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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芝多次赴吴。因此，留下了不少有趣故事。如，邓芝再次至吴，孙权在与邓芝之间谈话时说：“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乐乎！”邓芝反应很快，立即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如并魏之后，大王未深识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尽其忠，将提枹鼓，则战争方始耳。”孙权闻言，不禁大笑说：“君之诚款，乃当尔邪！”③还有，先此刘备的益州太守张裔被少数族帅雍闾“缚送于吴”。诸葛亮令邓芝同孙权会谈时请求把张裔放回。《三国志•张裔传》载，“裔自至吴数年，流徒伏匿，权未之知也，故许芝遣裔。”张裔临行，孙权引见，问裔：“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马相如，贵土风俗何以乃尔乎？”张裔很不客气地回答：“愚以为卓氏之寡女，犹贤于买臣之妻（按：朱买臣，吴人）。”孙权又对张裔说：“君还，必用事西朝（按：指蜀汉），终不作田父于闾里也，将何以报我？”张裔回答说：“裔负罪而归，将委命有司。若蒙徼幸得全首领，五十八已前父母之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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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张温传》。
②《资治通鉴》卷70，魏文帝黄初五年。
③《三国志•蜀书•邓芝传》。
自此已后大王之赐也。”张裔谈吐，引起了孙权的注意，“言笑欢悦，有器裔之色”。会见后，张裔“深悔不能阳愚，即便就船，倍道兼行”。据说，“权果追之，裔已入永安界数十里，追者不能及”。
邓芝之后，蜀汉出使吴国最多的是费祎。刘禅继位后，以费袆为黄门侍郎。诸葛亮南征后，以费祎“为昭信校尉使吴”。《三国志•费祎传》说：“孙权性既滑稽，嘲啁（按：意指调笑）无方，诸葛恪，羊箭等才博果辩，祎辞顺义笃，据理以答，终不能屈。权甚器之，谓祎曰：‘君天下淑德，必当股肱蜀朝，恐不能数来也。’”实际上，费祎回蜀后的确升了官，但仍然因为“奉使称旨，频烦至吴”。
为表友好，两国之间还互赠礼物，蜀赠吴“马二百匹，锦千端，及方物”，吴“亦致方土所出，以答其厚意焉”。①
吴蜀重新联合所以取得成功，固然是由于两国领导人都认识到联合的重要。但还有一个原因也应注意，这就是魏国皇帝曹丕犯了战略性错误。正当吴蜀谋求联合的时候，他倾全国主力，向吴国发起新的进攻，吴国边境吃紧，再次感到了曹魏的威胁。诸葛亮则感受到北上用兵的机会。因此，双方愿意互为犄角，不仅“信使不绝”，而且在军事上遥相策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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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吴历》。
第十一章 做皇帝
谋大业，做皇帝，是孙氏父子早已确定的目标。孙坚入洛阳，一枚传国玉玺，促使他即刻南下谋创自己的事业。孙坚此一行动，受到注史者、南朝宋人裴松之的批评：“孙坚于兴义之中最有忠烈之称，若得汉神器而潜匿不言，此为阴怀异志，岂所谓忠臣者乎？吴史欲以为国华，而不知损坚之令德。……匹夫怀璧，犹曰有罪，而况斯物哉！”①孙坚死后，孙策自称是想“收合流散，东据吴会，报仇雪耻，为朝廷外藩。”张纮甚知孙策心志，把话挑明，说：“若投丹杨，收兵吴会，则荆扬可一，仇敌可报。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辅汉室，功业侔于桓、文，岂徒外藩而已哉？”孙策当即明确表示，自己的想法“一与君同符合契”。②
及至孙权继业，上上下下谋取帝业的决心，一般说来是不再隐讳了。周瑜对鲁肃说：“承运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推步事势，当其历数，终构帝基，以协天符”。鲁肃初见孙权，即言可乘曹操忙于北方战争的机会，“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孙权表面谦虚，说“此言非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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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孙坚传》裴注。
②《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吴历》。
也”，而内心实然其说。①
一、积极准备
事实证明，自从刘备自称汉帝于蜀，孙权亦即加紧准备，把做皇帝的活动提到了日程上。
外部准备，已如前述，大战曹魏，不再向魏称藩，不坚决反对刘备称帝，都是其重要战略组成部分。
内部准备，除了程序问题，重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自己的统辖范围内积极构建有利环境，一是大造舆论。
构建有利环境
孙权明白，要想平稳地登上皇帝宝座，域内的相对稳定是很重要的。当时，他必须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平抚山越，二是宽息安民。《三国志》作者陈寿说：“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孙权称帝前夕，进行了又一次的镇抚山越行动。就当时的形势看，目的自然不仅是为了御魏，而更重要是为了自己做皇帝。
黄武四年（公元225年），鄱阳大帅彭绮作乱，自称将军，攻没属城，有众数万人。六年，孙权以周鲂为鄱阳太守，与建武中郎将胡综一起戮力攻讨，遂将彭绮生擒，稳定了鄱阳周围局势。
黄武五年，“丹杨、吴（郡）、会（稽）山民复为寇贼，攻没属县”，孙权立即把这三郡中的“险地”划出来，另置东安郡，以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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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将军全琮领太守。全琮到达事发地点后，“明赏罚，招诱降附，数年中，得万余人”。事情略定，孙权即召全琮回来，并罢东安郡。①
宽息安民是稳定广大百姓的重要措施。黄武五年春，孙权下令说：“军兴日久，民离农畔，父子夫妇，不听相恤，孤甚愍之。今北虏缩窜，方外无事，其下州郡，有以宽息。”②
是时，陆逊因为驻地“所在少谷”，上表请求“令诸将增广农亩"。孙权以“甚善”回复，遂广屯田。
孙权的诸多措施，效果明显。尽管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我们从冯熙对曹丕的一番有所夸张的谈话中，可见一斑。立信都尉冯熙使蜀吊刘备丧后被提升为中大夫。孙权称帝前，又派他到魏观察动静。曹丕问：“吴王若欲修宿好，宜当厉兵江关，悬旌巴蜀，而闻复遣（使与蜀）修好，必有变故。”熙答：“臣闻西使直报问，且以观衅，非有谋也。”曹丕又问：“闻吴国比年灾旱，人物凋损，以大夫之明，观之何如？”熙答：“吴王体量聪明，善于任使，赋政施役，每事必咨，教养宾旅，亲贤爱士，赏不择怨仇，而罚必加有罪，臣下皆感恩怀德，惟忠与义。带甲百万，谷帛如山，稻田沃野，民无饥岁，所谓金城汤池，强富之国也。以臣观之，轻重之分，未可量也。”③
大造舆论
孙权的臣下同曹丕、刘备的臣下一样，为了让孙权心安理得地做皇帝，也做了不少舆论准备。虽然不及曹魏那样“天瑞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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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全琮传》。
②《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③《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韦曜《吴书》。
但也足见“天命所在”。
黄武二年，“曲阿（今江苏丹阳）言甘露降”，群臣劝孙权“即尊号”，孙权“不许”。孙权辞让说：“汉家堙替（已亡），不能存救，亦何心而竞乎？”意思是，汉室刚灭，不忍自为。实际上，一是魏兵压境，刚谋通蜀，未便遽为；二是舆论造得还不够火候。群臣再次称说“天命符瑞，固重以请”。黄武四年，“皖口（在今安徽怀宁西）言木连理”。黄龙元年（公元229年），称帝之前，武昌、夏口都有“黄龙、凤凰见”，公卿百司再一次劝孙权“正尊号”。同时，把三十年前汉献帝兴平年间流行的童谣传唱开来：“黄金车，班兰耳，昌门（按吴西门），出天子。”①
孙权因黄龙见于夏口，便即筹备“因瑞改元”，并做黄龙大旗，立于中军帐，“诸军进退，视其所向”。同时，命解烦右部督、建武中郎将胡综作《黄龙大牙》长赋，其中有云：
明明大吴，实天生德，神武是经，惟皇之极。……应期受命，发迹南土……四灵既布，黄龙处中，周制日月，实曰太常（按：《书•君牙》孔安国传说：“王之旌旗画日月，曰太常”），桀然特立，六军所望。仙人在上，鉴观四方，神实使之，为国休祥。军欲转向，黄龙先移，金鼓不鸣，寂然变施，暗谟若神，可谓秘奇。在昔周室，赤乌衔书，今也大吴，黄龙吐符。合契河洛（按：指《河图》《洛书》），动与道俱，天赞人和，金曰惟休。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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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②《三国志•吴书•胡综传》。
很明显，赋的中心就是一句话，黄龙吐符，大吴当有天下，孙权应该做皇帝。
这时，曹魏已经称帝二代八年六个月，蜀汉也已称帝二代八年了。况且，不久前他大破曹休于石亭，取得了对魏战争的重大胜利；蜀汉诸葛亮已经是第三次兵出祁山，也给曹魏构成了一定威胁。鼎足三分的形势已固。时机成熟，东吴君臣自然不愿再以不对等的称谓面对魏蜀。因此，孙权称帝的大典便顺理成章地在武昌举行了。
二、“正 尊 号”
黄龙元年（魏太和三年，蜀建兴七年）四月丙申（公元229年5 月23日），孙权在武昌城南举行郊祀大典，即皇帝位，改年号黄武为黄龙（黄武是称帝前、为王时的年号；黄龙是称帝后的第一个年号）。
孙权即位做皇帝，吴人称之为“正尊号”。这是因为他们觉得，孙权从建元黄武之时已经是“皇帝”了，只不过是没有使用“皇帝”的称号罢了。现在是补行大典，予以“正名”，所以称“正尊号”。
秉承汉统
魏蜀吴三国都自称是汉朝的继统者，互不奉行另两方的正朔。公元220年，汉禅于魏，曹丕建号黄初；刘备继续用建安年号，直至次年（公元221年）称帝，改用章武年号；孙权也是继续用建安年号，到公元222年，虽未称帝，但毅然建号黄武。
孙权称帝，按照历朝惯例，发表告天文书，说明自己做皇帝是天命所归，不得不为，希望得到天帝的庇护。全文如下：
皇帝臣权敢用玄牡（黑色公牛）昭告于皇皇后帝：汉享国二十有四世，历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气数终，禄祚运尽，普天弛绝，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夺神器，丕子叡继世作慝，淫名乱制。权生于东南，遭值期运，承乾秉戎，志在平世，奉辞行罚，举足为民。群臣将相，州郡百城，执事之人，咸以为天意已去于汉，汉氏已绝祀于天，皇帝位虚，郊祀无主。休征嘉瑞，前后杂沓，历数在躬，不得不受。权畏天命，不敢不从，谨择元日，登坛燎祭，即皇帝位。惟尔有神飨之，左右有吴，永终天禄。①
孙权的告天文书虽然不长，但有四个特点很突出，一是直承汉统，说“汉氏已绝祀于天，皇帝位虚，郊祀无主”，自己畏天命，不得不为。二是不承认魏承汉统。这一点，只要把孙权、曹丕二者的告天文加以对照，便即赫然。曹丕说，汉“历年四百二十有六”；孙权说，汉“历年四百三十有四”。两者相差八年。这八年就是曹氏已经称帝的八年。三是明确表示了同曹魏彻底决裂，直称“孽臣曹丕遂夺神器，丕子叡继世作慝，淫名乱制”。四是没有对蜀汉政权表态，实际承认了刘备政权的合法性，所以随后有了愿意与蜀“中分”天下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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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吴录》。
同时，孙权还按照惯例，“追尊父破虏将军（孙）坚为武烈皇帝，母吴氏为武烈武皇后”，“吴王太子登为皇太子。”另，追封兄长讨逆将军孙策为长沙桓王，并封孙策的儿子孙绍为吴侯。
爵赏将吏
重量级历史人物爵级的变动和升迁，必然标志着历史的重大变易，也体现着诸多历史人物的淹沉与泛起。
孙权做皇帝时，已经四十八岁。先此，他已历职汉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表举）；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刘备表举）；骠骑将军，领荆州牧，南昌侯（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曹操表举）；吴王（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曹丕策命）。每次职攀爵变，他都不忘记僚属的升赏，使大家同享荣誉，从而更好地把文武大臣团结在自己周围，加强政治和军事权力的控制。
孙权宣告：
辅国将军、领荆州牧陆逊，授上大将军，领牧如旧，“辅太子，并掌荆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军国”。①
左将军诸葛瑾，授大将军、左都护，领豫州牧。
右将军、左护军步骘，授骠骑将军，领冀州牧。
昭武将军朱然，授车骑将军、右护军，领兖州牧。
奋武将军朱桓，授前将军，领青州牧。
绥南将军全琮，授卫将军，左护军，领徐州牧。
安南将军、交州刺史吕岱，进拜镇南将军，继领交州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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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平北将军、襄阳太守潘璋拜右将军。奋威将军潘灌，拜为少府。
偏将军、省尚书事、外总平诸官兼领辞讼是仪，“复拜侍中、中执法，平诸官事、领辞讼如旧”。
解烦左右部督徐详、胡综，并为侍中，兼左右领军。
另，宗室、扬威将军孙韶授镇北将军。建义校尉朱据，娶公主，授左将军。西曹掾阚泽拔为尚书。
孙权很重视太子孙登的培养，遽拔一些崭露头角、颇具才干的年轻人予以辅佐。先此，孙登为王太子的时候，即“选置师傅，铨简秀士，以为宾友”。于是诸葛瑾的儿子诸葛恪、张昭的儿子张休、陈武的儿子陈表，以及顾雍的孙子顾谭等“选人，侍讲诗书，出从骑射”。黄龙元年，孙权立登为皇太子，“以恪为左辅，休右弼，谭为辅正，表为翼正都尉，是为四友。而谢景、范慎、刁玄、羊箭（循，古道字）等皆为宾客，于是东宫号为多士。”①
孙权称帝之后，惟一没有得到爵赏的，只有老臣张昭。前面讲到，孙策临死之前，“以弟托昭，昭率群僚立而辅之”。张昭对于孙权地位的确立卓有功勋。然而不久以后，特别是经过赤壁之战，因为政见不同，加以张昭惯以长者自居，常使孙权下不了台，二人关系裂缝日深。孙权封王，张昭以顾命老臣，“与孙绍（邵）、滕胤、郑礼等，采周、汉（制度），撰定朝仪”，有功。当时，大家都以为丞相之职非张昭莫属，然而孙权只“拜昭为绥远将军，封由拳侯”。孙权冠冕堂皇地说，不忍心让张昭负担太重：“方今多事，职统者责重，非所以优之也。”而用了一位业绩并不显赫的孙邵为丞相。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