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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青写《续结婚十年·惊心动魄的一幕》，讲述了这些故事的前因后果，文中的心声袒露，是怀青对鲁思纯和潘子美歉疚的表白，不也是现实中苏青对陶亢德和柳雨生的救赎之意吗？
原来《续结婚十年》中的鲁思纯是陶亢德，潘子美即是柳雨生了。不管是小说中还是现实里，这两人都与汪伪政权走得极近，关联颇多，被列为“文化汉奸”，因此，抗日战争后肃清汪伪政权党羽时，他们即上了名单，成为抓捕的对象。但抓捕归抓捕，那是当权政府的事情，怎么又和苏青挂上关系呢？
《惊心动魄的一幕》中有这么一段对话描写：“因为他们的家里都没有电话，我们不知道他们此刻究竟在家不，现在我想请你与我们这里的人同去，到了他们家，你先上去找他们，假使不在家，你便什么也不要提起；假使他们在家，你便叫他们走下楼来说一句话，以后就没有你的事了。”怀青斩钉截铁答道：“我不能够这样做。”“因为我不愿意出卖朋友。”“就算不是朋友吧，我也不能这样做，因为如此一来我以后便再也没有面孔出去见人了。”原来，当权者抓捕鲁思纯和潘子美，希望怀青做诱饵，以利于逮捕工作的顺利完成，于是对怀青展开劝导攻势，却遭到怀青断然拒绝。
怀青心里可以不配合，但是行动中由不得她做主便被押上了车，她在车上一幕幕地看着恩师和朋友被带离家中，那种伤切的心情，是不能用言语来表达和倾吐的。他们之于怀青，有多年的帮助和照顾情谊，不求利益，不求回报，不求拥有，确实难能可贵。更无关政治，因此，怀青只会记得他们的好，记住他们的情，记起他们无私的给予。
这一段故事旁生枝节，是怀青万万没有想到的，让她背上了沉重的心理负担，压抑而悲哀，伤痛且难过，而自己也不时地处在惶恐中，作为与汪伪政权要员有过密切接触的人员，怀青一直担心着，害怕着，忐忑不安。当然，这是苏青书中的怀青心理，现实中的苏青，是不是和怀青感同身受呢？
肯定是！
当然政府最终没有认定苏青有汉奸罪行，但是铺天盖地的舆论却将她淹没在唾沫星子中，报纸杂志上作文作画谩骂、诋毁、隐射、笑话她的，以及与她撇清朋友关系的，在这种情况下，苏青再一次深陷“漩涡门”。有句俗话说得好，“人怕出名猪怕壮”，时隔五六十年后，再去看苏青那时红透上海半边天，既是好事，也是一种无奈的伤悲吧。
苏青说：“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不得已耳……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国家。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如国家不否认在沦陷区的人民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我就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这种辩解，苏青也是无奈之举了。不发声，她憋屈，发了声，谁听她的呢？
历史的车轮，碾碎时光褶皱成远方，不管如何，一切朝着前方看，望着曙光前行，那便是光明了。
第三章 阑珊却步
我相信人类也与其他动物一样，乃是有着求生进死，求乐讲普的天然欲望的。这正如功利派请人所说，幸福乃吾人之唯一要求，而道德无非是致幸福的工具而已。假如此道德致得后反要使我们失去生命或幸福，则此道德必非真正道德，理合从速舍夫为上。
——苏青
现在有一种写作者，呼曰“枪手”。枪手已然成为一种隐形职业，专门为需求者提供书稿撰写，按照要求者的资料，图片，意图等产出作品，这种“私人订制”的文字，一旦出版或发表，枪手一般没有署名权，更不能说是自己写的，这是一种行规和履约。
有人想请苏青做枪手呢。
她道：“先是有一位小领袖来对我说：要我代她写一篇文章，是恭维妇女界大领袖的。‘现在且不必说明’她谨慎从事的说，‘渐渐的时机成熟，我就替你吹嘘，把你的名字告诉她。她可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她的……她的好朋友是党政要人，你若能得到她的支援，便一切不成问题的了。’”
吹捧政要，苏青当年确实干过，为了能找到工作，她专门为陈公博写了一篇赞美的文章，作品署名苏青。可现下这位找苏青写文章恭维妇女界大领导的小领导，居然让苏青放弃署名权，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令苏青气恼的是小领导说找机会，一定在大领导面前吹嘘一下苏青。她还说：“‘她现在很忙，请她写文章的人很多’……可惜忙不过来。假如你能够代她写一些东西，署名用她的，稿费全给你，她也许渐渐的能够谅解你。”
苏青何须让人谅解她？况且她们与苏青八竿子打不到一处，大不了是拿捏住苏青与汪伪政权走得近，有一定政治“硬伤”。但是以苏青直肠子的脾气，她会为此就范？
当然不能。就算是报刊杂志上那么激烈的舆论攻势，那么中伤的流言蜚语，苏青也没轻易低下头，这又算什么。当即，苏青回绝了小领导的“好意”。得罪大领导成必然了。
苏青说：“后来据说那个妇女界大领袖对我的印象很不好，动不动就向别人说：‘苏青的文章是谁代写的，苏青的朋友是不是……’”真有人替苏青捉笔，苏青想来也没那么累了。当然，枪手不是人人都能做的，需要才华、文笔、个性，甚至知名度。
枪手的事情了了。正处于经济危机的苏青该如何办？曾想过洗手不写了，但是回家看着幼小的孩子，苏青想不出自己除了以文字养家，还能做什么职业。
也有慧眼的人抛出橄榄枝，真诚地邀请苏青加盟某大报刊，但是前提条件是必须换用笔名。这对于苏青来说，既能谋得职业，又能以新面孔重新来过，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吗？
不过，苏青仍然拒绝了。她这样描述自己心理的：
“以后又有某大报的主持人来约我喝过几次咖啡……他期期艾艾地说：‘好在你们文学家最多笔名，换个把新的也是不在乎的吧。’我觉得换笔名便是‘心虚’的表现，以后或许愿意换，从前我也常换的，而在此时此地却偏偏换不得，事情就此告吹了。”
看来苏青还是非常看得清的，其实用一个笔名不算什么大事，但在不该用的时候用了，那便不是小事了。
大报刊邀请这事虽然“黄”了，但另外一家夜报正合了苏青意。他们叫苏青为新办报刊写文章，而苏青事先声明笔名不会改的，不料回话说：“好极了，我们正好借大名号召了。”结果这次号召招来的是一串骂。报刊上峰只好出面与苏青商量，问她是否能将笔名换一下，却得到苏青的回答是：“文章可以不写，笔名不可更换。”又一次无疾而终的短暂合作。最终，迫于生活无奈，有一阵子苏青不得不给小报撰稿，因为稿费高啊！看着那些曾经痛恨过的小报刊借助自己的名字，将自己的作品时而故意排错篡改时，苏青只能长吁长叹了：现实啊，生活啊，日子啊！
大报刊和新夜报不敢启用苏青做编辑或发表其文章，也是不得已。尽管苏青在业界的影响力很大，但是是非缠身的她何尝不是麻烦人呢。这家大报纸是指《和平日报》，“某大报的主持人”乃总编辑杨彦歧。而新出的夜报则是指《新夜报》，报刊上峰为任职董事长的潘公展。苏青在《关于我》中如数家珍的细述了这些情节，也是想通过文字还原一些真实的境况和境遇吧。将前前后后的因因果果立字于此，任凭他人评说去。
提起“苏青”这个笔名，也曾给苏青带来困惑，之前她是用过冯和仪这名字发表过文章的。在上海沦陷前三个月，因为要在汉奸办的《中华周刊》上发稿子，为掩人耳目，她才取了苏青的名字，倒不是因为后来认识了诸多汉奸，心虚而为的。
在抗日战争胜利到新中国成立期间，苏青形似一株飘摇的水草，逆生长在漩涡、洪流中，为了生活的养分，选择随波漫溯的同时，却又将自己的心始终扎根于生命的最柔软处，保持着倔强的姿态。不管如何艰难，她的创作，从来没有停歇过。1948年12月出版了长篇小说《歧途佳人》，中篇小说《九重锦》在《新夜报》上连载，她以“鱼月”的笔名发表了几十篇散文，其中在香港《上海日报》上刊登了32篇之多，可谓笔耕丰硕。但是，经济的回报并未同步，香港《上海日报》的稿酬周转中不知落入何人囊中，实为憾事，无疑对靠稿费度日的苏青来说是雪上加霜了。
而在苏青创作生涯中最可喜又可惜的一件事，发生在1947年末，苏青将《结婚十年》和《续结婚十年》的影视改编版权给了永华影业公司。并此拟定签约了合同。其内容为：
永华影视公司甲
立合同人(以下简称方)
苏青(冯和仪)女士乙
为电影摄制权事宜议定条件如后：
一、乙方所著述之《结婚十年》及《续结婚十年》二书之电影摄制权售与甲方摄制电影一部或前后二集。
二、乙方应得电影摄制版权费(包括影片前后二集)国币叁仟万元正。由甲方一次付给(付款时乙方另给收据为凭)。
三、乙方自签约后完全承认上项著作之合法摄制电影权归属甲方，不得另与其他影片公司有同样或类似之接洽。
四、甲方改编后之剧本本应先行送与乙方过目，乙方保留对改编剧本之建议权。
五、本合同自签约日起完全生效。
1947年11月18日
遗憾的是，《结婚十年》和《续结婚十年》并未拍成电影。原因不详，不过时局的影响和战争的纷乱导致拍摄流产的可能性较大。这份协议连同杨淑慧那封信，同时在上世纪50年代被公安人员从苏青的家中搜出，意外地得知了当年这个不被人知的大好喜事。苏青还真能沉得住气保守这个签约秘密，确实难得了。
第四章 晚风未落
真正的牺牲都是不得已的；所以我们不该赞美牺牲，而该赞美避免牺牲。
——苏青
一声惊雷响彻云霄，从黄浦江上冉冉而生的太阳，与北京天安门清晨的五星红旗一般灿艳艳，大街小巷流动着载歌载舞的人群，四野山峰缀枝着的新果和秋实，到处是激昂高亢的欢呼声，新中国解放啦！
翻开新一页，每个人重新抒写新篇章，未来的模样，苏青描摹了许多，放眼在美好的憧憬中。
新社会，新气象，一定要有新定位，向着浩浩荡荡的车来人往走去，苏青觉得自己该做些什么呢？
从来对社团不太“感冒”的苏青，在九三学社吴藻溪的介绍下，于1949年年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妇女团体“妇女生产促进会”，第一次参与社团组织和活动。这对于苏青来说，还是比较大胆的尝试，在芜杂的大上海，容易迷失自己。当然，这次再也不会了，苏青的眼力劲还是非常锐利的。
因为，组织或许会给她提供就业的机会，苏青心底盘算。
1951年，一则广告消息引起了苏青的注意，在《解放日报》上，刊登了公开招收“第一届戏曲编导学习班”学员的消息，主办方为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局戏曲改进处。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为何建国初期就入手戏曲改革呢？丢下了枪杆子的革命人，拾起笔杆子，描摹新生活，这是非常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经过八年抗日战争，三年国共大战，国家千疮百孔，老百姓何尝不是深受心灵创伤。而戏剧文化扎根于群众中，乡野中，城镇中，各行各业，各界各层，人们大多喜好于它，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这是最快最好的捷径了，于是，有了这样的人才招募实属正常。
“戏剧编导班”招收的条件其实放得很开，这也是一种策略。一些有演艺实践经验，但理论水平稍低；一些有戏剧创作基础，文化水平却不够；一些有才情有经验，年龄又偏大了；一些具备条件和素质，但又有一些政治“硬伤”，诸如此类的情况比比皆是。苏青很想去，她能顺利报名吗？
苏青对文字的驾驭能力是不容置疑的，但在她没有戏剧编剧经历的情况下，报名处会同意她参考吗？
“妇女生产促进会”推荐了苏青的报名，为了顺利入围，她不得不耍起小心眼，有意识地隐瞒了些真实情况，不料，却被当场“拆穿”。报名时遇到了熟人，此人叫丁芝。不过这个小插曲并没影响苏青考试。接下来是三门基本科目的考试：一是写一篇剧评；二是论述文艺理论与戏剧常识；三是写篇唱词。
看到这样的考题，苏青傻眼了。唱词是什么，她不知道。理论和常识部分，她一知半解。唯有剧评，她倒是可以应付。
苏青在刚入职场时，柳雨生介绍的工作便是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编剧，很短暂的一次工作经历。当时苏青很在意这份工作，因为急需养活自己和家人，她必须全力以赴做好这份职业，因此努力学习和研究编剧知识是肯定的，这样的积累便有助于这次考试了。另外，苏青在读书时，常常参与学校举行的元旦或新年等戏剧表演，算是对剧本的实践，多少有了些经验，而且当时苏青多是担任主角，演绎的对象从古代到现代，从中国到外国，从公主到小市民，从女人到男人，时间跨度大，空间转换大，角色转换多，无疑增加了经历优势。但是，这些都没怎么用上。
接下来考试中，苏青泄气了，唱词交了白卷，理论和常识勉强应付了一下，评剧倒是完成，可想而知分数会有多高。而考试录取比例为9∶1，如果这样也能考上，真是不可思议了。
落榜才是正常的。《解放日报》放榜了，苏青名落孙山。
不料，一个周后，苏青接到了招生处一个通知，叫她去谈话，谈话的结果是她被破格录取了。
高兴之余，苏青该感谢的是丁芝，是她向组织汇报了苏青情况，才有了这一出情势反转。有人猜测这样的决定或许来自于当时的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夏衍，以他对上海文艺分子的关怀，这样的破格之举无疑是有可能的。就像他对张爱玲的关心和安排，做得非常细致而温暖，只可惜张爱玲最终还是远走大洋彼岸，倒是辜负了他的一番苦心了。
一个饱受非议的女子，得到了组织的温暖和关心，苏青一下子来了劲头，报到那天下课后，她就开朗地去窜门子了。
周良材著的《追忆苏青二三事》中有这样的记录：
记得在报到时，我印象中的苏青，身穿一套半新半旧的列宁装，一根腰带紧裹着那已经发福的身腰，嘴上含了一支翡翠绿的烟咀，上面点着长长的，冒着火花的卷烟。新来乍见，大家就发觉她我行我素，与众不同，个性十分突出。
学习班地点设在延安中路浦东大楼的8楼。开班的第一天，苏青就主动到我们男生宿舍串门，风风火火，快人快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