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上午，我都在给客户打电话，修补和他们的关系。安排新的约见，更改此前约见的时间。我五点半要去检查一处房屋，地点在城市的另一头。我应该已经上路。但我在这儿。
下午早些时候，我已经去过伍德米尔画廊。画廊占据了离大学不远处的一个改造后的仓库的一半。画廊有高高的、镀锡的天花板和大量的旧管道以及裸露的砖块。画廊主人是个五十多岁的骨瘦如柴的女人，穿着黑色的衣服，看起来和梅根·普鲁伊特一样傲慢。她的助手二十多岁，似乎是个懒汉，穿同样的黑色衣服，但质量没有那么好。他留着尚未完全成形的山羊胡子，一身烟味。
我先和画廊主人交谈。她很高兴地带我欣赏安吉拉·里斯的画作——她挂出了七幅，仓库里还有更多。但当我开始问问题时，她很快就闭嘴了。她似乎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与我无关。
我从前门离开，开车到画廊后面等着。过了半小时左右，那个懒汉助手走出来抽烟。我走过去，告诉他我想要什么。他说他帮不到我。我给了他二十美元。他还是帮不到我，但语气已经没有那么肯定。我又给了他三十美元，他说他会尽量帮我，但这件事很微妙，他需要点时间。他答应给我打电话。
四点三刻，电话来了。通话不足一分钟。而现在，我在旧法院大楼，考虑是否应该进去，想着我应该对弗兰克·莫雷蒂说什么。
在我做出决定之前，莫雷蒂出现在法院大楼的后门口。他走向自己的车，那辆黑色的雪佛兰轿车，步伐迅速——不是他平时那种慢吞吞的节奏。我看着他钻进车里，把车开出停车场。
他转了个弯，离开我的视线，我不得不做出决定。我跟着他。我可以下次再找他，但我很好奇他这么匆忙要去哪里。他沿着贝拉米大学的边缘向北开，经过橄榄球场和研究生联谊会的一排房子。大学生们在草坪上玩飞盘。他上了都灵路，沿着都灵路穿过居民区，经过哥伦布骑士厅。他经过一家7-11便利店和一家动物医院，向三角洲湖开去。
我们经过一家鱼饵店和一家独木舟出租店，然后我突然在后视镜里看到红蓝相间的闪光灯。听到一辆巡逻车的警笛声。我放慢车速。在我前面的莫雷蒂也这样做了。我拐出公路，进入一家日托中心的马蹄形车道。巡逻车跟在我后面。我关掉皮卡的引擎。
一个穿着制服的年轻警察从巡逻车里爬出来，让警灯继续闪着。他走向我的皮卡时摘掉了太阳镜。我摇下车窗。
“驾驶证和登记证。”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
“先生，你知道我为什么拦下你吗？”
他并不真的指望我回答。所以我没说话。“你转弯的时候没打灯。”他说。
“我在这条路上开了几公里，”我说，“我没拐弯。”
“你刚才拐弯了。”
“那是在我听到警笛之后。”
“先生，你刚才拐弯的时候应该打灯。请下车。”莫雷蒂的车停在日托中心的车道上。
“没必要这样，”我说，“他如果想和我说话，我会很乐意。”
“下车。快点儿。”
我下车。年轻警察叫我把双手放在皮卡的引擎盖上。我照做了。他拍拍我，叫我蹲下，然后把我的双手铐在身后，带着我走向他的巡逻车，让我坐在后排。莫雷蒂从他的黑色轿车里看着这一切。
年轻警察过去和莫雷蒂说话。我不知道他们还有什么好说的，我想他们只是希望熬一熬我。几分钟后，莫雷蒂走过来，爬进巡逻车，坐到我旁边。
“你在侮辱我。”他说。
他放松地坐着，穿着另一套灰色西装。他没有看我，而是看着前方，双手放在大腿上。
“你觉得自己能跟踪我，这已经够糟糕了，”他说，“但开着一辆满身都贴着你名字的红色皮卡跟踪我——我觉得这是种侮辱。你好像不尊重我。”
“我尊重你，”我说，“我去法院大楼找你，是因为我今天发现了一件事，我想弄清楚这件事。但我不应该跟踪你。”
“你发现的这件事，和嘉娜·弗莱彻有关系吗？”
“没有直接的联系。”
“我听说这件事之后会高兴吗？”
“可能不会。”
“哦，很好，”他说，“那说出来听听吧。”
“这件事和普鲁伊特的案子有关。”
“普鲁伊特的案子过去了，结束了。”
“这件事和安吉拉·里斯有关。”
莫雷蒂首次转向我。给了我一个好像准备杀人的眼神。“她怎么了？”
“她现在是个艺术家了，”我说，“画画。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她的作品没什么可看的，但她能把画卖掉——通过一家画廊。她挣的钱不多，但足够她生活。我第一次看到她的作品时，想不通谁会买。但她给了我一幅，我看出了点名堂。我可以看出画的魅力。”
“说重点。”
“抱歉。重点是，我很好奇谁买了安吉拉·里斯的画作。我发现市场很窄。她几乎所有的画都是被一个人买走的。一个匿名买家。这个匿名买家就是你。”
莫雷蒂的脸又转到前面，他看着远方。“这就是你想见我的原因？”
“是的。”
“为了告诉我，我买了画？”
“想知道为什么。”
“你觉得这件事意味着些什么。”
“是的。”
“你当然会这么觉得。那么你觉得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呢？”
“我不知道。但我有个理论。”
“我一点也不怀疑你有个理论，”他说，“你任何其他东西都没有的时候，也会有理论。对我阐述一下你的理论吧。”
我试图放松。但很难做到，因为手铐。“好的，”我说，“你在调查凯西·普鲁伊特被害案的时候认识了安吉拉·里斯。”
“没错。”
“安吉拉·里斯很有魅力。她很漂亮，但不止于此。她有种整体的美。”
“这是个好词，”莫雷蒂说，“‘整体’。”
“而且她很能吸引年纪大一些的男人。她和加里·普鲁伊特有过情事。”
“我想我明白你接下来要说什么了。”
“所以你和她建立了关系，”我说，“这没什么不对——她已经过十八岁了。她想画画，所以你决定帮助她。”
“就像甜心老爹。”
“就像艺术资助人。”
“这个词好多了，”莫雷蒂说，“接着讲吧。你跟踪我，大概不只是为了指控我和安吉拉·里斯有情事。你肯定还有别的话要说。”
“的确有。但我不能肯定。”
“不要让自我怀疑阻止你。”
“好吧。拿破仑·沃什伯恩——”
“噢天哪，”莫雷蒂以一种被打败了的语气说，“请不要再对我提起拿破仑·沃什伯恩了。”
“他在加里·普鲁伊特认罪这件事上说谎了。”
“这是你说的。”
“我不知道他是自己决定说谎的，还是有人唆使他这样干的。”
莫雷蒂闭上眼睛。我可以看出他的双肩变得紧绷。“你现在要非常小心了。”他说。
“我一直非常小心。我不相信你会做那样的事。但如果你非常确定普鲁伊特杀了妻子，你可能会经受不住走捷径的诱惑。而你如果和安吉拉·里斯睡过了，那就有了完全不同的动机。把加里·普鲁伊特送进监狱，你就摆脱了一个对手。”
车里一片静寂。外面，那个穿制服的警察背着双手，正在沿着弧形车道踱步。弗兰克·莫雷蒂向后倚在车座靠背上，叹了口气。
“我应该怎么做呢？”
他是对自己说这句话的，以一个走到绝境的人的声音。然后他睁开眼睛，在座位上坐直，对我说：“我应该怎么做，才能让你不再扮演侦探呢？”
“你可以告诉我真相。”我说。
“我一直在努力这样做。我的耐心已经耗尽了。我给你的时间，超过你配得到的。我应该怎么做呢？暴力？我应该打断什么东西，才能让你警醒？”
他的声音很平静，眼神还是像往常那样疲惫，但我看到了疲惫之下更坚硬东西的一些痕迹，他正在努力控制那东西。
“你已经让我警醒了。”我说。
“我对这一点不能确定。我如果还年轻，肯定已经开车撞你了，肯定已经把你的肾给打坏了。你的肾被人打坏过吗？”
“还没有。”
“很疼的。有时候会让你尿血。我已经好几年没打过别人的肾了。”他看着窗外那个穿制服的警察，“这些年轻的家伙大概想到被打成那样就会晕过去。这一个，泰勒警官，是局里最好的警察之一，但如果你让他处于书本没教过的情境，他会紧张。我让他以尾灯坏了的名义拦你。”
“我的尾灯没坏。”
“我的意思是，他可以打坏一个。但他当然没这样干。他是怎么对你说的？”
“他说我转弯的时候没打灯。”
“我的老天哪，”莫雷蒂说，“我会告诉他再扣押你五分钟，就放你走。我不关心你去哪儿，但如果再看到你跟踪我，我会生气。如果我像你似乎想的那么坏，那么你应该不会希望惹怒我。如果我构陷了加里·普鲁伊特，那么我也可以构陷你。我可以做些证据，证明是你杀了嘉娜·弗莱彻和西蒙·兰尼克。明白吗？”
“明白。”
他伸手抓到门把手，但没有开门。他还有最后一些话要说。
“你想要真相，”他说，“真相就是，安吉拉·里斯是个可爱的姑娘，但被一个最终杀了妻子的浑蛋糟蹋了。如果安吉拉想成为艺术家，那么我希望她能成为艺术家。我可以一直买她的画，这是我个人的事，和任何人无关。她没必要知道。你可以向任何想听的人散布任何关于我的谣言，但如果你告诉安吉拉我在做的事，那你我之间就真的有问题了。会有东西被打断，会有东西流血。你最后待的地方，会比警车的后排座位糟糕得多。”
第31章
周三晚上是个不平静的夜晚。
八点左右，罗杰·托利弗打我的手机。我没接。他留了条语音信箱信息：“弗兰克·莫雷蒂找我了。他敦促我让我的客户控制自己。我觉得你和我应该谈谈。”
九点钟，我突然想到自己从午餐后还没吃过东西。我在橱柜里找到一盒意大利面和一罐酱汁——嘉娜留下的东西。我在炉子上加热酱汁，烧了些水，把意大利面扔进去。我把时间定在十分钟。用滤网过滤，放在盘子里，舀上一些酱汁。它看起来不错，闻起来也不错。但这并不是我想吃的东西。
十点，我觉得早点上床也没什么坏处。十一点，我还没睡着。我爬起来，洗了个澡，把水温调高到我能忍受的极限。我走进客厅，赤脚踩在木地板上，擦着身体。
我踩到干掉的蜡油，这让我想起嘉娜死去的那晚。她试图用一百二十厘米长的木条作为武器回击凶手。那是烛台。四盏茶烛飞起来。其中一盏落到右边，其他三盏撒了一地。
那是两周之前那个周三晚上的事。
我跪下来，手指滑过一条条干掉的蜡油。有一天，有人会把蜡油清理掉，但那个人不会是我。
我擦好身体，穿上衣服，去到外面的小院里。我走到草坪上，回头看向复式房子属于阿格妮斯·兰尼克的那一半。她的厨房里亮着灯。我可以看到我送给她的那两盆花还在她的小院里。
我向树林走去，看到远处有一小团淡红色的光。它在空中闪烁了一秒钟，然后熄灭。然后是另一个光点。然后又有两个，像无声的烟花一样升起。我站在那里观看这场表演，光点不断出现，又不断消失。我听到身后传来声音：阿格妮斯·兰尼克家的纱门发出的啪嗒声。她披着披肩走出来，像走在石头地面上一样走过草地。她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停下，我们一起看着光点。
“萤火虫。”她说。
“我小时候会把它们捉到瓶子里。”我告诉她。
“西蒙也这样干。你有没有在盖子上戳些洞？”
她的口音很重。“盖子”听起来像“孩子”。
“当然。”我说。
“有时候，得有人提醒西蒙这样做。”她把披肩拉紧一些，耸了耸肩膀。非常欧式的耸肩膀。
“我对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感到很遗憾。”我说。
又耸了耸肩。这一次的意思是，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残酷。阿格妮斯回头看向自己的小院，好像思考了一会儿，然后说：“花很漂亮。”
光点放慢速度，似乎在向树林里退去。这一天于我而言终于结束，我感到很累。我打了个哈欠。
“你也许渴了。”阿格妮斯说。我想我们的信号也许代表不同的含义，打哈欠在她的老家也许并不代表困了。
她迅速转身，走向房子。
“你如果想来，就来吧。”她说。
“想”听起来像“向”。
她的厨房与嘉娜的厨房一模一样，有同样的电器，甚至还有同样的桌子和椅子。她给我的饮料是一种叫冰爵的苦味利口酒。味道很像漱口水，又有点像肉桂。她往自己的酒里加了冰块，我则加了更健康的苏打水。
我们一进屋，她就打开了烤箱。我慢慢享受冰爵利口酒时，她在盘子里装满访客带来的食物：烤土豆、烩牛肉、酸菜、波兰饺子。她把盘子放在烤箱里加热，热好后放到我面前。我起初还挑挑拣拣，然后像个饥肠辘辘的人那样吃起来，接着又让自己放慢速度。阿格妮斯在收拾厨房：洗碗，晾碗，擦拭料理台。我们没有说话。我可能是在扮演这样一个角色：身处异国他乡的旅行者，深夜迷路了。她是收留我、给我饭吃并送我上路的小木屋主人。
我不知道她想要什么；也许她只是想要陪伴，以此减缓自己的悲痛。我觉得她可能满足于就这样在沉默中忙忙碌碌。但我有话要说。
“弗兰克·莫雷蒂昨天和你谈过了。”
她在擦拭灶头。她没有转身，只是点点头。
“关于他对西蒙去世的说法，他有没有告诉你——就是可能是失控的抢劫？”
“他告诉我了。”
“我不信，”我说，“你呢？”
“不信。”
“那天晚上，我和西蒙说话了。”
“这个我知道。”
“他说他有把枪，但我没见到。我想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有把枪。”
她擦完炉子，把抹布丢在水槽里。我看着她匆匆从厨房走到客厅，离开我的视线。一分钟后，她带着一把黑色的小手枪回来了，这是一把半自动手枪。她把手枪放在空盘子旁边的桌子上。
“维克托，我丈夫——这把是他的。还有一把一模一样的。那把在西蒙那儿。”
我伸手去拿枪。但手在半路停下。“上子弹了吗？”
阿格妮斯像鸟一样坐到椅子的边缘。她喝了口冰爵利口酒，小心地放下杯子。拿起枪，用拇指按住边上的杠杆，弹出弹夹。她的手——皮肤、肌腱和骨头——非常缓慢地动着。她把弹夹放在一边，将手枪对准地面，拉开滑轨。一颗圆头小子弹跳出枪膛，在地上跳来跳去。她把枪递给我。
我看了看枪管的侧面，看到一些西里尔字母，还有更熟悉的拉丁字母。我拼出拉丁字母：马卡洛夫。和西蒙说的一样。
我还想起了别的事。“西蒙告诉我，他祖父在捷克斯洛伐克时做黑市生意，”我举起枪，“他当时卖的就是这个吗？”
她又喝了口冰爵利口酒，摇摇头。“你听到黑市，就想到枪，或者毒品。但那时是战后。那时是共产党执政。我的维克托卖食品、衣服和晶体管收音机。这就是黑市。男人们躲在背静的地方，互相交换这些东西。他们可以为了这些东西杀人。”她皱起眉头，把她那张枯萎的脸从我面前转过去。
“他们找到西蒙的时候，他的身上没有枪，”我说，“莫雷蒂不相信他身上带着一把——”
她挥挥手打断我。“莫雷蒂是个警察。他相信自己想相信的东西。”
她说对了一半，我想道，莫雷蒂想相信西蒙之死是偶然犯罪。但他并不真的相信这一点，我又想道，他太聪明太诚实了。想要理解他真是太难了。我不禁对阿格妮斯·兰尼克讲起我跟踪他的事，讲起我们在巡逻车后排座位上的谈话。“事实上，我指出他构陷了一个无辜的人，”我告诉她，“但他似乎并不生气。他担心的是我可能会告诉安吉拉·里斯，他一直在买她的画。而且我跟踪他这件事让他很生气。这一点很可疑。”
“什么可疑？”她问。
“他今天要去哪儿？他想隐瞒什么事情？”
阿格妮斯·兰尼克苍老的脸上的线条皱成一个不认可的表情。她费力地站起来，把杯子拿到水槽边。她弯下腰，看起来像一棵弯曲的树。她缓慢地倾身，从地上捡起那颗子弹。她带着子弹回到桌旁，再次缓缓坐下，伸出手来拿枪。我把枪给她。
“你是个孩子，”她说，“西蒙也是个孩子。他爱幻想。”她举起枪，“我的维克托以前经常吹这两把马卡洛夫手枪。他说这是他从被他杀死的两个俄国士兵那里拿来的。西蒙相信他。他祖父死后，我告诉了他真相。我的维克托一个俄国人都没杀过。枪是他在押店买的。你们这儿叫典当店。”
“典当行。”
“是的。而且这两把枪也不是真的马卡洛夫枪。假的。就像假钱。伪币。东德造的。我对西蒙讲过这个。他不相信我。他宁愿相信幻想。像个孩子。”
阿格妮斯把枪放下来。“你很傻，”她说，“这个警察，莫雷蒂，他威胁你。他说他会让你流点血。”
“没错。”
“但你想知道他要去哪儿。所以你会再跟踪他。”
“我可能会。”
“为了知道他的秘密。”
“是的。”
她脸上不认可的表情加深了。“你觉得他的秘密是什么？”
“我不知道。”
“他会魔法吗，你的莫雷蒂？他能让死人活过来吗？”
“不能。”
“那他的秘密对你和我有什么好处呢？”
第32章
冰爵酒陪伴在你左右。
你就着多种东欧食物喝下了它，它一直在你的胃里下沉，所有的东西都在下沉。它在你的大脑中制造出浓浓的雾气，你拖着身体，穿过雾气，爬上了床。但是第二天，当你在下午一点左右醒来时，冰爵酒仍然在那里，而且它不是你记得的它在前一天晚上的那副模样，柔软，雾蒙蒙。它敲打着你的卧室门，要求看你的证件，要求知道你来捷克共和国干什么。当你最终掀开被子站起来的时候，它歪着头笑了笑，用枪托敲打你的头骨。
阿司匹林没用。洗澡没用。咖啡没用。再喝点冰爵酒应该有用，但我拿不准。我没有这种酒，而且我永远都不想再喝了。我想关上门，爬回床上去，通过流汗将它排到体外。
但我强迫自己吃了一碗麦片并查看日历。今天要检查三处房屋。第一处已经被我睡过去了，另外两处我还可以去。但以我现在的状态爬过阁楼，在屋顶上行走是不可取的。我查看了银行账户余额，做了些计算，认为我现在还不错。我可以承担重新安排时间带来的损失。我打电话，花了二十分钟时间向他们道歉。
我的冰爵酒头痛一直持续到下午。我在公寓里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所以我决定带它去兜兜风。我开车出去了。
我开车到了胡马斯顿路上的那座废弃农场，但没在那里停留。我继续前行，在迷宫般的小路上迷路了。我不在乎这些小路通向哪里。我不关心风景。我试着忽略在我脑海中行进的捷克兵团。我试着让思绪游荡，但它不断回到一个主题上：弗兰克·莫雷蒂。
我昨天和他谈话时，或多或少指控他利用拿破仑·沃什伯恩构陷加里·普鲁伊特。他的回答令人费解：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他说：“你现在要非常小心了。”一个微妙的警告，随后是更加明确的警告：我应该停止扮演侦探。
我越回想他的反应，就越相信我一定打到了他的某根神经。
不过我还有些疑问。关于莫雷蒂利用沃什伯恩构陷普鲁伊特这个想法，有两件事困扰着我，一个是实际问题，另一个是道德问题。实际问题是普鲁伊特的律师在我和她谈话时提出的。莫雷蒂需要想办法与沃什伯恩取得联系，但监狱里没有莫雷蒂探视沃什伯恩的记录。
但绕过监狱里的那点登记程序能有多难呢？就在昨天，莫雷蒂叫一名年轻巡警无缘无故地拦下我。难道他不能说服监狱的某个警卫向囚犯传递信息吗？或者，如果他真的想要面对面会面，但不把会面记录在案，他不能安排一下吗？
道德问题更为复杂。我昨天告诉莫雷蒂，我尊重他。这是事实。所以我很难接受他要求沃什伯恩撒谎。
但事情也许没有这么黑白分明。
当我沿着那些小路一圈一圈地开车时，我开始看到事情可能的发展情况。莫雷蒂以谋杀妻子的罪名逮捕了加里·普鲁伊特。假设他相信普鲁伊特有罪，但意识到证据还有待完善。于是他找到拿破仑·沃什伯恩。他本可以选择监狱里的其他囚犯，但沃什伯恩被关押在普鲁伊特的隔壁牢房。更重要的是，沃什伯恩曾因偷车被定罪，即将被判刑；如果和莫雷蒂合作意味着刑期缩短，他完全有理由合作。假设莫雷蒂在监狱里有关系，他可以很容易了解这些情况。
所以他想办法和沃什伯恩取得联系。但他是否要求沃什伯恩撒谎了？不一定。也许莫雷蒂只想让沃什伯恩尝试接近加里·普鲁伊特，让他谈起他的妻子，看他是否会认罪。也许沃什伯恩是这样尝试的，也许他毫无进展。所以他就撒谎了。他编了一个普鲁伊特认罪的故事。
我想清楚这一切时，已经回到胡马斯顿路。我想，我已经在尊重弗兰克·莫雷蒂的前提下尽了最大努力。在某种程度上，我想出的情况，使我更容易理解我相信他做过的事。但我不知道这能否说明他无辜。如果我想象的情况真的发生了，那么他从未直接要求沃什伯恩撒谎——但他一定明白，他给了沃什伯恩一个撒谎的强烈动机。除非说普鲁伊特认罪了，否则沃什伯恩不会有任何回报。莫雷蒂知道这一点，但他一点也不在乎。这意味着他有不在乎的原因。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现在还不知道。
我又开车经过农场，然后回罗马城，来到城市的南边，来到一条路面未硬化的街道——来到坡·沃什伯恩的房子：煤渣块砌成的台阶、破碎的窗户和烧毁的二楼。我有很多猜测，但我想找到坡，了解真相。这里似乎可以成为起点。
有人在前门上钉了一块写着“禁止擅入”的牌子。我绕到后面，穿过一个四周是杂乱树篱的小院。房子后面也有煤渣块砌成的台阶和一扇刷白的门。另一块“禁止擅入”的牌子。门锁着，但只是简单的弹簧锁，不是死栓锁。你可以用信用卡打开这种锁。我使用了瑞士军刀的刀片。
我向内推开门，走进去，气味猛扑过来。没有什么气味比失火后的房子的气味更让人记忆深刻：不是篝火的干净气味；而是一种化学品的气味，在你的肺部深处蠕动着。我走到厨房，火没有烧到这里，但气味到了这里，还有一种潮湿感。消防员把水抽到二楼的窗户里，水从天花板上流下来。干式墙被撕成碎片，房子的木头骨架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