俄罗斯人只不过是把想象中的一个浪漫幻象摆在了另一个浪漫幻象面前而已。它们都只是表象，如果我们觉得它们不只是表象的话，那大概是因为它们给了我们一种强烈的现实感。但它们自始至终都只是感觉而已。爱，只要是积极主动的，就具有意志力的品质，因此把它作为意志力的对立面来解释宇宙的奥秘，是站不住脚的。但正是爱消极的一面、它的自我克制、它的谦卑契合着俄罗斯人的秉性，并吸引着他们，让他们揭开了谜团，找到了让其遭受折磨的根源。这显然与理智无关，理智在这里让步于情感，当他们说“爱情当中蕴藏着宇宙的奥秘”时，他们便承认自己已经放弃了对宇宙奥秘的探索。奇怪的是，俄罗斯人如此专注于人类命运和世界意义的问题，却很少有能力进行形而上学的讨论。爱的至高无上被大肆宣传，获得了很好的口碑。形形色色的作家都被它吸引住了，它有意或无意地影响着他们的态度。它来得正是时候，此时整个世界都对科学失望了。法国曾是西方世界大多数知识运动的发源地，此时既自惭形秽，又精疲力竭。自然主义学派已经变得枯燥而呆板；叔本华和尼采已不再那么令人耳目一新。有一大批受过教育的人对形而上学的问题产生了兴趣，但他们既没有接受过形而上学的教育，也没有耐心去研究形而上学的著作；神秘主义大行其道；当他们得知爱能解决他们所有的疑问时，便非常愿意接受这个说法。他们觉得自己懂得爱，因为爱是一个含义丰富的词，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历给它定义。这种熟悉的感觉，在某种程度上把一切令他们感到困惑的东西都变得明朗起来了，一想到这一点，他们便萌生出一种情感，而且非常愿意把这种情感当作一种解释。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这其实是在张冠李戴，这两者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联系。对一些人来说，这种观点与他们从未放弃过的某种信仰一致；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们曾忘却了某种信仰，但内心深处并没有将其放弃，现在他们又重新把这种信仰建立了起来。我们不能忘记，爱是花言巧语的人喜欢的主题。
我读了X写的一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它可能是某个牧师的更年期老处女女儿写的。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我们没有必要带着修女领圣餐时的狂喜去读一本小说。过分吹捧不仅会使别人感到厌烦，对自己也毫无益处。
我认为，比起像醉汉对杜松子酒那样俯首称臣，理智地看待自己所仰慕的对象，更为妥当。我原以为，如果一个作家能迷惑住读者的大脑，他便会愿意让别人去抓住他们的心。阿鲁埃·德·伏尔泰先生（M. Arouet de Voltaire）在已逝者中的地位肯定比穆迪（Moody）先生，甚至桑基（Sankey）先生还要显赫。
我希望有人能分析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技巧。我认为，他的读者虽然没有察觉到，但他对他们的影响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独特的写作手法。人们说起他的时候，口气就像他作为一个小说家挺微不足道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他的的确确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小说家，将某些写作策略运用得极有技巧。有一个技巧他最喜欢用，也一直在用，那就是把他故事中的主要人物聚集在一起，让他们去讨论某种令人无法理解的荒诞行为。他就像加博里奥一步一步地解开某个犯罪谜团一样，一步一步地引导你去理解这种行为。那些大段大段的对话引人入胜、令人激动。他还有一种巧妙的手段让人更加激动：他笔下人物的激动程度与他们的话语内容完全不匹配；他把他们描述为激动得发抖，要么脸色发青，要么脸色苍白得可怕，惊恐万状，这样一来，就使得那些普通的对话具有了不寻常的意义。过不了多久，读者就会被这些夸张的反应弄得心神不宁，自己的神经也紧张了起来，一旦发生了什么事，读者就会大吃一惊，而这些事情若放在平常，他们的内心是不会有一丝波澜的。一个意想不到的人走进来，宣布了一条消息。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小说家，他安排起巧合来毫不犹豫，他笔下的人物总会在戏剧性的时刻找到自己的关键位置。这是欧仁·苏（Joseph Marie Eugène Sue）
式的写作手法。我这么说并不是说它不好，只要你有才华，所有的写作方法都是好的。拉辛（Racine）可以在亚历山大诗体的严格限制下尽情展现人类各种各样的激情，陀思妥耶夫斯基则用传奇剧的素材创作出了经久不衰的艺术作品。但他是一个难以效仿的大师，那些幻想自己能成为英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斯文作家们可能会发现，他们只不过是成功变成了欧仁·苏的影子而已。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时纯粹是在机械地使用这种写作手法，于是，他笔下的角色会毫无理由地激动起来，一个场景会以晴天霹雳收尾，这也只不过是像用个球在铁皮上滚来滚去故意折腾出来的动静而已。此时他笔下的人物就像波伦亚画派的人物一样扭曲，只是摆出一些毫无意义的姿势而已。
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刻画没有什么微妙的地方。他笔下的人物都是一个类型。那些最伟大的小说家们至少可以展示出每个角色内心的多样性，但他笔下的人物总是一成不变，他们都很类似17世纪时流行的人物设定：意志坚强的铁人总是坚硬如刚，举止轻浮的女人总是水性杨花，高尚的人总是光明磊落；他们只是激情、品质和缺陷的化身，然后以非常生动的形象展示了出来，但他们并不能算实实在在的人。西欧世界天真地把他们当作俄罗斯人的样子，但我所遇到的俄罗斯人与其他国家的人并没有太大不同。铁人也有他的弱点，举止轻浮的女人也有好的一面，圣人也有犯错的时候。从小说家那里，读者可以得到极大的乐趣，因为你在某个角色身上既能看到他的英雄主义，也能看到他的脆弱可怜，你能看到人性的无限矛盾和混乱，而这是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无法获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未刻画过任何一个像于连·索雷尔那样纠结复杂的人物。
我们都知道，哲学上“绝对”这一深不可测的概念当中包含着所有的痛苦和快乐、所有的变化与时空，人类如此复杂，是“绝对”的一个绝佳象征。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就像某个道德剧中的角色一样，因为他们会做一些让你无法理解的事情，所以会让你觉得他们很复杂，但稍一接触之后，你会发现，他们事实上非常简单，他们的行为真的就是按照标准来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让我想起了埃尔·格列柯（El Greco），如果说这两个艺术家中，埃尔·格列柯看上去更伟大的话，也许只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更有利于他才华的充分施展罢了。他们同样都有着得天独厚的才华，他们同样都有化无形为有形的能力，他们同样都有着强烈的情感表达，有着同样的激情。他们都让人觉得他们窥探过灵魂不为人知的角落，他们在一些特别的国家走过，那里的人呼吸的不是普通的空气。
这两个人都被一种强烈的欲望折磨着，那就是想要说出某个巨大的秘密，他们凭借五官之外的感官识破了这个秘密，却努力想通过五官感受来公之于世，最终只是徒劳。他们都试图记住某个梦境，这个梦对他们来说意义非凡，但它总是徘徊在他们意识的边缘，无法捕获，这叫他们十分痛苦。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他那张巨大的画布上画满了夸张人物，他们也用奇怪而优美的姿态来表达自我，这些姿态当中似乎蕴含着一种叫你永远无法参透的意义。这是一种艺术，而他们都是这种伟大艺术的大师。对这门艺术略知一二的列奥纳多·达·芬奇十分郑重地说，这是肖像画家最了不起的天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