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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事。”通子已准备好离开了。
“那个，您安排好住处了吗？”
“在车站旁找家旅馆吧，这个季节应该有空房。”通子赶忙说道。
但身体实在太虚弱，她不得不再次蹲了下去。
“那个，如果不嫌弃的话，不如就在我家——”
“不，这可不成。我不能再给您添麻烦了。”通子斩钉截铁地拒绝了。
“我倒不觉得有什么麻烦。”芳子说。她这话应该是诚心的，但通子却难从命。
“还是不必了。我想一个人静一静，好好思考一下。真是抱歉。”
“这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芳子自言自语般地问道，或许也是在问通子。但通子真不知该怎样回答。这其实也是通子想问的问题。
“我不知道。我需要一个人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理清顺序。否则我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通子的声音有些颤抖，仿佛随时都有可能哭出来一样。她完全搞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心里盼着能有人来解救自己。
“可是……外面很冷的。由纪子没事吗？”芳子又说道。她这时的关怀中有种假惺惺的感觉，让通子觉得心烦意乱。
“我没事。”由纪子抢先回答道。或许是想到如果不这么说，之后一定会被母亲责骂吧。此刻的由纪子心里一定是这么想的。自己怎么是个如此糟糕的母亲呢，通子不禁感到绝望。
“真是打搅了。我们告辞了。谢谢您。”通子勉强站起身，低头致谢。
“您想做的事都做了吧？”芳子问道。这句话让原本就心烦意乱的通子又觉得对方有些蛮横。
“嗯，差不多。”
嘴上这么说，通子心里的感觉却与此相差十万八千里。大脑混乱无比，眩晕再次向她袭来。
“啊，您没事吧？”
“嗯，我没事。不好意思，看来还要再待一会儿……”说完通子再次蹲下。
“那个，我这里真没什么不方便的，您干脆就住在我家吧。”
“啊，我已经没事了，抱歉。”通子缓缓站起身，“不好意思，能让我在这里洗一下手吗？”
“请用好了。我帮您打个电话预约一个房间吧？”
“不必了，这个季节很好找房间的。”
“哦……”
通子不想住太贵的旅馆，已经花掉不少路费了，她想自己去站前找一家比较便宜的旅馆。
“挖出来的东西您要带走吗？”芳子问。
“啊，是的……”通子一边洗手，一边说道。实际上她有些犹豫，那种让人毛骨悚然的东西她实在不想随身携带。可如果不带走，这次出行就没有半点意义了。
“我去找个纸袋来。”
“啊，真是不好意思，又劳您费心了。”通子面带愧疚地说。她掏出手帕擦了擦手，把包挎到了肩上。
通子让由纪子到玄关去换鞋，她准备从后门绕过庭院出去。一想到屋外的寒冷天气，通子的心不由得往下一沉。但她已别无选择。
母女俩穿好鞋站在玄关等芳子拿纸袋来。此时通子心中完全一片空白。
“就只有这样的了，您看行吗？”芳子把一个纸袋递到通子面前。
是一个茶色的薄纸袋，通子估计一旦被雪打湿，袋子就会破掉。
“我给您套两层吧。”
“真是不好意思。”
通子心想，还是到车站附近去买个结实点儿的塑料袋好了。
“可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芳子一边忙着套袋子，一边问道。
通子听到了她说的话，却没搭腔。
“干吗要把鸡骨头带走……”
“什么？”通子条件反射地反问。
“怎么了？”芳子把套了两层纸袋的东西放到地上。
“您刚才说什么？”通子又问道。对方的话完全出乎她的预料。
“没说什么啊！”芳子回答道。
“您说鸡骨头？”
“怎么了？”芳子一脸惊诧。
“刚才您是这么说的吧？”
“是啊。”
“这是鸡骨头？”
通子的呼吸变得粗重起来。
“是啊。”芳子缓缓点了点头。
“您没看错吗？”
“看错？我们家养过鸡，我很清楚。那不就是鸡头嘛。你看，还有鸡冠呢。”芳子竟撑开袋子，让通子看里边的东西。
小小的骨头静静地趴在黑漆漆的罐底，看上去就像一块几百万年前的化石。
“鸡……”
“对，是鸡。”
鸡，鸡，鸡——这个字眼，不停地在通子的脑海中重复。
“这是鸡骨头？！”
通子的大脑感知到一种莫名其妙的信号，这个简单的字眼中蕴藏着无比深刻的意义。这是上天发来的信号。通子默念道。其中蕴涵着很深的意义。
“对，这就是鸡。这罐子里为什么会装着块鸡骨头呢？”
芳子用爽朗的声音说道。通子却说不出一个字来。
第八章 再会
1
村川教授的办公室里，吉敷还在说个不停。虽然太阳早已下山，村川却并未下逐客令。吉敷自己动手泡茶，越说越激动。村川教授的助手们纷纷打过招呼，各自回家去了。不过村川似乎没什么其他事，吉敷也一样，只要教授愿意继续聊，吉敷自然不会有什么反对意见。话题一直围绕着法医鉴定，对吉敷而言这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教授偶尔会提一些问题，似乎想多了解一些现场搜查的知识。
村川说他有个搞认知心理学的朋友，曾多次应他的委托出庭。渐渐地，他也学到了些有关这方面的知识。比如在遭遇谋杀这种会给神经带来极度重压的情况时，人类的记忆会出现不可思议的偏差。曾发生过一起抢劫案，当时是深夜，屋内灯火通明，在明晃晃的日光灯下，被害者被手持菜刀的歹徒四处追赶长达半小时以上，而且这期间被害者多次近距离看到歹徒的脸庞，可事后被害者却完全不记得凶手长什么样。刚开始众人还以为被害者遭到了凶手的胁迫，之后做过认知实验才发现实际上并非如此。被害者确实不记得凶手的长相了。
如此说来，吉敷也有过同样的经历。有几次让被抢的受害者当面指认罪犯，受害者却无法确认。稍加强迫，受害者却弄错了犯人，使得整件案子变得更加棘手。吉敷说出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村川点了点头，说这种现象很常见。人们普遍认为对生命造成威胁的经历，留下的印象应该颇为深刻，记忆也会更清晰持久才对。其实不然，实际上大众的这种推断与事实恰巧相反。遭遇过度的精神压力时，人类的记忆形成反而会出现障碍。用刚才所举的那个例子来进行说明，原因就在于被害者的精神全都集中在歹徒手中的利刃上，记忆中只有有关凶器的情况。
吉敷问村川教授对犯罪心理学是否也有研究。村川回答说虽然这并不属于他所研究的专业领域，但总会用到这方面的知识，便在不知不觉间了解到一些东西。于是吉敷就那封通子寄来的奇怪书信向村川征求了意见。
“恩田事件的第一发现者是一对姓藤仓的兄弟，他们同时是另一起发生在钏路广里的杀人案的凶手。恩田事件发生的那天傍晚他们偶然去了现场，发现了河合民夫的无头尸体，马上下山报了警。”
“哦，是吗？就是那对名叫藤仓一郎和次郎的兄弟……”
“对。二十六年后，他们兄弟俩在北海道犯下一桩杀人案。幼年时他们曾在盛冈待过，案发当天还去过山里，成为那具惨不忍睹的尸体的第一发现者。”
“原来如此。这种事还真是少见啊。”村川感叹道。
“或许他们日后会做出那么残忍的事也与幼年时的这段经历有关吧。不过，如今被判死刑的只有哥哥。”
“哈哈，这可说不准哪。”村川面带笑容地说。
这种问题完全不在他的专业领域之内，吉敷也没指望他给出什么有见解的答案。
“另外，这件事里还有一位名叫加纳通子的女性，使事件变得更加复杂。该名女性年幼时也在盛冈待过，据她自己说当天她和藤仓兄弟一起去了现场，也看到过被害者的尸体。”
“哦？然后呢？”
“但在我去找藤仓兄弟证实时，他们兄弟俩却一口咬定说那天到现场的只有他们兄弟俩，没有其他任何人。”
“哦……你是想问我，究竟哪一方说的是实话？”
“是的。”
“发现尸体时，三个孩子的年龄分别是几岁呢？”
“藤仓一郎十一岁，次郎七岁，加纳通子六岁。”
“明白了。他们三个人分别是在什么时候提出自己的目击证词的？”
“女性的证词是最近才提出的。藤仓兄弟则案发不久就提出了。他们还曾在一审时出过庭，差不多是在案发第二年吧，公开表示他们两个人发现了尸体。”
“十二岁的少年在法庭上讲述一年前的亲身经历？另一名八岁的少年表示同意，是这样吗？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想来还是他们兄弟俩的说辞更可信一些。”村川说道。
“哦，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件更加离奇的事。”
“什么？”
“那位名叫加纳通子的女性说，当时她在现场不光看到了被害者，还看到了凶手的长相。”
“看到了凶手的长相？是她认识的人吗？还是一个陌生人？”
“她说那个人和她很熟，其实就是她的父亲。”
“父亲？她自己的父亲？”
“是的。”
村川的脸上露出了复杂的表情，他沉默了片刻。吉敷也一言不发。
在这件事上，吉敷很想听一下村川的见解。
“也就是说，她告发自己的父亲，说父亲是杀人凶手？”
“是的，是这样的。”
“这位女性又是何时说她在现场看到了自己父亲的呢？”
“是在一星期前写信来告诉我这件事的。说是在前些日子突然回想起这件事来的，想了想，便马上写信给我了。特别强调是在某一天突然想起的。”
“事发四十年后突然想起吗？”
“是的，您怎么看呢？”
“之前她是否提过相关内容呢？”
“没提过。”
“哦？是那段不祥的记忆被封印起来了吗？实际上警方对那件案子展开过什么行动呢？有没有进行过搜查？”
在说出个人见解之前，村川想先了解一番情况。
“粗略地展开过一些搜查行动。情况很复杂，毕竟是件四十年前的案子了。”
“而且估计早就定案了吧？”
“是的。这种被深埋了四十年的记忆突然在某天复苏过来的事，现实中可能发生吗？”
“这个嘛，这样的事倒的确有可能，但是否该采信值得商榷一番，更何况是要用它来做刑事审判的材料，算是一场赌博了。虽然记忆并非我的专业研究领域，但原理我还是知道的。所谓的记忆其实就是一种通过大脑神经的微弱电流。当遭遇会威胁生命的巨大精神压力时，大脑中控制电流的闸刀会自然落下，这也是人类一种下意识的防卫机制。这种时候，记忆就会被封印。不过事情过去之后，被封印的记忆因为某个契机而逐渐恢复的事例也并非完全没有。那位女性对那件事的记忆是否鲜明呢？”
“对于某些部分可说是鲜明得出奇。比如嗅到的血腥味儿、尸体倒在两条铁轨之间，还有河合民夫当时的衣着这类。她甚至清楚地记得从河合民夫断开的脖颈间滴落的鲜红血液是如何逐渐染红他身上的白衣服的……”
“白衣服？”村川问道，“她很清楚地提到了这一点？”
“是的。”吉敷回答道。
“被害的河合父女倒在两条矿车轨道之间？”村川问。
“是的。”吉敷答。
“这可真够奇特的，感觉和艾琳·富兰克林的案子有些相似。”
“什么意思？”
“嗯，你来之前……”村川吃力地站起身，走到书架前，从架子上抽出一本资料，“听说你要过来，我就预先把它找了出来。”
“这是什么？”
“恩田事件的部分鉴定资料。这就是被害者河合民夫死时的样子。”
村川递来一张老照片，是张已经微微泛黄的黑白照片，拍着死人脖颈的切断面。身子下方的积雪被血染得颜色很深。无头尸体的身子下面露出小孩身体的一部分。照片上的景象简直惨不忍睹。
“留在我手上的照片不多，只有两张，拍的都是河合民夫。”
村川又递来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以俯视角度拍的。吉敷看后轻声惊呼。
“不是白色的！”
“对吧？河合民夫当时穿的衣服并不是白色的。虽然无法从黑白照片上判断出准确的颜色来，但肯定不可能是白色的。”
“的确……确实不是白的。”吉敷喃喃道。
“嗯。还有，这张照片拍下了一部分轨道，看到了吗？矿车的轨道。”
“嗯，看到了。”
“这张把两条轨道都拍下来了。”
“的确。”
照片一角，距离尸体稍稍有些距离的地方有两条平行的轨道。
“事实上，河合父女倒在轨道旁边，并非铁轨之间。”
“嗯，是的。”吉敷吃了一惊，径自叹息不已。通子在来信里一口咬定，说河合父女都倒在两条轨道之间。对她而言，那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事实，心里没有半点怀疑。
可再仔细想想，藤仓一郎也是这么说的，他也说河合父女倒在两条轨道之间。
“还有，这是从当时的报纸上剪下来的报道。报道上说，三十八岁的伐木业者河合民夫抱着六岁的女儿弘子一起惨死，尸体倒在两条矿车轨道之间。这篇报道有误。”
“原来如此。”
这一点同样令人吃惊。吉敷沉默了片刻，他无法在短时间内想清楚这一连串事件究竟意味着什么。
“报道里有没有提死者衣服的颜色？”
“没有。”
“是吗？但是……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或者说，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吉敷问道。
“从事实推测……但这也不过是我个人的见解。或许这位女性实际并没到过现场。她是案发后去了现场，那时的视觉记忆加上从报纸杂志上看到的相关报道、相关描述在她的大脑中被重新组合，让她产生一种自己曾实际经历过的错觉。事实很有可能就是这样。”
巨大的冲击令吉敷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来。
2
“我怀疑这是一例典型的‘虚假记忆症’病例，英文叫‘False Memory Syndrome’。这是一种本人并无恶意，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在说谎的情况下把虚假事实错当成事实，并讲述出来的精神障碍症。之前也曾有过因目击者患有这种病而做出虚假证词，从而大大影响搜查的案例。”
“哦……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出现虚假记忆的原因有很多。他人的强迫、诱导，或是反复灌输错误信息，再或者是精神压力，性方面的因素同样可能成为导火线。这位女性说凶手其实是她父亲，对吧？”
“是的。”
“如此看来，原因可能是她潜意识中对义亲的憎恨或畏惧心理在发挥作用。嗯，很有可能就是这样。”
“之所以会憎恨父亲，大概是父亲能力欠缺导致长期生活困难，或是父母极好赌博这类的事吧……”
嘴上这样说着，吉敷心里却想起自己曾和加纳郁夫说过完全相反的话。
“嗯，有这种可能，但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应该是更加压抑的事才对。绝对无法对他人道明的秘密，比如性虐待或遭到父亲强暴之类的。”
吉敷暗忖，通子身上会发生这种事吗——
“那有没有可能源自他人的强迫呢？比如他人有意图地灌输虚假记忆之类？从念幼儿园时起……”
“应该不会。他人强迫常发生在挖掘封印记忆时，是一种精神强迫，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催眠疗法了。虽然也有施以催眠术，短时间内唤醒藏在潜意识底层的记忆的成功案例，但这种方法大多都以失败告终。有时患者为了回应心理咨询师，会在不知不觉间创造出记忆来。又因为事前得到过心理咨询师这类专家的保证，所以事后信以为真。在精神疗法盛行的美国，这种虚假记忆层出不穷，将它用于案件审判导致犯下大错的例子也不在少数。”
“哦？您能举个例子吗？”和刑事案件有关的事，吉敷自然很感兴趣。
“曾经有过这么一件事。”
村川喝了口茶，开始了讲述。
“这个案例发生在一九八九年的旧金山。一位名叫艾琳·富兰克林的二十九岁女性在看到女儿和朋友在家中玩耍时，突然想起曾在二十年前目击过一起凶杀案，便向旧金山警局报了案。她说二十年前的秋天，她亲眼看到她的朋友——一个名叫苏珊·内松的女孩儿——坐在树桩上时，一名男子走到苏珊身后，突然举起石块，猛地向苏珊头部砸去。她当时甚至听到了苏珊的哀鸣和头骨碎裂的声音。艾琳还说，案发地附近有三棵很细的树，旁边有一条未铺柏油的土路。遭到袭击后苏珊和屁股下面的垫子一起落下，她手指上戴的银戒指和金印第安指环反射出耀眼的光芒。最终，艾琳向警方告发，说凶手就是她的父亲。”
“啊。”吉敷低呼，“那警方是如何应对的呢？”
“警方调查了案件记录，发现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日那天，的确有人曾发现一具八岁女孩的尸体，正是苏珊·内松。艾琳的证词是真的。尸检报告显示该女孩死于头骨碎裂，并在死前为保护头部双手抱头，导致手指骨骨折。尸体的手上的确戴着一枚金印第安指环和一枚银戒指。另外，现场附近确实有三棵树干很细的树，尸体被发现时盖在一张垫子下边。”
“嗯。”
“记录均与艾琳的证词完全一致。尸体大致是在被害人死后两个半月发现的，倒推回去，死亡时间也与艾琳所说的九月二十二日没有任何矛盾。
“封印的记忆复苏后，艾琳滔滔不绝地向警员讲述当日的经过。她说案发当天早晨，父亲曾驾车送她和姐姐一起去学校。半路上，艾琳看到她的朋友苏珊，便要求父亲让苏珊也上车。
“父亲答应了艾琳的要求，立刻停车载上了苏珊，但不知为何，却让姐姐下了车。姐姐听命下车之后，父亲建议艾琳和苏珊请一天假，带她们到效外玩。到郊外之后父亲从车上取下垫子，两个人在垫子上玩了一阵之后，父亲强奸了苏珊，其后就用石块杀死了苏珊。艾琳说，她曾亲眼看到过这一幕。”
“警方采取行动了吗？”
“艾琳的父亲遭到逮捕，受到了审判。”
“哦，但那是二十年前的案子了，早就没有凶器这类物证了吧？”
“没了。证据只有艾琳的记忆。父亲因为女儿的证词被判处一级谋杀的罪名。”
“被判刑了啊？！”
“对。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九○年，但后来有认知心理学者对该判决提出了异议。名叫伊利莎白·罗夫塔斯的女学者指出艾琳的记忆太过详细。一般而言，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的记忆会逐渐被冲淡，然而艾琳的记忆却详细得令人惊讶。其后警方再次展开了搜查，结果发现了颇具戏剧性的事实。当时掩盖苏珊尸体的垫子是一种名为箱型弹簧床的大型床垫，与普通垫子有所不同。经实验证实，这种床垫根本无法放到艾琳父亲当年开的那辆车上。另一方面，当时的报纸上只提到垫子，艾琳的证词完全沿袭了报上的说法。”
“也就是说，报道出错了？”
“是的。如此一来，艾琳说父亲从车上拿下垫子，并在垫子上强暴了苏珊的证词也就无法成立了。而她讲述的那些内容报纸上全都登过。所以，艾琳回忆起的并非自己的亲身经历，而是报纸上报道的内容。”
“原来如此。”
“而艾琳的控诉还不只如此，她说她父亲不仅强暴过苏珊，还奸杀过一个名叫维罗尼卡·卡西奥的十八岁女孩。经过调查，警方发现的确有一起维罗尼卡案件。案发时间大致是一九七六年一月七日下午六点半左右。当时消防署里召开会议，而身为消防员的艾琳父亲自然出席了这场会议。也就是说，在那件案子里，他拥有完善的不在场证明。”
“哦？”
“此外，从维罗尼卡体内检测出的男性体液也与艾琳父亲的血型完全不符。他和那起案子完全无关，这一切全是艾琳的妄想。有关那件事的记忆同样都来源于报纸报道的内容。不过正因为艾琳又提起维罗尼卡案件，她的父亲才免于一死。警方对此心存怀疑，开始调查艾琳身边的事，结果发现连艾琳说她是在家里看到女儿和朋友玩耍时回想起父亲杀人经过的证词也是假的。她的姐姐作证说艾琳时常因家庭问题感到烦恼，还曾接受过心理治疗。而事实上，艾琳是通过催眠疗法回忆起之前那些记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