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考察的是我们的身份和日常生活中的想法如何被创造并反映在流行文化中。他试图了解意识形态—即一系列隐藏的价值—在文化中被创造和复制的方式。他所提到的“文化”指涉的是一系列生产意义的客体和体验。他的研究内容包括电视、音乐、广播、杂志、电影、书籍、广告和报纸。霍尔的贡献之一就在于他认为学者研究流行文化是必要且可取的，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在生活中，都对流行文化有所体验。
在此之前，可供社会科学家研究的内容只有高雅艺术、文学和音乐—那些为精英所钟爱的文化。霍尔等人认为，人们会去关注其他人过去生产的并用来理解他们生活的文化客体和体验—而他们在生活中所使用的媒体便为他们了解别人的生活提供了一个窗口。最开始是电视，网站、博客和视频游戏紧随其后。“他应用了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理论，即存在这样一种普遍存在的‘常识’，在貌似中立的媒体、话语、国家一类的结构里，在诸如社会以及人际关系的基本假设中，甚至在那些看似离经叛道、不愿意被人模仿的人的行动间，都存在着各种已经设定好的意义和偏见。媒体在努力劝服人们相信这些意见和偏见。”
达莉娜接着说，在媒体和社交媒体中，那些大家公认并深信不疑的故事起着主导作用。有些话题永远不会出现在人们的讨论中，或者干脆以一种告诉你所有思维正常的人都会相信的真理的形式出现。所以比如你在考试中遇到题目“什么样的警务方式能够有效地减少犯罪行为？”，它已经假定了人们会在什么是犯罪行为、犯罪行为应该被减少和遏制，以及维持治安是减少犯罪的有效方式等问题上达成一致。
“那么我们是如何参与到这里面的呢？”米拉问道。
“霍尔认为，他们不仅要提出一种正确的存在方式—也必定要树立一种错误的存在方式：即所谓的‘另一种’。身份总是根据它不是什么来创造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成为英国人就意味着，其他群体和他们相比不是英国人。”
“成为男人就意味着不是女人，”米拉举一反三，“但这难道不是对所有人来说都非常正常的思维方式吗？对我来说，成为女人就意味着不能成为男人—这是显而易见的！”
“霍尔的观点是，这些配对使得其中的第二部 分，即白人—黑人，男人—女人中的后者，成了多余的、剩下的东西—而不是它本身。这些‘他者’是被标记出来的，而前者则是没有记号的。霍米·巴巴②（Homi Bhaba）曾写道，隐藏所有‘我们’和‘我’这些主张中核心的不确定性的遗忘过程已经完成了。”
达莉娜接着讲起了民族国家所产生的特有的迷思—即单一文化的历史，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级和种族群体的迷思，在这一过程中通常隐藏着融合、混杂与冲突。“这理论也适用于那些突然重新发现某些古老、肃穆而又纯洁的文化传统是其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少数群体，以及那些深爱祖国的外籍人士。这可能是对异化或对种族主义的一种回应；当然，也有可能是源于一种文化优越感。而且他们常常会为此编造一些他们必须要做的事情。现代性意味着会带来世界范围内高水平的移民和人口流动。因而就会产生大量的‘散居者’（diasporas），即那些实际居所与他们声称自己所属的地方不相同的人。霍尔认为现如今散居感是一种很普遍的感觉，越来越多的人都必须要在自己在哪与自己是谁之间进行斡旋。”
米拉想到了自己和贾丝明—她们俩永远也不可能表现出自己本来的样子，总是要戴着那模糊而充满疑问的身份。她们就是夹缝中的人。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一直到二十一世纪，美国、加拿大和西欧国家的文化日趋多元。而也有一些国家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改变边界线、时常伴随着暴力的人口流动，以使自身变得更加‘纯粹’。正像霍尔所预测的那样，这些都涉及创造过去的种族及语言上的纯洁性迷思。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为此改写了两国的历史。阿富汗的塔利班则抹去了佛教在当地存在过的证据。”
根据达莉娜的观点，霍尔认为启蒙自由主义如果不以“野蛮主义”作为参照，就无法解释上述这些事件。究其根本，“野蛮主义”本身只是另一个使得这些问题成为“他者”的例子。若是想以一种自由主义的方式处理种族及种族关系问题，就需要无知的大多数人接受教育，从而结束歧视。但霍尔认为情况并非如此—民族冲突与种族矛盾实际上是剥削、后殖民主义经济及强权政治等更大问题的投射。普遍主体则掩盖了这些过程，让人们认为种族主义是个人的问题抑或是开明时代存在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但事实上，种族主义是非常现代的问题。
人们对普遍主体的批判越来越多，直到它在自身矛盾的重压下逐渐崩溃。普遍主体的问题也许不在于概念上的缺陷，尽管情况可能就是如此。“当你得知自己是历史的发动机，且代表着一种独特的道德观时，这必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应该很少有人愿意被告知自己担负着社会的未来吧。马克思主义者担心无产阶级永远不会依照他们的理论所说的那样行动，他们或许就会意识到问题出在普遍主体理论上，而不是无产阶级身上。”
达莉娜现在又转回了她先前问米拉是否感觉古典社会学家似乎总是在讨论别人的那个问题。
“放弃普遍主体是否意味着你问出的问题和得到的答案—关于生活和你自己的那些—总会因为你是谁而变得不同？不同的人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相同之处呢？”米拉非常痛苦，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还不如趁早放弃这一切。
另一边，达莉娜接着说，那些希望能听到被藏匿的声音的社会学家依然坚信，我们只要坚持正确的、价值中立的方法，仍有可能获得普遍的真理。而那些反对普遍主体思想的人认为，强行区分事实和价值的努力是徒劳的。价值中立已经过时了，许多人都认为这样是行不通的。他们说所有的研究都难免带有这样或那样的偏见：“持女性主义立场的认识论者则更进一步，认为你所得到的答案完全取决于你是谁。他们说，妇女是真正受到压迫的人，只有妇女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开展研究，才能真正地说出真相。他们并非唯一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后现代主义者嘲讽古典社会学家试图代表所有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更存在着诸多风险。”
米拉记得那些“持女性主义立场”的人，尽管总是记不住他们的名字，而且她也记得自己为什么不信服他们的观点。
“他们是不是说过，既然无论如何你都会持有某种偏见，你不如直接选择接受那种偏见，并保持诚实？”
“让我们再仔细探讨一下其中的内容。”达莉娜说，“社会地位和权力改变了所谓的‘真实’。社会心理学家在实验中注意到了从众效应。人们对一些基本问题的判断，比如两条直线的长度，会随着周围人的判断而发生改变。而那些位高权重的人对其他人产生的影响力度还要更大一些。”
“没错，我们做学生的都想取悦老师。”米拉评论说。
“哈哈哈，那我还真有点期待。”达莉娜调皮地扬了扬眉毛，“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应用到收集关于世界的知识的所有活动中去。如果我们这些无意识的偏见并非简单的误差，而是由我们周围的特权和不平等的制度所创造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系统事实呢？”
她深吸了一口气。
“所以如果你发现人们在‘什么为真’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或者他们在本该意见不一致的地方却表现出一致，那么你就是在处理一个最基本的知识问题。这就是本体论（ontology）：它是什么，它的本性又是什么？”
“这是一个很难讨论的话题，所以我一般喜欢用发问来思考这个问题。你认为从所有地方，在不同的观察者眼中得到的事实都是一样的吗？量子物理学会告诉我们，一些非常基本的事实只有在观察中才能确定其存在。把这一点带入社会学层面中，你就会得到一些基本的定义上的错误。比如当两个事物是相同的或具有潜在的相似性时，它们被定义为不同的事物。反之同理。”
“听上去都是我们会经常做的事。”米拉说道，“比如我们认为男人和女人的大脑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他们表现出的不同只是人类本质上的一个基本事实。或者反过来，只询问男性对某个话题的看法，或者只询问男性的经历，并用其代表人类整体的经历。”
“这种事经常发生，”达莉娜说，“社会阶层就是以男性的职业来定义的。老龄化的阶段也是根据对男性生命周期的预期来定义的，在此预期基础上，男性便可以很自然地进入退休状态，然后休养。但许多女性晚年还要承担照顾老人的任务，所以即使到了退休年龄，她们还是要继续工作。事实上，不把护理当成一种工作是另一个认识论上的错误。
“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每个人都对这些感到困惑或怀有偏见，又或是价值观有问题，而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实践造成了这些问题，是我们创造知识的过程产生了这些问题。我们对此脱不了干系。
“每当不确定性变成确定性时，你都能观察到这种情况—就像在很多诊断中会发生的那样。比如说，那些长期以来存在的有关疾病的社会学概念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帕森斯。他将病患的角色定义为不能履行社会责任的人，而医生手上有一种特殊的权利，可以让人们合法地放弃他们的义务，将他们划归为病人。这个界定就依赖于一种建立在刻板印象之上的疾病与义务的观念，即我们的大多数社会义务都要在公共场所履行—基本上都发生在公共场所和社交场合。如果你的许多义务都要在家中履行，或涉及照顾你身边的人，就像许多女性所面临的情况一样，你就不可能在生病时轻描淡写地卸下这些义务，因为你的义务并不止于家门口。”
上述理论是否也可以用在有关那些声音被压抑和被边缘化的人的观点上呢？如果人们能很好地听到这些声音，社会学家会对他们发声的内容感到舒心吗？达莉娜认为这是个好问题，左翼社会学家总是愿意忽视或解释那些令人不安的事实—要么是关于那些受欺压群体中的种族歧视或同性恋恐惧症，要么就是关于女性对传统女性角色的接受。
“那么说到底，”米拉不想掩饰恼怒和失望，“我们兜了一大圈，您到底想表达什么？
“您是想说，情境的立场主体同普遍主体一样，是有局限的吗？
“您是这个意思，对吗？那些隐匿的声音所说的‘坏事’总会被忽略或解释掉。这样又怎么会帮到任何人呢？那些立场论的理论家和后现代主义者都在说，一群人所说的话只有对那些与他们相似的人说才有意义。如果我希望被理解，我就得去期待别人能够遵守一些共同的标准。如果我希望他们这样做，那么我也应该这样做，否则一切就毫无意义，是这个意思吗？”
“社会学就处于这两种观点的夹缝中，一种认为社会学研究者应该敞开心扉，另一种认为研究只有在公正的态度下开展才有说服力。如果人们意识到你对这些研究主题有自己的安排，他们要么会对你说你想听到的话，要么会直接忽视你。”
“嗯……如果我对您所讲的这些内容理解正确的话，那么针对古典社会学家的‘隐藏的声音’的批评主要分为两类。”米拉疲惫地展开论述，“第一种是，他们的进路很狭隘。鉴于他们的文化背景，他们注定无法看到他们期待的普遍真理，只能得到关于某些人的非常具体的真理。如果能够摘掉自己的有色眼镜，我们就可以成为更好的社会学家，也可以成为更好的人，聆听所有的声音。他们的角度和目标没有错，只是在研究的路上被绊倒了。虽然他们的社会学研究做得不好，但是他们的核心还算勉强摆在了一个正确的位置上。第二种观点是，他们连核心都不正确。这不仅仅是填补空缺的问题，而是只有真正同他们思维模式一致的人才能倾听这些声音。只有那些在启蒙运动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才能看到真相，并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只有他们自己才能为自己发声。如果第二种批判是对的，那么又怎么会存在什么普遍的真理呢？如果人们只能代表同类人发声，那最终又怎么会有人能够倾听和理解别人呢？
“但批评者们确实提出了很好的问题：由谁决定研究内容，又是谁在为谁发声？我们的本质是由差异还是相似之处来定义？用这些术语来建构自己的论点本身就意味着我们已经输了。只有妇女才会被要求为国家生育，只有男人才被要求为国家捐躯。男人可以为国家而死意味着他们可以成为真正的公民。而妇女生育了这些为国捐躯的男人，却是从属的公民。两者是互相依存的。但现在，这套公民理论已经支离破碎，因为在美国，妇女也可以从军了，也可以和她们的丈夫、兄弟并肩作战，共同牺牲。
“我们常会绕回到母性这个根本区别上来。只有女人才能生育新的公民，这一事实将她们与家庭和产床绑定起来。这两者常常被错当成同一件事。关于母性，一直以来存在着诸多不同的观点和体验方式。如果将女人怀胎九月后都会痛得尖叫作为一种母性的共同点，显然不是什么好的出发点，特别是在如今有些人甚至能够租得起其他女人的子宫、购买她们卵子的情况下。
“社会学家与哲学家—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对此有一种特殊的责任。他们花了很多时间讨论别人在做什么，却从未进行亲身体验，也从未思考影响他们做这件事的诸多条件，这就是女性主义认识论和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的切入点。那些所谓的其他人没有回嘴的机会，即便回嘴，他们所说的话也往往不会被当真。因此就存在这样一种危险，即社会学的理论听起来很有说服力，它用一个预先设定好的框架来解释它试图解释的目标。除非你跳脱这个框架，不然就没法推翻它们。”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你说的这些究竟只适用于社会学，还是所有人？我们真的不可能理解别人的经历吗？难道只能由黑人中产女性去理解别的黑人中产女性吗？社会学家以外的人也会这么说。你懂的，‘你永远不会明白的—这是黑人的事，这是天主教的事’。我觉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别管我的事，你永远也不会明白我的意思’。但在过去，社会学家认为，他们能够帮助人们理解彼此，让大家欣赏彼此不同的经历，从而让一切变得越来越好。如果人们能够意识到还有比自己处境更糟糕的人，或许他们就会采取行动。但你说这一切或许根本就不可能。我一定是反应过度了，但这让我感到十分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