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见其姓者还有麋氏。《三国志•麋竺传》载，“建安元年，吕布乘先主之出拒袁术，袭下邳，虏先主妻子。先主转军广陵海西，竺于是进妹于先主为夫人，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于时困匮，赖此复振。”可见，麋氏进身虽较甘氏为晚，但地位高于甘氏，是妻与妾的关系。
刘备四失妻子，建安元年是第一次，麋氏不在其内，随后“先主求和于吕布，布还其妻子”；建安三年是第二次，吕布遣高顺击刘备，备败，高顺“复虏先主要子送布”、后来，“曹公自出东征，助先主围布于下邳，生禽布，先主复得妻子，从曹公还许”；建安五年是第三次，曹操东征刘备、刘备望见曹操旌旗，吓得慌不择路，“东众而走”，曹操“尽收其众，虏先主妻子，并禽关羽以归”，后来关羽归往刘备，是否带上了刘备的妻子，不见史籍记载。但刘备居荆州南阳期间，妻子们的确已同他生活在一起。就曹操之处事看，极大可能是曹操主动放归的；建安十三年是第四次，刘备败于当阳长阪，“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①，甘氏得到赵云的保护，幸免于难；史籍没有提到麋夫人的下落，可能于此时罹难。刘备其人，为了“留得青山在”，危难之际常常弃妻室于不顾，是耶，非耶，读者自可从不同的角度做出不同的分析
另外，还有二位“母以子贵”者，但均失其姓氏，一生鲁王刘永，一生梁王刘理。度于情理，刘备既封其子，亦当爵赏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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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立嫡立长的封建传统，刘备于建安二十四年立长子刘禅，即阿斗，为王太子；及即帝位，即发策命立为皇太子：“惟章武元年五月辛巳，皇帝若曰：太子禅，朕遭汉运艰难，贼臣篡盗，社稷无主，格人群正，以天明命，朕继大统、今以禅为皇太子，以承宗庙，低肃社稷、使他持节丞相亮授印绶，敬听师傅、行一物而三善皆得氏， 可不勉与！”②“行一物而三善皆得”，典出《礼记》。《礼记•文王世子》说：“君之于世子也，亲则父也，尊则君也，有父之亲，有君之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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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上《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并注。
②《三国志•蜀书•后主传》。
然后兼大下而有之。是故养世子，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齿于学之谓也。”郑玄注谓“物犹事也”；“三善”指父子之道、君臣之义、长幼之节，可见，策命的重点是要求刘禅“敬听师傅”，好学习，每做一事都要考虑有益于父子、君臣、长幼之道。意取“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得而国治”（《礼记》）之义。
刘备即位后，忙于备战，许多政府机构和官员不能尽备，但对辅佐太子诸官的人选倒是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可惜他对儿子的早期教育抓得太晚、太少了。未及儿子有成，溘然死去。刘禅性本愚钝，在没有得到应有的教育和锻炼的情况下，便登大宝，自然必是庸君一个。这是后话
被选辅佐太子的人，大都学有根底、能有所长，而且显官于后，诸如：
董允为太子舍人，徙太子洗马。后来，历任黄门侍郎，侍中、领皮质中郎将，加辅国将军，侍中守尚书令。
费祎，为太子舍人，迁庶子。后来，历官黄门侍郎、侍中、中护军、后军师、尚书令、大将军录尚书事。
霍弋“先主木年为太子舍人”。后主践阼，历官谒者、中庶子、护军、领永昌太守、建宁太守、安南将军。①
舍人、洗马、庶子皆为太子亲近侍从之官。刘备为什么选中董允、费祎等出任此职？这从诸葛亮给后主的上疏中可见一斑，疏说：“侍中郭攸之、费袆，侍郎董允等，先帝简拔以遗陛下，至于斟酌规益，进尽忠言，则其任也，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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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蜀书•霍弋传》。
之，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若无兴德之言，则戮允等以彰其慢。”①“简拔”云云，说明是经过刘备认真挑选的。
同时，还把一些有学问的人安置在太子身边，诸如：
来敏，”先主定益州，署敏典学校尉，及立太子，以为家令”。敏，以蓄宿学士见礼于世，“涉猎书籍，善《左氏春秋》，尤精于《仓》、《雅》训沾，好是正文字”。家令虽秩千石，但地位重要，近侍左右，主掌仓谷饮食，实为太子宫事务总管，后历官虎贲中郎将、丞相军祭酒、辅军将军、光禄大夫等②。
尹默，刘备定益州，“以为劝学从事。及立太子，以默为仆，以《左氏传》授后主。”仆、秩千石，太子近臣，并主车马，职如太仆。尹默其人，“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自刘歆条例，郑众、贾逵父子、陈元、服虔注说，咸略诵述，不复按本。”后来，官至谏议大夫、丞相军祭酒、大中大夫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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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几多儿子，史无记载。初有养子刘封，延康元年（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已被“赐死”了。刘禅是其长子。另外见于《三国志•蜀书•二主妃子传》者，只有刘永、刘理。刘永，字公寿，“先主子，后主庶弟也”；刘理，字奉孝，“亦后主庶弟也，与永异母”。既称“庶弟”，绝非有的著作所说是吴皇后的儿子。
章武元年（公元221年）五月，刘备立太子之后不久，即于六月使司徒许靖立子永为鲁王，理为梁王。鲁、梁皆非蜀土，而且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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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董允传》。
②《三国志•蜀书•来敏传》。
③《三国志•蜀书•尹默传》。
甚远，为之立王，均属遥领。正如《晋书•地理志》所说，刘备“以郡国封建诸王，或遥采嘉名，不由检土地所出”。刘备策刘永为鲁王的策文说：“小子永，受兹青土。朕承天序，继统大业，遵修稽古，建尔国家，封于东土，奄有龟蒙，世为藩辅。呜呼！恭朕之诏！惟彼鲁邦，一变适道，风化存焉。人之好德，世兹懿美。王其秉心率礼，绥尔士民，是飨是宜，其戒之哉！”同时，还发给刘理封土虽异但内容大体相同的策文。
这种空头的爵赏和策文、看来滑稽。但却有其一定的实际意义：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提高或承认了受爵者的地位。这是封建时代常有的爵赏形式。刘备首开其端，所以胡三省指出，“刘备以郡国封建诸王，孙权亦取中州嘉号封建诸王，自此迄于南北朝，大率如此：”
三、夷陵—猇亭之战
夷陵（亦作彝陵）—猇亭之战（简称夷陵之战或猇亭之战）是同官渡、赤壁两大战役齐名的重大战役。战争的结局都是以主动发起战争者的失败而告终。
战前各方的战略调整
关羽败死麦城后，蜀、吴都在为一场不可避免的复仇与反复仇的战争积极准备，魏国也因此而调整着自己的战略。
曹操亟望通过战争削弱蜀、吴的力量，因而鼓励战争的爆发，特表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曹丕继位后，利用两敌相持的时机，加速并实现了称帝的活动，拓展、巩固了西北边防，遏制刘备北向凉州地区的发展，同时不在魏、吴边境示兵，封孙权为吴F，鼓励孙权备战抗蜀。
孙权则更为主动地加紧同魏的联系，诸如：
（1）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十二月，上书称臣，“称说天命”，劝曹操做皇帝；
（2）遣校尉梁寓入贡；并派人入魏“市马”；
（3）遣返前时（建安十九年闰四月）所获魏庐江太守朱光；
（4）延康元年（公元220年）七月，“遣使奉献”；
（5）同年十月，对于曹丕废汉献帝自立为魏帝的这样大事，西蜀反应强烈，大骂曹丕“载其凶逆，窃据神器”，不久刘备便自称帝，而孙吴却不做片言的公开反应；
（6）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八月，“卑辞奉章”，遣使向曹丕称臣，礼送前被关羽所获而后归吴的于禁回魏，
魏国侍中刘晔非常清楚地指出了孙吴“请降”的实质。《三国志•刘晔传》注引《傅子》载，“孙权遣使求降，帝（曹丕）问晔。晔（时为侍中）对曰：‘权无故求降，必内有急。权前袭杀关羽，取荆州四郡，备怒，必大兴师伐之。外有强寇，众心不安，又恐中国（指魏）乘其衅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国之兵，二则假中国之援，以强其众而疑敌人。权善用兵，见策知变，其计必出于此。今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今还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兴师，径渡江袭其内。蜀攻其外，我袭其内，吴之亡不出旬月矣。吴亡则蜀孤。若割吴半，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内乎！’”曹丕不听，遂受吴降。
（7）坦然地按受了曹丕所给的吴王封号。《三国志•吴主传》载，曹丕使太常邢贞持节封孙权为吴正，授予玺绶策书、金虎符、竹使符，以大将军持节督交州，领荆州牧事，加九锡，对于加封孙权为吴王，魏、吴两方均有不同意见。魏国刘华认为，“不得已受其降，可进其将军号，封十万户候，不可即以为王也。夫土位，去天子一阶耳，其礼秩服御相乱也……我信其伪降，就封殖之，崇其位号，定其君臣，是为虎傅翼也。”①孙权群臣议，则“以为宜称上将军九州伯，不应受魏封”。相对来说，孙权看得远些，他说：“九州伯，于古未闻也。吉沛公亦受项羽拜为汉王，此盖时益耳，复何损邪？”孙权此举，甚至受到后人的批评、历史评论家、晋人孙盛发过一通议论：“昔伯夷、叔齐不屈有周，鲁仲连不为秦民，夫以匹夫之志，犹义不辱，况列国之君，而可二三其节，或臣或否乎？余观吴蜀，咸称奉汉，至于汉代，莫能固秉臣节，君子是以知其不能克昌厥后，卒见吞于大国也。向使权从群臣之议，终身称汉将，岂不义悲六合，仁感百世哉！”②纯属书生之言，不足为训。
（8）受封之后，不仅立即派人“入谢”，而且进献方物。《三国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载，“是岁，魏文帝遣使求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吴国群臣都不同意：“荆、扬二州，贡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礼也，宜勿与“孙权力排众议，指出：“方有事于西北，江表元元，恃主为命，非我爱子邪？彼所求者，于我瓦石耳，孤何惜焉？彼在谅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宁可与言礼哉！”统统照单与之。
只有一点，孙权没有照办、孙权为王以后，即立其子登为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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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刘晔传》注引《傅子》。
②《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注。
子，曾丕欲封登为万户侯，并试图引以为质，“权以登年幼，上书辞封”。
实践证明，孙权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即以卑下之态，在一段不长的时间里有效地稳住了曹丕，从而得以专力对付刘备。
蜀是战争的发动者，但相对来说，刘备忙于称帝，却很少战略的考虑。对魏，他固然难谋进取，但也不思暂时缓和的策略，反使其得机平定了西北地方叛乱，从而构成了北面的后顾之忧；孟达降魏、丢失了东出的战略要地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借称帝之机，大骂曹魏，将其置于“篡盗”的位置上，进一步构恶双方的关系。因此，刘备面临着两面备兵的军事局面。从战略上说，刘备即已先输一着。
战前吴蜀的军事备战
吴国君臣在战争问题上的认识比较一致，因而能够上下同心，协力备战。
（1）移都武昌，以利督战。孙吴本都建业（今南京），征战关羽期间，孙权亲临前阵至公安；此时又自公安徙都鄂（今湖北鄂城），改名武昌。都武昌而不返建业，不仅便于督战和临事决议，而且必给三军全力抗蜀以重大鼓舞。
（2）遣使请和，示弱于敌。史载，诸葛亮的兄长诸葛瑾“从讨关羽”有功，被孙权封为宣城侯，领南郡太守，住公安，直接与蜀军相拒。孙权向刘备求和，诸葛瑾受意给刘备写信说：“奄闻旗鼓来至白帝，或恐议臣以吴王侵取此州，危害关羽，怨深祸大，不宜答和，此用心于小、未留意于大者也。试为陛下论其轻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损忿，暂省瑾言者，计可立决，不复咨之于群后也。陛下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与海内？俱应仇疾，谁当先后？若审此数，易于反掌。”刘备不听。
（3）重地部兵，严阵以待。《三国志•陆逊传》载，"刘备率大众米向西界，权命逊为大都督，假节，督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拒之。”
具体部署是：大都督、右护军镇西将军陆逊驻守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以为本营；第一道防线，振威将军、固陵太守潘璋守秭归，将军李异、郎将刘阿等守巫山（今重庆巫山）、巴山（今四川巴东东北）、兴山（今湖北兴山南）等地；第二道防线，安东中郎将孙桓守夷道（今湖北枝城西北），将军宋谦屯枝江（今湖北枝江东北），建武将军、庐江太守徐盛屯当阳；第三道防线，昭武将军朱然与偏将军领永昌太守韩当共守江陵，绥德将军领南郡太守诸葛瑾则屯守南岸公安，兴业都尉周胤（周瑜次子）率兵千人助守，建忠中郎将骆统屯孱陵（今湖北公安西南）；另以平戎将军步骘率交州义士万人出长沙守益阳，武陵郡都尉鲜于丹守武陵，遥相策应。其余诸将大都随孙权驻守武昌，枕戈待命。
相对来说，主攻一方刘备却没有做出充分的准备。
其一，对于这场复仇战争的认识上下很不统一。
谋臣诸葛亮态度暧昧，明知难以取胜，却怀有冒险之思，所以不予切谏，客观上支持了刘备的错误行动。对此，就连甚慕诸葛亮之能的清代皇帝乾隆在《御批通鉴辑览》卷28中看到“群臣谏者甚众，帝（刘备）皆不听，乃留诸葛亮辅太子而自率诸军东下”时，也不由对诸葛亮的人格发出了疑问，说：“（诸葛）亮隆中之对已云吴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何此日东伐，竟不能止帝，至事后乃追思法正乎？”
宿将赵云持反对态度。《二国志•赵云传》注引《云别传》说赵云力谏，“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操身虽毙，子丕篡盗，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讨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也。”刘备不听，不让赵云随征，而将其留督江州。
从事祭酒秦宓试图阻兵，陈说天时不利，被抓进了监狱。《华阳国志•刘先主志》载：“广汉秦宓上陈天时必无其利，先主怒，款之干理（理，指狱官）。”
其二，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此前刘备不仅获得了据有巴蜀的全面胜利，而且在对魏战争中也取得了许多成功，如前所述，先是张飞大破魏将张郃于宕渠；继而进屯阳平关，“南渡河水，缘山稍前，营于定军山”，破斩魏将夏侯渊；不久赵云又设伏击魏兵，“魏兵惊骇，自相蹂践，堕汉水中死者甚多”。一时间，刘备的心气甚足，甚至对于一向很怕的曹操也不放在眼里了，竟说“曹操虽来，无能为也”，结果如愿以偿，“操与备相守积月，魏军士多亡（逃走）”，曹操被迫率领诸军返回长安，刘备遂有关中①。如此诸多胜利，不仅使他敢于称王称帝，而且敢于指使关羽攻取裹樊，对魏吴同时用兵。关羽虽然失败被杀了，但他仍认为自己的兵力远超于吴，无须做更多的准备，也无须进行必要的整军练兵活动，从而也不严肃地考虑周密的布兵、进军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