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一个人回来的？”
“我一直都是一个人，马努埃拉女士，如果您是想问拉米罗的话，我可以告诉您，没过多久我们就分手了。”
“那，多洛雷斯一个人留在那里了？”她惊讶地问，“可是她去那里就是为了跟你团聚…”
“她很喜欢摩洛哥，那里的气候、环境，还有平静的生活…我们有一些很好的顾客，她也交了些朋友，所以她选择留下来。反而是我很想念马德里。”我撒了个谎，“所以我们决定，我先回来把时装店开起来，等两边的店都走上正轨以后，再考虑怎么办。”
她盯着我，虽然只是几秒钟，我却觉得如此漫长。她的眼皮已经有些耷拉了，脸上满是皱纹。她应该已经有六十来岁，甚至接近七十岁了。背微微有点儿轮，手指上的茧子仿佛在无声地诉说她在针线与布料之间度过的一生。最开始是个小裁缝，然后是时装店的高级时装师，再然后创建了自己的生意，最终却像个丢了船的水手失去了用武之地。但是她并没有沉沦，完全没有。她那小小的眼睛，还是那么灵活，像油橄榄一样乌黑发亮，折射出善于思考的睿智光芒。
“你有事瞒着我，对吗，孩子？”她终于说。
姜还是老的辣，我佩服地想。我居然忘了她有多聪明。
“是的，马努埃拉女士，我还有一些事情没告诉您。”我承认。我没有告诉她是因为我不能，但是也许可以告诉她一部分。“您看，我在得土安认识了一些重要人物，这些人到目前为止仍在发挥着重要影响力。他们鼓励我来马德里开一家服装店，为一群特殊的高层顾客做衣服。不是那些跟西班牙新政权有关的太太们，主要是些外国人，还有西班牙贵族和皇族的女士们，也就是那些认为佛朗哥篡夺了国王权位的人。”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你的朋友为什么要你给那些太太做衣服？”
“我不能告诉您。但是现在我需要您的帮助。我从摩洛哥带来了一批非常棒的布料，因为马德里布料稀缺，这便得时装店很受欢迎。但是因为顾客比我预想的多得多，所以我一个人忙不过来。”
“为了什么，希拉？”她缓缓地重复了一遍，“你为什么要为她们做衣服v你和你的朋友想从她们那里得到什么？”
我用力抿紧/嘴唇，打算不透露哪怕一个字。我不能，不应该说。但是有种奇怪的力量似乎正把话从我的胃里推到嗓子眼儿，就好像又回到了马努埃拉女士发号施令的那个时候，而我只是个年轻的学徒，就好像那时候我去朋特广场买几颗珍珠扣子花了整整一上午，她完全有权利要求我作出解释。我感觉是过去的我在说话，而不是现在的我。
“我给她们做衣服是为了知道德国人在西班牙都做些什么，然后把信息传递给英国人。”
话刚说完我就咬住了下嘴唇，意识到了自己的大意。我很遗憾违背了自己对希尔加斯的诺言：不向任何人泄露任务。可是话已经说出去，再也收不回来了。于是我想解释一下时局，补充说明这件事对帮助西班牙保持中立有好处，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再去面对另外一场战争，总之就是别人一直在跟我重复的那些。但是这似乎完全没有必要，我还没来得及开口补充什么，就发现马努埃拉女士眼睛一亮，闪烁着异样的光彩，唇边还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跟维多利亚王后[16]的同胞并肩作战，孩子，就是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惜。你就告诉我什么时候开始上班吧。”
那天我们聊了一下午，讨论将来的工作分工。第二天上午九点她准时出现了，而且很乐意扮演时装店里的助手角色。对她来说，不用直接面对顾客几乎是一种解脱。我们配合得十分默契，就好像多年前她跟我母亲那样，只不过现在交换了角色。她带着大师的谦逊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份工作中，努力适应我的生活和节奏，跟朵拉和玛尔提娜相处也很融洽，毫无保留地奉献出她的经验。她充沛的精力让很多比她年轻三十岁的女人都自叹弗如。对我的指挥和管理她也丝毫没有心存芥蒂，不但支持我那些常常脱离常规的设计和理念，还担负起了很多繁杂琐碎的工作，而这些工作以前都是由她指示那些最底层的裁缝完成的。在痛苦地沉寂了几年之后，能重操旧业，对她来说就是上帝的恩赐。她就像四月里得到雨水滋润的一畦虞美人，从暗淡悲凉中走出来，重生。
有马努埃拉女士在后方坐镇，我的日常工作节奏缓和了许多。虽然每天还是工作很长时间，但是终于可以不再那么匆匆忙忙，偶尔也能有些小小的闲睱，社会活动也多了起来。顾客们纷纷鼓励我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急着把我当成本季最大的新发现展示给别人。我接受了一些邀请，其中有一场在瑞提罗剧院演出的德国军乐团音乐会，一场在土耳其大使馆举办的鸡尾酒会，一场在奥地利大使馆举办的晚宴，还有其他几次在时尚场所举办的午宴。我身边也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追求者：偶遇的未婚男子、大腹便便却能同时养得起三四个情人的已婚男人，还有一些从遥远的国家来的多情外交官们。两杯酒，一首舞曲，我就会干净利落地把他们甩开。我现在最不想做的事就是让自己的生活里多一个男人的存在。
但是生活中也并不全是派对和娱乐，或者说大部分都不是。马努埃拉女士的加人让我的日常工作轻松了很多，但是随之而来的并不是放松\刚从肩头卸下繁重的工作没多久，我的面前又出现了一大片乌云。现在我上街的时候不再步履匆匆，可以偶尔在某个橱窗前驻足，或者随意地进进出出。但就在这时候，我发现了以前从没有注意过的事情，也是希尔加斯和我在丹吉尔长谈时提到的一个现象。没错，我发现有人在跟踪我。也许我已经被跟踪了很久，是一直太匆忙所以没有注意到。也许这是刚刚出现的新情况，恰巧跟马努埃拉女士加人切丝•艾瑞斯高级时装店差不多时间。我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阴影。它并非如影随形，而我甚至不那么确定它真的存在。也许正因为这样，我很难发现他的靠近。最开始我以为这一切不过是自己的想象。正是秋天，马德里到处都是戴着帽子、穿着华达呢大衣、把领子竖得高高的男人。事实上，这几乎是战后那段时间最典型的男性装束，街上、办公室里和咖啡馆中，都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人影。在穿越卡斯特亚纳大街的时候，在我身后停下并背过脸去的那个身影，跟几天后我在一家商店看鞋子时那个假装停下来给一个衣衫褴褛的盲人乞丐扔钱的男人，也许并不是同一个人。星期六一直跟着我到普拉多博物馆门口、穿着华达呢大衣的人也并不一定就是那个人。同样，我无法证明当我跟顾客阿加莎•拉汀伯格，一个出身很值得怀疑的所谓的欧洲王室后裔，在丽兹酒店吃烤肉的时候，是那个人转过身去偷偷躲在一根柱子后面。虽然我确实无法断定在这么多地方这么多时间，那些穿华达呢大衣的身影都属于同一个人，但是直觉却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这个星期准备要放到美容院里的样板包含着七条一般长度的常规信息，另外还有一条只有四个字的私人信息：有人跟踪。那天晚上我很晚才把它们准备好，因为当天来试衣服的人很多，缝纫活也很多。马努埃拉女士和那两个女孩子八点多就回家了。在这之后我又整理了几张第二天一早就要发出去的账单，然后洗了个澡，穿着那件暗红色丝绒长袍站在厨房的水池边吃了两个苹果，喝了一杯牛奶，这就是我的晚餐了。我太疲惫了，几乎感觉不到饥饿。一吃完饭我就开始缝制那些密码样板，等终于缝完并把笔记烧干净以后，就准备关了灯上床睡觉。但是刚走到走廊中间，我就停了下来。似乎有一声隐约的敲击声，两声，三声，四声。之后沉寂了，但是不一会儿又开始敲。声音的来源很清楚：有人在敲门，是用指关节在敲门的木板，而不是按门铃。敲门声越来越急，越来越密，最后变成了连续不断的敲击声。我吓坏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既不敢往前走，也不敢向后退。
但是敲门声一直不肯停，它的坚持让我终于反应了过来，不管是谁在外面，不见到我他肯定不会走的。我用力系紧长袍的腰带，慢慢走向门口，使劲咽了一下口水，把身体靠向大门。我怀着满心恐惧悄无声息地打开了猫眼。
“请进，我的上帝，请进，请进。”这是我打开门后唯一能小声说出来的话。
他快步走了进来，看上去十分紧张，情绪激动。
“终于来了，终于发生了，我已经被赶出来了，一切都完了。”他都没有看我一眼，说话的时候似乎有些错乱，像是在对自己说，在对空气说，或者什么也没对着。我赶紧把他带到了客厅，几乎是推着他进去的，我很害怕楼里有谁会看到他。屋里很黑，在打开灯之前，我试图先让他坐下，稍稍平静一下。但是他拒绝了，不停地从房间的一头走到另一头，不停地重复着同一句话。
“完了，就这样了，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完了。”
我打开墙角一盏很小的灯，没有征询他的意见就倒了一大杯白兰地。“拿着。”我把杯子塞进他的右手，“喝吧。”我说。他顺从了，双手颤抖着。“现在，请坐吧，放松一下，然后再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完全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半夜三更到我家来，虽然我相信他行动起来会小心谨慎，但是他突然的态度变化让我觉得也许对他来说，一切都无所谓了。我已经有一年半没见过他了，自从那次在得土安的告别仪式之后。我宁愿什么都不问，不给他任何压力。很显然这不是一次礼节性的拜访，但是我决定最好还是等他自己平静下来，也许到时候他会主动告诉我为什么来找我。他坐下来，手里还捧着酒杯，又喝了一口，他穿着普通的便装：深色西服，白色衬衫，条纹领带，没有了在正式场合出现的军帽、军衔和绶带。他看上去平静了些，点了一根烟，目光空洞，被烟雾包围着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我什么也没说，只是在旁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架起腿等待着。他抽完一根烟，欠身在烟灰缸里掐灭了烟头，终于抬起目光对我说：
“我已经被停职了，明天公布这个消息。消息已经发到国家新闻办公室和各大媒体了，七八个小时以后就会满城皆知。您知道他们用了几个字就把我踢出去了？十九个字！我数过了，您看。”
他从外套口袋里拿出一张手写的条子递给我，上面只有短短的两行字，他都能背下来。
“‘免去胡安•路易斯•贝格贝尔•阿蒂恩扎先生外交部长职务，向他的工作表示感谢。’如果不算我的名字，一共就十九个字，而且‘先生’两字在发表的时候很可能也会被压缩掉，那就是十七个字。然后元首对*我做的工作表示礼节性感谢，这事儿就算完了。”
他把手里的酒一饮而尽，我又给他倒了一杯。
“好几个月以前我就知道自己已经岌岌可危，但是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突然，也没想到会以这样侮辱人的方式。”
他点了一根烟，大口大口地吐着烟雾说：
“昨天下午我跟佛朗哥在帕尔多皇宫见面了，面谈时间很长，气氛也很放松，他根本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也没有暗示我有可能被撤职。不过您也知道从很久以前开始，形势就变得非常紧张，就是从我跟霍尔大使公开交往以来。事实上，昨天我从他那儿离开的时候感觉还不错，以为我走了以后他会考虑一下我的想法，以为也许他终于决定接受哪怕是一点点的意见。我怎么会想到就在我出门的时候，他正在准备武器并在第二天给我背后一枪。我求见他是为了谈一谈他即将与希特勒在昂代进行的会晤，虽然明知道他没有让我陪他一起出访对我来说是一种公然的蔑视，但我还是想要跟他谈谈，向他传达我从海军上将卡纳里斯那里获得的一些重要信息。卡纳里斯是德国军事情报机关的负责人，您知道我说的是谁吗？”
“知道，我听说过他的名字。”
“虽然职位看起来令人生畏，卡纳里斯却是一个非常和蔼又有魅力的人，我跟他的关系相当好。我们俩都属于军人当中比较特殊的那种，有些多愁善感，不喜欢制服、勋章和军营。从理论上来说他应该听从希特勒的命令，但是他不想屈服于他的淫威，一直我行我素。据说他也因此同我这几个月一样，头顶上悬着达摩斯之剑。”
他站起身来走了几步，来到一个阳台前面。阳台的窗帘都拉开着。“最好不要靠近。”我提醒道，“不然会被街上的人看到。”
于是他只能一边说话一边在客厅里转来转去。
“卡纳里斯的西班牙语说得非常好，因为他在智利住过一段时间。不久前我们一起在伯丁之家吃饭，因为他很喜欢吃烤乳猪，我注意到他比任何时候都不理会希勒特的指令，如果说他正跟英国人一起密谋陷害他们的领袖我都不会觉得奇怪。我们一直认为西班牙不参与战争、不站在轴心国一边绝对是一桩对各方都有利的事情，所以，我们一边吃饭一边商量，并就佛朗哥应该向希特勒提出哪些要求来作为西班牙参战的条件，列出了一个清单。我非常了解我们的战略需要，而卡纳里斯也很清楚德国的弱点，所以我们整理出的参战必要条件，德国根本没有办法满足其中的一半。比如占有摩洛哥法国保护区和奥兰，比如数量巨大的粮食和武器供应，比如要求西班牙军队独占直布罗陀海峡。所有这一切，就像我说的那样，都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卡纳里斯还向我建议，不要急于重建在西班牙内战中被摧毁的铁路、桥梁和公路，就让它们保留原样，这样更能向德国人证明西班牙现在的情况非常糟糕，德国军队想要穿越它都十分困难。”
他重新坐下，又喝了一口白兰地。幸运的是，杯中的酒终于让他慢慢地放松下来。而我却依然茫然无措，不明白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找我，而且还要跟我说起他跟佛朗哥的见面、跟德国军官的交往这些跟我毫不相关的事情。
“我带着所有的信息去了帕尔多皇宫，详细地向元首解释了这些情况。”他继续说，“他听得非常专注，不但留下了我带去的资料，还对我的工作表示感谢。他当时对我很亲热，甚至还提起了很久以前我们一起在非洲时的一些私人关系。您知道吗？大元首和我早在很多年前就认识了。事实上，除了他那位不可理喻的连襟，我想我是，对不起，我曾经是他的内阁中唯一一个对他以‘你’相称的人。谁能想到呢？当年的小佛朗哥最后竟然成了光荣伟大的国民革命军领袖。我们从来都不是很要好的朋友，这是事实。实际上我觉得他一直都很反感我，不理解我为什么缺乏军人气概，为什么喜欢各种不同的城市、不同的人，甚至不同的国家。而我也并不欣赏他。他总是那么严肃，那么直接又那么无趣，喜欢跟人竞争，一心想着升迁，说心里话，是个非常讨厌的家伙。我们一块儿在得土安服役，那时候他已经是少校，而我还只是个上尉。您想听我讲个小插曲吗？我们这些军官每天傍晚都聚在西班牙广场的咖啡馆喝茶，您还记得那些咖啡馆吗？”
“当然记得。”我说。怎么可能把它们从我的记忆中抹掉呢？棕榈树下那些铁铸的长椅，烤肉串的香味和薄荷茶的味道，穿长袍和穿西服的人们从容地在广场中间的亭子周围散步，亭子上铺着陶瓦，旁边还有刷着石灰的阿拉伯式拱门。
他第一次微笑了，因为乡愁的缘故，然后又点上一支烟靠在沙发背上。我们几乎是在黑暗中谈话，客厅一角那盏小灯是唯一的照明。我仍然穿着长袍，因为找不到什么机会换衣服，在他没有恢复镇静之前我不想把他•-个人留在这里。
“但是从某•一天傍晚开始他就不再出现了，所有人都猜测他为什么缺席。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他是堕入了爱河，决定展开调查。您知道，一群闲得发慌的年轻军官，也没什么正经事干，尽做些傻事。经过抓阄，刺探消息的任务落到了我身上。第二天我就弄清了谜团。我偷偷地跟在他后面，一直到了摩尔人社区，看到他走进了一栋房子，是一栋典型的阿拉伯民居。虽然我不敢相信，但是开始我真的以为他跟哪个摩尔女孩儿有私情。我找了个借口进了那家的大门。谁知道是什么借口来着，根本记不起来了。您知道我发现了什么？他正在上阿拉伯语课，在学习阿拉伯语！我们这位伟大的非洲将领，杰出的常胜将军，我们祖国的救世主，虽然很努力，却怎么也学不会阿拉伯语。因为他既不理解摩洛哥民族，也丝毫不把他们放在心上。而我在乎他们。对我来说他们很重要，非常重要。我跟他们相互理解，因为我们是兄弟。我通晓书面阿拉伯语，还有切尔哈语，它是里夫地区卡比拉人的方言，反正通用的我都懂。而这一点让那位全西班牙最年轻的少校大为光火，他可是非洲军队的骄傲。而且碰巧又是我发现了他正努力克服自己的短处，这更是让他心存怨恨。总之，那都是年轻时的蠢事。”
他说了几句我听不懂的阿拉伯语，仿佛是在向我展示他的语言能力，就好像我不知道这一点似的。他又喝了一口酒，我第三次给他倒满酒杯。
“您知道当塞拉诺提名我当外交部长的时候，佛朗哥怎么说吗？他说：‘你是说要提名小胡安•贝格贝尔当外交部长？可他是个疯子！’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把我归结为疯子，很可能是因为对他那像铁一样冰冷的灵魂来说，任何稍稍带有激情的行为都像是精神错乱。不过也许我真的疯了。”
他又喝了一口酒，说话的时候几乎都不看我，只是在如流水般的自言自语中倾吐着内心的苦湿。说话，喝酒，说话，抽烟。愤愤不平，滔滔不绝。而我默默地听着，还是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一切。我们以前几乎没有单独相处过，如果没有罗萨琳达在场，他几乎都没跟我说过几句话，我知道的他的一切基本上都是从罗萨琳达那里听来的。然而，在这个人生和职业的特殊时刻，在标志着一个时代戛然而止的时刻，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决定把信任投注在我身上。
“佛朗哥和塞拉诺说我精神错乱，还说我受了一个女人的毒害和蛊惑。在这样的形势下居然还能听到这种愚蠢的话！我们的‘裙带领袖’甚至还想给我上道德课，可他自己在家里跟夫人生了六七个孩子，却整天往一个侯爵夫人的床上跑，还开车带着她去斗牛场。他们居然还想把通奸罪写进刑法，真是天大的玩笑。我当然喜欢女人，怎么可能不喜欢？但是我跟我夫人已经分居很多年，没有必要向任何人解释自己的感情，也没有必要向谁交代我每天跟谁同宿同起，我有这个权利。不瞒您说，我有过一些罗曼史，所有我能得到的爱情。那又怎么样呢？难道我在军队中或在政府中是一个罕有的败类吗？不，我跟所有人一样。但是他们很尽职地为我贴上了一个被英国女人迷住的花花公子的标签。他们想要拿我的脑袋去向德国人表忠心，就像希律•安提帕斯[17]要施洗者约翰的脑袋一样。那就拿去好了，我等着呢，即便如此也不该这样践踏我啊！”
“他们对您做什么了？”我问。
“他们到处散布关于我的谣言，给我编造了一段不光彩的过去，还给我扣上邪恶的花花公子的名声，说我为了一个女人出卖自己的国家。他们放出风声，说罗萨琳达勾引我还强迫我背叛西班牙，说霍尔拿重金收买我，还说我从得土安的犹太人那里勒索巨额钱财，条件就是保持反对德国的姿态。他们派人日夜监视我，我甚至开始担心起自己的人身安全了，您别以为我在杞人忧天。而这一切只不过是因为我作为外交部长，想尽量作出明智的决定，并且努力表达我的想法。我跟他们说了，我们不能断绝跟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关系，因为还得靠他们提供必要的小麦和石油，这样可怜的西班牙人民才不至于饿死。我也坚持在内部事务上不能让德国人插手，应该坚决反对那些干涉内政的做法，卷入战争并站在德国人一边对我们一点儿好处也没有，就算我们认为可以从中获得海外殖民地。但是您觉得他们会考虑我的建议哪怕是一丝一毫吗？完全不会。不但没有理会我的意见，还指责我精神错乱，就因为我认为不应该在一支横扫欧洲的军队面前屈服。您知道我们伟大的塞拉诺先生最近的天才创举吗？您知道他最近老说什么话吗？‘有没有面包都要参战！’您觉得怎么样？到最后被认为疯了的人居然是我，简直荒唐至极！抵抗让我失去了这个位置，谁知道最后会不会要了我的命。我现在孤身一人，希拉，独自承受这一切。部长的职位、军人生涯，还有各种私人关系，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一切都毁于一旦。现在他们把我发配到隆达接受住所监禁，谁知道是不是想哪一天给我一张军事判决书，然后随便找个墙根一枪把我解决掉。”
他摘下眼镜，用手蹭着眼睛，看上去筋疲力尽，非常苍老。
“我很困惑，也已经独木难支了。”他低声说，然后重重地叹了口气，“我多么希望一切都能重来，希望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的摩洛哥幸福岁月。多么希望这场噩梦从来就没有开始过。我只能从罗萨琳达那里得到一些慰藉，但是她已经走了。所以我才来找您，请求您帮我把消息传到她那里。”
“她现在在哪儿？”
这几个星期我一直在暗暗地问自己这个问题，却不知道去哪儿寻找答案。
“里斯本。她不得不匆忙离开了。”
“为什么？”我警觉地问。
“因为盖世太保要对她下手，所以她不得不离开西班牙。”
“可是您作为部长难道没有任何办法吗？”
“我？对那些盖世太保？我没办法，谁也没办法，亲爱的。最近我跟所有德国代表的关系都很紧张。他们政府中有人专门通知大使馆人员，说我反对西班牙参与战争，反对西班牙跟德国过度亲密。不过就算我跟他们关系很好也不见得管用，盖世太保横行霸道，肆意妄为，根本不受政府机构的管辖。我们了解到罗萨琳达在他们的暗杀名单内，所以一天晚上她简单收拾了一下就飞到了葡萄牙，其他的东西都是我们后来寄过去的。本•沃特，美国大使馆的海军参赞是唯一一个送我们去机场的人，他是一位出色的朋友。其他人谁也不知道她在哪儿，或者说其他人都不应该知道。但是现在，我想把这件事情告诉您。很抱歉在这种时间和这样的情况下闯到您家里来，但是明天他们就要把我送往隆达，我不知道要有多长时间不能跟她联络。”
“您想让我做什么？”我问，终于明白这次突如其来的拜访的原因。
“请您想办法把这些信件通过英国大使馆的外交邮件系统送到里斯本去。麻烦您交给艾伦•希尔加斯，我知道她跟他有联络。”他一边说一边从衣服内袋中掏出三个厚厚的信封，“这都是我这几个星期写的，但是我被监视得太严密了，不敢通过任何一个渠道把它们发出去，您也知道，他们对我已经完全失去了信任。而今天，因为这份正式的停职通知，他们像是宣布了停战，降低了警戒等级，所以我才能到达您这里而没被跟踪。”
“您确定吗？”
“百分之百确定，您不用担心。”他肯定地说，这让我的恐惧稍稍缓解。“我叫了辆出租车，因为不想用公车。后面没有任何车辆跟着，我确认过。而且他们也不可能徒步跟踪我。我一直待在出租车里，直到看到门房出去扔垃圾，才偷偷溜进来，没有人看到我，您放心吧。”
“您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我怎么会不知道？是罗萨琳达选的这个地方，我也一直很清楚事情的进展。她对您的到来和加入他们国家的事业抱有很大的期望。”他又笑了一下，抿着嘴，嘴角几乎都没有动。“我很爱她。您知道吗，希拉，非常爱她。我不知道能不能再见到她，但是如果我们再也没有机会相见，请您转告她，在这个悲伤的夜晚，如果她能陪伴在我身边，我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您可以再给我倒杯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