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没有过这样的体会呢？如果远离家乡，或者是周围久久地很少见到一个本民族的成员，这时候，一声乡音、一包土产、偶然传来的一个民间小曲、一碟乡土风味的小菜…就会使你亲切得几乎落泪，而一种乡土之情、民族之情不是就会油然而生吗？老王也正是这样，在大量吸收维吾尔族的影响的同时，他也十分自然地保持着汉族农民的生活方式。粮食装在柜里和缸里；长条案上摆着两个大掸瓶，插着染成彩色的鸡毛掸子；年年秋天都要腌许多菜；过春节的时候要贴春联，喝酒的时候要就一点小菜、慢慢地咽下…尽管他非常称道维吾尔人的家庭摆设充满装饰性图案、花纹的一些用品，但是他自己从不用这些，他的房间里充满着汉族农民家庭的那种朴素、大方和明快。他欣赏维吾尔人的服装，但是他并不穿这种服装。在这些方面，他显得比公社党委书记、陕西人赵志恒还要“顽固”。赵志恒家里挂着维族式的窗帘，常常穿上维族式的皮靴，甚至赵志恒还为自己的新出世的孩子准备了一个维族式的小摇床。这也是老王不肯接受的。研讨一下这一点是颇为有趣的。赵志恒毕竟是随着解放军进疆的汉族干部，他再拼命地海绵般地吸收维吾尔族生活习惯的影响，他也还是个汉族干部。例如，虽然他也能够流利地说维语了，然而他远不能像老王那样说得够味儿，他的叙述、推理以至修辞的方式，仍然是汉语式的。对于赵志恒来说，为了更好地为兄弟民族服务，为真正地按照党的要求扎根在少数民族地区，摆在他面前的课题仍然是如何进一步学习和吸收兄弟民族的长处，进一步和兄弟民族社员打成一片。但是老王不同，他不但经常用维语说话，而且用维语思维，有时说汉话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受到维语的影响；他祖祖辈辈在这里，他接触的人当中百分之九十是维吾尔和哈萨克；他没有到过关内…总之，他学习和吸收了很多很多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东西，他同时要坚持自己的民族特色。每个人在每个具体情况下，在向其他民族学习和同时保持本身的民族特点这个问题上，都有自己的分寸感、自己的限度。体会这一条，是必要的。
以上说的这些，是很自然的。但还远远不是事物的本质。因为，自从社会产生了阶级分化，民族关系便成了阶级关系的一种形式。一切阶级敌人和机会主义者，在民族问题上往往正是从不同的方面利用民族区分这样一个客观存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半年以前，七队庄子上新搬来一家汉族社员——包廷贵和郝玉兰。包廷贵见到老王的时候拱手问安：“掌柜的，日子好吧？”作揖拱手，这种礼节本来已经基本上消亡了，却在这里给了老王以深刻的印象。“掌柜的”这个称呼，也使老王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既熟悉又新鲜的感觉。包廷贵主动表示友谊，请老王夫妇带上孩子到他家吃了一顿；火腿腊肉、糟鱼松花，都是老王不常吃的。席间，包廷贵说：“庄子这边没有几家汉族，咱们彼此可得护着点。”老王没深琢磨这话的意思，而是认为理所当然地点头称是。包廷贵新迁来，有些日用家什不全，老王常帮助。遇到包廷贵和维族社员或干部打交道，老王又帮助给翻（译）话。郝玉兰会看病，有事没事给老王的两个儿子一点小药片吃，老王也是感激。他们两家的关系很快热乎了起来。
在旧社会，老王因为穷困，耗到三十多才结的婚，老婆又因为有病不生育。合作化那年，工作队里有个医生，给老王家里治好了病。到一九五一年，老婆已经三十六了，怀了第一胎，而且一怀就是双胞。生的时候又是难产，若不是当时担任合作社主任的里希提做主把产妇送到伊宁市的医院，后果实在不堪设想，好不容易剖腹取出了孩子——是一对方头大耳的胖小子，真爱煞人。大的起名叫龙，二的起名叫虎，反映了老王对生活在新社会的下一代寄予的无限希望。这两个宝贝疙瘩可是老王心上的肉，人家都说老王的老婆带孩子的时候一夜一夜地照样睡觉，而老王总是听着孩子们的呼吸动静，一会儿给这个盖盖被，一会儿又给那个把屎把尿，到天亮也不得安生。郝玉兰能给这两个孩子治病，这可抓住了老王的心。
从四月份以来，包廷贵一次又一次地来到老王家里，带来了各种骇人听闻的消息。什么苏联和中国“崩”了，印度也跟中国打上了，什么维族人要“暴动”了，已经提出来要“杀回灭汉”了，要把汉族人全赶走了…接着又来了一系列具体报导：什么伊宁市一个汉族妇女因为买蒜和一个维族娃娃吵架，最后汉族妇女被一堆维族人给打了一顿，什么汉族人买羊肉的时候维族卖肉的只给骨头，汉族人买馕的时候维族打馕师傅专挑落到火星烧焦了的给…五花八门，无所不有。这一类的话，对于老王来说并不生疏，因为老王经历过国民党反动统治造成的民族仇视，他听过许多这一类的可恶的传说，现在包廷贵说的这些不过是旧社会的某些说法的拙劣翻版。老王也知道，即使在那种社会的那种年月，大多数善良的维吾尔族劳动人民和正派的汉族劳动人民仍然是相处得很好的。所以，最初，老王听了并不以为意，而且还劝包廷贵：“甭管那些，少听那些，只要咱们不欺侮他们，他们不欺侮你…”
与此同时，老王也听到庄子上一些社员对“高腰皮鞋”的反映：蛮不讲理，辱骂少数民族，放出猪来喝渠里的水。老王见到包廷贵，便提醒他要注意搞好团结，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包廷贵又喊了起来：“少挑老子的毛病！老子不怕那一套！谁动我一指头，我还他一巴掌…再不行咱们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我不怕这些玩意儿！”
他用种种肮脏下流的语言辱骂起少数民族来，骂得老王两眼发直，木在了那里。等包廷贵走了，他觉得胸口发闷。
从此，老王有时想和包廷贵疏远一点；但是，还没等他拉开与包廷贵的距离，就在大前天，出了一件事。
老王的宝贝儿子，孪生弟兄龙和虎在四队和七队两个庄子之间的林带里捉蚱蜢玩耍，七队社员尼牙孜的女儿也在那里玩。后来三个孩子便一起玩逮人的游戏，玩着玩着又争执起来。王龙推了女孩儿一把，女孩儿摔倒在地上哭着不肯爬起来。正赶上女孩儿的妈妈库瓦汗下工从这儿过，看到这种情形就揪住了王龙的耳朵。王龙又吓耳朵又痛，哭了起来，王虎过去想把女孩儿扶起来，库瓦汗不知对王虎的举动是怎么理解的，她放开了王龙给了王虎一个耳刮子。这样三个孩子就哭在了一堆儿，其他过路的社员都责备库瓦汗不该动手打人，有的去分别哄慰三个孩子。就在这时，包廷贵和郝玉兰来了，先把在场的所有的维族社员骂了几句，然后一个抱起龙，一个抱起虎，就往老王家里走，老王不知出了什么事情，但是，一看两个孩子脸上都哭得横一道竖一道，龙的耳朵通红，虎的脸上有五个手指头印子，脸倏地变了颜色。
包廷贵说：“我们不去，你这两儿子没命了！洋缸子(女人)们要把他们打死呢！我们豁着命才把他们从维族人手里抢出来！他们一边打一边骂，说汉族娃娃都是通古斯、巧施卡（猪）！”（包廷贵至今不会用维语说最简单的“你好”“请坐”“再见”，却迅捷地甚至是“天才”地掌握了维吾尔语的差不多所有的骂人的话。）
老王气得发起抖来。两件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发生在一起了。第一，他不能容忍任何人动他的宝贵儿子。第二，他不能容忍人家把汉族同猪联系在一起。其实，这一点正是接受了维吾尔人的影响。因为他长期生活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地区，虽然他也间或吃一点猪肉，但是他完全感受得到通古斯、巧施卡这些词儿在维语中所标示的肮脏与丑恶，他听到这两个名词就呕心。老王是非常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的。他家里，专门为穆斯林客人预备了炊具、茶具和餐具。他很少吃猪肉，即使吃一次也很隐蔽，无人知晓，而且用另一套碗筷。这倒不是因为有什么不合法，而是他认为应该自觉地回避开这个无关宏旨却又十分敏感的事情。这一点，是人们都知道的，因此，即使是最保守的依麻穆经师或者麦僧宣礼员，他们到他家吃饭就像到任何一个穆斯林家中一样心安理得。也正因为如此，当有人把他这个汉族人和猪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感到彻骨的痛恨。他想，汉族人吃猪肉并不是什么缺陷，正像穆斯林不吃猪肉也决不是缺陷一样。为什么我这样注意，这样尊重你们的生活习惯，你们还要将这样的恶言加在我的孩子身上，甚至于对我的孩子大打出手呢！
第一还用说吗，他绝对不能容忍任何人侮辱与欺负他的孩子。
孩子的娘回来了，见到孩子挨了打也流了眼泪。包廷贵、郝玉兰这一对男女更是火上浇油。他们说：“挨几个嘴巴算是捡了便宜，万一打坏了可怎么办？”又说：“知人知面不知心，知往知旧不知今，这些人一会儿一变，谁知道他们现在安的什么心？”又说：“就算你说得对，一百个维族人里边九十五个都是大好人，那五个搞你一下，你受得了吗？”又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年头谁能信得过谁？”…
当天晚上老王和孩子的妈商议了一夜。偏偏龙儿夜里咳嗽起来，微微发烧。老王天不亮把孩子抱到了郝玉兰那里，郝玉兰说是受了惊吓和内伤。老王再也压抑不住心头的愤怒，跑到大队告库瓦汗等人的状，找库图库扎尔。库图库扎尔说：“现在这么多大事情都处理不过来，谁能顾得上你那点鸡毛蒜皮的事？再说，我也没办法。我们这些个缠头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我哪里知道？你照顾好你自己吧，我劝你还是小心点，少惹事…”
什么？惹事？是我老王惹了事？！
好了，惹不起躲得起。前几天包廷贵还小声告诉老王：“要还是这么个局势，我就不呆了，回关内去。”老王从大队回了家，马上打发老婆回到住在兵团的娘家打前站，又过了一天，他套起了驴车…
“结果半路上碰见了杨技术员，接着又来了伊力哈穆队长。杨技术员对我喊叫起来，我，我没有话说。我也说不出啥道理来嘛。伊力哈穆队长也说了我两句。我看他很难过，我也很难过。我就想起你来了，没有你，哪里能保得住那两个孩子…”
“没意思的话！哪里能把党和政府的照顾记在我个人的账上！”里希提纠正说。
“党和政府也是靠一个一个的人来办事啊！我还想起龙和虎小的时候，他妈奶水不够，我们这个庄子多少个奶孩子的姐妹给他俩贴奶。我这两个孩子还是吃了维吾尔妇女的奶汁才长大的呢。人就怕生气，一生气就什么都不顾了，什么都忘了。我回来了，路上追上了杨技术员。杨同志又对我教育了好些。她说话可直了，她说：‘我看那个包廷贵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们少和他穷染新疆汉人把纠缠浸润叫做“染”，从用词上看此字又似通“粘”。！’她把我要走的事在庄子上传出去了，真丢人，昨天晚上好些个社员来看我，亚森宣礼员也来了。他说我：‘您怎么小孩子一样地行事？尼牙孜一家子您还不知道，你那么当真干啥？’…你放心吧，里希提哥。问题解决了，没事了，我上午卸的化肥，每次扛一百多公斤…”
“我看问题并没完全解决，事情也不见得就完了。”里希提心想，但没说出来。他问：“那天，骂你孩子是猪的到底是谁？”
“是库瓦汗吧。算了算了，过去的事了，不提了。”
“嗯，”里希提点点头，又问道，“你那两个儿子呢？”
“就在后园子给我起辣椒苗呢。”
“走，时间不多了，我帮你把辣椒苗栽上。我也想看看孩子们。”里希提提议说。
他们一块儿走了出去，老王叫来了孩子，龙和虎都对“书记伯伯”很熟悉。里希提非常后悔自己忘了带点糖果来。他搜了半天，从口袋里摸出了一支圆珠笔，一个小折刀。他把它们分别送给了两个活泼的孩子。他蹲在地上，一面小心翼翼地帮老王栽菜苗，一边问：
“告诉我，好孩子，那天在那边都有谁打了你们？”
“…”两个孩子同时眨起眼来，好像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在那边，”里希提用手指了指，“后来包廷贵他们把你们抱回来的那次。”
“没有打我。”王龙口齿伶俐地说，“库瓦汗婶揪了一下我的耳朵。打了我弟一个嘴巴。”
“打的时候她骂什么了？”
“骂该死的，傻子…”
“她骂汉族娃娃都是猪了吗？”
“没有。”
“别人也没有说吗？”
“没有，哪有这样的话。”
里希提看了老王一眼，老王也放下手里的花铲，注意地听着，脸上显出了迷茫的表情。“别人没有骂你们，打你们吗？”里希提继续问。
“别人打我们干什么？他们都说库瓦汗不该打人…”
“你们和库瓦汗的女儿怎么打起来的？”
“谁知道怎么打起来的？我们每天不知道和多少孩子打了又好，好了又打…”
里希提笑了起来。他叫了一声老王：
“老王，听见了吧？”
“听见了。”
“看起来，你上当了。许多话是包廷贵他们编造出来的。真奇怪，你怎么也不问个清楚…”
“我…我只顾了生气，”老王结结巴巴地说，“可包廷贵为什么要说那并没有的事呢？”
“老王，这个问题，正是需要咱们搞清楚的呀。老王，维护自身的民族，这并没有什么不应该。我就不相信一个对自身的民族毫无感情的人会热爱兄弟民族，热爱祖国。但是，看问题决不能停留在民族的区分和关系这个现象上，更要看到阶级关系这个本质啊！”
“阶级关系。”老王呆呆的。
“我再问你一个事，老王。你是不是问过乌甫尔队长是不是要走‘那边’？”
“问过，是的。”
“你听谁说的，乌甫尔队长要走？”
“也…也是听包廷贵说的。”
“包廷贵怎么会知道乌甫尔队长的事情。”
“那我就不知道了。”
“不知道就不要相信，这是流言蜚语！告诉你，乌甫尔还是你们的队长！”
好像恰恰为了证实里希提的话似的，传来了敲炮弹壳钟的声音。伴随着钟声，还有乌甫尔那熟悉的拉长声的叫喊：
“上——工——啦！”
“别忘了，晚上来吃饺子。”老王追出去，再次强调。
小说人语：
中国的塔塔尔族最有名的民歌是《在银色的月光下》。已故著名维吾尔诗人，用汉语与维吾尔语双语写作的克里木·霍加的妻子高华丽亚，就是塔塔尔族的金发美女。祝愿他们的灵魂安息。高华丽，同样的姓名本书中用的是“古海丽”的译音，意为珍宝。
一九四九年前后的中国社会，中苏边界两边的人民，中外关系的各种变数，到了小小老百姓这里，意味着多少困惑，多少负载，多少悲欢离合。无怪乎世世代代人们的天真渴望无非是“天下太平”四个字。
好人的特点是常常看到别人别处别一方的好；坏人的特点是看着谁都那么坏那么阴险。好人的特点是互相欣赏，坏人的特点是互相憎恶。是的，要像爱护眼睛一样地爱护民族团结，否则，就是罪过！
维吾尔语中的女人名字“莱依拉”是百合花之意，这与英语同。为了了解新疆，我们需要了解中国，也需要了解世界。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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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沦中的乌尔汗与伊萨木冬夫妇 不堪回首的伊犁边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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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的冰雪都能同时在一次春风中消融，虽然物理学告诉我们所有的冰块在相同的气压下面有着相同的融点。这里的农民们常常发现，时令已到了七月底，气温已经到了摄氏三十二度，当他们去疏浚一条长久搁置未用的渠道时，在树底下，在渠底深处，在背阴的一面，在众多的树叶、尘土、枯枝和干草下面，还保留着一团污浊的、变了形的冰雪。如果没有农民清污，没有大水的冲洗，这团冰雪谁知道又会冻结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如果你曾经在新疆的大戈壁上旅行，你一定会看到过这样的奇观，一阵凭空而起的旋风，把沙子卷到了几十米高，远远望去，像一道冲天的褐黑烟柱。旋风止息了，沙子又落向了哪里？
也许，我们已经见过一次面的、那个在伊宁市客运站近旁号哭欲绝的乌尔汗，此刻的心境，正像这样一粒被突然的龙卷狂风抛卷起来的沙子？本来，在社会主义祖国，在劳动人民已经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的时代，如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期望与承诺，她应该和绝大多数其他乡亲一样，面对国内外斗争的暴风，坚定沉着，心明眼亮，跟着毛泽东，永远向前进…
但是，她还没有这样的可能。那时的哈萨克斯坦，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中国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从地理上看与苏联的哈萨克斯坦相邻，居民中的一些人，在族裔血缘上与“那边”多有瓜葛。这种情况在中苏友好时什么都好办，一旦两国关系发生了裂痕，让中国这边的各族农民弄清修正主义的危害与危险，弄清中共“九评”反修檄文的含义，弄清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从亲密盟友到关系极度恶化的道理，应非易事。从这样高远巨大的事件里发生了令乌尔汗家人动荡分离、家破人逃的灾难，更是她的头脑和知识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的惊天奇祸。覆盖在她身上的沙石与迷雾、尘土和枯草，太沉重。而上级的教导是反帝反修维护列宁与斯大林的旗帜还有反对“四无三和两全”即没有军备、没有战争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还要使这粒不开窍的流沙汇合到建造和保卫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厦的混凝土里去。怎么样才能提高普通百姓的觉悟呢？这是伊力哈穆自己也想不清楚的呀。再想一想，反修防修的道理，他自己也是说不那么清晰的呀。
难噢。难。生活和工作，为什么一切大好极好的后面是越来越困难了呢？
二十八年前，乌尔汗出生在一个多子女的、贫病交加的农民家庭。她是老大，下面还有一个挨一个的八个弟弟和妹妹。赞美农民的长女吧！从七八岁，她就帮助多病的母亲担负起差不多一半家务。抱着一个弟弟还要牵着一个妹妹，把羊拴在树上还要舀上一葫芦水回家。她把自己的童年献给了弟弟和妹妹，而做父母的又总是为了小一点的孩子而对大女儿进行无尽无休的要求、抱怨和斥骂。“你是最大的——”从这里产生了多少义务、责任和自我牺牲；虽然，你只有七岁。
一九五一年搞土改，分到了一些果实，家里的日子好过了，弟妹们也长大了些。有一个土改工作队的女干部，据说还是部队文工团的演员呢，住到了她们家，把乌尔汗带进了一个新的广阔的天地。乌尔汗开会、学习、唱歌、宣传，经常出入于工作队队部、乡人民政府和农会，还有青年与妇女的各种集会。十五岁的乌尔汗容光焕发了，她这才尝到了人生的乐趣。好像一株久旱逢雨的禾苗，她一下子就发育起来了，出挑得明光耀眼。那时候正是宣传抗美援朝的高潮，乌尔汗还记得工作队女同志教给她们的一个小演唱，歌词的最后两句是：“中朝人民力量大，打败了杜鲁门笑哈哈！”
当唱到杜鲁门的时候，演唱的女孩子们一齐左手插腰，右手向左下方一挥，伸出食指和中指往地上一指，右脚抬起猛力向下一跺，好像把世上所有的坏人都跺在了脚下。在县俱乐部演出的时候，许多人为这个动作而热烈鼓掌。然后她们表演《迎春舞》。
哎，我们尽情地跳跃在五星红旗下面，
我们快乐地迎接着这美丽的春天。
本名叫做《迎春舞曲》，歌本身就像全身的舞动，舞本身就像激扬高亢、泪如雨下的欢呼。这首歌的曲调出自《十二木卡姆》，一出现就唱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乌尔汗不但跳得轻盈，而且唱得感人。酣畅中呈现着温柔，单纯里倾吐着深沉，纾解中不无少女的羞涩，欢快中表现了宗教信徒有神论者的匍匐、崇拜、感恩与祈求。它流露的是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天翻地覆，万方乐奏，百废俱兴，春色满怀。她满脸幸福的泪花，激动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演出结束以后，县委书记与土改工作队长上台握住了她那幼小的、粗糙的、发烫的手。
在县里演完歌舞节目，乌尔汗她们坐着铺着厚厚的干草和地毯的六根棍轻便马车回家。过去，她只见过苏里坦、马木提这样的大财主坐这样高贵的马车。马车经过伊宁市的大街，跑得飞快，白杨、房屋、街灯、商铺、行人和明渠的流水迅速地从两旁掠过，马蹄声踢踢踏踏，马脖子上的铜铃叮叮咚咚，女孩子们笑成一团，唧唧咯咯。她完全没有想到，世界能这样完美，生活能这样甘甜，青春能这样迷彩，现实能这样梦幻一样地跳荡。
乌尔汗觉得美满，地主已经打倒，杜鲁门等各种坏人也踩在了脚下，说是中苏朝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而美蒋李承晚（朝鲜战争时韩国领导人）一步步灭亡。共产党就是为了消灭坏人才来到这里的，共产党不论与谁人斗争都是必胜无疑。今后的生活，不正像在美不胜收的大街上飞驰的轻便马车吗？前进、笑声、光影、泪花缭乱…
可惜，这种轻松的幸福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毛主席说了，小农经济是没有前途的，果然，乌尔汗一家的日子又逐渐窘迫。母亲念叨着：“女儿大了，衣服已经遮不住身体。”“大了，再不能光着腿，咱们得给她买双长筒袜子。”“难道十八岁的姑娘能没有一条花头巾吗？”“是的，我们没有，我们没有钱，”父亲叹着气，“可怜的乌尔克孜“克孜”一般称未婚少女，“汗”则是称已婚妇女。！”然后，父母差不多同时说：“还是快把女儿嫁出去吧，找个能够给她买得起头巾和长筒袜子的人家。父母没有做到的事情，让她未来的丈夫去做吧，多么惭愧…”
于是，乌尔汗结了婚，丈夫伊萨木冬，比她大十三岁。
伊萨木冬是一个上中农的儿子，前一个妻子患伤寒死了。说实在的，头几年，伊萨木冬对妻子乌尔汗是真不错，头巾、长筒袜子、皮靴、连衣裙一直到耳环和戒指都陆陆续续地买来了；所有的重体力活，农用的活不要说了，就是挑水、砍柴、卸煤伊萨木冬也都包下了。他确实爱上了这个长圆脸、淡眉毛、鼻子尖尖的孩子般胆怯和驯顺的妻子。
初到伊萨木冬家，乌尔汗常常觉得闲散得难受。地扫了又扫，窗子擦了又擦，碟碗摆了又摆。天黑前一个小时，炉灶上的铁锅里汤就烧开了。乌尔汗站在门口等候伊萨木冬从田里归来。一见伊萨木冬的人影就兴冲冲地跑回屋里，往已经熬干了几次又添了几次水的滚沸的汤锅里下面条。伊萨木冬又不让乌尔汗参加什么学习、会议，“我去就行了，外面的事情你不用管”，“有我你就能吃好，穿好，不用操心”。他说。乌尔汗每天晚上铺好了被褥等候伊萨木冬回来，有时候等着等着就睡着了，但是，等伊萨木冬回来，在她的身边发出鼾声以后，她常睁着眼望着低矮的屋顶上的苇席和椽子。她自己也不明白，究竟是当前的“舒服”的生活还是往日的艰难劳碌忙活的生活更可珍惜。
没有多久，她参加到那些年龄比她大得多的，家境较好的已婚妇女的行列中去了。换上新衣出席这一家孩子的满四旬相当于汉族的给孩子过满月，在满四十天时进行，称为摇床喜。，出席那一家的婚礼。长时间地坐在餐单周围，没完没了地喝茶，没结没完地评论着买买提家媳妇拉的面条常常断掉，赛买提家媳妇蒸包子的时候鼻涕落到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