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格贝尔的头几个月就是这样度过的，被责任压得喘不过气来，时刻面对着内部的和外部的斗争，还要提防那位弄权者的暗箭，他在内阁中越来越孤立。为了不让自己在无尽的烦恼中迷失，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对已经成为过去的摩洛哥的回忆和乡愁成了他唯一的慰藉。他是如此想念那个世界，以至于在他外交部的办公桌上，永远放着一本打开的《古兰经》，他会不时地用阿拉伯语大声朗诵里面的一些章节，这经常让身边的人愕然。他是多么渴望回到那片故土。部长官邸里堆满了阿拉伯服饰。每天傍晚一下班，他就脱去沉闷至极的灰色三件套西服，换上一件丝绒长袍。有时候他会用摩洛哥人的方式直接用三个手指抓取食物，而且不停地对身边的人说摩洛哥人和西班牙人都是兄弟。有时候，在结束了一天的勾心斗角和繁重公务后，他终于有了一些独处的时间，于是从那些挤满了人的有轨电车穿过肮脏的街道时发出的吱吱嘎嘎声中，听到了竖笛和手鼓的韵律，在马德里灰蒙蒙的早晨，在下水道散发出的恶臭中，他甚至又闻到了柑橘花、茉莉花和薄荷草的香味，仿佛自己又行走在得土安的摩尔人社区那些抹着石灰的白墙之间，阳光透过细密的藤萝洒下一地碎金；远处传来喷泉的汩汩水声，风吹过甘蔗田，叶子像波浪一样起伏。
他固执地守望着这份乡愁，就像船舶失事时在暴风雨中紧紧地抓住一块小木板，但是塞拉诺的尖刻言辞却阴魂不散地在他身后追赶，随时把他从梦境中惊醒：
“看在上帝的分上，贝格贝尔，别再提什么见鬼的西班牙人都是摩尔人了。难道我长得像摩尔人吗？难道领袖长得像摩尔人吗？别再一遍遍重复你那些胡言乱语了，他妈的我都烦透了！整天都是同样的废话。”
那的确是一段艰难的日子，对他们两人来说都是。罗萨琳达虽然锲而不舍地想要贏得佩特森大使的好感，但是在后面的几个月中情况也并没有好转。胜利之年的年底，她在英国同胞中受邀参加的唯一一个活动就是跟其他妈妈一起，陪着自己的孩子围着大使馆的钢琴唱歌。一直到一九四〇年的五月，事情才出现转机。丘吉尔被任命为英国首相，随即决定大规模撤换英国在西班牙的外交人员。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对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决定性的变化。
一九四〇年五月底，塞缪尔•霍尔先生来到了马德里，他的头衔十分惊人，全权英国特使。在此之前他从来没到过西班牙，一句西班牙语也不会说，对佛朗哥和他的新政权更是一点儿好感也没有。但是丘吉尔赋予了他百分之百的信任，并一再要求他接受这个任命：对欧洲大战的走向来说，西班牙是一枚关键的棋子，他需要一个坚定的支持者，立场鲜明、态度强硬地在这里坐镇。西班牙政府在战争中保持中立，对英国的利益至关重要，这样才能保证直布罗陀海峡不受侵扰，避免大西洋J：的港口落到德国人手中。为了获得极其微小的合作，英国已经通过对外贸易向饥肠辘辘的西班牙施加了不少压力，限制对它的石油供应，用大棒和胡萝卜政策将它打压得奄奄一息。然而随着德国军队横扫欧洲，这些措施显得远远不够了，他们需要以一种更加积极有效的方式来给马德里施加影响。这位个子矮小、上了年纪乂其貌不扬的大使先生就是带着这个任务来到西班牙首都的。他的密切合作者们称他塞姆先生，后来所交的为数不多的几个西班牙朋友则称他为塞缪尔先生。
霍尔接受这一职务的时候情况并不乐观。他不喜欢马德里，跟西班牙国民性情格格不入，而且在这片荒芜且满0疮痍的土地上，几乎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他知道自己不会受到欢迎，也知道佛朗哥政府公然表 314
示反对英国。为了给他来个下马威，让他一开始就更真切地了解这一点，长枪党人在他到任的那天早上，在英国大使馆门口举行了气势汹汹的示威，高呼：“直布罗陀属于西班牙！”
在向领袖佛朗哥递交国书和委任信以后，这位大使先生就走上了为期四年的坎坷赴难路。他无数次地后悔当初接受了委任。在这个充满敌意的环境里他感到极其难受，类似的情形在他以前的多个任期中从来没有出现过。马德里焦躁不安，气候炎热得令人难以忍受。长枪党人对英国大使馆的骚扰成了家常便饭：向窗户里扔石头、拔掉大使馆公车上的小旗子和徽章，甚至对大使馆成员进行辱骂和人身攻击，而西班牙当局对所有的一切睁一眼闭一眼，置若罔闻。西班牙的媒体大肆攻击，指责英国是导致西班牙饥饿的罪魁祸首。新大使的就任只在少数几个保守的保皇党人中臝得了好感，但他们不过是一群效忠于维多利亚•尤金妮王后的怀旧老臣，在政府中毫无权势，只是固执地紧抓着永远也无法回去的过往不放。他感到孤独，独自一人被遗弃在黑暗中，只能摸索着向前。马德里的环境让他感到窒息：西班牙行政机构极其拖沓缓慢的办事效率令人忍无可忍，大街小巷站满了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瞥察和长枪党人，到处可以见到趾高气扬的德国人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务，他几乎是横下了一条心，还没有完全安顿下来，就硬着头皮开始跟西班牙政府建立关系，尤其是跟政府中三位最主要的人物：佛朗哥将军、塞拉诺•苏聂尔部长和贝格贝尔部长。他分别同三个人会晤、打探底细，接收到了截然相反的信息。
一个阳光灿烂的夏日，佛朗哥将军在帕尔多皇宫接见了他。虽然外面阳光明媚，佛朗哥却拉上了窗帘，点着灯，坐在一张办公桌后面，桌上还骄傲地竖着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巨幅照片。在那次气氛僵硬的会见中，双方通过翻译轮流发言，没有进行任何直接对话。尽管如此，霍尔还是被这位国家元首的盲目自信震惊了：佛朗哥深信不疑地认为自己就是那个拯救国家、开创新世界的救世主。
如果说跟佛朗哥的见面很糟糕的话，那么跟塞拉诺•苏聂尔的见面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场面更加令人难堪。这位“裙带领袖”的权势正如日中天，整个国家都在他的一手掌握之下：长枪党、新闻媒体、警察，他还有跟领袖私人接触的特权，虽然很多人都猜测他打心眼儿里看不起领袖的知识水平。那时候佛朗哥已经半隐居在帕尔多皇宫，很少露面。相反，塞拉诺似乎无处不在，就像欧芹可以用于任何配菜中一样，与战争期间访问西班牙保护区的那位谨慎的塞拉诺完全不同。当年正是他弯腰帮我捡起粉盒，而我也躲在沙发下面长时间地观察过他的脚踝。好像随着新政权的建立，一个新的塞拉诺•苏聂尔诞生了•。暴躁，骄傲，说话做事急不可耐，猫一样的眼睛永远保持警觉。他永远处于紧张状态，对任何一位所谓的“财阀民主体制”代表都那么挑剔而刻薄。霍尔和塞拉诺，在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以及之后不可避免的很多次见面中，从未获得过对方的任何好感。
而在这三个大人物中，唯一能跟霍尔相互理解的就是贝格贝尔。从在圣克鲁斯宫的第一次见面开始，两人之间的交流就很通畅。这位外交部长时而倾听，时而回应，努力修正各种不合理的事务，并试图理清一团乱麻似的对外关系。他在霍尔面前斩钉截铁地表明自已不主张加入战争，也毫不遮掩地承认饥饿的西班牙人民急需援助，而且竭尽全力通过订立各种合同和协议来减轻人民的苦难。事实上，从一开始他的个性就让这位新大使觉得有些特别，甚至是古怪。他的感性、文化素养、行为方式和嘲讽的语气，跟马德里当时的严酷氛围，还有他位高权重的身份毫不相符。在霍尔的眼中，贝格贝尔因为德国人的气势汹汹、长枪党人的嚣张气焰、政府的专横跋扈，还有首都人民的悲惨生活而忧心忡忡。也许正因为这样，正因为贝格贝尔在这个疯狂的世界中显得格格不入，所以霍尔觉得，他是一个如此和蔼的人，用在非洲养成的好脾气来化解各种怨恨，舔舐心中因为其他同僚的攻击而留下的累累伤痕。当然，他们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有一些意见分歧，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外交事件，或者是要求与抱怨，还有很多期待共同解决的危机。比如西班牙军队在六月份大举侵入丹吉尔，一下子终结了它的国际城市地位。比如西班牙政府授权德国军队在圣塞巴斯蒂安大街上举行阅兵。比如在那个混乱而仓促的年代里关系紧张的时刻。虽然这一切都无法避免，但贝格贝尔和霍尔却日益亲密，对这位新任大使来说，在动荡的马德里，面对那些像杂草一样不停冒出来的麻烦，这份友谊成了他唯一的慰藉。
随着霍尔逐渐融入这个国家，他也开始明白德国人的势力在西班牙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几乎渗入了公共事业的每个角落。企业家、高级管理人员、商业代表、电影导演…这些人从事的工作虽然各有不同，但都和西班牙的管理部门有着良好的人脉关系，而且都成为了纳粹的代理人。很快他也知道了这里对新闻媒体的管制有多么严格。德国大使馆的新闻办公室，在塞拉诺•苏聂尔的完全授权下，可以决定西班牙的所有报纸每天如何报道关于第三帝国的消息，如何发布、使用什么样的字眼儿，并随心所欲地在西班牙报纸中插入对纳粹的宣传和鼓吹。而更无耻更令人愤慨的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万岁》日报，也就是长枪党的宣传机构，垄断了用于报纸印刷的绝大部分纸张。针对英国人的舆论攻击接连不断且十分残酷，充满了谎言、辱骂和阴谋操纵。丘吉尔的形象是那些最恶毒的漫画的灵感来源，而大英帝国，则是他们一贯嘲笑的对象。随便哪个西班牙省份发生的工厂事故，或者是邮政火车的事故，都被毫无廉耻地归咎于背信弃义的英国人的破坏。面对这一切践踏和欺辱，英国大使馆的抗议都毫无例外地石沉大海。
正当塞缪尔先生无可奈何地适应了他的新工作时，西班牙内政部和外交部之间的敌对状态也日益明显。塞拉诺站在权倾朝野的位置上，设计组织了一场战略性的战役：散布关于贝格贝尔的恶毒谣言，并借此宣传只有他才能挽救大局的观念。除了我们这位昔日的总督、如今人微言轻的外交部长，佛朗哥与塞拉诺，塞拉诺与佛朗哥，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了解什么是国际政治，也从来没有真正见识过外面的世界。就像两只井底之蛙一样，坐在帕尔多皇宫里，一边喝着热巧克力，一边吃着煎面包片，并就着点心桌子肩并肩地设计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因为无知和狂妄而表现出令人惊愕的大胆。
贝格贝尔终于爆发了。他们想要把他赶走，他对这一切早就心知肚明。他们将会把他赶出内阁，狠狠地踹他一脚，把他踢到街上去，因为光荣的圣战已经不再需要他。他们把他从摩洛哥的幸福岁月中连根拔起，放到一个人人渴求的位置上，就为了捆住他的手脚，给他的嘴里塞上块破抹布。他们几乎从来没有重视过他的看法，或者说，事实上从来没有征求过他的意见。他从来没有能实施什么动议或设立什么标准。他们只不过是想用他的名字来填补一个部长职位，想让他成为一个温顺、怯懦又沉默的附庸者。但就算是这样，就算对当前的形势心怀不满，他也尽忠职守，为了担负起责任孜孜不倦地工作，默默地忍受着塞拉诺在这几个月内对他发起的一系列攻击。开始的时候只是踩一脚、推一下，你让开，让我来。但是很快推推搡搡就变成了凌辱的勒颈绳，最初的踢打也最终变成了对准要害的砍杀。当贝格贝尔猜想接下来要发生的就是踩住他的脑袋时，他爆发了。
他已经很疲惫了，厌倦了塞拉诺的傲慢与不可一世，也厌倦了佛朗哥的闪烁其词和不明朗的态度，厌倦了独自逆流而上，跟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也厌倦了驾驶一艘从起航开始就已经走错了方向的大船。因此，他似乎要再次模仿他亲爱的穆斯林朋友，像一个冲动的摩洛哥人一样掀掉头巾。是时候把他与霍尔那始终小心翼翼的友谊公之于世了，他们的交往将不再局限于平素常常见面的官邸、办公室和各种沙龙。抱着这样的理念，他们的友情赤裸裸毫无遮掩地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暴露在空气中，暴露在夏日那隐藏不下一丝阴暗的炙热阳光下。他们几乎每天都在最知名的餐厅里、最醒目的桌子上一起进餐。然后，就像两个穿梭在得土安摩尔人社区狭窄巷子里的摩尔人一样，贝格贝尔挽着这位大使先生的胳膊，称他为“塞缪尔兄弟”，故意在马德里的大街上招摇。贝格贝尔变得挑衅、咄咄逼人，甚至有些堂吉诃德式的疯狂。日复一日，他与那位来自敌国的使者亲密交谈，骄傲地表明自己对德国人，以及亲日耳曼派不屑一顾的态度。他们一起大摇大摆地走过阿尔卡拉大街上的革命总指挥部，走过《万岁》报社，走过卡斯特亚纳大街上的德国大使馆，还走过皇宫和丽兹酒店的大门口。那里正是纳粹的老巢。他们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佛朗哥的外交部长和那个恶棍国家的大使是如何亲厚有加0而这时候的塞拉诺紧张到濒临崩溃，焦躁不安地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揪着自己的头发大声问这个神经错乱的贝格贝尔做出这么疯狂的举动到底想干什么。
虽然罗萨琳达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他对英国的好感，但这位外交部长还没有冲动到那样的程度，可以只因为个人感情就不顾一切地一头扎进他国的怀抱中，就像每天晚上投入情人的怀抱一样。因为罗萨琳达，他英国有一些主观上的偏好，这是事实。但是他把全部的筹码都压在霍尔身上，为了他切断了自己的所有后路，这其中另有原因。也许因为他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因看到新西班牙的运转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而灰心丧气。也许因为这是他唯一能找到的用来公开表示反对西班牙介入战争、反对西班牙站在轴心国一边的方法。也可能这是他所受到的侮辱和伤害的一种回应，而那些用尽手段侮辱他的人，他本以为可以跟他们一起为重建废墟般的祖国并肩战斗，而且他也曾经热情洋溢地参与到拆毁那个旧国家的行动中去。也有可能，他接近霍尔主要是因为孤独，在那样一个苦涩而充满敌意的环境里感受到的极端孤独。
这一切都不是我亲身经历的，而是罗萨琳达在那漫长的一年中一直坚持给我写信，让我知晓的。在得土安读到这些信时，我都像久旱逢甘霖一样如饥似渴。虽然她的社交活动仍然很频繁，但病情的恶化让她不得不长时间卧床静养，于是她用这些时间来给朋友们写信，或者阅读朋友们的来信。就这样，我们形成了通信的习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信件都像一条看不见的线把我们联接在一起。一九四o年八月末，她在最后几封信中，向我提起马德里的报纸已经开始叫嚣让外交部部长立即辞职。但是贝格贝尔真正下野还在一段时间之后，大约是六个或七个星期。在这几个星期里，再次发生了一些事情，永远地改变了我人生的航向。
自从母亲来了以后，我的日常生活中增加了一项新的活动，就是阅读。她仍保持着晚上早睡的习惯，菲利克斯也不再来串门了，于是我每天晚上都有了大把不知道如何打发的空闲时间。直到有一天菲利克斯再次突发奇想，给我找到了一个解闷的好办法。他带来了一本双层封皮的书，以两个女人的名字命名：《福尔图纳达和哈辛达》。从那时候开始，我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来阅读这位天才邻居家里的那些长篇小说。几个月以后我已经把它们看了个遍，开始从得土安图书馆的书架中寻找目标。一九四〇年的夏天快要过去的时候，我读完了那座小图书馆里的二三十本小说，正发愁以后拿什么来消遣。有人出乎意料地给我送来了一页纸。这次不是小说，而是一封蓝色的电报。也不是为了让我享受阅读的内容，而是让我照着上面的指示去做。“私人邀请函。丹吉尔私人派对。马德里的朋友在那儿等你。九月一日晚上七点。提姆酒吧。”
我感到内心一阵翻腾，不过还是忍不住哈哈大笑。不用看签名我就知道这是谁发来的电报。我的脑海中一下子浮现出各种各样的回忆：音乐、欢笑、鸡尾酒、各种突如其来的状况、听不懂的外国词、小小的冒险、敞篷车里的远足，还有生活的欲望。我把过去的日子跟现在平静的生活做了个比较。现在，时间几乎都是在单调的缝纫和试衣中、在广播的长篇故事中、在每天傍晚跟母亲的散步中不知不觉流过的。这些日子以来，情感上唯一的波动，也就是菲利克斯偶尔拉我去看的某一场电影，还有每天晚上无所事事时，囫囵吞枣看的小说里那些主人公的奇遇和爱情故事。知道罗萨琳达在丹吉尔等我，我欣喜万分，虽然只是短暂相逢，但生活又有了希望。
我按照约定的日期和时间准时到达，却没在明萨赫酒店的吧台前找到任何派对，大厅里只有四五桌不认识的人，吧台前有两个孤独的饮者，吧台后也不见提姆的踪影。也许是因为钢琴师还没来，酒吧里的气氛显得十分寥落，跟以前那些热闹的夜晚完全不同。我谨慎地坐在一张桌子旁边等待，拒绝了走过来服务的侍者。七点十分，七点十五，七点二十，可是派对还是没有开始的迹象。到七点半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去吧台询问提姆的去向。他们告诉我他已经不在这儿工作了，自己开了一家“提姆酒吧”。在哪儿？南美大街。我飞奔而去。两分钟以后就到达了B的地，其实两家酒吧相距不过几百米。提姆一如既往的消瘦、黝黑，我的身影一出现在门口，他就在吧台后面看到了。他的吧台比刚才那个热闹一些，虽然没有太多的顾客，但是交谈的声音比较大，语调更放松，还不时传来笑声。他没有跟我打招呼，而是用那双黑炭一样的眼睛示意我去酒吧最里面，那里挂着一块布帘。我走向那块沉甸甸的绿色丝绒帘子，揭开走了进去。
“亲爱的，你迟到了。”
虽然周围是脏兮兮的墙面，头顶只有一个昏黄暗淡的电灯泡，四周到处放着装饮料的盒子，墙角还堆着整袋整袋的咖啡豆，但这些一点儿也不影响我这位好朋友的魅力。也许是她，也许是提姆，也许是他们俩一起，在当天下午酒吧开业之前，把这个小小的仓库临时改建成了一个私人会见的场所。真的很私人，因为里面只有两把椅子，中间隔着一个铺着白色桌布的大木桶。木桶上放着两杯酒，一个鸡尾酒瓶，一个装着土耳其烟的烟盒，还有一个烟灰缸。屋子的角落里有一堆盒子，上面颤颤巍巍地放着一个手持留声机，里面传来比莉•哈乐黛的《夏日》。
自从她去了马德里，我们已经有整整一年没见了。她还是那么瘦，皮肤还是那么透明，还是一头随时都会挡住眼睛的金色长鬈发。但是她的表情已经不是以前的无无虑，也不是跟她丈夫艰难共处时或者后来恢复阶段的模样。我没有办法说清楚到底是哪儿发生了变化，她整个人好像都已经稍稍不同，看上去成熟了些，或许还有些疲惫。从她的信里我已经得知了贝格贝尔的艰难处境，以及她在马德里的举步维艰。但是她从来没有提到过要回趟摩洛哥。
我们拥抱着，像小学生一样开怀大笑，互相夸奖着对方的服饰，然•后又是一阵大笑。我是多么地想念她啊。没错，我身边有母亲的陪伴，有菲利克斯，有坎德拉利亚，有服装店，还有新爱好阅读。但是她的出现仍让我激动。她从来都是不期而至。她跟任何人都不一样的看问题的角度，她的异想天开，她那些小小的任性，特立独行和混乱的语言，我是多么想念这一切，多么想知道她这一年来的境况，所以一坐下来就问了她一连串的问题：在马德里过得怎么样？约翰尼怎么样？贝格贝尔呢？为什么会到非洲来？而她则用些模棱两可的话和生活趣事回答我，直到我的好奇心被充分地满足，不再向她追问更多的事情，她才一边把桌上的酒杯倒满，一边切人正题。
“我来是为了给你一份工作。”
我笑了。
“我已经有一份了。”
“我向你推荐另外一份。”
我又笑了，喝了一口酒，跟以前一样，粉红杜松子鸡尾酒。
“什么样的工作？”我放下酒杯。
“跟你现在的一样，但是在马德里。”
这时候我才发现她是认真的，于是收起了笑容，换了一种严肃的语 调。
“我在得土安过得很开心。一切都很顺利，而且越来越好。我母亲也很喜欢生活在这里。服装店欣欣向荣，事实上我们正在考虑请一个学徒来帮忙，还不打算回马德里去。”
“我没有说你的母亲，希拉，只有你。而且你们不用关闭得土安的服装店，马德里的生意只是临时的，至少我们希望是这样。等一切都结束的时候，你就可以回来。”
“结束？什么结束？”
“战争。”http://www.bookqi.com/
“可是战争早在一年前就结束了。”
“西班牙的内战是结束了，但是现在又有另外一场战争。”
她站起来，换了一张唱片，调高了音量。这次是爵士，只有音乐没有歌词。她不想让我们的交谈飘向帘外。
“现在有另外一场可怕的战争。我的国家已经被卷进去了，你的国家也随时可能加入。胡安•路易斯已经竭尽所能让西班牙置身事外，但是照目前的形势看，这相当困难。因此我们希望能尽一切办法来帮助减轻德国对西班牙施加的压力。如果能实现这一目标，你的国家就可以独善其身，而我的国家也就多了一分胜算。”
我还是不明白这一切跟我的工作有什么关系，但是并没有打断她。“胡安•路易斯和我，”她接着说，“我们正在试图说服一些朋友通力合作。他没能通过外交部向政府有效地施加压力，但是我们从外部也可以做一些事情。”
“什么样的事情？”我极小声地问，完全不明白她脑子里在想什么。我脸上的表情一定让她觉得有趣，因为她终于笑了。
“别害怕，亲爱的。我们说的不是往德国大使馆扔炸弹，也不是去捣毁什么军事设施。我指的是一些谨慎的抵抗运动。比如观察、渗透，从一些小小的漏洞里获取一些信息。胡安•路易斯和我，在这件事情上并不是孤军作战。我们不是一对理想主义者，随手抓一些不谨慎的朋友，把他们卷入这些耸人听闻的阴谋中。”
她再次倒满酒杯，把音乐的音量调高了些。我们又点上了两支烟。她重新坐下，紧紧地盯住我的眼睛。她的眼周有两圈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灰色的黑眼圈。
“我们正在帮助他们在马德里建立一个跟英国情报局直接相关的地下工作网。合作者都是与政治、外交或军事不沾边的人，而且大多数不为人知。他们表面上过着正常的生活，暗地里获取信息并传递给SOE。”
“什么是SOE?”我小声问。
“英国特别行动小组。这是丘吉尔刚刚在英国情报局内部设立的组织，专门负责跟战争有关的事情，特意跟日常工作区别开来。他们正在全欧洲寻找合适的人。简单地说，就是非正式的间谍服务，非常时期的非常工作。”
“我不明白。”我的声音细若游丝。
我真的什么都不明白。地下工作。秘密协作者。行动。间谍。渗透。我一辈子也没有听说过这些东西。
“好吧，你别以为我对这些名词很熟悉。对我来说，这些也完全是新东西，我不得不努力学习。胡安•路易斯，就像我在信上跟你说过的一样，最近跟我们的霍尔大使关系很密切。而现在，他能留在外交部的日子屈指可数，所以他们两人决定加强合作。虽然霍尔并不直接控制英国在马德里的地下工作，但是他会对此进行监督。或者说，他虽然不直接参与合作，但他是最终的负责人。”
“那是谁在操作？”
我以为她会告诉我是她自己，然后告诉我这一切不过是个玩笑，我们会哈哈大笑，最后一起去哈里斯庄园吃晚饭、跳舞，就像以前经常做的那样。但是她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