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幅画面出现在米拉的脑海中：一个女人将一朵花放在枪口上的照片。用图片表达一些重要的想法，效果比文字更好，她这么想着，并暗下决心：“我要自己来判断什么是重要的。我已经受够了和别人一起检验和判断。这样蠢极了。或许，我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我总是寻找像我的姨妈们这样的人来听我讲理论，他们只会出于同情，听我喋喋不休。就像我一旦没有从阿伦的蠢货朋友、他的父亲或者多尼那里得到我所期待的反应时，我就会认为他们心胸狭隘或是有偏见。但在那之后，由我自己判断某件事是否重要之后再同别人讨论时，大家似乎都对此印象深刻，或者至少没有嘲讽我。”
想到这儿，米拉不禁笑出了声，觉得自己就像假装相信抛硬币能得出结果的人，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会一直抛下去。不管怎么说，她至少知道自己的真实想法了，其实，一直是她在做所有的决定，是她决定坚持学社会学—为什么呢？她相信社会学是有价值的，因为它同民权、正义与公平息息相关，这正是社会学诞生的目的：为了寻找改善事物、改变社会、让社会更好地为每个人服务的方法。当然，很多人不喜欢它，不理解它，甚至觉得人们并不需要社会学，还有很多人对它抱有敌意，因为社会学会让他们失去很多东西。但即使米拉身为一个被边缘化的少数个体，有时被认为是不正常的抑或是一种威胁，她还是努力地想让自己站在正确的一边。
曾经那个通过向他人解释重要概念，来测试其是否有效的办法，如今在米拉看来既可笑又幼稚，更重要的是，这样做实在是太不着边际了。读了帕森斯的书后，她相信这本书不会因为这些观点而被尘封，因为它们试图解释的是变化中的对象，像是那些一直在变化中的社会问题。并且，社会学本身也是会犯错误的，可能是巨大的错误，也会沿着错误一路走向死胡同。
即使她要沿着那些错误的道路上上下下，每次都要重新开始，米拉也打心底里清楚这就是唯一的道路。早在和阿伦一起逛展览的时候，就应该意识到这一点。正像他当时说的，上大学的意义在于成为一个懂得学习的人，然后不断地发展自己，而不是为了得到通向知识王国密道的钥匙。接着，米拉发现那些有效的想法实际上也有自己的问题。这种事发生过许多次，但和安娜交流的那次是最致命的。当时安娜已经很痛苦了，米拉却为了证明自己在大学里存在的合理性，一意孤行地向她解释社会学。所谓的重要思想妨碍了我们成为一个正派的人和一个可靠的朋友。如果社会学对她来说真的这么重要，她就必须要记住，最重要的是探索。她不应该觉得自己知道所有的答案，记住，永远不要停止倾听。
米拉摘下了眼镜，擤了擤鼻子，但她仍感受到了有那么一刻，她对自己的转变有了更多的思考。她曾经愚蠢地以为，必须要了解那些重要思想才能决定自己是留下还是离开。现在，重要思想的测试已经结束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已经认识了所有的重要理论—远非如此。社会生活是如此的变幻莫测、光怪陆离，又是如此有趣。帕森斯曾经以为自己已经得出了最后的结论，但显然还为时过早。像帕森斯一样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通向知识王国的钥匙的人注定失败。我们需要数以百计的理论，并将它们融会贯通、去其糟粕，反复地修改和尝试。想到这儿，米拉不禁苦笑了起来。让那些比我对自己的成长了解得还少的人决定我的去留，是多么愚蠢的行为啊—她摇了摇头，这简直太幼稚了。她应该感激自己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这件事，但是，从现在开始，她充分意识到自己要对自己的命运负起责任来。
不知不觉中，镜子里的日光暗淡了下来，但对于米拉来说，她有充分的时间反思，而且那个下午在医院陪伴安娜度过的那一段痛苦但宝贵的学习时间也向她表明，她所不断寻求的认同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与她的父亲有关。只不过她试图将自己的注意力从必须要面对的事情上转移开罢了。她默默告诉自己，如果你想要对自己的命运负责，那么你的首要任务就是勇敢地面对审判后如潮水般涌来的公众裁断。米拉趴着哭了一会儿，并不是因为这件事对她来说太难面对，而是发自内心的释怀。在准备接着为下周的展示写笔记前，米拉为自己写下了要交给助教的病假条：
我很想解释一下我上一节课为什么缺席了。
我试图按照要求从医生那里获取诊断证明。
然而，我的诊断，同帕森斯的不同，
还不能确定。
1. 西方社会强调个人成就是一种目标，所以西方社会的公民很难理解可能还存在其他激励着社会的目标—比如奉献、责任和义务。然而这些目标从始至终服务于诸多社会。从功能的角度思考自己，思考自己如何融入群体，是一种非常典型且乏味的想法。功能主义是社会学的一种，它研究人们所从事的所有不同活动和角色如何达到某种目的。塔尔科特·帕森斯将这些功能分为适应（adaption）、达鹄（goal attainment）、整合（integration）和维模（latency）。由此，帕森斯想表达的是，社会必须满足其成员的基本需求，设立基本目标以满足社会分配，并实现自身的续存。
2. 帕森斯将他的理论引向了不可思议的方向。比如，他向大家展示了疾病与健康何以成为社会角色，它们都服务于社会功能，医生被赋予了定义哪些人是病人的权利，也因此可以免除掉他们正常的社会义务。医学是社会学很好的研究材料，因为医学必须要和人类行为及人类问题最令人费解的散播打交道。通常情况下，医学不得不与那些表现出平常且“自然发生”的疾病做斗争，结果却发现病人患上的并不是这种病，这种情况尤其容易出现在精神疾病患者身上。
3. 帕森斯认为，社会像有机体一样，都在进化。在现代社会，这种进化有着一个伦理方向。功能分化涉及复杂的劳动分工，在这种分工下产生了新的阶级，例如职业，人们认为这些职业蕴含着一种普遍的社会责任伦理。
4. 功能主义者与其他流派，如符号互动主义者，有着巨大的理论分歧：前者关注系统，以及行为如何增益于系统；后者则关注个体互动对社会秩序赋予的意义与创造。功能主义常因将人塑造为只知道照本宣科、复制既有模式并遵从既定规则的被动“行动者”而备受批判。同时它对于稳定性的过分强调和对社会冲突解释的无能为力也备受诟病。
①又称伏都教，源于非洲西部，糅合祖先崇拜、万物有灵论、通灵术的原始宗教。
第十二章
在两幕之间
贾丝明眯起眼睛看向米拉。“你的朋友会抛弃你，你的功名会化作尘土，你会孤独终老、众叛亲离！”她恶狠狠地说。
米拉毫不畏惧地迎上了她的目光。“谁会在乎像你这种疯女人的胡言乱语？”她用同样坚定的声音回答，“你这百无一用的野妇，回去织你的布吧！”
两个女人像往常一样坐在厨房里。米拉修了一门戏剧课，贾丝明在帮她对剧本里的台词。贾丝明扮演的角色是卡珊德拉（Cassandra），一位希腊神话里被诅咒的预言家，她能预见悲惨的未来，却没人愿意相信她给出的警告。她命中注定拥有远见，但无力阻止所预见之事的发生。“这出戏有点傻！”贾丝明叫停。
“这个女人一直告诉部落里的男人，他们在劫难逃，但是没有人相信她，他们都认定了她是个疯子。那她为什么不停下来告诉他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我觉得讽刺之处在于，如果她开始对真相缄口不谈，他们反而更有可能相信她。”米拉苦笑着噘起了嘴，“她就是个典型的悲剧女主角，什么都知道，但什么也做不了。”
“我倒觉得她更像是一个社会学家—你以为你懂了有关人们的一切，但这些知识不见得能帮你让他们成为更好的人，甚至都不能让你自己变得更好。”
米拉反驳说，这有可能是因为没人愿意花时间关注社会学家。
“这倒是真的，”贾丝明像鬣狗缠着角马一样坚持着自己的观点，“但说真的，学习社会学，会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吗？”
米拉已经学会了迂回躲避贾丝明的攻击。“怎么说呢，这就好比说，你是工程师，就应该能够为自己设计义肢；你是医生，就应该能给自己进行心脏移植。打个更确切的比方，就好比你是工程师，你看到一张蜘蛛网，大概就能了解蜘蛛是怎么织出来的，为什么这网如此坚韧。但是蜘蛛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它们也不需要先拿个什么工程学学位再织网。”
“蜘蛛可不懂得怎么坐下来制定一套方案，人类却可以—这就是我们生而为人的原因。尽管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很热衷于制定计划。”贾丝明说。
“这倒是真的，”米拉回应说，“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塑造并重塑着社会和我们所属的群体，但我们不是有意的，也从来没有过多地考虑后果。但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他们必须这样思考，并通过这种方式研究我们的行为，观察行为如何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更大的整体。”
贾丝明对这个回答不是很满意。“你这么说，似乎一切行为都是非常无意识的—好像我们被命运之手操控着一样，就像卡珊德拉，但又不如她有远见。我相信我们是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的。”
“社会学听起来是有这个论调，”米拉点头，“你知道，就像我们命中注定要过某种生活，做出那些看似自由但其实不然的决定。如果事实就是这样，那真的是一出不折不扣的悲剧了，这其实是因为我们总是把事情搞反。在大多数电影、戏剧以及其他东西里，都是这样做的—他们从一开始就已经想好了要让角色在哪里结束—剧中的角色不知道，你作为戏外人却知道。在爱情片里，作者希望两个彼此来电的主角，邻家女孩和人权律师，最终走在一起，而不是让女孩和污染环境的富商巨贾在一起。每一个行动都在走向应有的结果，而演员们必须表现得好像他们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似的。”
米拉想起来，“弗兰肯斯坦”在解释人们行动的理由，人们所做的每件事都是为了让事情往他们预设的方向发展。似乎每个人都在遵循事先写好的剧本。事实上，“弗兰肯斯坦”有时会将人们称为“社会演员”，好像在无意中已经承认了这种观点。米拉认为这种观点不全然错误—人们有时候确实会遵循剧本行事，但这种行为模式可能只是一种表象。她很好奇，如果社会学家研究她，然后写一篇类似的文章，她看了之后会作何感想；又或者，如果她是某部剧中的一个角色，读到了描写关于她这个角色的文章，她会怎么看；如果她去问卡珊德拉自己做过的事，卡珊德拉又会发表什么见解呢？
“所以你们这个戏剧课的作业是什么？”贾丝明问出实际问题，打断了米拉飘浮的思绪。
“我们每个人都要创作，编排一出小短剧，最后要在全班同学面前表演，”米拉回答，“有些同学的作品很有实验性；有个人做出了舞台版的动画情景喜剧效果，他把演员的皮肤都漆成了黄色，让他们在二维空间里表演。”从效果来看，他们将许多学者对人们行为的描写模仿得相当不错。
稍后在准备戏的主题时，米拉仔细思考她俩刚才的对话，想把这个问题引入戏中，即人们对自己行动的知觉和意识，以及他们行动的目的。通常情况下，社会学家似乎已经为人们编好了剧本，或者让“社会”之手来做这件事。但问题是：我们可以在没有剧本的情况下做出行动吗？这些行动会书写剧本吗？又或者，它们只是对条件的反应？这与帕森斯试图解决的问题是一样的：调和结构和行动，或者有时也叫结构和能动性。
一些社会学家认为，最好将人类的行动理解为结构条件的结果，或对结构条件的反应。其他社会学家则认为，必须从人们所做的事情和人们所做的工作着手，才能拼凑出他们的世界，为特定的行动赋予特定的意义。米拉认为，社会学可以找到一种兼顾两者的办法，但她不相信帕森斯的理论已经解决了这一难题。她感觉自己只是在这两者之间跳来跳去。先前的例子让她心烦意乱：难道人们真的像蜘蛛一样，织网而不自知吗？又或者其实他们更像被困在其他人所织的网里的苍蝇？她倒觉得自己像被困住的苍蝇，挣扎却无从逃脱。她向神秘莫测的贾丝明坦白了这些想法。
“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些写到你的戏里去呢？”贾丝明如是说。米拉后来意识到了这句话的重要性。剧本就像一张困住我们行动的网，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像一个被精心设计的迷宫，无论我们选择走哪条路，最后总会来到某个确定点。米拉的想法逐渐成形，这张网由角色自己的行动创造—“悲剧”的真正含义，不是某个角色身上遭遇了不幸这么简单，而是他们想做正确的事情，结果却招来了厄运。她向贾丝明解释了这个想法：“这出戏分为两幕。主要的想法就是，核心人物从第一幕转换到第二幕的过程中，同样的行为在不同的语境中被重新阐释，并且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意义或结果。在第一幕里，他可能是个英雄；在第二幕中，他可能就变成了懦夫和叛徒。但在每一幕里，他都无法改变自己的行动；这些行动对他来说就是唯一可行的选择。这出戏的悲剧性就在于，他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认识并不意味着事情会以不同的方式展开。所以他就像卡珊德拉一样，除了一点，这个角色是自己织自己的网。”
米拉看上去自信满满，但她还是需要想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她的角色可不可以拥有能动性呢？她怎么解释一个角色可能会被迫采取自我毁灭的行动呢？不过现在，她的当务之急是为这出戏找到一个可信的主题和场景。
第二天晚上，她和贾丝明去看了一部经典的黑帮电影。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一个黑手党家庭。影片里的主角，黑手党老大，多少有些不情愿地从父亲那里继承了黑手党帝国。他不得不承担起维护家庭和睦、敦促家庭成员遵守规矩的责任。他对别人施加暴力，让人毛骨悚然，但这种暴力的发生是必要的。在他看来，背叛家庭是最严重的罪行，做出这种行径的人必须被无情地铲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