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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台湾。 我倒觉得不一定。德国的民主体质够结实了吧？1994年一项问卷提出一个问题："身为公民面对国家，你觉得只能任它摆布，完全无力，还是觉得自己有充分参与的力量？"
结果有59％的德国人回答：他们觉得完全无力。
把种种调查和别的国家比一比，解读也许就不那么悲观。台湾人对现状的不满， 不见得表示现状比从前坏，它很可能表示台湾人对现状品质的要求比从前高，而且高得很多；要求越高，不满越深，从这个角度看来，这是一种健康的不满，不是灰暗的。
这当然不是说台湾一定有光明的前程，十年前不能讨论的台湾定位问题十年后可以正视了，一旦正视，问题的困难程度也才浮现出来。在外是统一之声的巨大威胁，在内是国家认同的四分五裂；国家认同的凝聚像一粒苹果的成熟，需要充分的雨水和阳光，也就是时间，让它自然变得红艳熟软：我只怕我们没有这个时间，历史可以是极残酷的。我的悲观在此。
二十 、文化是否可以介入政治、改变社会？
答：用"介入"一辞，指的显然是所谓精英文化，因为要讲文化整体，政治就是文化的形于外，文化要如何"介入"文化呢？我们如果仔细观察台湾地方政治的运作，就会发现：西方公民社会的选举规则一移植到台湾的乡土上，竟然结出怪异的果实。中国传统文化的血缘，学缘，地缘……种种观念操纵地方选举，选出来的无可避免的是代表血缘，学缘，地缘利益的偏狭人物，往往与民主精神背道而驰，但他们又确实是参与政治的产品。当我们发现民意代表恶俗不堪时，我们究竟要批判政治呢？还是自己的文化？
再说精英文化"改造"社会的可能——这本是五四的基本精神，十年前的"野火"也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可是十年后的今天我看见两个不同的地方，佼精英文化失去发挥的空间。一个是政治人物的嚣张，在威权时代，因为老百姓没有声音，掌权者心虚之余总还要做出礼贤下士的姿态。现在威权的恶名没有了，政治人物抬头挺胸，个个理直气壮，对所有的丑事不羞耻也不道歉。好像在西部酒吧里，既然大家都亮了枪，礼貌也不必了，全凭火力，蛮的干。今天大大小小的掌权者自信满满，不觉得有接受"改造"的必要。
第二个不同，是精英分子与当道的结合。动机我们暂且不去理会，反正总有些是利己的，有些是利他的，但是明显的事实是大量的所谓精英加入了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幕僚"的队伍。民主政治本来就是参与政治，精英分子进入政治藉以发挥影响，理所当然，问题是，在我们的文化氛围里，许多精英一进入政治圈就失去了独立性——围绕在掌权者身边的种种博士学者的所做所为所言，历历在目。我相信独立性是一个社会的文化精英不可缺少的基本品质，90年代的精英大批投入政治的立即效果就是独立性的消失，也就是我们精英文化的萎缩。
唯一的希望在教育。台湾要生机不死，它必须刻骨铭心地体认教育的重要，做最巨大、最长远的投资。我们的下一代不曾受到政治的扭曲和贫穷的限制，给予机会，他们可以海阔天空做世界一流的公民。可是这个机会必须由我们这一代人手中给出。如果有更多的精英参与教育改革，而不是充满泡沫的政治权力斗争，台湾会更有希望。可惜政治的诱惑太大了。
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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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来家国——访东德末代总理戴麦哲尔
四十年来家国——访东德末代总理戴麦哲尔
问：请谈谈您的家庭背景。
答：我的家族原是法国人，在三百多年前为了逃避天主教迫害而来到德国。第一代开山祖师在这里开了骑术和舞蹈学校，他本来是贵族，所以除了骑射舞蹈之外也做不了什么。家族的传统是，长子让他学法律，次子就当军官，我是我们家族第十一个当律师的。
问：您是东德的末代总理，1990年和西德的科尔总理在举世瞩目的圆桌会议上谈判统一： 那些谈判决定了东德人的命运。 现在回头看那个关键时刻，有什么是"错误"的决定令您懊悔的？
答：那真是困难无比的谈判，因为完全没有前例可循，我像在茫茫大海中摸索方向。除此之外，我手上的谈判筹码也少得可怜，代表的是个已经宣告破产的公司，能争的实在不多。但是人在事后——总是在事后——才学到教训，现在我看到当时的几个错误：第一就是当初不该同意让西德人有权收回东德的房产。许多东德人其实是经过正当的手续在一栋房子里住了三四十年，一旦改朝换代就将他连根拔起，这是种极痛苦的经验。这种痛苦，也导致许多人现在缅怀过去的东德。另一方面，因为房地产的所属权错综复杂，使得统一后许多投资者裹足不前，严重地影响了德东的复兴。许多国际企业都对投资德东有兴趣，可是一碰到土地产权问题，谁都不敢来了。
问：那个时候，您和您的幕僚完全没预料到产权问题的复杂性吗？
答：唉，有的！说真的，如果是由于谈判经验不足、前瞻眼光不够而犯下错误，那倒也罢了，因为谁都没有经验，谁都可能犯错，可是产权这个签定，当时就知道是个错误，这才是最令人心痛的！
问：迫不得已？
答：对。西德方面非常坚持，几乎不给任何余地。在其他议题上，他们各政党之间还有意见分歧，对这一点，连反对党社民党都和基民党统一阵线。追根究底，我觉得这是因为在西德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里，私有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常说，私有财产法是西德人的圣经。
问：第二个错误呢？
答：不该同意东德人的退休金比西德人少那么多。这一点也造成许多人心理的不平衡。第三个错，是当时不曾设法保障当年效忠东德的人不受西德的法律制裁……
问：您是说当时就该坚持统一后要"赦免"（Amnestie）？
答：对。当时绝对设想到统一后的秋后算帐会来得这么狠。共产党的领导者你治不了他，倒霉的尽是小喽罗，就印证了德国谚语所说的，"吊死小的，走掉大的"。许多小老百姓就由于他过去的政治信念而永远不得任公职，这是极不公平的惩罚。许多学校老师就这样被解聘了。
问：这"秋后算帐"您当时没想到，倒令我觉得意外……
答：也不能说完全没想到。我记得就在那个时候，我还特地请教西班牙驻德大使，问他当年西班牙进人民主阶段时是如何对待法朗哥时代的"遗民"，我就是试图知道在改朝换代的激变中，如何能回避仇恨和报复的爆发……
问：既然如此，那您为什么在那时不提出"赦免"这个要求？
答：我们其实没有权利提出，因为一旦统一，法是西德的，"赦免"必须由他们提出，由他们执行。
问："他们"不但没有提出"赦免"，而且讲究"追究"。譬如东德的情报头子吴尔夫就被判六年徒刑，前公安部长米尔克被以杀人罪起诉；您的感觉是什么？
答：吴尔夫被判刑，是荒唐可笑的。你说他"叛国"，他叛了哪个国？他效忠的对象是东德！这样说吧，如果有西德公民作为东德的奸细，我觉得判他刑是正确的，因为他背叛了西德自己的国家。可是吴尔夫是东德情报局长，他尽忠职守，怎么能用西德法判他"叛国"？
米尔克的判决同样不可思议。因为没有法可以治他，于是就挖出六十多年前他枪杀纳粹警察的案子来入他罪，这实在是一场笑话！
另外还有米他克经济部长，他真正犯的罪，是他把我们的国家经济带上破产的路；这个罪不治，却控告他这里那里贪了点小钱。他把整个国家都毁了，小小的贪污算什么？
问：但是这是法治的两难和吊诡。法治国家的前提是：没有法就不能罚，不论罪行有多么严重。将吴尔夫、米尔克等人"入罪"，是因为他们的"罪行"无条文可罚，因此法庭只好去找鸡毛蒜皮的事将他们惩罚，这样才能满足从前受他们欺负的人的"正义感"，不是这样吗？
答：是，可是这样一来你置"法治"的尊严何在？因为没有法可对付真正的罪行，于是找出法来治旁校末节，这是对法的玩弄，伤害了法治尊严。另一方面，这种做法只为了满足某些人的报复心理；一个文明社会怎么能让"法"成为报复的工具呢？文明之所以为文明，就是它用法来疏导原始报复情绪，现在法倒过来为报复所用。
在这一方面，我不知道东欧人做得是否比德国人要有智慧。波兰人根本就封了过去的档案，匈牙利和捷克人也差不多。我们国家所迫切需要的，其实是疗伤、是原谅宽恕、是和解……总而言之不是报复。
问：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不得不问您关于《明镜》周刊对您的指控。他们提出 各种证据说您当年也是公安部的秘密线民；您个人怎么看？
答：柏林参议会对所有的律师做过调查，调查报告很清楚地指出我的背景是清白的。当年因为我跟教会关系密切，经常为了救人，也得和公安部打交道。就如同史都培的例子（史都培是现任德东布兰登州州长，被控从前和公安系统"合作"过）：下水道不通，于是有人钻到地面下去修理堵塞的水管，他上来时，水道又通了，可是地面上的人指着他骂他臭！就是这么回事！我有一个理论：骂别人臭的多数是为虎作伥的同路者。改朝换代之后，这些人面对自己过去的作为，觉得问心有愧，为了得到良心的安宁，他就努力去寻找比他更"黑"更"脏"的人，作为指控的对象……。
问：有一种说法和您现在说的有点关联，说西德人之所以对东德的过去如此严厉，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当年对纳粹的过去太放松了，心中有愧；基本上是种补偿作用。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答：可以这么说。人们在追究过往的时候，俨然这个世界是黑白分明的，把好人（被迫害者）和坏人（迫害者）分成两个阵营；真相其实是，全黑、全白的都是极少数，大多数则是灰色的，灰色的普通百姓。这些灰色的普通百姓，在一个控制森严的制度里用自己的方式凿出一个不受控制的小角落，在里头思想、呼吸。几个观念相近互相信任的朋友常聚在一起聊天，就是这样一种小角落。统一之后，这些小角落也就消失了，许多东德人觉得失落……
问："小角落"为何消失？
答：因为共同的敌人消失了，整个社会多元化了，就不再有小角落的需要。可是东德人不习惯新的人际关系——竞争、讲利害——他因此觉得痛苦。
问：您自己的小角落呢？您在1991年10月退出政坛和小角落文化有关吗？
答：当年敌忾同仇的朋友当然也已各奔东西，小角落不复存在，我也并不惋惜。我会退出政坛，是因为我向来就不是个太享受镁光灯、为群众的掌声着迷的人。我还比较喜欢我现在的生活方式，每两个星期和朋友聚在一起作室内演奏，那是属于我的小角落。
问：您在今年四月间到台北访问了一个星期；台湾的读者势必要问您对台北印象如何？
答：印象最深刻的自然是台湾在短短二十年内创造出来的经济成果。另一方面，为经济成长所付出的环境破坏显然相当严重。一路上看到的树都不太健康。
问：如果有一天，台湾和中共也坐上圆桌谈判的时候，您有什么建议吗？
答：台湾和大陆大小太不成比例了。西德能拉起东德，台湾不可能拉起大陆。只能希望中国吸收台湾经验，自己内部演变，在稳定中演变。一个不稳定的中国不只威胁台湾，对全世界都是一个可怕的前景。想想如果前苏联境内的诸多种族战争在中国爆发，真是不堪设想，那会是人类一大灾难，台湾如何促进中国大陆的稳定发展，我想是极重要的。
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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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克服谁的过去——访问侧记
谁克服谁的过去——访问侧记
"弱肉强食"这个丛林规则在人类社会里往往以极"文明"的方式进行。
东德的末代总理戴麦哲尔有无限感慨。在访谈中他说，波兰人和匈牙利人羡慕我们东德人，有个富而强的老大哥西德在一旁拉拔，但是他们不知道我们的痛苦。
戴麦哲尔说的，是在自己的土地上作二等公民的痛苦。德东人在经济上是德国的二等公民——柏林的超市员工正在罢工，他们说，他们的工资只有西柏林员工的百分之八十，工作时间却又比西柏林人长——其实是咎由自取。四十年的经济破产，哪能要求在一夕之间与别人同工同酬？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在自尊上成为二等公民，恐怕是东德人始料所未及的。革命当时，围墙两边都燃烧着民族感情的酒精，火焰灭沉了之后，人就要面对权力的拉锯，那是赤裸裸的，原始的。
前东德情报头子吴尔夫在去年被判六年徒刑，"叛国"是他的罪名。戴麦哲尔说这样的判决是一场荒唐笑话，更贴切的说，这是一场荒谬悲剧。游戏规则突然改变，使赢家变输家，黑脸变白脸。
游戏规则由谁来定呢？当然是那肌肉强的一方。
今年夏天，被二次大战战胜国占领了四十年的柏林终于要获得真正的"解放"：美英法三国驻军将在游行、烟火、军乐、冠盖云集的热闹庆典中离开西柏林。苏联军——对不起，苏联没有了，俄罗斯军——要怎么离开东柏林呢？统一后的德国说，英美法是友邦，他们的驻军是为了"保护"德国人民，所以欢送要盛大。苏军？苏军代表的是敌国，"占领"了德东，促成了东德共产党的傀儡政权，他们不应该得到和英美法一样的遭遇。
帝国瓦解之后自尊心极端脆弱的俄罗斯非常紧张，唯恐自己柏林的驻军，在做了四十年的霸主之后， 屈辱地沉默地离去。莫斯科要求，在9月的欢送大典中，俄军也要被邀，和英美法一样带着德国人的感谢和祝福尊严地撤退。
牵牵绊绊又扯到历史诠释权的问题了。
西德政治人物光火了，不留情面地说：不是你苏联，怎么会有四十年东德的集权统治？你怎么会有脸要求我们把你这个恶霸当英雄来欢送？
德东政治领袖却有相反的看法。他们给科尔总理上签名信，要求对俄军与英美法军平等对待。德东人说，"我们并非漠视四国占领之下有实质上的不同结果，但是我们认为苏联在1945年抵抗纳粹确实有所贡献，1990年对两德统一更举足轻重：为了将来的友善关系，对俄国表达我们的敬重、保留他们的尊严，是非常重要的。"
德西人强调苏联四十年之恶，德东人则强调苏联的贡献。这是历史的诠释角度问题，而角度的选择，其实又是自我认同的反射。英美法的占领，给西德带来民主和繁荣；苏联的占领，给东德带来极权和破产——这一点，两边的德国人都不能否认。让德东人难过的，恐怕是嘴里说不出的：
为什么"你们"的占领军要得到盛大欢送，"我们"的占领军就得灰头土脸地悄悄溜走？"我们"的占领军再怎么可恨，他都是"我们"的历史的一部分，蔑视他们就是蔑视"我们"的历史。
这种情绪性的语言上不了台面，于是只好谈历史诠释。谈历史诠释，德东人大概也赢不了这一场的角力，他先天不足。
和戴麦哲尔话别时，我说，"德国人特别爱用'克服过去'这个名词。"他带点嘲弄地笑着："是的，每次他们说这个辞，我就说，那你们就专心去克服你们的过去吧！我们的过去让我们自己去克服，不劳驾！"
被吃掉的那一方，我想，是连克服自己过去这个权利都得不到的。
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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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孩子还那么小——两代母亲的心情
看看孩子还那么小——两代母亲的心情
龙应台（四十二岁）访问应美君（七十岁）
龙：妈妈，我要访问你。
应：自己母亲，有什么好访问的？
龙：先谈谈你的家庭。
应：我家是淳安的大户，在镇上有绸缎庄百货店、有房产、有田地。母亲生了十三个孩子，大多夭折，只有两个哥哥和我活下来。小时候，我很受家里大人疼惜的。
龙：家里送你上学吗？
应：我小时候，都是祖母作伴，祖母死了，我就孤单了。父亲提前把我送进学校，和二哥同校。我读两年，二哥就开始偷懒，叫我代他作功课，他自己跑出去玩。后来他留级啦，我升级，变成同级同班了。这下我惨了，震动了三姑六婆。她们叽叽喳喳说，家有公鸡不啼，母鸡啼，是不样之兆，而且女儿读书没有用，将来是给人的，儿子才是自己的。我父母就把我休学。每天我看着哥哥们背着书包，走出前门，独我不能，心里真痛呀。
龙：我初中毕业的时候，爸爸希望我去读师范，说是不要学费，而且女孩子不需要读高中大学，做小学老师最适合。你记得吗？
应：当然记得喽！那个时候你说你想读高中，我就坚持让你读高中，因为我自己求学求得好苦呀！休学以后我就生重病，重病昏迷的时候，哭喊着要求去上学，家里大人吓着了，后来又同意我继续。可是因为已经误了一年，我回去要补上一年课，我不太甘愿，结果是我自己在家，用哥哥的课本，拼命地读；年纪还那么小呢，一心一意只觉得要为读书拼命。后来用同等学历去报考高小，一考就上了，直接读高小，然后进淳安师范，拿到老师资格。
龙：来台湾之后为什么没有教书？
应：那你们四个萝卜头怎么办？那个时候，风雨飘摇呀，头上有个屋顶就不错了。
龙：在我的印象里，你一直在为生活挣扎；你和人合资经营过酱油厂、理发厅——结果总是被人倒了，从来没听说你赚了什么钱；你在茄萣和渔妇一起坐在地上编织渔网，一毛钱一毛钱的赚；你在戏院卖过电影票；你到处起会存钱。我上大学那年，还记得你到隔壁中药店去借钱给我缴学费。茄萣有一位林医师，好像也帮助过你？我的问题是：这么多年这么艰难困苦的生活，是一种什么力量支持着一个女人？
应：你现在自己有了小孩，应该知道了吧？！最困难的时候，觉得筋疲力尽怎么也熬不过去的时候，看看孩子还那么小，只好咬紧牙关硬撑过去，硬撑过去，无论怎么样，要把这四个小孩栽培出来。
像茄萣林医师，他就是看我那样辛苦，借钱从来没催我还过。我一辈子都感激他。
龙：爸爸是个乐天派，有一点钱，不是在牌桌上输了，就是慷慨送给比他更穷的人。你不怨叹自己嫁了这样一个男人？
应：男人嘛，比较不会为孩子想。不过，你爸爸也有他的优点。
龙：你们吵架时，我明知道你是对的他是错的，可是我总还是站在他那一边，因为觉得你这个女人太强悍太凶了，你知道吗？
应：我不凶悍，你又怎么有今天呢？女儿！
龙：你觉得我们母女有相似的地方吗？
应：有。
龙：什么。
应：我们都一样敢做敢当。
龙：讲个例子来听听。
应：中日战争时，淳安县城里住了好几千的伤兵，城里城外的祠庙都给他们占满了。他们打人砸店强买，无所不为，蛮横极了。有一天我到乡下收租回来，发现母亲的头被强上店门的伤兵给打破了，鲜血直流，好可怜啊！我才十七岁吧！一个人单枪匹马跑到宪兵队去找他们队长理论，事情闹得很大，但是我什么都不怕，坚持讲公理。后年还是宪兵带着那个打人的伤兵来家里道歉才算了事。
龙：你女儿在写《野火集》的时候，你怕不怕呢？
应：怕。一方面我知道你说的是真话，一方面，我怕你失踪。我和你爸爸有认识的人，三更半夜被装在麻袋里丢海了。
龙：嗯，那你怎么看国民党？
应：有很多不满——可是民进党好到哪里去？
龙：所以你并不同意"换个执政党试试看"的说法？
应：不同意。政治都是讲利害的。共产党开始时不也用新号召，后来呢？国民党又坏到哪里去？你看着吧——民进党上了台，一样的贪污，换个党不会更好。
龙：希望统一吗？
应：当然希望。可是现在根本没有条件。统一要先有真正的民主；我可不要白色恶霸。
龙：辛劳一生，终于把孩子带大了。你的四个孩子中有三个博士；你觉得怎么样？
应：很安慰，他们四个的成就远超过我的预期。
龙：只是安慰？你不也常抱怨从孩子那里得到的回报不够多吗？跟我说真话吧！
应：我抱怨的是时代。 我们这一代做孩子的时候，最尊贵的是做长辈的。菜端上桌，第一筷子的肉一定夹给爷爷奶奶。我们一天到晚想着要怎么孝顺父母，求父母欢喜。
等到我们自己做长辈了，咦？时代潮流变了方向，菜端上桌第一筷子肉要夹给小孙子小孙女。现在讲究的是什么亲子教育，也就是小孩最大，我们老的要倒过来讨小的欢喜。
你说我们这一代人倒霉不倒霉呢？我们是两头落空的一代。 但这是潮流，谁也不能怪。
龙：其实并没有落空，妈妈，你想想，疼爱你的淳安的祖母和父母，并没有受到你的回报，是不是？他们把恩情给了你，你给了我们，我们转给我们的下一代——这不是一个双向道，这是一个单行道，一直往前递送下去，人类因此也才能繁衍不息，对不对？
应：唉，对是对的。
龙：妈妈，你马上要过七十生日。想过死亡这回事吗？
应：想过。心脏病发是最好的走法。
龙：怕吗？
应：不怕，反正要来的。
龙：我们从来不曾谈过将来的事。
应：无所谓。人死了，都是灰。
龙：葬在台湾？大陆？
应：想葬在我母亲身边。
龙：妈妈，我爱你，你知道吗？
应：我也爱你，我希望你幸福。
龙应台访问安安（8岁）、飞飞（4岁）
龙：安安，你刚在台湾留了一个月，有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
安：嗯——台北的百货公司很大很大，玩具很多，漫画特别多，我最喜欢小叮当，还有龙猫。 （飞：台湾的儿童游乐区不好玩，没有沙坑。）
龙：简叔叔带你看了场棒球赛，觉得怎样？
安：没看过，有点看不懂，大家在喊"全黑打"的时候，我以为打球的是黑人，原来是"全垒打"！
观众叫得很大声，有一个人有点三八，他拿着一面鼓，叫"象队加油"，又敲又打的。很好玩。 还有，散场了以后，哇，看席上满满是垃圾，没见过那么多垃圾。
龙：还有什么特别的？
安：在街上捡到一只九官鸟—— （飞：九官鸟会吹口哨——）外婆买了个笼子把它装起来。外公说一定要送派出所，可是警察说，我们抓小偷都来不及，还管你的鸟！所以就变成我们的鸟。
九官鸟一带回家就说，"买菜去喽！"然后又对我说："靠妖！"是闽南语。现在我也会说"靠妖"了。妈妈，下次我要在台湾学闽南语。（"靠妖"是诅咒语）
龙：好，安安，告诉我你妈妈是个什么样的人。
安：你不要问我，我只有坏话可说。
龙：说吧！
安：她很凶， 总是管我，中午一定要吃饭，晚上一定要上床。写功课、刷牙、收拾房间……总是管管管！她以为我还是个ｂａｂｙ！她还会打我呢！用梳子打手心，很痛呢！
龙：有没有对你好的时候？
安：我不说。
龙：好吧，谈谈你自己。你将来想做什么？
安：恐龙化石专家。 （飞：我要做蝙蝠侠。）
龙：不想做作家？
安：才不要呢！每天都要写字，一点都不好玩。家庭作业都把我写死了。
龙：你喜欢你弟弟吗？
安：不喜欢，他不好玩。而且他老欺负我。他打我，我打回去的话，妈妈就说大的要让小的。不公平。 （飞：妈妈来帮我擦屁股——）
龙：你是德国人？中国人？台湾人？
安：都是，是德国人也是中国人，可是不是北京人。北京人讲话儿不一样。
龙：愿意永远留在台湾吗？
安：才不要呢！台湾小孩每天都在上学上学……都没有在玩。
龙：想过如果没有妈妈的话……？
安：那就没吃的了，也没人带我们了。 （飞：妈妈你老了吗？）
龙：安安，你爱我吗？
安：我不说。你真烦！
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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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谁的文化差异（代后记）
尊重谁的文化差异（代后记）
这篇文章在四日二日由德文的法兰克福汇报（ＦＡＺ）副刊作特稿发 表。文章中至少透露了这样一点：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支持威权主义，不
是所有的西方人都信仰自由主义。所谓文化差异已经不能够沿着传统的文 化区域分隔去切割。看起来是甲文化与乙文化的差异，往往同时是甲文化
或乙文化内部也有的重大分歧，做文化对比时不能不慎重。文章虽是与欧 洲人的辩诘对话，或许对中文读者也提供一个不同的视野。
今年三四月间联合国的人权大会里，欧洲联盟不再和以往一样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大加抨击，是北京的一次外交胜利。我在想，欧洲政治人物是否已经开始接受一种说辞："我们中国人和你们不一样，所以别用你们的标准来批评我们。"
中国人不一样
中国人究竟有多么不一样？加州学者张隆溪曾经用了一个例子：小说家博尔赫斯为了彰显中国人民的"不一样"，说他在一部百科全书里读到中国人对"动物"是这样进行分类的：
一、属于天子的动物，二、经过防腐处理的动物，三、已经驯服的，四、乳猪，五、会尖叫的，六、寓言动物，七、无主的狗，八、属于此类的……十一、用骆驼细毛可画出的，十二、以此类推，十三、打翻了水瓶的，十四、远观貌似苍蝇的。
博尔赫斯当然是天花乱坠，旨在嘲弄，但傅科却正经八百地去解读博尔赫斯的玩笑。他说，中国人这种"不一样"的思维方式显示出"在地球的另一端有一个文化，这个文化专注于空间秩序；对于事物的复杂性的理解，以我们的归类思维方式，与他们是完全无法进行命名、讨论、思考的。"
中国人的"非逻辑"思维在中国哲学家圈内也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题目；梁漱溟就曾经强调过中国人重玄学的直观思维。但是博尔赫斯的"百科全书"如此荒诞而竟有人上当，表示"中国人不一样"这个认定在欧洲是如何的根深蒂固。这种认定在欧洲的通俗文化里也非常普遍。
德国南部有个旅游景点， 叫"欧洲乐园" ，有"小意大利"、"小瑞士"、"小法国"等等。每个小国里都有鲜花怒放的庭园、雅致的小桥流水。带着民族风味的房子漆着明亮的彩色、童话中的公主和小矮人随着甜美的音乐向游客微笑、点头。
乐园中唯一不属于欧洲的国度叫做"巴塔维亚之屋"（巴塔维亚是雅加达旧称）。这个亚洲小国嘛，就在一个乌七八黑的水流甬道里，阴森森的。游客坐在小船上，看见的是头戴斗笠、蓄山羊胡的腊制中国人，怪模怪样的亭台楼阁；鳄鱼埋伏水中，长蛇盘身树干对游人丝丝吐信。失火的房子里，一个黄种人强盗高举着尖刀正追杀一个嘶喊的妇女。
"欧洲乐园"所推出的亚洲图像使我想起英国作家德昆西的名著"一个鸦片鬼的忏悔"。"忏悔"中当年最脍炙人口的段落是他对自己梦魇的描述。德昆西的梦魇有一个不断重复浮现的主题：
"属于亚洲的种种最恐怖的酷刑和意象。 "譬如"在中国或印度最常见的热带动物——飞禽猛兽、爬虫、奇花异木"，都以最可怕的形象出现。鳄鱼追咬不放，他逃进"一间中国房子里，里面藤制桌椅的脚突然活起来；鳄鱼那令人恶心的头和邪恶的眼盯着我看。"当他的孩子被他吵醒，他看见孩子"天真"的、"属于人类"的脸庞时，不禁泪下。
"欧洲乐园"所反映的不过是德昆西对欧亚文化差异成见的翻版——欧洲是光明的、理性的、愉悦无邪而安全的，亚洲却是阴森的、非理性的、神秘诡异而危险的。可叹的是，从德昆西到"欧洲乐园"，人类已经走了一百五十年的时光！
欧洲人固执地继续相信"中国人不一样"当然有许多复杂的原因，其中之一可能是人们对异国风情有一种自然的向往；神秘而又危险的异国风情较之一般的异国风情又更有刺激性。没有了阴森恐怖的"巴塔维亚之屋"，"欧洲乐园"岂不太无聊了？
两极化的东西文化
中国人对西方人自然也有难以打破的成见。在义和团的年代，许许多多的中国农民深信传教士会拐骗小孩，然后在教堂地窖里挖出小孩的眼珠。到一百年后的今天，仍旧有不少人相信中国人和西方人从人性基本上就完全不同。１９９７年１１月的上海某大报就刊了这么一篇文章：
"中国人深谙兵法，但祟尚和平；我们参战是出于自卫，洋人则爱挑 衅、好杀戮及侵略。 中国人出口他们认为最好的东西；洋人则出口最能获利的东西。
中国人的疆界由民族融合而定；洋人疆界倚靠刺刀和马靴。 中国人讲义，洋人讲利。 中国人教导子女知足，洋人教导子女要求更多。"
黑白二分，简化到这个程度的思考在这里是无需评论的，但是同样简约制式的思考方式却也同时是许多亚洲领袖津津乐道的所谓"亚洲价值"的基础。在"亚洲价值"的架构里，中国文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群体文化，而西方文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个人文化。人权观念与个人主义是分不开的，因此它是西方所特有的财产，不属中国传统。结论就是：不能将现代西方的人权标准求诸中国。对中国要求人权的，若是中国人，就是卖国叛徒；若是西方人，就是殖民主义者。这种推论法不仅只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爱用，西方许多自诩进步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所谓"文化相对论者"，也坚持这样的观点。
这样的观点有两个基本问题。首先，个人主义或者人权观念属不属于中国传统，和应不应该在中国推行人权丝毫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系。马克思主义显然不属于中国传统，却在中国运行了半个世纪之久。女人缠足显然属于中国传统，却被中国人摈弃了半个世纪以上。所谓传统，不是固定的既成事实，而是不断的突破发生。
第二个问题是，对文化的简化就是对文化的扭曲。中国文化在时间上绵延３０００多年，在空间上横越高山大海，在组织上蕴涵数不清的民族，在思想上包容百家学说，还不去提种种巨大的外来影响，譬如佛教。"一言以蔽之"地断言中国传统中没有个人主义，就是完全无视于与儒家并列的种种思想流派，譬如极重个人自由解放的道家。即便是儒家思想本身，又何尝不是一个充满辨证质疑、不断推翻重建的过程？
西方文化发展形成的复杂，同样抗拒着任何"一言以蔽之"的简化。你说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是西方文化的胎记？哪一个时期的西方文化？文艺复兴前或文艺复兴后？启蒙运动前或启蒙运动后？你说人权观念属于西方传统？法国大革命前或法国大革命后？个人、自由、人权，在西方文化里也是经过长期的辨证和实验才发展出来的东西，不是他们"固有"的财产。
文化，根本没有"固有"这回事。它绝不是一幅死的挂在墙上已完成的画——油墨已干，不容任何增添涂改。文化是一条活生生的、浩浩荡荡的大江大河，里头主流、支流、逆流、漩涡，甚至于决堤的暴涨，彼此不断地激荡冲撞、不断地形成新的河道景观。文化一"固有"，就死了。
当然，把文化简化、两极化，是挺有用的。它能够清楚地分出"非我族类"，而异我之分又满足了人类天性需要的自我定位与安全感。对于统治者而言，它又是一个可以巩固政权的便利工具。步骤一，他按照自己统治所需来定义什么是"民族传统"、"固有文化"。步骤二，将敌对的文化定义为相反的另一极。步骤三，将他所定义的"民族传统"、"固有文化"与"爱国"划上等号。这么一来，任何对他的统治有所质疑的人都成了"叛国者"，他可以轻易地镇压消灭，往往还得到人民的支持，以"爱国"之名。
代表谁的中国人？
文化多元主义的原则是很吸引人的：不同文化之间确实存在差异，而且我们必须尊重别人保持文化差异的意愿。但是在我看来，问题症结不在"尊重"文化差异，而在"认识"真实的文化差异。好吧，"中国人说，人权观念属西方文化，不是中国传统，所以不适用于中国。"在辩论适用不适用之前，有些根本的问题得先搞清楚。
是什么"中国人"提出这种说辞？他们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是中国人的少数还是多数？如果是少数，他们有什么代表性？如果是多数，他们待这样的主张是基于什么样的历史事实、什么样的哲学思考、什么样的动机、什么样的权利？
这些问题不先追究，我们从何知道他们所宣称的"文化差异"是真是伪？如果所谓文化差异根本不能成立，就不必再讨论下去了；文化相对论者也无法置喙其中。假使文化差异是真实的，这个时候，作为一个西方人，他可以考虑究竟该如何看待这个差异，而谨记伏尔泰的名言："尊重不一定是接受。"作为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一个认识到凡是传统就得面临变迁和挑战的中国人，他很可能决定：这个文化传统压根儿不值得尊重，只值得推翻。谁也不会否认，一整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个中国传统全盘重估的过程。
但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某些人，从来不曾允许过别人对历史有不同的解释；他们企图在世界上代表所有中国人说话，企图向世界解释什么是中国文化传统，并且要求国际尊重它的文化"差异"，一种由强力定义的文化"差异"。奇不奇怪？
托玛斯曼流亡美国时，记者问他是否怀念德国文化，他答道："我在哪里，德国文化就在哪里。"他的意思够清楚了：假使硬要一个人来代表德语文化的话，那么那一个人就是他托玛斯曼而不是希特勒。告诉我，哪一个文化相对论者要"尊重"希特勒所宣称的德国文化"差异"？当然，同一个德语文化培育了托玛斯曼也培育了希特勒，但是全盘接受一个由统治者片面定义的文化差异而毫不批判置疑，在我看来不是盲目无知，就是对受压迫者冷酷漠视。
人权观念属不属于中国传统？这个问题和中国人该不该享有现代人权毫不相干。但是在深入探究这个问题时，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就会较清晰地浮现出来，两者都不能以简化或两极化来理解和对比。尊重文化差异，是的，然而必得是真正的文化差异，而不是由统治者为了权力需要所设计出来的伪差异，或者是为了满足观光客而想橡出来的"巴塔维亚之屋"一类的变形差异。
我个人并不担忧异国风情和神秘感的消失；真正的文化差异可以提供足够的空间让想像奔驰、好奇心深掘，而不冒扭曲的危险。扭曲一个文化固然可能点燃有趣的"创造性的误解"，却更可能引爆毁灭性的仇恨。
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