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山有冈脊峰峦，地有形状气势，截断其形，地的气势就会泯灭。因此，秦朝修筑长城，凿断其山冈之气势，而其都城咸阳就变成了一片废墟；隋朝疏通汴河，割断其土地之脉络，而其江都之城就变成了一片荒地。西周通过占卜而东迁至伊水和洛水交会之流域，因得瀍、涧二水之利，遂称王八百年；东吴和东晋皆定都于建业（今南京），因得江山之有利形势，遂使其统治延续了数代。
兴建都邑，修筑城堡，必须选择有利的地理形势。虽说成功与失败在于人，而不在于一城一地，然而，地形山势，足以成为人的辅助条件。所以说，战国时期的赵国之地，平直而广阔；吴国和楚国之地，向东南倾斜；秦国和韩国之地，呈现龙盘虎踞之形；魏国之地，平坦而无丘陵。赵国没有险坡、山冈、沟涧，因此称其地“平直而广阔”；吴国和楚国有江海波潮，因此称其地“向东南倾斜”；秦国和韩国被山带河、冈峦重叠，因此称其地为“龙盘虎踞之形”。而秦国因得龙盘虎踞之险要地势，从而得以实现东吞赵、魏，南并楚国的胜利。
修建都邑，筑列营垒，非得有利地势而不能称王、非得山冈险要而不能巩固。修筑营垒的原则是，要北据连山，南凭高冈，左右山川屏障环绕如襟似带，地面之水滚滚东流，呈现乾上伏下过子艮，寅卯重冈而入巽卦之象。
又有一种说法是：“戌连申酉坤未高，前有迎山抱且朝；或惊或跃或蟠龙，藏车隐马若飞鸿；枝条散脉如蛇走，气车森耸似鸡笼；四维皆起四仲平，巽水迤逦出自庚；天门倚伏历壬癸，直出地户东南倾；南有汙池为朱雀，北有堆阜为玄武，东有丛林为青龙，西有大道为白虎。”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兽，都已具备了，便可排列八卦，立标杆测日影，以定子午南北之位，然后兴土木之功，首先从戊上起始筑土墙，从中步量筑墙直至门垣。
草木不生之处，不可居住；鸟兽不集之处，不可居住；乱石沙砾之处，不可居住；河水倒流之处，不可居住。凡此朱雀无头、玄武折足、白虎衔尸、青龙悲哭之地，倘有强行居住者，必有兵败将死之祸。
山形冈陇（歌）
山如蟠龙，玉案数重，蜿蜒曲折，首尾相从；
山如凤凰，翅翼开张，群队千万，带陇扶冈、前有印绶，后有回翔；
山如飞龙，首尾远同，时惊时跃，忽横忽纵，台倾池润，舞鹤翔鸿；
山如卧狗，头拳尾就，腹内乳见，颈连山首；
山如麒麟，忽立忽蹲，群从千万，朝者数人；
山如长蛇，时曲时斜，后冈前谷，隐马藏车。
凡此上述的各种山形地势，都是安营设垒的有利地形条件。
[解说]
《山冈营垒篇第九十九》是《太白阴经》卷十《杂式》总题中之第六篇，也是李筌《太白阴经》全书的收官篇。该篇之中心内容是，记述古人如何运用堪舆术占测兴都建城和筑列营垒所选之地形地貌及其地理环境条件的吉凶休咎问题。
所谓“堪舆术”，亦即“相地术”，俗称“风水术”，又名“青鸟”、“青囊”等。它是古人用来观察宅舍、坟墓等地形、环境以测吉凶休咎的古代方术之一，其由来久远。据《周易•系辞下》记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包牺氏，即是伏羲氏，相传是我国原始时代人类之始祖。《周易》所说的“观象于天”、“观法于地”，实乃中国古代堪舆术之雏形。其后，商、周两代的文献，都有迁都营邑相地相宅的文字记载。这说明，堪舆术与天文星占术一样，其始皆起源于人们对于大自然的观测判断。早期的堪舆术，是以观察地形态势为主，以占卜吉凶休咎为辅。但到了汉代，由于受当时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人们便把兴工动土的“人事”与天体运行的“天事”相联系，于是产生了所谓“黄道”、“太岁”、“月建”等诸多宜忌信条。魏、晋以后，堪舆术除承袭前代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等诸说外，更加注重审察山川形势和宫室、墓穴的方位、向背及排列结构，其中尤为突出的倾向，是愈来愈加重视对墓葬之地的选择。东晋著名文学家郭璞在其所撰《葬书》中提出的“乘生气”之说，认为人死之后的骸骨可通过土中的“生气”与其在世的子孙产生感应，并且左右他们的命运。此说一出，即为后世的堪舆家们所尊奉，并进一步附会出许多极为繁复的理论体系，使堪舆术成为具有浓厚唯心与迷信色彩的一种方术。（以上参见《中国方术大辞典•中国的方术》）唐代李筌的《山冈营垒篇》，正是其对唐以前古人运用此种堪舆术观测兴都建邑和筑列营垒时选择地形及其环境条件所应遵循的原则、方法的记述。
作者李筌通篇强调选择好的地形、环境条件，对于国家兴都建城和筑垒设营的重要性。他说：“夫建都邑，筑城垒，必择形势。虽成败在人，不在城地，然地形山势足以为人之助也。”又说：“夫建都邑，列营垒，非地势不王，非山冈不固。”李筌此种认为选择好的地理形势是成就王业的不可或缺的辅助条件的观点，这在封建时代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李筌在探讨历史上某些国家的兴衰成败与地理形势的影响作用时，却失之偏颇。例如，李筌认为，秦之兴起，与东并六国，是由于秦国在地理形势上据有“被山带河，冈峦重复”的“龙虎之形”的缘故；而秦国之灭亡，则是由于“筑长城，凿其山冈之气”的结果，而隋朝的灭亡亦是由于“疏汴河，断乎土地之脉”的结果。显而易见，李筌坌此种认识观点，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唐初著名政治家、史学家魏徵在其探讨隋朝兴亡原因时，他把隋朝与秦朝加以比对后指出：“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始皇（指奏始皇嬴政）并吞六国，高祖（指隋文帝杨坚，庙号‘高祖’）统一九州；二世（指秦二世胡亥，秦始皇次子）虐用威刑，炀帝（指隋炀帝杨广）肆行猜毒，皆祸起群盗，而身殁于匹夫。原始要终，若合符契矣。”（见《隋书•列传第三十五》“史臣论”）魏徵这里所说的“群盗”，虽然是封建史家对秦末和隋末两大农民起义军的诬称，但其所论内容，则大体上揭示了秦与隋两个短命封建王朝灭亡的真实原因。我们知道，秦始皇嬴政自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先后灭亡韩、魏、楚、赵、燕、齐六国，完成了统一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但到秦二世胡亥于公元前207年8月被奸臣赵高所杀，秦王朝仅历二帝而存世15个年头，堪称地道的“短命王朝”；隋王朝也是仅历文帝杨坚和炀帝杨广二帝而灭亡，其存世38个年头虽长于秦王朝，但是，作为主政中原的封建统一帝国的隋王朝，其在隋代以前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长河中，亦属统治时间比较短暂的封建王朝。造成秦隋两个“相类”短命王朝的真正原因，并非如作者李筌所称是因为秦朝修筑长城，而“凿其山冈之气”、隋朝疏通汴河，而“断乎土地之脉”的缘故，而是由于秦隋二朝统治阶级腐败暴政导致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极度恶化的必然结果。
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在其所撰《汉书•食货志》中指明，秦始皇在统一天下之后，大搞“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赡其欲也。海内愁怨，遂用溃畔。”班固以上所论，深刻地揭示了秦王朝走向衰落灭亡的基本原因。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从公元前221年到前212年的十余年间，秦始皇除了派兵进行北击匈奴、南平百越等大规模战争外，他还多次游巡求仙，兴办修筑阿房宫、营造骊山墓等大型土木工程，以满足其个人生前死后的穷奢极欲。正是秦始皇所行之无穷无尽的兵役、徭役及其残酷压榨，导致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七月，秦始皇在第五次出巡途中，病死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西北大平台），其次子胡亥在丞相李斯和中车府令赵高等人设计阴谋迫使其长子扶苏自杀后，而登上皇位。秦二世胡亥更加昏庸暴虐，他不仅杀害了守边名将蒙恬和大批宗室大臣，变本加厉地“作阿房之宫，治直道、驰道，赋敛愈重，徭役无已”，整天过着“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见《史记•李斯列传》）的腐败糜烂生活。从而把秦始皇时期就已激化了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推向了白热化。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民众，终于爆发了以陈胜、吴广为领袖、以“伐无道，诛暴秦”（见《史记•陈涉世家》）为目标的农民大起义。秦王朝正是在秦末农民大起义的沉重打击下走向灭亡的。秦朝从秦始皇称帝到灭亡仅历二帝、存世15年。
隋王朝的灭亡，恰如唐代魏徵所论“与秦相类”。北周静帝（宇文阐）大定元年（公元581年），相国、隋王杨坚取代北周而称帝（史称隋文帝），改国号为隋。隋朝建立之初，尚处于北有突厥觊觎、南有陈朝威胁的南北分裂状态。为了实现南北统一的大业，隋文帝杨坚从开皇元年（公元581年）起的数年内，实行发展生产以增强经济实力、改革政治制度以强化中央集权、狠抓军事建设以增强国防力量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在此基础上，杨坚采取“先北后南”的正确战略方针，首先派兵北出，于开皇四年（公元584年）二月降服突厥，消除了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而后集中兵力南下攻陈，于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正月灭亡陈朝，完成了南北统一大业。从而把中国封建社会推向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然而，杨坚次子、晋王杨广于仁寿四年（公元604年）阴谋弑父篡夺皇位之后，特别是在其统治后期，由于他内施横征暴敛、穷奢极侈，外行恃强好战、穷兵黩武，把一个在文帝时期呈现“国家殷富”（见《隋书•食货志》）的隋王朝，竟变成了田园荒芜、“死人如积”（同上）的悲惨社会，致使隋朝封建社会所固有的各种矛盾、特别是农民阶级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急剧激化，而终于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以隋炀帝杨广为魁首的隋王朝封建统治，正是在以翟让、李密为首领的瓦岗农民军，以窦建德为首领的河北农民军和以杜伏威、辅公柘为首领的江淮农民军等三大农民主力军的长期交错的沉重打击下，而趋于土崩瓦解。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三月，隋炀帝杨广在江都（今江苏扬州）被杀。这标志着隋王朝在全国的统治已经结束。隋王朝从建立到灭亡仅历二帝、存世38年。
从以上所述史实不难看出，秦与隋两个封建王朝之所以存世如此短暂而灭亡，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两朝的封建统治阶级对内横征暴敛、对外穷兵黩武而导致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严重激化，到处爆发农民起义，秦隋两个封建王朝的黑暗腐败统治，正是在全国范围内的农民大起义的不断打击下而走向最后灭亡的。显然这与李筌所谓秦筑长城而“凿其山冈之气”、隋疏汴河而“断乎土地之脉”的说法，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我们应当承认，地理环境与地形条件作为自然界赋予人们的一种客观条件，对于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是有某种影响作用的。但是，这种影响只是一种客观因素的辅助性作用，绝不会成为影响国家兴废存亡的决定性作用。古今中外的国家发展的历史证明，一个国家的兴废存亡，决定于执政者主观政治路线与各种政策措施（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各种政策）是否符合国情与正确可行。秦隋两个情况“相类”的短命封建王朝，都是由于当政的统治阶级所行腐败暴政而激化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最终在农民大起义和统治阶级内部分裂的双重打击下而归于灭亡的。至于说到“秦筑长城”和“隋疏汴河”这两者本身，笔者认为，这原本是对巩固国防和发展经济具有重要作用的，然而，却被统治阶级变成其推行横征暴敛、严刑苛法、违背劳苦大众意愿的腐败暴政行径。而这恰恰是造成秦隋两个封建王朝走向灭亡的主观决定性因素。当然，修筑长城和疏通汴河，固然由于实施土木工程而给相应地段的地形造成某种“破坏”——即李筌所说的“凿其山冈之气”和“断乎土地之脉”，但是，此种所谓的“破坏”是必不可免和十分有限的，绝不会造成全国范围内地理环境和地形条件的全面性“破坏”，因而也就构不成影响国家兴废存亡的客观因素了。此外，李筌本篇所谓的“朱雀无头，元武折足，白虎衔尸，青龙悲哭，强居之者，兵败将死”，等等，显然是带有唯心迷信色彩的说法，没有什么科学道理。这是阅读本篇时需要明确的问题。
后 记
《太白阴经解说》一书，是笔者多年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兵法的心得体会之一部通俗读物。从长期研究与写作的实践中，笔者深刻认识到，李筌的《太白阴经》是我国唐代流传后世为数不多的一部博采众长，融道家、儒家、兵家诸说为一体的兵学理论著作。作者李筌既依据唐以前之古代先哲们的兵学理论着力阐发我国古代诸多重大军事与战争问题的思想内涵，又联系唐代当时军事斗争实际注重揭示古代诸多军事典制的产生与发展情况，从而使其《太白阴经》一书既有较强的思想理论性，又有鲜明的实践操作性的特色。因此，通过深入研究，力求准确无误地将该书所蕴含的极为丰富而有价值的军事思想和有关的军事典制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渊源关系总结概括出来，以飨广大读者，这是笔者撰写《太白阴经解说》一书的根本宗旨。
李筌《太白阴经》又是一部选材非常广泛、内容十分丰富的综合性古代军事类书型的兵学著作。据笔者查阅古籍粗略统计，该书从唐以前的60余部兵书和其他文献典籍中，摘取和存录了大量有价值的军事资料。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太白阴经》一书中所存录的有关星角杂占、奇门遁甲等古代“方术”资料，以往研究者多简单地斥之为“不科学的内容”。但笔者以为，此类内容固然具有浓重的迷信色彩、然而，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所产生的这一文化现象，不仅在当时为兵家所认同，而且还纳入兵书范畴流传于后世。我们知道，继唐代李筌的《太白阴经》首次将此类内容列入兵书之后，又有宋代曾公亮《武经总要》和明代王明鹤《登坛必究》、茅元仪《武备志》等多种大型军事类书，都存录了此类资料。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有关星角杂占、奇门遁甲等古代“方术”，既有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也有其存在的价值性。我们从唐代兵学家李筌《太白阴经》的有关论述中，至少可以认识到我国古代之“方术”，作为兵家用以指导战争而对敌实施“诡谲”和“诳愚惑痴”（见《太白阴经•人谋下•选士篇第十六》）的一种重要手段，是有其实践的价值性的。研究者不应以其存在某种迷信色彩，就一律斥之为“不科学的内容”（见《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所载《太白阴经》词条），而随意予以删除。
在多年对《太白阴经》学习、研究与写作实践的体会中，笔者深感唐代兵学家李筌所撰《太白阴经》一书，在我国古代兵书宝库中，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既非常重要又艰涩难懂的兵书。以笔者现有知识和学术水平，要把全书问题特别是星角杂占、奇门遁甲等问题完全研究透彻，显然并非容易之事。郭沫若先生曾说过：“天才就是勤奋的结果。”虽然笔者不敢海夸通过“勤奋”就能把自己变成“天才”，但却笃信“勤能补拙”的道理。正是在这一信念的支撑下，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在今年金秋十月完成了《太白阴经解说》书稿。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笔者为了探究清楚《太白阴经》十卷所列99篇中的各类问题的思想精髓及其来龙去脉的历史渊源关系，不但查阅了唐代以前的大量文献典籍，而且学习了当代许多未曾谋面的专家学者发表的文章和著作，以期弄清《太白阴经》一书所蕴含的内容丰富多彩的思想观点和各种类型的问题，给读者交上一份较为满意的答卷。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凡在拙著研究文字中吸纳他人研究成果的地方，都在行文中以括注方式加以标明，以免掠美之嫌！
拙著《太白阴经解说》竣稿呈吴如嵩先生求教，吴先生不仅俯允笔者恭请，欣然命笔赐《序》，而且还与范中义先生，分别为书稿撰写了推荐意见书，给笔者以很大鼓励和鞭策，尤为本书之出版增色添彩良多；本书投送线装书局之后，立即得到书局领导首肯和编辑同志的悉心审阅。值此书稿即将付梓面世之际，笔者这里谨向他们一并致以诚挚谢意！由于笔者才疏学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疏漏不当之处，敬请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作 者
2015年10月于北京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