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制监督的责任最终很有可能会落在邦政府的头上，不过究竟是哪个部门可能会负责检验或管制生育诊所呢？我想要找政府里的某个人对此发表评论，可是这过程却像是烫手山芋。我前往古茶拉底的官僚中心，去了6间不同的办公室，打电话给3位局长，才终于获得了一个模糊的答案。古茶拉底邦医疗服务局副局长苏尼尔·亚维夏（Sunil Avasia）在简短的访谈中表示：“在邦政府层级，没人监管代孕事宜。”
一讲到道德操守，就好像身处于蛮荒的美国西部似的。亚维夏说，法律就别提了吧。“没有规定。”亚维夏对于这个主题只愿意发表如此的评论，“也许你应该跟我的上司谈。”唉，但那位上司根本不回我的电话。也没有人费力去管制代孕合约，保障弱势的代孕母亲。只要代孕母亲生出的婴儿有印度政府核发的出境许可证，那么让婴儿取得美国护照就很简单了。
同时，帕特尔的顾客也把代孕母亲住宿方案视为某种保险单。来自柏克莱、年已40岁的艾丝特·科恩表示：“医生跟我说，可以在加州斯托克顿市找到人，可是我不知道对方在吃什么，在做什么，我很担心对方所处的实际环境是怎样的。不过，在这里，他们都安排好了，代孕母亲的唯一目的就是为某个人怀个健康的宝宝。”科恩与丈夫共同经营外卖公司，并在周末时教导儿童学习犹太道德。
我在洛克西（Laksh）旅馆的门厅跟科恩见面，洛克西旅馆的服务对象是阿肯夏不孕诊所的求子旅客。许多人都经历了价格昂贵且时时担忧的求子过程。这趟印度之旅可说是最后的尝试，在经历了一连串失败的生育治疗之后，这是最后一个上好的选择。科恩努力试着怀孕，试了好几年，在全面的检查后，医生告诉她，她永远无法怀孕，但她也不想要领养孩子。后来，她读了一篇讲述帕特尔医生的报道文章，当下就知道自己想要来阿南德。她说：“钱当然是其中一项因素，不过那好像是出于我的直觉，我必须要来这个地方。”科恩和丈夫决定隐瞒代孕的事情，不让朋友和邻居知道，起码要等两人带了婴儿回家再说。
在美国，代孕母亲及客户在去生育诊所之前，必须先建立关系，可是科恩几乎不曾见过莎拉吉，也就是阿肯夏不孕诊所雇来帮她代孕的妇女。双方只在诊所见过一次面，那次是她丈夫的精子和捐赠者卵子结合所产生的胚胎植入莎拉吉子宫的数分钟后，而那已经是9个月前的事情了。科恩返回阿南德已有3天，却还没去看莎拉吉。科恩说：“诊所希望我们保持距离，他们试图明确一点，这是她的工作，她是容器。”
不过，这里就是商业代孕的道德观让人混淆之处。科恩表示，莎拉吉给她的，是人所能给的最宝贵的礼物，接着她又说：“诊所不会让妇女做代孕母亲超过两次，因为他们不希望妇女只是容器而已，代孕不该是工作。”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代孕呢？奥普拉让珍妮弗与肯德上节目，这对没有孩子的夫妻什么都试过了，就是负担不起美国的代孕费用。最终在帕特尔的协助之下，珍妮弗变成了妈妈，一名印度妇女脱离了贫穷，这项交易半是生意，半是姐妹情谊。这家诊所也把代孕包装成这种形象，坚称妇女提供子宫是出于一种共有的责任感，并不是单纯因为她们需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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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孟买一位处理代孕事务的杰出律师阿米特·卡克汉尼斯（Amit Karkhanis），约在时髦的旅馆里喝着一杯8美元的咖啡。卡克汉尼斯说，利他主义这种措辞使得诊所在与代孕母亲谈薪资时占了上风。同时，诊所、客户和代孕母亲所签订的合约，对于所提供的服务类型都含糊带过。“是工作，还是慈善呢？”卡克汉尼斯以夸张的语气问道，一条眉毛扬起，然后提出自己的意见：“代孕是一种职业，就是这么简单明白。外国人来这里又不是因为喜爱印度，他们来这里是为了省钱。”如果代孕被视为工作，那么代孕妇女为何不能获得符合市场行情的薪酬，弥补她们待在医院里的时间？
虽然印度的生活费用和收入潜力远低于美国，但是仍有可能比较这两国的代孕母亲与诊所的相对费用。在美国，夫妻支付的总款项当中，通常有一半或四分之三是付给代孕母亲，而阿肯夏不孕诊所的代孕母亲只会获得总款项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律师乌沙·斯莫顿（Usha Smerdon）——她经营Ethica这个以美国为据点的领养改革团体——在电子邮件里告诉我：“代孕是一种劳动形态。只不过，这个行业会剥削劳力，跟西方消费主义所促成的童工和血汗工厂很类似……有人认为，在这些差别极大的权力互动关系里，代孕母亲是真正自愿提供服务，而医院是基于利润动机在台面上运作。然而，我并不认同这种看法。”
除印度外，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允许有偿代孕，例如美国、比利时、加拿大、以色列、格鲁吉亚，而且这些国家大多实施严格的规范制度。法国、希腊和荷兰甚至禁止无偿的代孕，而且包括印度在内的这些国家都认为代孕并非合法的职业。美国将相关法规交由各州自行制定：8个州认可并支持代孕，还实施代孕母亲的健康保护措施与辅导；6个州完全禁止代孕；其他州则将代孕合约视为不能强制实施的合约，让代孕事宜交由法院通过判例法处理，或者干脆就忽略有代孕之事。
虽然印度医学研究委员会已构思出代孕方针提案，将针对阿南德和其他地方一些常见的做法提出警告，比方说，以后可能不会再担当诊所从事代孕交易中介的角色。不过，这些作为国家法规起点的规定并不具有约束力，而且还忽略了其他显而易见的道德议题，比方说，是否可以强制代孕母亲剖腹产？将代孕母亲隔绝起来，实施严格的医疗监管，是否违反个人自由这项基本原则？
而受精卵的植入又是另一项困难的议题。若为健康的年轻女性，美国生殖医学会建议，美国医生在妇女子宫内植入胚胎时，每次只能植入一个，绝对不能超过2个。但印度的指导方针则建议，在代孕母亲身上植入的胚胎不得超过3个。不过，帕特尔的诊所却经常一次就使用5个胚胎，因为使用较多胚胎可提高成功率，但也会造成多胞胎，让孕妇面临较高的风险，往往导致早产（采用剖腹产）以及严重的婴儿健康问题。
虽然受孕的成功率是不可能被证实的，但是阿肯夏不孕诊所声称植入成功率达到44％（这个数据跟印度其他诊所类似），而美国的常态成功率则为31％。我在阿南德碰到的代孕母亲中，有好几位都怀着双胞胎。若有3个以上的胚胎成功着床，阿肯夏不孕诊所就会选择性地放弃一些胚胎，让胚胎总数减少到可控制的程度。该家诊所经常这么做，而且没有经过求子双亲与代孕母亲的同意。
至于诊所把妇女关在宿舍里的议题，印度代孕方针也闭口不谈，律师卡克汉尼斯认为这种做法属于违法行为，他跟我说：“阿南德模式完全是错误的。根据印度刑法，像他们那样监禁代孕母亲是非法监禁。”
代孕方针明确指出，“应该由夫妻负责，通过广告或其他方式寻找代孕母亲”。但阿肯夏不孕诊所却在当地的报纸上，到处发广告寻找代孕母亲，甚至有许多医院已雇用猎头，藉以因应需求。
在位于孟买且有着壮观建筑物的希拉南达尼医院里，凯达·冈拉（Kedar Ganla）医师把我介绍给一位瘦削的女性，她的名字叫做夏雅·帕嘉里，帕嘉里受雇于冈拉医师，负责直接招募贫民窟的妇女。这位40岁的“医疗社工”（冈拉是这么称呼她的）不安地坐在冈拉的办公室里，支支吾吾地回答我的问题。她的履历贫乏得很，倒不如说她是个“招募专员”还比较合适。冈拉每接受一位帕嘉里介绍的代孕母亲，就会付给帕嘉里750000卢比（约1750美元）。她跟我说，今年他已经接受3位。这表示她赚到的钱比她招募的那些代孕母亲还多。帕嘉里说：“我们掮客彼此之间几乎都是一直竞争着寻找代孕母亲。”
古普塔医生做事的方式与其他从业者略有不同。他经营德里体外受精诊所（Delhi-IVF），也就是我遇到的加州顾客克里斯廷·乔丹光顾的那间诊所。这间诊所的候诊室里充斥着爱讲话的客户。阿肯夏不孕诊所有着俭朴清苦的氛围，但是德里体外受精诊所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木镶板的墙壁和打着明亮灯光的水族缸都散发出安全温暖的感觉，印度的医疗设施往往都缺乏这种气氛。
穿着绿色手术服、戴着蓝色发网的古普塔，不停地忙东忙西，少有时间回答我的问题。于是，他让我观察那些川流不息的客户，最远有从爱尔兰和加州来的，最近的则来自几个街区外。多数人来这里是为了接受定期的生育治疗，不过古普塔这个月已经至少把7位代孕母亲列在名单上了。“印度政府让领养变得很困难，但通过代孕母亲，让你获得带有你基因的孩子，却是合法又容易的事情。”医生一边说，一边把透明的凝胶大量涂在超音波机器的板子上。他认为，唯一的难题就在于要找到那种不是出于绝望而代孕的女性。这件事他交给医疗统筹专员西玛·金道（Seema Jindal）去执行，她是有执照的社工，也是该家诊所的护理师。她的招募方式像是在传福音一样：“我在社交场合碰到女性时，几乎每一个我都会问她，是否考虑过代孕。”她招募的妇女都已完成大学教育，经济情况还算不错，不用依赖诊所付的款项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她说：“不然的话，她们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被剥削？”
金道表示，在这次访谈的数个月前，她刚好搭了火车前往古茶拉底邦，亲自去打探帕特尔的营运状况，一方面是为了搜集那些可能有助于自家诊所提升营利的交易秘诀，一方面是为了仔细查看帕特尔的诊所有哪些缺陷。她认为，代孕母亲住宿方案简直是把妇女当成家畜对待。她们在整个怀孕期间，只做3件事。她说：“一是坐着，二是聊天，三是睡觉，这不太正常吧。”
在金道所招募到的妇女当中，有一位是32岁的社工，她的名字叫桑珠·拉那，刚好来这里照超声波。拉那跟帕特尔的代孕母亲并不一样，她受过大学教育，打算代孕期间仍做全职工作。诊所答应付给她7500美元，她也有古普塔的直拨电话号码。在代孕期间，已有两个孩子的拉那得知自己竟然怀了双胞胎，非常讶异。她告诉我，她很担心，但还是把两个胎儿怀到足月。她提及那对雇用她的美国夫妻：“那对夫妻人很好，一直没有孩子。”
代孕市场就跟其他的人体组织市场一样，把利他主义和人道捐赠的观点融合进了医疗盈利。因为代孕的医疗程序费用十分高昂，导致许多西方妇女都被排挤在外，因此，如果把代孕母亲市场扩展到印度，肯定能让更多西方妇女受益。然而，印度这块新市场充其量只是把成本向下转嫁而已。
在印度市场兴起之前，原本只有美国上层阶级负担得起代孕母亲的费用。现在，已是中产阶级都快能负担得起的价位了。然而代孕往往会引起道德疑虑，但同时其产业规模的扩大，使得代孕这个议题更具急迫性。已经有数百家新诊所准备好要开业，代孕经济的步调如此快速，但人们对于代孕所造成的影响，了解却是有限。
新的儿童人体市场涵盖了存有道德疑虑的领养、捐卵和代孕等做法，人们对于生殖和组织幸福家庭这两项最基本的需求，使得这三门生意密切相关。身为顾客的求子父母往往没有察觉到供应链的复杂度，有可能不小心就轻易跨入了危险的领域。这三种因求子而生的市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增长，在人体市场上买儿童，比以往更加容易了。
此时，艾丝特·科恩也不再没有小孩了。自从我们在阿南德会面后，经历了5周的时间，她的新生儿才终于取得美国公民的身份，获得了美国政府核发的蓝底银字闪亮护照，以及印度政府核发的不反对申请护照证明。科恩已从烟雾笼罩与乱成一团的阿南德，回到了北柏克莱的宁静小区，接着，成为母亲后的现实迎面而来。
她与丈夫亚当住的小公寓，现在已觉得太拥挤，这对夫妻期待着搬家。亚当以前每天弹的电子琴，如今放在房间一角，不再使用，房间被婴儿床和各式婴儿用品给占据了。科恩一边和我聊天，一边把丹妮尔放在自己的膝上颠着玩，丹妮尔是健康的蓝眼睛小女孩。科恩说：“我们待在印度的日子，好像已经是一千年前的事情了。不过，我们很感激莎拉吉给我们的。”
虽然莎拉吉希望能采用阴道分娩，但最后诊所仍选择用剖腹产的方式接生丹妮尔。科恩回想起移交孩子的情况，这样说道：“她的眼神流露出强烈的情感。这对她而言很困难，你可以看出她有多么关心丹妮尔。”不过，婴儿终究还是必须跟自己的母亲回家。
第七章 血钱
印度色彩节的前几天，在闷热的印度边境城镇哥拉浦（Gorakhpur），一位瘦削虚弱的男人跌跌撞撞走向一群农夫。他的皮肤苍白，眼睛下垂，两只手臂上有好几排紫色的针孔。其实尼泊尔的赤贫情况要比印度更严重，从尼泊尔涌入印度的难民多达数千名，而哥拉浦正是他们进入印度后的第一站。多年来，无数难民的艰辛故事已经使农夫本能的同情心麻木了，在农夫的施舍清单上，有毒瘾的人排名更低。因此当这个男人求农夫给他钱坐公交车时，起初农夫并不予理会，但那男人不死心，还说自己不是难民，是从临时监狱里逃出来的，把他关起来的人抽他的血卖钱。农夫这才放下原先麻木的情绪，打电话报警。
过去3年以来，这个男人一直被囚禁在一间用砖块和锡料搭建的小屋里，距离农夫喝茶的地方，走路只需要几分钟的路程而已。他手臂上的针孔并不是吸食海洛因造成的，而是劫持者反复用中空注射器扎他的皮肤所致。劫持者是残酷无情的现代吸血鬼，但同时是当地酪农，也是受人敬重的地主——帕普·亚德哈（Papu Yadhav）。亚德哈之所以监禁那男人，是为了抽取他的血液，再把血卖给血液银行。某次，亚德哈离开时，忘了把门锁上，这个男人才得以趁机脱逃。
这个瘦削虚弱的男人带警察前往他被关了3年的地方，那是一栋仓促兴建的简陋小屋，夹在亚德哈的混凝土住家和牛舍之间。铁门上的坚固门闩上，挂着一只铜制的挂锁。警方透过厚度仅四分之一英寸的铁门，听见里头有人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
警方打开门锁，里头简直像是恐怖片里才会出现的病房。静脉点滴挂在临时的点滴架上，患者呻吟着，好像正要从梦魇中恢复过来。共有5个瘦削虚弱的男人躺在木板床上，几乎抬不起头来，无法向访客招呼示意。屋里的空气很闷热，跟所谓的消毒环境简直是天差地远。太阳照射在他们脑袋上方的锡屋顶上，让屋里的热度加倍，有如置身于烤炉里。其中一个男人用呆滞的目光凝视着天花板，他的血液蜿蜒通过管子，缓缓流到地板上的塑料血袋里。他已经虚弱得无法反抗。
他身旁有一个瘫软的尼龙袋，已装满5品脱（1品脱≈473毫升）的血量，里头还有19个空的血袋有待装满。每个血袋上都有看似官方认证的当地血液银行贴纸，另外还贴有中央监管机构的条形码和封条。
而这栋小屋并非是唯一的监牢。接下来的数小时，警察突袭了这位酪农土地上的另外5栋小屋。屋内情景一个比一个糟糕，受害者几乎都是濒临死亡的边缘。最后警方总共救出17人，受害者大多瘦弱不堪，被困在医院检核发放的血液引流设备旁边。这些遭受囚禁的受害者说，有一位化验员每周至少替他们抽两次血。还有人说，自己已经被囚禁了两年半。媒体很快就报道了这家血液工厂，其提供的血液占了哥拉浦血液供应量的极大比例，哥拉浦的医院之所以能坐拥充裕的血库，全有赖于这家血液工厂。
当晚，警方将受害者尽快送往当地的市民医院治疗。医生说，他们从来没看过这种情形。人体的血红素负责提供氧气给身体各部位，如果血红素浓度过低，有可能会造成脑部损伤、器官衰竭及死亡。而健康成人每100毫升的血液，就有14至18克的血红素；然而，这些受害者平均却只有4克血红素。他们已经失去了重要的血液，濒临死亡，全都皮肤苍白，因脱水而皮肤发皱。当时值班医生苏曼（B. K. Suman）最先见到警方戒护下的患者，他表示：“你捏他们的皮肤，被捏的皮肤会一直停留在那里，像是成型的黏土。”
受害者的血红素浓度太低了，但医生同时也担心，要是让受害者的血红素浓度上升太快，可能也会出问题。其中一位医生告诉我，受害者的身体已经习惯失血状态，为了让受害者存活下来，必须投以铁质补充剂，并辅以放血疗程，不然的话，受害者有可能会因为循环系统含氧量过高而死亡。
这些受害者在遭到囚禁数周后，就会因失血而变得虚弱不堪，连逃跑的念头也无法生起。有几位幸存者在警方面前回忆道，原本这里有更多的人，不过，亚德哈一发现捐血者病重到濒临死亡，就会把他们放到公交车上载出城外，这样他们的死亡就会是别人的责任了。
亚德哈保留了许多详细的记录，载明了他把多少的血液量卖给当地的血液银行、医院及个别的医生，还记录了对方支付的巨额款项。这些记录也让警方了解到整个血液工厂的运作状况。负责该案的哥拉浦副警长维希瓦吉·司里瓦司塔（Vishwajeet Srivastav）表示，根据记录，亚德哈最初只是小商家，只经营乳品生意。刚开始，他会在哥拉浦的公车站和火车站，寻找有毒瘾的人以及有可能捐血的穷人，那时至少是纯粹的交易行为。
他开出一品脱血液3美元的价码，这笔钱可让捐血人购买数天的食物。卖血虽是违法行为，却也是轻松赚钱的方法。亚德哈轻松就能卖掉血液，迅速获利，一般血型是一品脱20美元，罕见血型最多可卖150美元。但在不久之后，情况就逐渐恶化了。随着业务的成长，亚德哈厌倦了在转站处找人，开始为捐血人提供临时宿舍。由于捐血人就住在他的屋檐下，因此他用胁迫的手段、虚假的承诺和上锁的门来控制捐血人的命运，也就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了。
随着血液生意变大，亚德哈需要帮手，便雇用了前化验员杰扬·萨卡（Jayant Sarkar）。萨卡曾在加尔各答经营一家地下血液农场，但到了1990年代晚期，被逐出城外。当亚德哈和萨卡两人联手经营他们的血液工厂时，理所当然地成为该区的一大血液供货商。血液农场的概念跟亚德哈的牧场很类似，正因为两者密切相关，因此他也让牛舍和人舍相邻，以节省空间。
在警方第一次突袭发生两个月后，围捕了9个人，包括监督抽血状况的化验员、想赚取额外利润的当地血液银行秘书、运送血液至哥拉浦各处的中间人以及负责照顾血贩子的护士。而萨卡一嗅出有麻烦的气味，就成功逃出城外，亚德哈则在住处附近被捕，入狱服刑9个月。受害者在市民医院住了一个月院后，才终于回到印度或尼泊尔的家乡。
我们很容易就把惨绝人寰的哥拉浦血液农场视为独立事件，认为这种反常现象只会发生在文明世界的边缘，跟其他地方的血液供应并无关联。然而，血液农场的存在，其实恰巧就证明了市场里的人体组织流通状况，存在着更为深层的问题。只要有热切的买家不关心供应方式或者不在乎人体组织来源，那么血液农场就一定会存在。一旦医疗人员什么也不问就愿意付钱买血，肯定就会有人利用这种情况，大幅提升利润。其实，全球的志愿捐血体制十分脆弱，供应量只要稍微受到影响，就可能立即引发像哥拉浦那样猖獗的商业化盗血行径。
就在亚德哈获释前夕，我抵达哥拉浦，希望能更多地了解这座拥有200万人的城市怎么变得如此轻易地依赖血液农场。这座城市里的诸多越轨行为延展出常态的疆界，这种情况在印度绝对不是个案。
哥拉浦坐落于印度与尼泊尔的边界，既是充满混乱和污染的新兴工业都市，也是印度乡间特有的贫穷之城，仅有一条铁路线和一条维护不佳的道路连接着哥拉浦与首府拉克瑙（Lucknow）。然而，哥拉浦仍是一连串密集村落的中心，堪称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乡村地区。在周围将近100英里内，哥拉浦也是唯一具备都市基础设施的定居点，因此是重要的前哨，亦设有政府机构。但是这座人口多达200万的城市正处于困境之中，它无法为有着大片田地的乡村提供基本服务，此外，开发的程度也很低。这座城市其实是建立在诸般匮乏的根基之上。
当中最为匮乏的当属哥拉浦那些已负担过重的医疗设施，对于需要医疗的数千万个乡村农夫与移民劳工而言，那些医疗设施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生命线。医院往往会补贴医药费，有时还会免费治疗，因此吸引了许多弱势群体前来。以庞大的巴巴兰达斯（Babba Ram Das）医院院区为例，即使拥有将近12栋建筑物和救护车车队，仍有好几排的乡村患者排队排到了大门外，其他大型医院的情况还更加糟糕。
超量的患者引发了数个重大难题，其中以血液供应问题最为重要。因为即使是像接生这样的平常医疗，也会造成血液需求量增加，这是因为在处理需剖腹产的孕妇时，必须备有至少两品脱的血液，以应付并发症。而会来哥拉浦医院的数百万移民，不是已经生了病，就是身体状况差到无法捐血，能够捐赠血液的理想候选人，实在少之又少。
因此，一场风暴于此成形，不当医疗与违反道德的行径相应而生。要当地相对较少的人口自愿捐血来补足血液库存量，是不太可能成功的事情，因此医院所剩的选择不多，只能仰赖当地血液贩子。
从亚德哈的血液农场走路约5分钟的路程，就可以看到一块蓝白色的霓虹灯高挂，上头写着法蒂玛（Fatima）医院，这是哥拉浦五家血液银行之一。在法蒂玛医院那道由砖块和铁制成的大门里面，正四散着混凝土碎石和建筑废料，原来医院正在进行重大修建工程，处于荒废状态。不过，血液银行太重要了，即使在修复期间也不能关闭，不能不运作。因此，负责资助施工的教会也特别确保血液银行会先完成施工。不过那就表示现在我得小心避开流浪猫，穿越一堆堆钢筋、沙土，爬上尚未完工的阶梯，然后才能抵达血液部门。
我一踏进血液部门，就宛如置身于另一个世界里。血液部门里头摆满了尖端仪器，比方说：一个零度以下的冰箱，可储存血液几乎达无限久；数台崭新闪亮的离心机，可用于分离血液。这个部门是由吉久·安东尼（Jeejo Antony）神父创办，他负责经营法蒂玛医院，服务当地教区。可是，就算拥有全世界最好的高科技仪器，也无助于解决他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他跟我说，他们搜集到的血液几乎不足以满足这家医院的需求，至于哥拉浦，就更不用提了。他说，问题在于印度人大多不会自愿捐血。接着他又表示，许多当地人都很迷信，认为失去体液会让自己的余生都虚弱不堪。哥拉浦之所以开始依赖职业血贩子，这种迷信看法便是原因之一。
“亚德哈只不过是代罪羔羊，血液交易的背后有更多人参与其中，不只是像他那样的下层人士而已。”当他听我提起这起案件时，便如此表示，然后又说：“每一家疗养院，每一家医院，都有中介的存在。医生需要用血时，总之就会安排妥当。”
他领着我在实验室里四处参观，接着带我下楼，前往他那间奢华的办公室，倒了一杯拉茶给我喝。等我们俩都放松后，他跟我说，他从卡拉拉邦的家乡搬到哥拉浦，是为了改善人们的生活，可是，现在他不确定自己所创办的捐血银行是否真能减轻人们的压力。他说现在已经有其他人取代亚德哈那一帮人。警方逮捕亚德哈一周后，对血液银行的血液需求量上升了60％。不过，一年后的现在，“需求量已下降”。哥拉浦没有新开的血液银行，也并未突然涌入捐血人，总之血液是从某个地方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