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传(44)免费阅读全本番外

《顾雍传》说：“雍等皆见举白，用被谴让。”
《朱据传》说，左将军、公主丈夫朱据的“部曲”的军饷三万缗（按：时孙权铸大钱，一当五百，约合六十缗）被铸钱工王遂侵吞，“典校吕壹疑（朱）据实取，考问主者，死于杖下”，朱据哀主事者“无辜”，特为“厚棺敛之”。吕壹向孙权打报告说，朱据的属吏为朱据掩盖，朱据“故厚其殡”。因此，孙权“数责问据”。朱据“无以自明，藉草待罪”。数月后，典军吏刘助发现钱被王遂所取。因此，孙权“大感悟”，说：“朱据见枉，况吏民乎？”于是“穷治壹罪，赏（刘）助百万”。
做过了头的政治举措，即使出发点无可非议，最终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这次改革行动，特别是到了赤乌初年，弊端已经充分显现，被压抑的朝廷重臣终于又纷纷出来说话了。
《陆逊传》说：“时中书典校吕壹，窃弄权柄，擅作威福。逊与太常潘浚同心忧之，言至流涕。”
《潘浚传》说，潘浚与陆逊俱驻武昌，共掌留事，“时校事吕壹操弄威柄，奏按丞相顾雍、左将军朱据等，皆见禁止……，浚求朝，诣建业，欲尽辞极谏"。潘浚到了建业后，"闻太子登已数言之而不见从”，于是“大请百寮，欲因会手刃杀壹，以身当之，为国除患”。吕壹密闻消息，“称疾不行”。据说，“浚每进见，无不陈壹之奸险也。由此壹宠渐衰，后遂诛戮。”
《步骘传》载，骠骑将军步骘连连上疏，全面极论改制之非。一言“轻忽人命，为国速怨”，疏称：
今之小臣，动与古异，狱以贿成，轻忽人命，归咎于上，为国速怨。夫一人吁嗟，王道为亏，甚可仇疾。明德慎罚，哲人惟刑，书传所美。
二言政令有失，天地示变，人主应该有所警悟，疏称：
天子父天母地，故宫室百官，动法列宿。若施政令，钦顺时节，官得其人，则阴阳和平，七曜循度。至于今日，官寮多缺，虽有大臣，复不信任，如此天地焉得无变故频年枯旱，亢阳之应也。又嘉禾六年五月十四日，赤鸟二年正月一日及二十七日，地皆震动。地阴类，臣之象，阴气盛故动，臣下专政之故也。夫天地见异，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
三为顾雍、陆逊、潘浚辩护，劝说孙权诚待股肱重臣，疏称：
丞相顾雍、上大将军陆逊、太常潘浚，忧深责重，志在竭诚，夙夜兢兢，寝食不宁，念欲安国利民，建久长之计，可谓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监其所司，责其成效，课其负殿。此三臣者，思虑不到则已，岂敢专擅威福欺负所天乎”
四言吏多民烦之弊，疏称：
县（悬）赏以显善，设刑以威奸，任贤而使能，审明于法术，则何功而不成，何事而不辨，何听而不闻，何视而不睹哉？若今郡守百里，皆各得其人，共相经纬，如是，庶政岂不康哉！窃闻诸县并有备吏，吏多民烦，俗以之弊。但小人因缘衔命，不务奉公而作威福，无益视听，更为民害，愚以为可一切罢省。
另，晋人荀绰《襄阳记》还记载，有一位名叫李衡的人，本襄阳“卒家子”，汉末人吴为武昌庶民，有口辩之才，后投羊衜。“是时，校事吕壹操弄权柄，大臣畏逼，莫有敢言。”羊衜等共荐李衡为郎，李衡“口陈壹奸短数千言，权有愧色”。
朝野上下一片反对声，名义上直刺吕壹，实则指向孙权的吏治改革。这样，折腾了近十年的时间，尽管目的本无可讥，但终于不能再搞下去了。据说，孙权“亦觉悟，遂诛吕壹”①，并且“深以自责”②、“引咎责躬，因诮让大臣”。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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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步骘传》。
②《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③《三国志•吴书•潘浚传》。

第十五章 开发经济
吴国据有长江中下游及江南以至交州的广大地区。
江南经济的开发，相对较晚。通常认为，东晋南北朝以后，北方战乱频仍，士庶南流，政治和经济中心南移，江南经济获得较快发展，以至超越北方。从发展总体来看，这样分析无疑是对的。然而，极易使人产生错觉，好像此前江南经济没有得到相应开发，从而贬低了此前江南人民及其统治者对于江南经济开发所做的贡献。其实，发展是有一个渐进过程的。
历史表明，春秋吴、越、荆楚，以及汉代吴王刘濞等均对江南有过点的局部性的开发。所以司马迁《史记》中才得出如下结论：
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
番禺亦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
班固《汉书•地理志》也说：
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亦一都会也。
吴东有海盐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之一都会也。
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
这些记载和分析，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江南经济的现实图景。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江南经济已有一定发展，而且同北方一样形成了若干具有相当规模的经济中心城市。什么叫都会？都会就是比较大的城市，就是一个地区的经济中心。如果没有周围经济的发展作为依托，这样的中心何以能够形成呢？
固然，司马迁和班固也都看到了江南相对落后的一面。司马迁说：
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隋通陏，果实）蠃（螺）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呰，音 zi；窳，音 yu；呰窳，意为懒惰）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班固说
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音luo）蠃（螺）蛤，食物常足，故呰窳媮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
及至东汉末年，战乱不断，北方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人口大幅度减少，或谓：“天下户口耗减，十裁一在”①，“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②，“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③北方人口锐减，原因很多，战乱、灾荒、瘟疫，以及荫户不报，是最重要的，但大量人口流向南方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吴国同样也受战争不断、灾异频仍的影响，人口锐减，生产力不足，经济发展自然受到制约。只是不像魏国那样严重罢了。《文献通考•户口一》载，“吴赤乌三年（公元240年），户52万，男女口230万，吴亡时（公元280年），户53万，吏32000，兵23万，男女口230万。（按：《晋书•地理志》谓‘赤乌五年，其户52.3 万，男女口240万’）。”这可能是一些被缩小了的数字。根据《后汉书•郡国志》和《晋书•地理志》两书对比看出：扬州，后汉盛时有户102万余，口433万余；晋平吴后，户31万余（口未详），户减69.7%。荆州，后汉盛时（不计南阳郡。因为三国时大部属魏）户87万余，口382万余；晋平吴后，户31万余（口未详），户减64.4%。另，晋平吴后，还得交州户2.56万。这样的数字，可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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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张绣传》。
②《三国志•魏书•杜恕传》。
③《三国志•魏书•陈群传》。
近事实。相比较：东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全国有户约1607万，口约5648万；至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全国户约246万，口约1616万。百余年间，户存25.3%，减少84.7%；口存28.6%，减少71.4%。（按：这些数字，也不一定准确，主要是在社会动荡情势下，一些隐户、依附户，往往不能计入）。孙权时期吴国人口之减，显然少于平均之数。所以，情况应该较魏为好。
吴国经济的发展是我国南方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相对来说，吴国经济比魏国经济获得了较好发展，论其原因，要在三点：第一，汉末人口南流，不仅增加了南方的劳动力，而且将北方的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了南方；第二，长江流域以及江南的优越的利于农作物生长的地理环境，为吴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第三，孙权后期的诸多经济措施发挥了一定作用。一、二两点，非本书专论范围，这里仅就孙权统治时期的经济措施以及经济发展的状况，略为述论。
一、宽赋息调
孙权自汉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受政统事至吴神凤元年（公元252年）死去，为政五十余年。五十年时间，大体可以分作前后两半。其前半时间，约黄武四年（公元225年）前，主要精力都放在军事上，强调经济对军事的保障，实行酷烈的强制经济政策，基本上不问或很少重视经济的改善措施，虽然也曾有过因为大疫而“尽除荆州民租税”①一类的事，但比较忽视民间疾苦，征赋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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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少有宽贷。因此，江南经济虽有一定开发，但不够显著。中大夫冯熙出使魏国时对曹丕所言“带甲百万，谷帛如山，稻田沃野，民无饥岁，所谓金城汤池，强富之国也”，显然是大大夸张了的，是有违事实的说辞。后半时间，大规模的战争相对少了，朝臣们请求减赋轻役、勿夺民时的呼声高了，虽然役繁赋多的情况没有根本改变，但黄武五年孙权终于下令“宽息”、“增广农亩”。这标志着他思想和经济政策上的一些重要建树和转变。
黄武年间“宽息”令
孙权统治时期，经济方面的问题始终比较严重。史籍虽然没有具体论述，也没有量化记载，但大臣们的奏章和孙权的令文为我们提供了分析问题的可靠根据。
《三国志•骆统传》记载，黄武年间，“征役繁数，重以疫疠，民户损耗”。建忠中郎将骆统上疏，先是讲了一番“民以君安，君以民济”的道理。然后，尽述现实的严重性。
第一，言说征赋繁多带来“田畴芜旷，民户浸寡”的问题：
今强敌未殄，海内未乂（未乂，意为尚未治理好），三军有无已之役，江境有不释之备，征赋调数，由来积纪，加以殃疫死丧之灾，郡县荒虚，田畴芜旷，听闻属城，民户浸寡，又多残老，少有丁夫，闻此之日，心若焚燎。
第二，论说问题的形成及其后果：
思寻所由，小民无知，既有安土重迁之性，且又前后出为兵者，生则困苦无有温饱，死则委弃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恋本畏远，同之于死。每有征发，羸谨居家重累者先见输送。小有财货，倾居行赂，不顾穷尽。轻剽者则进入险阻，党就群恶。百姓虚竭，嗷然愁扰，愁扰则不营业，不营业则致穷困，致穷困则不乐生，故口腹急，则奸心动而携叛多也。又闻民间，非居处小能自供，生产儿子，多不起养，屯田贫兵，亦多弃子。天则生之，而父母杀之，既惧干逆和气，感动阴阳。
第三，劝说孙权考虑长远利益，“与民消息”：
且惟殿下开基建国，乃无穷之业也。强邻大敌非造次所灭，疆塌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减耗，后生不育，非所以历远年，致成功也。夫国之有民，犹水之有舟，停则以安，扰则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胜，是以圣王重焉，祸福由之，故与民消息（按：指给老百姓一段休养生息时间），观时制政。方今长吏亲民之职，惟以办具为能，取过目前之急，少复以恩惠为治，副称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凋弊，渐以陵迟，势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笃，除患贵其未深，愿殿下少以万机余闲，留神思省，补复荒虚，深图远计，育残余之民，阜人财之用，参曜三光，等崇天地。
据载，孙权感骆统所言，开始“加意”考虑宽赋减役。约略同时，大都督陆逊也在兵余之时，上书“陈便宜，劝以施德缓刑，宽赋息调”。①
有感于经济形势的严峻与内外军事形势的相对缓和，以及大臣们的劝谏，孙权在黄武五年（公元226年）春，下达了第一个宽赋息调的命令：
军兴日久，民离农畔，父子夫妇，不听相恤，孤甚愍之。今北虏缩窜，方外无事，其下州郡，有以宽息。
令文很简短，没有涉及“宽息”的具体内容或指标，实施的情况和成果也不得其详。但可以肯定的是，以孙权当时的统治权威，州郡及其以下地方政权都会很好地对待他的第一个“宽息令”。
同时，他针对“宽赋息调”的言论，又做了一些辩解：
至于发调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众济。若徒守江东，修崇宽政，兵自足用，复用多为？顾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调，恐临时未可便用也。
总之，由于有过一定程度的“宽赋息调”，便有了自黄武五年，经黄龙，至嘉禾初六七年间的相对稳定。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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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② 关于孙吴赋税制度，长沙走马楼出土三国吴简提供了很重要的证明。有些简文载有“入××乡口算钱”若干的内容，说明汉以来的口钱、算赋制度在孙权统治时期仍在实行（当然，孙权“役赋凡百”，仅此是不够的，还会有其他的赋敛政策）。
嘉禾年间“勿复督课”诏
孙权做皇帝以后，同蜀汉已经媾和，北方曹魏也很少发动对吴战争，但他谋建宏业，不甘寂寞，又屡屡用兵，诱战魏将，求夷州，取海南，征辽东，人力财力消耗很大，因而征役赋调再度严重起来。再加连年灾荒，收成不好，百姓无以为生，纷纷逃役、拒征。社会治安问题也日益严重。《三国志•孙登传》说，“时年谷不丰，颇有盗贼，（登）乃表定科令所以防御，甚得止奸之要。”
嘉禾三年（公元234年）春，孙权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颁布了第二次有关减免征役赋调的诏令：
兵久不辍，民困于役，岁或不登。其宽诸逋，勿复督课。
这一诏令，对于稳定社会局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所以，嘉禾六年，陆逊借孙权征求关于“兴利改作”的意见时，再次上书言说民富才能国强的道理："国以民为本，强由民力，财由民出。夫民殷国弱，民瘠国强者，未之有也。故为国者，得民则治，失之则乱，若不受利，而令尽用立效，亦为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