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鞭打督邮，史有明记。《三国志•先主传》说，“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着马柳，弃官亡命。”《三国演义》为了塑造刘备的宽宏仁慈形象，竟移花接木，把刘备亲手做的这件事改作“张翼德怒鞭督邮”，说：督邮无礼，意欲索贿，勒令县吏诬告刘备“害民”，刘备求免不得，张飞饮了数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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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童昭传》。
闷酒，乘马从馆驿前过，见五六十个老人，皆在门前痛哭。飞问其故。众老人答曰：“督邮逼勒县吏，欲害刘公；我等皆来苦告，不得放入，反遭把门人赶打！”张飞大怒，睁圆环眼，咬碎钢牙，滚鞍下马，径人馆驿，把门人那里阻挡得住，直奔后堂，见督邮正坐厅上，将县吏绑倒在地。飞大喝：“害民贼！认得我么？”督邮未及开言，早被张飞揪住头发，扯出馆驿，直到县前马桩上缚住；攀下柳条，去督邮两腿上着力鞭打，一连打折柳条十数枝。玄德正纳闷间，听得县前喧闹，问左右，答曰：“张将军绑一人在县前痛打。”玄德忙去观之，见绑缚者乃督邮也。玄德惊问其故。飞曰：“此等害民贼，不打死等甚！”督郎告曰：“玄德公救我性命！”玄德终是仁慈的人，急喝张飞住手。傍边转过关公来，曰：“兄长建许多大功，仅得县尉，今反被督邮侮辱。吾思枳棘丛中，非栖鸾凤之所，不如杀督邮，弃官归乡，别图远大之计。”玄德乃取印绶，挂于督邮之颈，责之曰：“据汝害民，本当杀却；今姑饶汝命。吾缴还印绶，从此去矣。”事实篡改了，目无“王法”的面目被“偷梁换柱”了，一个宽厚仁慈的刘备和一个胸怀坦荡、正义而莽撞的张飞，同时被加工出来。（第二回）
不写有损刘备形象的内容
《三国演义》的写作倾向很明确，对曹操“显其诈”，对刘备“隐其恶"。所以刘备酷虐的一面和一些诡诈伪行，大都被隐去了。
《三国演义》渲染的赵云“截江夺阿斗”，吴将被杀，孙夫人只身回吴情景，考诸事实，基本上是不存在的。这个生动的情景，掩盖了刘备入蜀以后在法正的建议下主动“出妇”的作为。
刘备克蜀之后，施行峻刑苛法，“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三国演义》基本没有反映这方面的事实。例如，前面提到的：
刘备根据自己的好恶律外妄杀治中从事彭羕；为报宿恨，挟嫌杀死后部司马张裕；为了避免死后亲生儿子的皇位受到威胁，以刘封“侵陵（孟）达”、“不救（关）羽”为由，赐养子刘封死，“使自裁”。
刘备对于阻碍自己谋王称帝的人，或抑之，或除之，从不手软。益州前部司马费诗劝刘备不要急于称帝。“由是忤指”，被降了职；尚书令刘巴和主簿雍茂，劝刘备缓称帝，刘备便找了一个别的理由把雍茂杀了，并使刘巴受到威慑，吓得刘巴惶恐万状，“惧见猜嫌，恭默守静，退无私交，非公事不言”。
最为难以让人理解的是，像赵云那样的战功累累的忠臣、宿将，只是因为克蜀之后某些政见和军事见解不同，便受到了压抑。《三国演义》关于关、张、赵、马、黄“五虎将”的排列，完全没有事实根据。事实是，刘备称王后，封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赵云不得入列，而为翊军将军。据《汉书•百官志》载，大将军、骠骑将军，位次（按：相当于）丞相；车骑将军、卫将军、前后左右将军，“皆金紫，位次上卿”。而翊军将军是次于前后左右将军的一种名号将军，或谓杂号将军、列将军。刘备称帝，关羽、黄忠已死，右将军张飞升为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并由新亭侯进爵为西乡侯；左将军马超升为骠骑将军，领凉州牧，由前都亭侯进封懿乡侯。而赵云仍为翊军将军，而刘备生前始终不给赵云封侯。
以上仅是几个典型的例子。此类情事，如果发生在曹操身上，那就不同了。《三国演义》对于曹操的酷虐变诈的一些事例，不仅大都书录在案，而且更加典型化、艺术化了，所以使得人们过目不忘。
另外，还有诸多用人不明、待人不公、疑虑并压抑蜀籍官员、拒谏、记仇报复和军事行动中表现出来的乏谋无能、色厉内荏、狼狈形象等，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暴露。
甚至，有些好事，如《三国志•先主传》说，刘备做平原相的时候，“郡民刘平素轻先主，耻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语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这是一个非常有利于给刘备脸上贴金的故事，但不见于《三国演义》。原因就在于依作者看来这事非常不容易把刘备深得人心的话说圆，所以就舍而不用了。
另如，南朝宋人刘义庆《世说新语》中所反映的有关曹操的众多诡谲事例，几乎全收，而其中仅有的曹操问刘备“才”的记录，却不见提及。《世说新语•识鉴》载：“曹公问裴潜曰：‘卿与刘备共在荆州，卿以（刘）备才如何？'潜曰：'使居中国，能乱人，不能为治，若乘边守险，足为一方之主。’”这样的评论，虽然反映了一定事实，但在作者看来，无疑是贬抑之笔，所以不予著录。
五、渲染危难，突出其坎坷人生
刘备一生，坎坷多难，史不讳言。这些，在《三国演义》中，有的，因为不利于刘备的美好形象，被隐去了；有的，则不仅作了反映，而且更加渲染，使其更加形象化。下面是一些突出的例子。
渲染危难
在许昌，刘备被董承拉进了除曹阴谋的活动，因而惶惶不可终日。曹操“煮酒论英雄”一番话，吓得他“手中所执匙等，不觉落于地下”。故事本来已很精彩，《三国演义》作者又加写了关羽、张飞突入曹操后园，“见玄德与操对坐饮酒：二人按剑而立。操问二人何来。云长曰：‘听知丞相和兄饮酒，特来舞剑，以助一笑。’”把气氛渲染到了极致。（第二十一回）
在荆州，刘表的老婆蔡夫人和部属蒯越、蔡瑁等几次想把刘备除掉。《三国演义》根据几条简单的记载，演绎出"蔡夫人隔屏听密语，刘皇叔跃马过檀溪”大篇文字：史载，刘表使刘备屯新野，“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阴御之"①。《三国演义》将"阴御”变成“明斗”，杜撰刘备失言“若有基本（按：指地盘），天下碌碌之辈，诚不虑也”，使刘表产生疑虑。蔡夫人因而告诫刘表：“适间我于屏后听得刘备之言，甚轻觑人，足见其有吞并荆州之意。今若不取，必为后患。”同时，让蔡瑁“连夜点军”，实施"就馆舍杀之"的阴谋。幸亏伊籍探知蔡瑁欲害刘备的阴谋，“夤夜来报”，刘备才“急唤从者，一齐上马，不待天明，星夜奔回新野”，躲过一难。随后，蔡瑁与蔡夫人又生一计，筹划了一次襄阳大会。刘备虽有疑虑，但没有理由不参加，只好让赵云带三百人马“围绕保护”。蔡瑁预请蒯越计议说：“刘备世之枭雄，久留于此，后必为害，可就今日除之。”并告诉蒯越，已经部署停当：“东门岘山大路，已使吾弟蔡和引军守把；南门外已使蔡中守把；北门外已使蔡勋守把：止有西门不必守把：前有檀溪阻隔，虽有数万之众，不易过也。”蒯越设计将赵云请入另席，“蔡瑁在外收拾得铁桶相似，将玄德带来三百军，都遣归馆舍，只待半酣，号起下手。”又是伊籍救了他，“酒至三巡，伊籍起把盏，至玄德前，以目视玄德，低声谓曰：‘请更衣。’玄德会意，即起如厕。伊籍把盏毕，疾入后园，接着玄德，附耳报曰：‘蔡瑁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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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计害君，城外东、南、北三处、皆有军马守把。惟西门可走，公宜速逃！’玄德大惊，急解的卢马，开后园门牵出，飞身上马，不顾从者，匹马望西门而走。门吏问之，玄德不答，加鞭而出。门吏当之不住，飞报蔡瑁。瑁即上马，引五百军随后追赶。”“玄德撞出西门，行无数里，前有大溪，拦住去路。那檀溪阔数丈，水通襄江，其波甚紧。玄德到溪边，见不可渡，勒马再回，遥望城西尘头大起，追兵将至。玄德曰：‘今番死矣！’遂回马到溪边。回头看时，追兵已近。玄德着慌，纵马下溪。行不数步，马前蹄忽陷，浸湿衣袍。玄德乃加鞭大呼曰：“的卢，的卢，今日妨吾！”言毕，那马忽从水中涌身而起，一跃三丈，飞上西岸，玄德如从云雾中起。”九死一生的场景，非常动人。（第三十四回）
在东吴，《三国演义》说，早在赤壁之战发动以前，周瑜就想把诸葛亮、刘备于掉。周瑜受孙权之命，统率三万人马，欲与刘备联合抗曹，同诸葛亮“一同登舟，驾起帆樯，迤逦向夏口而进”，先是谋划借曹操之手杀死诸葛亮，既而谋略被诸葛亮识破，不由摇首顿足说：“此人见识胜我十倍，今不除之，后必为我国之祸。”结果反被诸葛亮戏弄。周瑜驻夏口，想把刘备诓来杀死，对刘备的来使麋竺说：“欲见刘豫州，共议良策；奈身统大军，不可暂离。若豫州肯枉驾来临，深慰所望。”鲁肃问周瑜：“公欲见玄德，有何计议？”瑜曰：“玄德世之枭雄，不可不除。吾今乘机诱至杀之，实为国家除一后患。”鲁肃再三劝谏，周瑜只是不听，遂传密令：“如玄德至，先埋伏刀斧手五十人于壁衣中，看吾掷杯为号，便出下手。”刘备与关羽乘小舟，并从者二十余人，赴江东。军士：飞报周瑜："刘豫州来了。“瑜问：“带多少船只来？”军士答曰：“只有一只船，二十余从人。”瑜笑曰：“此人命合休矣。”乃命刀斧手先埋伏定，然后出寨迎接。刘备引关羽等二十余人，直到中军帐，叙礼毕，乃分宾主而坐。周瑜设宴相待。酒行数巡，周瑜起身把盏，“猛见云长按剑立于玄德背后”，大惊，汗流浃背、未敢动手：（第四十五回）以上都不是事实，事实是，已如前述，大敌当前，孙权已经决定同刘备联合抗曹。刘备得知周瑜带兵来，“单舸往见”，会见中，周瑜的确有点盛气凌人，但并没有借机杀死刘备的打算。
孙权嫁妹与刘备，意在“固好”。最多也不过像周瑜、吕范等人所想的那样，“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瓦解他的斗志。《三国演义》不讲此间孙、刘两家“绸缪恩纪”，关系暂有缓和的事实，而是大讲孙权、周瑜、吕范等设计欲害刘备的情节，幸乔国老帮助，吴国太喜欢上了这位“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表”（按：即帝王之相）的“女婿”。及至“刘皇叔洞房续佳偶”，人得房来，“灯光之下，但见枪刀簇满，侍婢皆佩剑悬刀，立于两旁，吓得玄德魂不附体”（第五十四回）。刘备想回荆州，用哭声和双膝下跪感动了孙夫人，夫妻毅然离开南徐。孙权得知，先后派出几路人马追杀。险情环生，危难重重，多亏孙夫人智退诸军，诸葛亮派军接应，周瑜“纵马逃命”，“赔了夫人又折兵”，气得“金疮迸裂”，不省人事。刘备化险为夷，回到荆州（第五十五回）。如此诸多生动的情节，自然都是小说家言。
在益州，刘备进围雏县，庞统“率众攻城，为流矢所中，卒”。《三国演义》根据《三国志•庞统传》这极简单的记载，绘声绘色地写了庞统代死的场面；说：刘备传下号令，军士五更造饭，平明上马。黄忠、魏延领军先行。庞统的坐骑，忽然“眼生前失，把庞统掀将下来”。玄德跳下马，亲自为庞统笼住那马，因对庞统说：“临阵眼生，误人性命。吾所骑白马，性极驯熟，军师可骑，万无--失。劣马吾自乘之。”遂与庞统更换所骑之马。庞统引军前进、张任军士遥指军中大将：“骑白马者必是刘备。”结果，蜀兵乱箭齐发，“只望骑白马者射来”，因使庞统在落凤坡被乱箭射死，刘备又逃过一难。（第六十三回）
哭藏异蕴
《三国志•先主传》说：“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这大概是刘备的性格所使然。《三国演义》给刘备另加了一个特别的性格，即善哭。哭的原因和形式各有不同，但作者的立意很明确，不是丑化他，而是表现其“大志”、“大义”、“大德”和“善谋”、“多情”，以及“能屈能伸”之能，以显现其坎坷多难的人生，以博得更多的同情和理解。
刘备被吕布打败，丢妻失子，奔投曹操。《三国演义》说，刘备“途次绝粮”，曾到村中求食，“但到处，闻刘豫州，皆争进饮食。一日到一家投宿，其家一少年出拜，问其姓名，乃猎户刘安也。当下刘安闻豫州牧至，欲寻野味供食，一时不能得，乃杀其妻以食之”。刘备知之，“不胜伤感，洒泪上马”。（第十九回）这是见之于书的第一次哭，当属人之常情之哭，硬说其有什么目的，自然有失公允。而以后诸哭，就不那么简单了。
《三国演义》说，刘备见自己髀肉复生，不觉潸然泪下（第三十四回）。确有其事。这是刘备为了远离刘表驻地、避免不测、以求更好地发展自己的势力想出的计策。前已论及。
刘备闻徐庶要去，大哭；并假意说“先生既去，刘备亦将远遁山林矣”；送别徐庶，就马上握徐庶手说：“先生此去，天各一方，未知相会却在何日！”说罢，泪如雨下。庶亦涕泣而别。（第三十六回）这是要折射刘备深爱人才，情动于中，从而感动了徐庶，使其身在曹营，“终身不设一谋”。实际上，徐庶到了人才汇聚的曹操那里，便算不上什么杰出的人物了，官至右中郎将、御史中丞，一生没有大的作为，实属情在其中，所以诸葛亮感叹说：“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按：指徐庶、石韬）不见用乎？”①
曹兵杀来，刘备弃樊城而走，百姓随者十余万。作者加写了一个生动场面：“两岸哭声不绝。玄德于船上望见，大恸曰：‘为吾一人面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闻者莫不痛哭。船到南岸，回顾百姓，有未渡者，望南面哭。”
史载，刘备过辞刘表墓，“遂涕泣而去”。作者加写了刘备哭致的“望兄英灵，垂救百姓”的祷词。
史载，有人劝刘备“速行保江陵”，刘备不忍，说：“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一般的对话，在《三国演义》中变成了“泣曰”，并渲染为“临难仁心存百姓，登州挥泪动三军”悲壮场面。
以上三哭（第四十一回），陡然之间，一个“仁德之君”的形象便被树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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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赵云长坂坡救阿斗，杀透重围，血满征袍，“见玄德与众人憩于树下、云下马伏地而泣，玄德亦泣"。（第四十二回）此地此情，不能不哭。败兵折将，从者十余万遭殃，妻死子失，仅与数十骑得免，前途茫然，不知所至。事实凿凿，作者无法避开，不能不写。同时写到刘备伤心痛哭，亦属理所当然。否则，刘备的有德、有义、有情的形象，便要大打折扣了。
刘琦病亡，刘备闻知，“痛哭不已”。诸葛亮劝刘备说：“生死分定，主公勿忧，恐伤贵体。且理大事：可急差人到彼守御城池，并料理葬事。”刘备即时便教云长前去襄阳保守。刘备说：“今日刘琦已死，吴必来讨荆州，如何对答？”诸葛亮说：“若有人来，亮自有言对答。”（第五十三回）刘备以刘琦为荆州牧，乘机在荆州地盘获得了重大发展。刘琦既亡，他同孙权的关系便会立即紧张起来，所以情绪上有点激动是可能的。但从刘备与诸葛亮的对话和后来诸葛亮对鲁肃高论“刘皇叔当有荆州”中不难看到，《三国演义》安排此哭，纯粹是为后文对付东吴讨荆州张本。
刘备东吴招亲，久之，闻知荆州“有警”，入见孙夫人，“暗流泪”，跪告孙夫人说：“备欲不去，使荆州有失，被天下人耻笑；欲去，又舍不得夫人。”孙夫人被感动了，不仅愿意跟随他回荆州，而且智退孙权、周瑜、程普等派来的追杀部队。（第五十五回）哭之为用，可谓妙极。自然也得到了读者的认可和同情。
又说，刘备来到刘郎浦，沿江岸寻渡，“一望江水弥漫，并无船只”，俯首沉吟，“蓦然想起在吴繁华之事，不觉凄然泪下”。作者评谓“谁知一女轻天下，欲易刘郎鼎峙心”，适度地反映了刘备的“平凡”的一面。（第五十五回）这是作者从“人之常情”的角度去写刘备，拉近了读者与主人公的情感，从而让读者从紧张的情绪中回到平静，从刘备的泪面上去领会人生。
孙、刘两家为“借荆州”、“索还荆州”事斗争激烈，最终难免兵找相见：《三国演义》加写了--个用哭解除危机的场面，说：孙权命鲁肃去“索还”荆州，刘备根据诸葛亮授意，“掩而大哭”。诸葛亮对鲁肃说：“当初我主人借荆州时，许下取得西川便还。仔细想来：益州刘璋是我主人之弟，一般都是汉朝骨肉，若要兴兵去取他城池时，恐被外人唾骂；若要不取，还了荆州，何处安身？若不还时，于尊舅（按：指孙权）面上又不好看。事实两难，因此泪出痛肠。”孔明说罢，触动刘备衷肠，“真个捶胸顿足，放声大哭”。鲁肃是个宽仁长者，见刘备如此哀痛，只得应允去说服孙权“再容几时”。（第五十六回）一次严重的争土拓地之争，被刘备的眼泪化解了。
《三国演义》说，刘备在荆州盛宴款待张松，十里长亭饯行，刘备举杯对张松说“甚荷大夫不外，留叙三日，今日相别，不知何时再得听教”，言罢，潸然泪下。动之以情，眼泪深深打动了张松，使其不由自思：“玄德如此宽仁爱士，安可舍之，不如说之，令取西川。”随即献上了军事地图。（第六十回）为后而刘备进军益州张本。真可谓：眼泪一滴，不啻雄兵十万。
《三国演义》说，刘璋与简雍同车出城投降，刘备出寨迎接，握手流涕曰：“非我不行仁义，奈势不得已也！”（第六十五回）这样的哭，简直无异于人们常说的“鳄鱼的眼泪”，但作者却要通过此情此景掩盖刘备的假面，表现刘备的“仁德”。
至于闻知关羽遇害，号哭终日，“一日哭绝三五次，三日水浆不进，只是痛哭，泪湿衣襟，斑斑成血”（第七十八回），张飞被杀，放声大哭，昏绝于地（第八十一回），自然属于情理中事。
《三国演义》在刘备弥留之际，让他做了最后一哭，说：刘备病入膏肓，又哭二位结义兄弟，其病愈深，两眼混花，“忽然阴风骤起，将灯吹摇，灭而复明，只见灯影之下，关、张二人侍立。刘备起而视之，上首乃云长、下首乃翼德也。刘备扯定大哭”。在此，作者特意撰述三兄弟“集首”于病榻之旁，并让关羽告诉大哥“上帝以臣二人平生不失信义，皆敕命为神”，预示大哥也将仙逝为神，呼应并完成了作者所设定的“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大义”之举（第八十五回）。
刘备以哭终命，显然不是大的政治家的形象，但足可博得广泛同情。
赘言：我如上叙说《三国演义》对于刘备形象的塑造，是不是要否定《三国演义》这部著作呢？不，绝对不。我一直认为，《三国演义》是中国历史上最具经典意义的伟大的文艺作品之一。《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思想潮流，它在充分渲染曹操诡谲奸诈、残忍少信及其无君之心的一面的同时，尽力塑造刘备的正面形象，突出他的忠勇，渲染他的智能义德，夸张他的事功，不讲或少讲他的弱点和错误，回避他的虚伪酷虐，都是著作的主题思想所要求的。这种经过艺术加工过的曹操和刘备，已经不是或不完全是原来意义上的曹操和刘备，我在《曹操评传》一书中说过，这种差距是应该允许的，因为它是文艺作品，是历史小说，而不是历史书。
历史著作要求的是史实本来面目的记述和探索，是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的总结，以及由此得出的规律性结论，进而让读者得到或增长历史知识，从历史中汲取营养，受到历史的、政治的、道德的、以及艺术的、科技的等诸多方面的教育；文艺著作，包括历史小说和戏剧，是服务于一种大的思想前提下的形象思维作品，而这种前提往往是作者所处社会和历史环境所决定了的，作者可以根据时代和作品本身的需要，在人的思想前提下，在大的历史框架内引述、素描、渲染，甚至虚构某些历史场景和人物。所以，历史著作和文艺作品中的历史人物有一致的地方，但常有或更多的是差别，甚至迥然不同。这一点，自然会在一定范围内造成一些混乱，但是，它们的社会、思想作用，却在某种意义上又可能是殊途同归的。正因如此，二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而绝对不能相互取代。
《三国演义》鞭答诡诈邪恶、褒扬义德忠勇的积极意义，以及描述战争场而和众多人物而取得的可喜的愉悦人心的艺术价值，是永生的。它的负面作用，始终是第二位的。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必须时刻不忘，《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和历史中的真实人物，特别是曹操、刘备、诸葛亮等重头人物，是不同的，或不完全相同的。否则，我们获得的知识将是片而的，或是混乱的。
后 记
有两个因素促使我完成了《刘备传》这本书。一是《曹操评传》和《曹操传》出版后，不少朋友鼓励我做拓展性研究。二是自己在撰写《曹操评传》等书时形成了对三国人物的一些看法，想再进一步说一说。
本书试图勾勒出历史人物的本来历史面目，所以书中刘备和诸葛亮等许多人物的形象不同于《三国演义》和以《三国演义》为基础衍生出来的诸多文艺作品中的形象。取材是否有失偏颇，置评是否得当，都将接受读者和时间的检验。
在本书写作和出版过程中，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副社长陈有和、历史编辑室主任乔还田等许多朋友给了很多鼓励和实际帮助，谨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200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