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弥拉克孜担任新生活大队的医士，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六二年夏天，她在卫生学校毕业，分配到本公社的卫生院，后来公社党委决定在新生活大队试点搞合作医疗，建立大队卫生站，她自己申请来到了这里。主要一个原因，她再也无法在家里待下去了。她这样一个年龄的姑娘，再住在父母的身边，在阿西穆眼里，不但多余，而且是耻辱、祸害，从早晨到夜晚，从星期一到星期天，不论是家里还是亲友当中，永远是对她的婚事的关切，好心的帮忙与别有用心的议论。好心也罢，坏心也罢，对于她却全无两样，全是折磨。她刚刚否定了一个前来说亲的人，譬如说来人提起的是一个胖子，一个年龄大的男人，马上又有一个热心的女人前来说合另一个人，一个瘦子，年纪轻的人。这样，根本不允许她有片刻的安宁。她动过心吗？没有，有谁指教过她吗？她受了什么书本的影响吗？不，不是的。然而她从小下定了决心，她早已暗自决定，这一辈子她不打算嫁人。
她永远也忘记不了九岁那次她受到的屈辱。九岁的女孩子，已经可以懂得和记住许多许多的事情。那一天，妈妈让她到帕夏汗婶婶家里去借一个细箩，婶婶和几个成年女人正在喝茶。是没有话题了，是一种什么心理吗？帕夏汗把她叫到了身边，拿起她的残肢给客人们观看，看别人的伤痕像看巴扎上一件新到的商品，这是一种多么可恶和卑劣的习气。当时，帕夏汗说：“挺俊的一个丫头，可怎么找婆家呢？有谁要她呢？如果她用这只断臂搂住丈夫的脖子，男人不害怕吗？”喝茶喝得半醉的女人们唏嘘起来，有的抚摸她的残肢，有的凑过来细盯着她的断腕，有的叹息，有的还用裙子角擦了擦眼泪，你一言我一语，有的夸她的眼睛美，有的夸她的头发黑，所有的夸奖都归结为对她的伤残的悲叹，而悲叹之中又流露出从帕夏汗的话语中的某些猥亵意味中得到的某种满足，那个擦眼泪的女人同时也在窃笑，因为她听到了帕夏汗抖搂出来的一句关键的话，她说：“唉，那个地方不伤不残也就行了，男人还能要我们的什么呢？”然后笑得爆了棚。
…九岁的爱弥拉克孜拿回细箩的时候面色是铁青的。那天晚上，她病了，她没有吃妈妈用箩过的上等面粉做出的饭食，她的眼直勾勾的，吓得阿西穆增加了三倍晚祷的时间。
这以后，又有多少次她听到自己的父母的议论啊。还在她远未成人的时候，母亲总是为她担忧，她说：“她长大了可怎么办呢？”父亲说：“总是会有人要的。”什么样的冷酷的话语啊！什么叫“有人要”啊！从前父亲总是在赶巴扎以前和母亲商量，“你看这头山羊十五块钱有人要吗？”“这张苇席六块钱有人要吗？”现在，议论的却是她爱弥拉克孜有没有人要啊，难道她爱弥拉克孜也是一头山羊、一张苇席吗？
不，她不能忍受这种歧视，不能忍受嘲笑和侮辱，甚至也不能忍受怜悯和照顾，不需要同情和惋惜，从她记事的时候她就缺了一只手，这难道要她自己负责吗？这难道是永生永世不能弥补的缺陷吗？她勤奋、善良、聪明、美丽、自尊。不论家务活还是在队里出工，不论是上学还是工作，她没有落在后边过。为什么帕夏汗那些人，什么都看不见都只看见她那只断腕呢？难道她这个人仅仅是一个承载着残肢的，比别人低一等的躯体吗？她活了二十四年，劳动、读书、学道理、学技术、尊敬人、帮助人，难道所有的这一切又一切的努力仍然补偿不了那并非她自己所造成的缺陷吗？
感谢毛主席！千遍万遍地歌颂毛主席吧！只有他带来的温暖和慈祥的新中国，才融化了爱弥拉克孜心头的冰块。只有新生活的光辉和照耀，才给爱弥拉克孜提供了一条光明的大路。只有他的巨手，才揩干了小小的爱弥拉克孜眼角上的泪水。只有在新中国，我们的维吾尔族的农民的女儿，我们的被旧社会的恶狗咬断了手腕的好孩子，我们的被一些封建的、落后的、愚蠢的旧意识旧风俗所折磨所伤害所包围的纯洁无瑕的爱弥拉克孜终于自己写下了自己新的人生篇章，她排除各种干扰以全优的成绩考进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卫生学校，她获得了国家颁发的医士证书，她现在是国家的医务工作者，是农民的朋友和勤务员，是科学、文化和新生活的传播者。
她离开了庄子上那个种了不少玫瑰的僻静的院子。她来到新生活大队，她穿上洁白的大褂戴上更加洁白的无檐帽，她的白大褂的衣袋里经常装着听诊器和温度计。她办公桌上放着血压计，压舌板和手电筒，她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她不再是伤残和缺憾的化身，而是病痛和忧患的治疗者和安慰者。她给人查脉搏、查喉咙、查血常规，她给人开处方、打针、谆谆嘱咐服药的方法与普及卫生知识。在新生活大队，人们称她为“医生姑娘”或者“姑娘医生”，找她的人是为了寻求她的帮助，她整天考虑的是如何解除旁人的痛苦，这使她感到了生活的意义和自己的力量。她本来就是本地农民的女儿，她很快就和这个大队的社员熟悉了。她知道病人不仅需要片剂、针剂和粉剂，而且更加需要亲切的话语、真诚的安慰和对于健全的生活方式——卫生习惯的指导。她看好了一个病人，她多了一个亲人。虽然，大队卫生站只有一间房子，就在供销社门市部的隔壁，这间房子是门诊室，是药房，也是她的宿舍，她就睡在这个弥漫着酒精和水杨酸的气味的房屋的一角。她常常为了夜间来急诊的病人而不得安眠。但是，她在新生活大队的生活是愉快多了。
这一晚，她刚刚参加完所在队的社教工作组组织的毛主席著作学习。今天学的文章是《反对自由主义》，农民们的学习非常认真、非常热烈、非常实际。大家争着发言，用毛主席的教导对照自己，自我批评，检查自己有哪一条自由主义的表现，并表示今后要改正。这种诚恳，求实的学习态度感动了她。她也在会上发了言，她说，实行合作医疗以后，有一些没有医药常识而又很有一些自私自利的思想的人，看病拿药的时候一看药价低就埋怨、不满，药价越高就越满意，甚至自己提出要求给开价格昂贵的药。四天前大队的会计前来看病，非缠着要开一些贵重的药，她碍于面子，没有坚持原则，给开了，实际上，既浪费了药品又无益于治疗。这是她的自由主义的表现，她要改正，同时也希望那位会计认识自己的不当。她的发言引起了农民的笑声和掌声。社教组的同志在小结当晚的学习的时候还特别提名表扬了她的发言，这使她很高兴。
她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卫生站，坐到桌前，拧开了台灯（新生活大队离伊宁市近，接引了输电线）。在台灯下，她翻看着一本关于中草药的汉语小册子，有许多字需要查字典，所以，她读得很慢，正当她用维语字母给一个新查到的字注音的时候，她听到了叫门声音。
这么晚了，会是谁呢？声音又这么熟悉，同时，她也可以分辨出来，这不是急诊病人和他们的家属的不安的叫门声。她开开门，意外的喜悦使她跳了起来，她大叫道：
“是您吗？米琪儿婉姐姐！怎么也想不到是您来了，我的好姐姐！”
于是，她又是烧茶，又是炒瓜子，又是翻箱倒柜拿出了饼干、杏仁和水果糖，米琪儿婉拦也拦不住。茶好了，瓜子炒熟端上了，饼干和杏仁也已经摆到桌上，递到米琪儿婉手里，双方对于各自的问候回答了一连串“好，好的，好着呢…”之后，开始了并非闲话的闲话。
“您问我们这里的四清工作队吗？他们来了以后各方面都出现了新的面貌。就拿学习毛主席著作来说吧，今天晚上我们学习了《反对自由主义》…”
爱弥拉克孜的话中途打住了，她发现了米琪儿婉的异样的局促不安的神态，她疑问地看着她。
米琪儿婉本来是满腔热情地来充当这个“信使”的，事到临头，她却胆怯起来。姑娘的心，特别是爱弥拉克孜这样一个有主见的大女孩子的心，谁能摸得透呢？她会不会轻视没有文化、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泰外库？她会不会因为米琪儿婉带来了泰外库的用歪歪扭扭的字样写就的鲁莽的信而恼怒，而埋怨甚至讨厌她米琪儿婉呢？她没有一点把握。但总不能不说啊，她等到了这样晚才来，就是为了等到一个安静的场合，可以谈心的机会。她硬着头皮说道：
“爱弥拉克孜妹妹。天晚了，您明天还要工作呢。我呢，明天一早也要回去。我，我给你带了一个信封来，它，它是一个人给您写的，请不要生气…”米琪儿婉自己脸先红了，她放低了声音，“那个人，非常非常地喜欢您…那个人就叫…”最后说到泰外库这几个字的时候，已经只剩下嘴唇动而听不到声音了。
谁能断定，是爱弥拉克孜首先想到了泰外库还是米琪儿婉的无声的口形动作首先传递了这个人名的信号呢？爱弥拉克孜难道就没有这样一点敏感吗？不，她感觉到了，不是今天，不是米琪儿婉拿出信以后，早在那次她去送还泰外库的手电筒的时候…难道泰外库的形象，泰外库的狼狈生活，泰外库的举止和神情就没有给她留下一点印象吗？那天，泰外库多像一个老实的大孩子。他那样惊异地、又是顺从地、谦逊地、敬仰地望着爱弥拉克孜，使爱弥拉克孜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他那么强壮，那么具有无限的精力又那么不会安排自己的生活，简直让爱弥拉克孜为他着急。当然，那只是那一天的事，然后，她就把他忘却了。说是忘却，就是说她把这件事和这个人冻结在、封锁在她的记忆的一个小角落里。其实这个人，这件事已经在她的心灵上占据了一个小小的位置。说是小小的，因为她从来也没有想过，也不敢正视心灵的这个角落，这部分被冻结和封锁了的角落…她早就坚信她这里已经没有这样的角落存在的余地了。
但是，随着米琪儿婉拿出字迹歪斜的信封，这个角落突然膨胀了，嗡的一下子，它变成了一个极大的天地，风在呼啸，浪在翻腾，火在烧，地在转…她呆了。
“请看一看他的信呀，请您看一看啊。”米琪儿婉好像从一个遥远的地方催促着，恳求着。
她的抖颤的手抽出了淡绿色的、带着暗花纹的信笺。多么可笑的泰外库，竟找了一张这样颜色的信纸。泰外库的健壮的身躯、卷曲的头发、强有力的臂膀和精力无穷的目光，从信笺上走了下来，走到她的房里，走到她的身边，出现在她的面前，向她屈身施礼。为什么，那天她去送还电筒，他竟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孩子一样驯顺、可怜呢？
可怜的大个子，他竟在这么一张酸文假醋的信笺上写得那么傻气、那么笨拙。按照维吾尔青年男子的习惯，信的开头是四句歌唱爱情的民歌。然后他写道：“我不是坏人。”这算什么话啊，给公安局写材料吗？她还看见了一句，字体是大大的：“我想和你结婚！”这又是什么话啊，难道能够这样首次给一个未婚的女子写信！
结婚！在她年轻的生命里，意味着的是屈辱，是三等外商品的廉价处理，是对旧势力的投降，结婚就是被蹂躏和谋杀！所以她早就决心不结婚。她断定“结婚”这个词儿是她的恶魔——仇敌。
而现在，泰外库写的正是这个词儿，泰外库用他那可以捏碎石头的大手，拿起摔坏了笔帽的钢笔，在淡绿色的暗花信纸上写得歪歪扭扭的这几个维吾尔文字母，给予了她怎样意想不到的冲击。结婚——“我要拿上你”，这种维吾尔式的语言是多么质朴，多么实在，多么火热，又多么缺少必要的雅致、温存与过程啊。爱弥拉克孜双手捂着脸，啜泣起来。她的肩膀一抖一抖，在她的二十多年的生命的路程上，她还从来没有这样深哭过、痛哭过，为她的不幸，为她的青春，为她的命运，她是怎么样哭也不为过。陌生而遥远，又是粗粗粝粝、生生猛猛的幸福的召唤，激活了，又是扫荡了她的根深蒂固的痛苦。天真而勇敢的，应该说是有点傻气的追求，冲决了长久以来严厉地禁锢积压住了的幻梦与悲伤。于是，泪水像冲破了堤坝的春洪，流淌了，流淌了。
爱弥拉克孜的痛哭使米琪儿婉手足无措。她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说：“原谅我，妹妹，是我不好。我错了…我不是有意的，我只希望你好…别生气，别伤心，我并没有和任何人说过，安拉知道，我绝对不会与别人说你的事儿。你看，你看，别哭了…”米琪儿婉的鼻子也酸了起来，她走近去抚摸爱弥拉克孜的浓密的厚而软的头发，那头发是如此洁净，在这个公社，应该是属她的面庞她的头发干净了。她掏出手绢给爱弥拉克孜擦眼泪，又用被爱弥拉克孜浸湿了的手绢揩一揩自己的眼泪。她俩的眼泪弄湿了同一条手帕。她继续莫知所措地劝慰着：“如果你不愿意，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办，就当没有这件事好了…告诉我，你在想什么，我知道，这只是个普通的社员，是个赶车人…”
真是奇怪。米琪儿婉在说什么呀？真是遗憾。哪怕是米琪儿婉。哪怕是这个胜过了自己的亲姐姐的最了解自己，最关心自己，最爱护自己的温柔慈爱的米琪儿婉，竟也完全不了解爱弥拉克孜此时此刻的心境…爱弥拉克孜的痛苦，是用言语可以表达的吗？又能向谁诉说呢？她哭得更伤心了。
“咚、咚、咚！”有人砸门。“爱弥拉克孜医生，您睡了吗？”好像是民兵排长的声音。
“医生姑娘，是我们啊，有个受了伤的人 ！”这是民兵排长的妻子的声音。
爱弥拉克孜立即收住了泪水，略略整理了一下头发，示意让米琪儿婉去开门，她本能地立即清理了诊榻，穿上了从背后系带的白长罩衫。
民兵排长背着一个人走了进来，队长的妻子睡眼惺忪地跟在后面。显然，这个女人已经睡下了，民兵排长怕深夜来叫女医生的门不方便才把她叫起了同来。排长把“伤员”放到了诊床上。这个人满脸血污，一只眼睛肿得像核桃，嘴角上流着血水，棉衣领子被撕了一个稀烂，扣子一个也没有剩下，裤子上全是泥和雪。
爱弥拉克孜又拉开了一盏灯。她打量了一下“伤员”，惊呼道：
“尼牙孜哥！”
“是尼扎洪，”民兵排长说明道，“我在公路边上的坟地一带发现了他。看样子他被人打了一顿，他躺在雪地里。如果没人发现，还不活活冻死！”
爱弥拉克孜顾不得细听，连忙检查了他的脉搏、血压和瞳孔，听了他的呼吸。松了一口气。她说：“有点脑震荡，没有任何危险。先给他洗一洗脸上的血吧。”她指挥米琪儿婉把暖水瓶里的水倒到一个搪瓷盆里，爱弥拉克孜用药棉沾湿，轻轻给尼牙孜擦拭血污。同时进行着进一步检查。她说：“打得可不轻。鼻骨折断。一个门牙脱落了。这只眼睛也够呛…”洗干净以后，爱弥拉克孜对伤员做了一般处置，把他的眼睛包扎起来，又在面部的伤口上涂了些防止感染的药剂，用橡皮膏贴上了几块纱布。然后，她洗一洗手说：“不要紧的。要不了多久他就会醒过来的。”
“那怎么办？”民兵排长商量道，“看是不是由我来照顾这个人。医生姑娘，您到我家去休息吧，如果伤员有什么情况，我再去找您。”
“到我家吧。”米琪儿婉说。
只好如此。否则，爱弥拉克孜这一夜可怎么过呢？…爱弥拉克孜嘱咐了几句，留下一点止痛和抗感染的药，便和米琪儿婉走了。临走的时候，她们俩不约而同地往桌子上看了一眼。桌子上本来放着泰外库的信的，现在不见了。米琪儿婉想：“可能爱弥拉克孜把信收藏起来了吧？当然，是给她的信嘛。也许她还要再‘研究研究’这封信？”她没有问。爱弥拉克孜想的是：“可能米琪儿婉又把信收走了吧？唉，我哭得太厉害了，把米琪儿婉姐姐吓住了…”她更不好意思问。她们走了。
妇女们走掉了，民兵排长伏在桌子上打盹，过了两三个小时，尼牙孜呻吟起来。民兵排长走过来问道：
“您这是怎么了，尼扎洪？是谁打了您？”
“给我一碗水，水…”尼牙孜挣扎着要坐起来。
“您先休息，我给您倒去。”排长拿起一个茶缸子，又去拿热水瓶，原来热水瓶的水方才洗伤口时已经用完。“您躺着，我回家给您倒去。”他告诉尼牙孜，走了出去。
民兵排长走了。尼牙孜忍住剧痛坐了起来。他用一只没挨打的眼打量着四周环境，基本上弄清了自己的遭遇和现在是在什么地方。他思索着对策。忽然，他发现了诊榻脚下的一张信笺。出自他到处打探隐私的习惯，他强忍疼痛弯下身去捡起了信，他用一只眼扫了一扫，如获至宝地揣到了怀里。
排长端着一碗热开水回来了，又给尼牙孜吃了爱弥拉克孜留下的镇痛片。排长再次问：“是谁打的你？”
尼牙孜支支吾吾地说：“不，没有人打我。是我自己摔的…”
尼牙孜的话是难以置信的。但是，既然受害者不肯承认是别人加害自己，尼牙孜又不是本队的社员，而且他正在伤痛之中，说话也不方便，又没有什么其他的危险，民兵排长也就不想再深追下去。等到天色微明，开始听到行驶在公路上的各样车辆的声响的时候，尼牙孜下了床，用手把掉了扣子的棉衣大襟紧紧掩住，向排长说他准备搭便车回七队，民兵排长点了点头。就这样，尼牙孜走了。
小说人语：
重压下的、深度冻结的悲哀，反而是恍若没有的，可以被忽略的，可以是“却道天凉好个秋”的。只有当重压开始减弱、当冰冻遭遇暖流、当你获得了自己也不敢相信的希望的消息以后，那时的眼泪才会释放出你刻骨的悲哀来。
我们毕竟有理由相爱。有理由歌唱爱情。有理由摆脱那些肮脏的、变异的、虚假的、装腔作势的命名，回到爱情的最本真最纯洁的层面。
第四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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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洋的搬迁像是向水流里抛下了石头
穆萨、麦素木打探消息 伊塔汗伤心 泡克夫妇不可一世
没有搅屎棍搅动还咋出戏
?
章洋要搬到尼牙孜家去住的消息像一股黑烟一样地升起在七生产队的上空，变成了一片阴云，散布到整个大队。
这话最先是从尼牙孜自己口里说出来的。在章洋向伊力哈穆宣布将要搬走的第二天一早，也就是米琪儿婉刚回娘家还没有与爱弥拉克孜见面，尼牙孜将要受伤但还没有受伤的这一天的早晨，尼牙孜赶着一辆驴车拉着麦子来到了庄子，他先找到伊明江，用一种命令的口吻说：
“赶快给我发一公斤菜籽油，章组长和社教干部要搬到我家去了，为了给他们做好饭，需要先领一点食油，副队长同意了的。”
伊明江一时没有相信，他看了一眼尼牙孜。尼牙孜换了一顶崭新的、黑绒面的羊皮帽，换了一身总算洗了一遍的、在他来说是空前清洁的衣服。他的皮靴虽然开了绽，褪了色，但也破天荒擦得锃亮。尼牙孜洋洋得意地拿出了热依穆批的条子，催促道：
“快打油…”
然后，他上了水磨。对于那个给他送死乌鸦的廖尼卡，他摆出一副不屑一理的神气，眼睛看着别处，下令说：
“喂，看水磨的！先给我磨面！我没有时间！我正忙着哩！章组长和社教干部今天就要搬到我家去了。看，这是保管员刚发给我的菜籽油。快！我下午还要去伊宁市买点粉条子、凉皮子，给社教干部做饭，这可是公事！吃饱了饭才能收拾干部们哇，哈哈哈…”
廖尼卡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看看尼牙孜吧，他的外表、他的神气确实是大不相同。莫非这是真的？
在尼牙孜的催促下，没按排队的顺序，先给他磨好了面。尼牙孜赶上驴车，大声唱着小曲：
我也要去，我也要走，
在这世上，转转悠悠，
如果平安，再回家乡，
多么神气，多么自由…
廖尼卡坐不住了。他不相信会真有这样的事情。他的眉毛挑了起来，他脖子上的筋凸胀了。他的红头发好像真的烧起了火。他叫起了正在睡觉的本来是安排人家后半夜来值班的另一个看水磨的人，自己骑上自行车向队部方向奔去。路过水渠工地，他找伊力哈穆，没有找见。他又不愿意问旁的人，免得使自己替尼牙孜作义务宣传。他来到大队，大队干部谁都不在，于是，他去到大队加工厂打探虚实。
加工厂的院子里坐着不少的人，廖尼卡一眼看见，伊明江也在这里。其中有许多是加工厂的工匠。离人群稍远一点的太阳地里，坐着一个人，那是前队长穆萨！
久违了，好汉子穆萨。读者，你们猜猜，这一段穆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他每天长吁短叹，叫苦连天，因了从队长的宝座上被撵了下来而郁郁不乐吗？或者，他在磨牙利齿，记仇结恨，等待时机，准备反扑吗？抑或，他找到了新的出路，去发挥他的能力、口才和勇气，去实现他的野心，譬如说，他是不是在跑黑市，搞投机买卖呢？
不，都不是的。他没有做这些事情。现在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坐在略离人群的一块木头上，他坐的姿势挺舒展。他的面部略显苍老，样子仍然有些滑稽，但不再盛气凌人，而是平易随和。他的小麻子似乎少了些，麻坑也浅了些。他的黑胡子仍然捋得尖尖的，但翘得不那么厉害了。他穿得比六二年寒酸多了，基本上还是两年前那一套衣帽，洗过一次，自然已经显得陈旧，棉衣的右肩上还打了一个补丁，但也还算整齐。更多的是感到无可奈何的踏实，不当队长的这一年，他的日子过得不错，一切正常。
这不能不归功于他的妻子马玉琴。维吾尔族有个谚语：恶婆娘是人类第一大祸患，我们不妨反其意予以补充，好妻子是头等的福星。好妻子好比救生船，好比定心丸，好比百宝箱，好比是伏天的清风和严冬的炉火。一九六三年夏天，当阿卜都热合曼和伊明江等人的查账组查出了穆萨的大量多吃多占、借支和贪污的事实之后（其实，并没花费多少力气来查，穆萨的吃喝玩乐大部分是大摇大摆地进行的，他并没有搞那种隐蔽的偷鸡摸狗），秋天他就落了选，那时，他确实蔫了几天。尤其是，为了做一个退赔的姿态，他卖掉了那只他曾经戴在手腕上、撸到胳臂肘边的手表，这使他心痛欲碎。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仿佛第一次感到了家庭的温暖和妻子的贤惠。穆萨知道有那么一些女人，她们的势利眼劲儿超过了外人。丈夫行的时候她们招摇卖弄，丈夫倒霉的时候她们怨气冲天，甚至在这种时候丢开丈夫“往前走”。但是马玉琴不是这样的人。她自自然然、和颜悦色地迎接了不再是队长的穆萨，在落选的第二天，她悄悄卖了自己的一副铜镯子，打了酒，买了肉，做了一顿穆萨最爱吃的水煎包子，连醋都并非零打，而是买了整瓶的高级醋。玉琴的态度对穆萨是个不小的安慰。说实在的，马玉琴衷心感谢赛里木、里希提和伊力哈穆他们，他们让穆萨通过改选的正常途径漂漂亮亮下了台。漂亮这个词儿，她说给了穆萨，使穆萨很满意。马玉琴早已感到，穆萨当队长，不仅是七队的晦气，而且也是他们的家庭、他们夫妻的晦气。他一当队长就要神气，一神气就要折腾和发脾气。他今天要办托衣即喜事。，明天要办乃孜尔，讲排场，耍威风，弄得家无宁日。他乱吃乱花乱喝，动不动就不在家吃饭，经常对家里的吃食、摆设、马玉琴和马玉凤的举止直到室内温度和空气的调节表示不满，老觉得别人亏待了他这个了不起的队长。马玉琴暗想，即使捉一只猴子来给他戴上帽子，穿上衣裤靴鞋，再强令它盘腿坐在上席，它也未必会像穆萨当了队长以后那样焦躁不安。马玉琴怎么能够不欢迎穆萨从队长的职务上落选下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