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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武则天称帝是政治事件
武则天称帝，是一个政治事件。第一是政治行为，即武则天的政治经营，是她称帝成功的关键。第二，观察的视角，应该放在政治上。其他解释，皆有部分的正确性，但没有抓住要害。
在武则天的历史书写中，我们熟知的方法是把武则天从一开始就写成是野心勃勃的女人，她是心狠手辣、恶毒妇人的典型代表。对此，两《唐书》、《资治通鉴》都不能避免。武则天在贞观时期入宫，始终默默无闻，后来跟太子李治地下恋爱成功，才为她真正成长为女政治家提供了契机。但是，如果“废王立武”惊动不是那么大，武则天的政治前景依然会很有限，高宗长期为自己打倒长孙无忌的行为正名，扶植武则天成为很重要的途径，而这些都锻炼了武则天的政治才干。历史上，从来没有女人当皇帝的故事，所以把武则天描写为很早就有女皇的人生规划是没有根据的，把防范女皇当作他人的评判准则也是强人所难的。
武则天的女皇梦，只有高宗去世以后才有可能。
首先，高宗授予武则天一个实在的政治权力，这便是“临朝称制”。此前，武则天的政治判断与才干，显然获得了高宗的承认，而对皇位继承人中宗，高宗显然是不满意的。所以在上元二年（675）才有“天后摄政”之议。此事遭到郝处俊、李义琰的反对而作罢，但高宗并没有放弃这个想法。弘道元年（683）十二月，高宗驾崩之前，“召裴炎入，受遗诏辅政”，“遗诏太子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①。很明显，高宗生前的这个安排，是准备很久的，中途虽然一度沉寂，有过曲折，但最后还是走上了这条路，八年之后的结果，看上去似乎是在八年之前已然决定了。
裴炎是遗诏的坚定执行者。太子即位之前，已经有“监国”身份的裴炎却在此时有意倾向太后。“庚申，裴炎奏太子未即位，未应宣敕，有要速处分，望宣天后令于中书、门下施行。甲子，中宗即位，尊天后为皇太后，政事咸取决焉。”②中宗即位之前，通过太后令而由中书门下执行最高指示，这是武则天第一次通过正常的制度渠道贯彻自己的意志，虽然时间不久，但意义重大。中宗即位以后，太后的这个权力无法继续保留，虽然《通鉴》在这里强调政事全部取决于太后，但属于征求意见性质，并非太后直接发布命令。后来不久发生的事情表明，太后的权威遇到挑战，皇帝要直接任命侍中，这导致中宗立刻下台。
所以，武则天第一次尝到权力的甜头是高宗去世之后、中宗即位之前。所谓摄政的概念在不同人的理解中，其实并不一致。太后的权力，根据遗诏的说法是“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这里有两个要点，第一是军国大事，第二是皇帝不能决断而需听取太后意见。嗣圣元年（684）二月，有关韦玄贞任命侍中的问题，是否属于这个问题呢？至少存在争议。韦玄贞是皇帝的岳父，可以认为属于皇帝的人，但这个任命裴炎不同意，与皇帝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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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〇三，第6416页。《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帝王•遗诏上》，第67—68页。
②《资治通鉴》卷二〇三，第6416页。争执。皇帝感觉到自己的权力受阻，很气恼，于是说出了一句气话：“我以天下与韦玄贞何不可！而惜侍中耶！”任命侍中，即使属于军国大事，皇帝认为自己可以决断，为什么裴炎却不同意呢？所以，中宗的气恼是有理由的。但是，裴炎的理解可能有所不同，即太后摄政就是太后领导皇帝，没有太后的意见皇帝就不可决定。这种理解有可能也是正确的，因为正是对中宗不放心，才设置了太后摄政。中宗此人头脑可能确实不清楚，应该是中宗没有正确理解皇帝与摄政太后的真正关系。
虽然如此，对于中宗的行为也可以教育为主，但是武则天却决定废黜中宗。《通鉴》记载如下：
二月，戊午，太后集百官于乾元殿，裴炎与中书侍郎刘祎之、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勖勒兵入宫，宣太后令，废中宗为庐陵王，扶下殿。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乃幽于别所。己未，立雍州牧豫王旦为皇帝。政事决于太后，居睿宗于别殿，不得有所预。①
太后废中宗，获得了朝廷大臣支持，出现在废黜仪式现场的裴炎、刘祎之代表行政系统，程务挺、张虔勖代表军方。新立的皇帝睿宗并不掌权，“政事决于太后”，那么制度当如何运行呢？很简单，再回到中宗未即位之前的状态，中书门下执行太后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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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第6418页。
一、女皇梦第一步，废黜中宗
从此，武则天虽然尚未称帝，但是已经作为最高权力人在行使国家权力。所有的政府机构，都在她的命令下俯首帖耳。这一步，因为有高宗遗诏作为合法依据，有裴炎、程务挺等大臣支持，完成得十分顺利。这一步的完成，证明太后拥有的是实实在在的最高权力，连皇帝都能废黜，是她拥有最高权力的绝对证明。没有这个事件，太后的最高权力是无法验证的。但是，这一步也有一定的风险，这个风险就是暴露了太后的权力欲念。而这种欲念一旦产生，终结点就难以控制，而政坛的腥风血雨就会如期而至。
皇帝换位之后，有两个人离开洛阳，从后来的情势看，这都是武则天预防不测的措施。一是命刘仁轨专知西京留守事，离开洛阳。武则天主动给刘仁轨写信，说西京如何如何重要。但是，当时政治中心在洛阳，刘仁轨作为左仆射而离开政治中心，显然是武则天对他的不放心。而刘仁轨给太后的回信证明，刘仁轨确实是应该防范的人，因为他提及吕后的失败与耻辱。这已经不是暗示，而是明确的提示，太后可不要学吕后。武则天十分重视刘仁轨的信件，她没有简单地回信说明，而是特意派武承嗣前往西京送信给刘仁轨，说自己绝没有吕后那样的心思，还拼命表扬刘仁轨的忠诚。在唐高宗留下来的老臣中，只有刘仁轨出将入相资格最老，只有他可以充当周勃。但武则天的防范已经提前布置，刘仁轨离开洛阳，即使有周勃之心也没有施展的条件了。
另一个离开洛阳的人是丘神勣，他专门到巴州去看望故太子李贤。结果，李贤自杀。李贤是张反武则天的王牌，能够打起皇室旗号，具有真正动员力量的人物，只有李贤。因为高宗的其他儿子，都在武则天的控制之下。三月，李贤死。九月，扬州事变发生，徐敬业果然打起李贤的旗号。此事证明武则天的先见之明。同时，这也证明了武则天知道废黜中宗的风险，所以立刻采取措施，调走刘仁轨，逼死李贤，都属于预防不测的措施。刘仁轨提出吕后问题，徐敬业毅然起兵，其他个人因素不计，武则天废黜中宗显然是关节点。徐敬业起兵，“以匡复庐陵王为辞”，是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明。
二、女皇梦第二步，镇压徐敬业
废黜中宗，为徐敬业起兵提供了说辞，而这次起兵，事实上成为武则天权力成长的第二个台阶。徐敬业起兵，有太多的私心，战略也失误严重，更重要的是没有获得响应，没有官场的支持，没有百姓的支持。连徐敬业叔叔李思文都不支持他，可见事态的严重。扬州事变对于武则天的意义十分重大，她有机会观察考验天下反应，尤其是军队的态度。废黜中宗，军队的表态是片面的，就是值班的军人跟将军到朝堂上走了一趟而已。现在，朝廷要派大军镇压徐敬业，而军队尤其是将军的态度，事关重大。李孝逸统兵三十万讨伐徐敬业，他有些畏缩，魏元忠便催促，而魏元忠的话很能反映当时的天下状况：“天下安危，在兹一举。四方承平日久，忽闻狂狡，注心倾耳以俟其诛。今大军久留不进，远近失望，万一朝廷更命他将以代将军，将军何辞以逃逗挠之罪乎！”①读《通鉴》，殿中侍御史魏元忠功劳似乎更大，而他在军队中的位置却并不清楚。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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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通鉴》卷二〇三，第6429页。
据《旧唐书•魏元忠传》：“徐敬业据扬州作乱，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督军讨之，则天诏元忠监其军事。”①原来魏元忠是监军。从李孝逸到魏元忠，在镇压徐敬业的过程中，对自己的行为，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看魏元忠的发言，他是认为徐敬业作乱，扰乱了太平。而李孝逸是李神通之子，是李唐皇室成员，军方的代表性毫无疑问。魏元忠说他“朝廷以公王室懿亲，故委以阃外之事”，看来武则天用李孝逸是考虑到他的皇室身份的。
徐敬业起兵对于武则天称帝的意义是十分正面的，如此公开地反对武则天，但无一响应者，这让武则天的朝廷尤其是武则天大获信心。徐敬业很快被镇压，军队的表现尤其让武则天满意。陈寅恪以来大家都同意，唐朝的军事力量分布，是一个中央集权式的布局，举天下之力不敌两京。但，这仅仅是一个布局问题。府兵制度之下，日常与战时是两个天下，只有行军或者处于征行状态的军队才是有组织有战力的军队，而日常的府兵，与百姓几乎没有区别。所以，在中央，正在执勤的军队是一种力量，如同汉代的北军，这是有战力、有威胁的。所以武则天要把刘仁轨调离洛阳，便是让他远离这种力量。
行军状态下的军队是否听从武则天朝廷的指挥，这在徐敬业起兵之前，是无法验证的。而徐敬业起兵，最终帮助武则天获得了验证。即使在征行状态下的军队也是忠于朝廷的，武则天因此大可放心了。
武则天究竟拥有多大权力，最初武则天和其他人都需要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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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九二《魏元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951页。
此前，双方对此问题都是心里无数。现在，武则天和对方或者其他人，都获得了经验：武则天的权力是绝对至上的。唯强是从的官场生态，于是成为顺从武则天最强大的势力，官场中人多担心不能搭上武则天称帝的政治列车，冒死反抗者不仅是凤毛麟角，而且可以忽略不计。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掌握了最高权力，就会获得官场的一致拥护，在这种政治体制下，这才是铁律。
三、女皇梦第三步，杀裴炎
裴炎被杀，是在平定扬州事变的过程中完成的。武则天和裴炎都在利用扬州事变，最终武则天胜出，裴炎被杀。
高宗去世之后，裴炎在朝臣中处于万人之上的位置，十分重要。在裴炎阻止中宗即位之前宣敕之后不久，他升职为中书令，他的第一项重要工作是“迁政事堂于中书省”。《通鉴》解释唐朝的制度：“故事，宰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故长孙无忌为司空，房玄龄为仆射，魏征为太子太师，皆知门下省事。”①而中书令裴炎此举，当然是为了自己控制宰相议事大权。裴炎反对中宗任命韦玄贞，可以理解的理由也在此，因为韦玄贞一定会获得皇帝更多的信任，因此威胁到裴炎的地位。
废黜中宗，裴炎即使不是首倡者，也是积极拥护者。裴炎赞成废黜中宗，但后续的发展大出裴炎预料。裴炎可能认为，换了皇帝之后，太后会大政奉还，没有想到太后变本加厉。太后的临朝称制，本来属于过渡状态，这在特殊时期未尝不可，根据祝总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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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〇三，第6416页。
的研究，太后制是已知过渡办法中最佳的①。但是，武则天要把这个过渡状态常态化，这是裴炎所料未及的。
不仅如此，武则天开始设置改朝换代的小动作，这是裴炎反对的。现在所知，裴炎在几个问题上与武则天发生不愉快，即冲突。
第一，裴炎不同意立武氏七庙，这明显是皇家的礼法。裴炎在反对的时候，提及吕后。武则天自然不高兴，但还是进行辩解，说这是对死者的，跟吕后封王吕氏是不同的。
第二，武承嗣要找借口杀韩王元嘉、鲁王灵夔，武则天征求宰相的意见，刘祎之、韦思谦不表态，而裴炎坚决反对。
第三，扬州事变发生，裴炎认为只要太后还政，“不讨自平”。
总之，裴炎表现出忠于李唐的态度，与武则天发生了明显的对立，而裴炎曾经帮助武则天证明太后的至高权力，如今养虎为患，武则天轻而易举地消灭了裴炎。在裴炎案件中，裴炎是否谋反，是否与扬州起事者联盟都不是关键所在。关键何在？立场才是关键。所有为裴炎辩护的人，都忘记了根本问题。武则天需要的是立场支持，而不是资料贡献。所有指控裴炎谋反的人，都没有实际证据，但是，他们推论不利于太后的就是谋反。所以，凤阁舍人李景湛等人，很快职位高升。
有人肯为裴炎证明，但没有人敢出来反对太后专政。一方面，太后摄政是一个模糊概念，无法确认摄政时间长短。另一方面，很多事情已经证明，太后势力最大，权力最高。谁有必要去得罪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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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祝总斌：《古代皇太后“称制”制度存在、延续的基本原因》，《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收入作者《材不材斋史学丛稿》，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49—563页。
呢。这是官场的一般性政治生态，对于绝大多数人具有绝对引领作用。看看刘仁轨的表现，就能知道官场中的一般情形。《通鉴》记载：
炎之下狱也，郎将姜嗣宗使至长安，刘仁轨问以东都事，嗣宗曰：“嗣宗觉裴炎有异于常久矣。”仁轨曰：“使人觉之邪？”嗣宗曰：“然。”仁轨曰：“仁轨有奏事，愿附使人以闻。”嗣宗曰：“诺。”明日，受仁轨表而还，表言：“嗣宗知裴炎反不言。”太后览之，命拉嗣宗于殿庭，绞于都亭。①
刘仁轨看到事情不可挽回，武则天已经为所欲为，他不能为裴炎辩护，也不再提什么吕后故事，最多只能拿一个趋炎附势的小人物姜嗣宗出气。太后满足了他的这个小小愿望。耍小聪明的姜嗣宗就这样玩掉自己的性命。刘仁轨及其一家的态度，雷家骥先生用一个标题进行概括，即“反对力量的沉潜”②，很是恰当。到裴炎案件发生，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武则天的野心了。
光宅元年（684）十月丙申，裴炎死。十二月，程务挺死。这时，《通鉴考异》引用《唐统记》的文献，事关武则天此时的心态，内容如下：
既而太后震怒，召群臣曰：“朕于天下无负，群臣皆知之乎？”群臣曰：“唯”。太后曰：“朕事先帝二十余年，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