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莉娜说，人与人之间是有可能存在某种理解、某种实实在在的感情的。我们确实可以这样说，沟通—并对沟通的意义和形式达成一致—既有可能，也有必要。没有这种沟通，社会就不可能存在；没有这种沟通，身为个体的我们最终便会迷失自我。社会确实是存在的，你看，你可以将中国哲学的文本翻译成英语并保留其中的大部分含义，单凭这一事实，就说明你可以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谈，还可以对其进行理解，甚至可能会被它们改变。“我们至少拥有跨越那些明显难以逾越的障碍去感受事物的潜力。所谓的跨越可能只意味着我们说一些话、表一些态，但我们表明的态度同样会跨越重重阻碍，对身处德里的男人和纽约的女人都产生自己独一无二的效用。”
达莉娜这场小小的即兴课堂好像已经成功画上令人满意的句号了。米拉很感激达莉娜愿意花时间谆谆教诲。为了让场面不那么尴尬，米拉甚至夸赞达莉娜的自我牺牲精神堪比艾琳娜·马克思，还说整场谈话简直让她醍醐灌顶。然而事实上，米拉的真实感受比她所说出口的要消极很多。
如果她真的被达莉娜提出的观点说服，那到底该怎么做呢？她或许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人说马克思和韦伯的理论是不完整的，但是那些缺失的碎片又该从哪里获取呢？米拉仍在寻找更多的灵感，变得更悲观了，因为，如果认同批评者，那她就应该意识到，寻找灵感本身就是徒劳。米拉感到虚无，甚至感到一种意料之外的绝望。显然，像她这样的人是不能够为受压迫者发声的。原本在米拉的脑海中已经慢慢形成的、有关她未来的粗略计划的诸多可能，现在都已经渐渐崩坏了。在米拉看来，整个社会学的大厦也是如此。既然它也已经濒临崩塌，那接着学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
达莉娜看出米拉的表情有点不对劲，赶紧询问情况。米拉只好承认，自己对社会学感到失望。达莉娜问为什么。米拉迟疑片刻，开口解释：“把一切都推给藏匿的声音，说到底就是权力和特权金蝉脱壳的方法，不是吗？如果这些声音继续沉默，那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此外，就算他们不这样做，勇敢地为自己发声，也可能会被忽视，或者充其量被敷衍了事？我们难道不应该对产生不平等和压迫的原因持有一些普遍的见解吗？我需要一个社会学家，他能够真正地质疑产生这一切的社会基础，真真切切地帮助我们审视一直以来赖以生存的所有方式，质疑那些我们一直认为理所应当的事物，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看待一切。我希望能有人将这一切都抛到空中，让我们在散落的过程中看清一切，并相信一切会变得更好。”
“你不妨去读读齐美尔的书吧—他是玛丽安妮·韦伯经常在其沙龙里招待的聪明人之一。我很久都没有读过他的书了，但就我能回忆起来的，他应该能满足你的所有要求。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把他写的东西当回事：他是个业余爱好者，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没有在大学任教，但是出于爱好写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我记得他写过几篇关于打招呼、爱、气味社会学、秘密以及椅子的社会意义的文章。”
米拉笑道：“很好，光是听起来，他就已经开始让我着迷了。”
1. 社会学的想象力惯用的一个小伎俩就是观察一个特定的现象和问题，将其与一个系统问题联系起来。这样做就是在为说出的话与说话的人建立联系，即将知识与权力联系在一起。
2. 启蒙运动是发生于十八世纪的一场思想革命，主张用理性取代宗教。社会学、其他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许多研究进路都是以启蒙运动为基础的。启蒙运动试图削弱那些来自权威的声音（来自传统或天赋的权威之声），并以新权威发出的声音取代（那些由科学和客观知识塑造的权威）。
3. 立场认识论是构成对这些问题的讨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它道破了“客观的声音”是如何通过使他人沉默来发声的。更客观的标准总是可望而不可即，因为我们必须认识到，中立冷静的观点实际上也可能是片面的。女性主义认识论学者指出，所谓的普遍人类主体的思想—其权利、欲望与需求—实际上都建立在男性的权利、欲望和需求之上。黑人女性主义者和其他一些女性主义者批评那些声称代表所有女性利益的女性主义者实则只代表了少数人的利益。
4. 然而，一些代表他人的能力—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为他们发声—似乎是公共辩论与民主的必要条件。否则，我们就回到“只能听见最大的声音”的那种情况了。
①英国经济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
②哈佛大学英美文学与语言讲座教授，当代著名的后殖民理论家。
③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主要研究领域是数学哲学、精神哲学和语言哲学。
第十七章
深入浅出
米拉决定从“弗兰肯斯坦”中对齐美尔关于“陌生人”的文章的评论开始读起，那段短暂的假身份经历可能会让自己更好地理解齐美尔的理论。结果这篇文章讲述的不是成为陌生人的体验，而是一些她没料到的内容：陌生人的存在会影响到其他的人。如果一个群体中有人和其他人不一样，那么他（她）不必待太久，就能影响这个群体的运作方式。比方说，小组成员可以利用陌生人为他们带来无法自给的东西，也就是说有时陌生人可以成为群体里的交易员。举例来说，就像欧洲犹太人所发现的那样，当群体内部所有经济角色都被占据时，来自外部的人就可以占据交易员的角色。
陌生人的作用如此重要，这是因为他们总能保持客观。他们不是局内人，便能以一种非常有效的超然态度来处理事务。有时我们甚至会赋予陌生人以巨大的权利。齐美尔对此说道：
由群体中的陌生人占据支配地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些意大利城市从外部聘请法官的举动，因为没有哪个当地人不受到家庭和党派利益的影响。
一语道破天机：这正是米拉和室友们如此依赖贾丝明的原因。她是大家永远可以信赖的老实人—尽管有时诚实得让人糟心—但公正、一丝不苟。她们相信，当大家意见相左或是对某事犹豫不决时，贾丝明总能提供最客观公正的建议。直至读到这段文字，米拉都没有想过实际上是贾丝明的异国身份赋予了她这个角色，但大家总以为这是贾丝明本身就具有中立裁判的品质。
注意力转回齐美尔身上，还有更多的惊喜在等着她。齐美尔说，陌生人的“客观性也可以被定义为一种自由”。由于陌生人与现状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因此人们不需要为陌生人所说的想法施加任何的保护措施。这也就意味着陌生人所带来的东西—就像那些经常被指责造成局势动荡的外界煽动者—“包含了许多危险的可能性”。当然，事情出了岔子，将责任推卸给陌生人可能只是一个借口、一种推脱的方式，但如果人们没有因此意识到客观、无涉的观点具有多大的危险，可就遭殃了。
根据齐美尔的说法，我们都与陌生人之间拥有一些共同点，事实上我们或许与许多人甚至可以说大多数人都有共同点，这可以为我们揭示人与人关系中一些深刻的内涵。我们对任何关系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其独特程度的衡量，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与许多其他人的共同点构成的，这其中也包括许多我们了解甚少的人。“弗兰肯斯坦”引用齐美尔的话：
只要我们觉得陌生人与我们之间享有民族的、社会的、职业的或笼统的人性共同特征，他们对我们来说就会变得亲近起来。而如果感觉他们与我们疏远，则是因为这些共同特征超出了他们或我们的范围，我们之所以能被它们联系起来只是因为它们连结了一大堆人。
齐美尔还说，人们在亲密关系中，克服最初的恋爱冲动后，可以感知到这股疏离感的一些“蛛丝马迹”。
在爱火第一次萌发时，情爱关系里容不下半点概化的想法：爱侣们会认为自己拥有的这段感情是世间独一份的；世上没有谁会比自己爱着的那个人更可爱，也没有什么感情能与这份爱相提并论。一种疏离感—很难说这是原因还是结果—通常发生在这种独特感从这段关系中消匿的时候。某种怀疑主义的思考投射进这份情感中，他们会去思考这份感情本身和他们自己的关系，结合对自己身处的这段关系的反思，他们会意识到，自己身上上演的这份感情终究不过是人类普遍的命运罢了。他们体验到的这段经历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成千上万次；就算他们没有遇到自己现在的另一半，终归还是会在另一个人身上发现同样的吸引力。
米拉读罢这段话，瞬间恼火了起来。她决定跳过这几页，直接从对他关于时尚的文章的讨论开始读起。她一口气读完，笑得前仰后合，因为齐美尔简直把她们的时尚女王图妮刻画得活灵活现。然后米拉翻下床，追着图妮越过走廊，坚持要给她读齐美尔文章中的部分段落。为了躲避她的轰炸，图妮把自己反锁在浴室里，米拉干脆一屁股坐在浴室外面的地板上，隔着反锁的门锲而不舍地为图妮朗读这段内容，图妮则放声高歌，想掩盖掉米拉的声音。
“那段话在哪儿来着？哦哦，找到了，图妮你听听，简直就是你本人！齐美尔说：‘时尚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使社会服从成为可能，它既是一种社会服从，也是表现个体差异的一种形式。’”然后她开始对图妮解释齐美尔的这番话，图妮在里面唱得更大声了。“他的意思是说，有了时尚，你就可以真正地表达自我，但同时也是在跟随潮流：它会让你感觉既特别又合群。最时尚的人可以用最入时的方式行动，放大身上的时尚感。他们既是最有个性的人，也是最受到时尚支配的人。”
米拉倚着门站了起来，隔着门冲里面喊话，巴不得直接灌进图妮的耳朵里面去。“所以，你看似在引领时尚，但实际上十分依赖那个群体、希望受到那群潮人的认可。你就像一只温顺合群的小绵羊，而我们其他的人才是真正独立的个体。这就是他所说的时尚受害者！”
安娜提醒米拉小点声。“那我们就是你疯狂举止的受害者。干吗呢，上蹿下跳地给我们施社会学的咒，小疯婆子？”
还不错，米拉想，安娜已经从她的保护壳里走出来了—在过去的几周里，她变得更加坚定和自信。米拉回到自己的房间，重新拿起书读了起来。“弗兰肯斯坦”说，齐美尔在他那些古怪的作品中散播着一套理论。这套理论的第一部 分建立在他的一种坚定信念之上，他认为人们在一起做的每一件事，做出的每一项成就，迟早有一天会转而和人们对着干。
这就好比每一次创造的冲动，都让我们陷入了那种如同创作歌手对自己的成名曲深恶痛绝的境地。当歌手写下了一首歌，这首歌就变成了不再受她控制的存在，其他人也可以占有它，而且自那时起它就定义了人们对她的期望。在这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歌手未来表达的机会受到了限制。当歌手演出时，人们总是想听那首老歌，那首大家都可以跟唱的歌。他们不想听新歌，尤其是不想听那些同老歌相比显得很奇怪的新歌。
“弗兰肯斯坦”指出，齐美尔认为他的这套理论不仅仅适用于各类形式的自我表达，也适用于其他方面的创造。人们创造宗教信仰，是因为他们为世间的不可思议所惊奇、震撼，他们要为这个世界赋予意义。但当这种创造一旦变成了一种正式的宗教，就会严重限制甚至阻碍个人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如果这套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宗教，那么解释科层制和经济体系就更加轻而易举。人们努力地付出自己的勤奋和创新，最终创造出了一套运转体系，但最终将它变成了一个客观且让人感到麻木和压抑的体系。然后人们又拼命地为了满足个人需求而进行自我表达，试图活出自己的独特风采。
从这些表达中就能看出，为什么齐美尔一直没能在大学里找到一份合适的教职。米拉觉得他多半会选择做个隐士，因为他相信，只有远离城市，人们才最不可能与他们的创造物产生连结。显然，正是因为人们在城市里有太多的自由与选择，他们才会被客观文化所主宰，不能顺利地进行自我表达。米拉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完全明白了他对城市的看法，她想知道的是，齐美尔说的这些是否只是结合了韦伯对科层制以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下工作本质发生异化的观点。但当她读到讨论齐美尔《货币哲学》的文章时，她发现韦伯的观点很可能是受到了齐美尔的启发，而不是相反。
齐美尔认为，金钱消匿了传统社会中人与人的差距：不仅仅是别人的外在差异—如出身—还包括各种个人的主观品质。从别人那里拿钱或者把钱给别人，金钱会让这种交换更缺乏人情味：就好像你是在跟谁做生意一样。米拉感觉这与齐美尔写一段关系中的那种微弱的疏离感所带来的客观性是一样的—怎么说呢，我们越是去想人们和其他人有什么共同点，我们和他们的关系似乎也就越不特别、越不重要。随着金钱的重要性逐渐攀升，这种无个性就越来越成为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的特征：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比如别人对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性格的看法）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只要你有足够的钱，就算出身卑微也不会失去获得社会尊重的资格。但同时，被认为是一个自私或寡廉鲜耻的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随着金钱（以及由它变为可能的劳动分工）越来越重要，我们变得越来越依赖别人，但至于依赖的这些人是谁，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则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金钱不单改变了我们与他人关系的本质，也越来越深入我们生活中的某些我们曾确信与金钱毫无关系的部分。尽管我们没有刻意计算成本和收益，金钱还是成为一个无处不在的隐喻，它让我们把与他人的所有待处理的事宜都看作一种交换。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他人的看法。
这部分内容有点像涂尔干的观点，也有点韦伯理性化的意思。齐美尔说，正是因为金钱作为交换媒介的普及，非理性不得不让位于理性：它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文化差异，因为每个处于不同社会间与同一社会内部的人都以这种客观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米拉不由得联想到，对于有钱人来说，去世界各地旅行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他们拥有的那张小小的塑料卡片能够让那些像他父亲一样的人四海为家，又或者他们并不是真的能够四海为家，因为金钱只是在陌生人之间充当建立联系的完美媒介—这是一种大多数人都能理解的非常普遍的联系。你能感觉到这与韦伯“祛魅”观点之间的联系。或者说，我们再也不会对另一种文化的非理性、神秘感和魔力感到讶异或敬畏了，因为每个人采用的都是这种透明和理性的方法。换句话说，金钱为事物祛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