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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在台湾发生的宁静革命不是哪一个党的革命，而是真正的全民运动，人民把权力索了回来。在绵长的中国历史上，这是晴天霹雷第一回，不能不使人屏息静气，想看个分明：这人民正在接受测验，他是否能慎用权力？他是否能承担责任？他是否能容忍异己？
不知道，测验正在进行中。但是当我想道，在1935年，蒋廷黻和丁文江都斩钉截铁地认为"民主政治在中国今日不可能的程度远在独裁政治之上"，理由之一就是"中华民国的人民百分之八十或七十五以上是不识字的"，我在衡量台湾的人民。半个世纪的路虽然曲折，没有白走。
如果说，扛在个人肩上的重担使人步履不稳、心中不安，或者说，消毒隔离病房走出来的个人现在面对各种病菌侵袭而适应不良，他是否愿意回到原来安全控制的消毒房里去过日子呢？碰见一个爱说话的计程车司机，从和平东路开始抨击政府和财团一直抨击到圆山饭店。"那么，"我下车时问他，"还是蒋家政权好，你这么说？"
他用力地摇头，"当然不是。以前的特权是合法化体制化的，合法体制你根本不知道它是特权。现在是个人行为，而且你知道它是非法的。差别可大了。"
司机说话，充满自信。
胡适在20年代说过，必得先下水才能学会游泳，司机的自信使我相信，必得离开消毒病房才能建立自己的免疫能力。自由主义不自由主义，只有检验才是唯一的真理吧。
梦想光明
走过台湾的80年代，不能不是一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继续梦想光明，面对个人最深透的黑暗。
1997年9月初稿
1998年7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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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素描 1987
台湾素描 1987
回到一年不见的台湾，解严后的台湾。
之一
中正机场的海关人员翻着我行李箱中的书：丛维熙的《断桥》、谌容的小说集、冯骥才的《三寸金莲》……。他面无表情地说："这些书不能带进去！"
"为什么？不是解严了吗？"
他犹豫了一下，出了个点子："那你把封里、封底撕掉好了。"
好吧，撕掉一、两页还可以忍受，检查人员却在我另一个箱子里摸到更多的书。他摇摇头，把新闻局的人员找了来。
也是年轻人。把莫言的小说翻来翻去，想在书里找出几句宣扬共产主义的句子，以便冠冕堂皇的没收，找不到，就显得有点不知所措。我干脆把书都摊开来。
"这是画册，山水画，准备送给国内画家观摩的。山水就是山水。这是小说，因为我准备写小说批评。这是一本《九十年代》，因为里头有我自己的文章……"
年轻人很犹豫："法令规定不准带入，我们是依法行事——"
"可是你要知道那个法令是错的。它不应该剥夺人民求知的权利。更何况，已经解严，张贤亮与阿城、沈从文的作品都在台北出版了，你还不许我带大陆作品进去？"
年轻人陷在法与理之间的泥沼中，最后没收了一本《九十年代》，"意思意思"。
之二
坐进冷气飕飕的计程车里。西门町青少年族类的音乐敲着猛烈的节拍。幼稚的歌喉喊出来的仿佛是什么"年轻就是不要留白"之类的歌词，努力的重复又重复。
一首歌完了，播报员轻笑一声，用圆熟的国语说："刚刚这首歌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对，年轻就是不要留白。青年朋友们，好好把握您美丽的青春吧。刚刚在南京东路与敦化北路口的示威游行队伍已经解散。下面请继续听现在最流行的'吻你的头发'"。
薄薄的女音嗲嗲地唱起来。
"什么游行，你知道吗？"我问司机。
司机摇摇头，"不知道，没兴趣。"
"为什么没兴趣？这一年政局的突变你觉得怎么样？"
司机猛地一个急转弯，抢在一辆大公车前。漫不经心的说："变不变，都一样。国民党是这样，民进党作主以后也会同款。我只是国中毕业，没有什么知识，他们在吵什么、争什么，我实在不知道。像我们这种人，只求平安，一家大小有饭吃、有房子住，小孩能上学就好。谁作官其实都不要紧……"
之三
金华国中的礼堂。没有冷气。一千多人坐在位子上搧手里的扇子。有些人索性坐在窗台上，一边擦汗，一边抖动湿透的白衬衫。
外省老兵有一个典型：白色的短袖衬衫，深色的西裤。衬衫是半透明的化学质料，看得见里头贴身穿的汗衫背心；西裤，也是什么廉价"龙"的，穿久了，有一点皱。脸上，刻着风霜岁月的皱纹，但绝不是一张庄稼人的脸。庄稼人的脸像黄牛犁过的黑土，虽有日晒风吹的超糙艰苦，却总透着一种单纯、实在的力感。老兵的脸，肤色不那么深，皱纹不那么粗，但是透着一股郁闷，与眉宇间无依、认命的苦感，像和面一样，揉出一张脸来。
台上的演讲人正在用刻意压扁成金属似的声音慷慨激昂的说："你看看中正纪念堂有多么壮观！老总统伟大，可是他再伟大也没有你们老兵流血流汗来得伟大——"
台下一阵热哄哄的掌声。老兵不断的拿手帕擦脸上的汗，有时候也分不清是在擦汗还是在拭泪。
"国大代表做了什么事？"政治人物继续喊着，"他们躺在床上打葡萄糖针，一个月薪水八万，你们为国民党作牛作马，牺牲奉献，国民党给了你什么？授田证究竟值几毛钱？"
身边的老兵侧头看看我，伸出大拇指说："这个人讲得好！讲得好！"
实在热得透不过气来，我钻出人群，站到走廊上。
"这么年轻的小姐怎么会来这里？"一个搧着扇子的老兵开口说话，一口四川音。
"我有兴趣呀！"我笑着说。
"小姐你别笑！"老兵似乎觉得我的笑太轻薄了，正色的说，"你们太年轻了，不知道。我们是少年兵，在军队里吃尽了苦。退伍的时候，给我两百块钱要我'自谋生活'。我领到两百块，有的人还要倒贴，因为丢了军毯皮带什么。两百块啊！小姐，你知不知道，人家国民党的官养条狗，那条狗一天也不只吃两百块哦！"
"你现在做什么职业？"
"开计程车呀！我已经六十五岁了，你总不能要我到了七十岁还在台北开车吧？"
"我们要去游行——"站在角落吃便当的老兵突然大声对着我说，挥舞着手里的筷子："就走到总统家门口去——"
"总统家在哪里？"
"在大直呀！我们带便当去，吃喝拉撤都在他家门口……"离开会场，拦下一辆车，司机又是一张老兵的脸谱。
"老乡，你怎么没去参加自谋生活老兵抗议大会呢？"
湖南腔很重的司机，背显得很驼，很瘦。带着谴责的口气说：
"小姐为什么去听那个？国家对我们有恩德，政府照顾我们，给我什么，我接受。不给我什么，我认命。抗议做什么？这些人都是被民进党利用啦！小姐不可以相信他们的话。"
之四
路上碰见记者，扛着照相机，喘着气，惊魂未定的样子。
"不得了！《台湾日报》被砸了！一群人冲进去，三四层楼，一层一层的砸，文件、电话、桌椅，一片混乱……我差点挨揍……"
"究竟为什么？"
"《台湾日报》属于军方。前几天刊出一篇文章，说龙山寺老人协会的老人，被民进党用一人一千块收买了去参加街头抗议。这些老人气不过，就去找《台湾日报》理论，但一发不可收拾……你等着看晚间新闻吧！"
晚间新闻。朋友家的伯父伯母、叔叔、婶婶一大伙人，边吃西瓜边看电视。荧光幕上现出《台湾日报》社内满地的文件，倾倒的桌椅、扯断的电话线。播报员以极富权威感与客观性的职业声音解说"暴民"如何如何罔顾法纪、受民进党的煽动，而作出危害社会大众的可耻事情。暴动的起因，一字不提。
伯母丢下西瓜，激动地说："台湾真的要完蛋了。你看，民进党这么无法无天，得寸进尺，简直是……政府怎么不把这些坏人都关起来呢？"
"对呀？对呀！"一嘴金牙的婶婶也愤慨起来："他们可以打报社，也可以打到我家来呀！他们是不是要打死外省人呢？"
电视记者继续说："……这些暴徒，政府有决心要绳之以法……"。
记于198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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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即景 1992
台北即景 1992
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大概经常下雨，城市里的房子都有骑楼。滂沱大雨时，人们仍旧可以漫步浏览骑楼所遮护的商店。漫步吗？其实不可能，因为走道上一半的面积，被成排成排的机车占掉了，没有机车的空间，就有小贩摊开他成堆的货品，周围就绕着一群或蹲或站的顾客，行人就得躲躲闪闪的钻过一堵一堵的人墙。卖衣服的，把模特儿和满挂新衣的旋转衣架搁在走道中间，人们就穿过衣堆，继续前进。开小吃店的，把桌子椅子往骑楼正中一摆，人们就侧身在食客的背后穿梭而过。有一家海产店，干脆用门板将骑楼两边封了，热腾腾、火势凶猛的大灶就在廊上烧着；行路人也就一头栽进那滂沱大雨，绕过海产店的势力范围，再一脚高一脚低的躲进下一段骑楼，继续他一脚高一脚低的行程。
骑楼的地面，是高低不平的。每隔五六家店铺，就有一家，把自家前的地面铺得特别高，高出个三十公分吧！紧接着下面那一家，可能又比这家高出个三十公分，也就是说，到了第三家，行人就走到了一个六十公分高的悬崖，大人一脚跨下，小孩两脚蹦下，推婴儿车的母亲让小车前轮着地，眼看着车里的婴儿就要被倒出来，像倒掉畚箕里一坨大萝卜。
骑楼地面高低不齐，据城里人说，是因为人人都想垫高自家路面，闹水灾时，水会往别人家里流。
这是个先进的城市？还是个"开发中"的城市？（"开发中"，曾经是"落后"的意思）我说不上来。
城市里有许多低矮的小店，就说转角处那卖汤汤水水的一家吧。男人立在热气蒸腾的大锅前捞面，女人把小菜端给客人，客人蹬着塑胶拖鞋，卷着裤管，低头叭哒叭哒喝着汤。一对穿着学校制服、剪着短发的小儿女，在小店的角落里，傍着一张油旧的小桌做功课。十岁不到的大女儿，背上驮着一岁的小弟弟，一条大花毯覆着，正来来去去的张罗盘子碟子，像一个熟练的妇人。
走出这条小巷，转两个弯，又是一个高楼大厦的世界。大饭店的磨石地板亮得像玻璃，巨幅的手织地毯软得像草坪。地毯上站着优雅的人，说着各国的语言。咖啡厅里每个角落都插着花，会开会谢的真花。满室的客人——大多是本国人，所以你知道这不是一个被殖民的城市——极讲究的品评咖啡和名酒，话题的开头往往是："嘿！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或者是："嘿！你哪天走？"来的地方和去的地方，都是要坐飞机才能到的地方：纽约旧金山、伦敦慕尼黑、华沙布拉格，还有，北京佳木斯。
明亮的咖啡座里只有两种人：刚刚回来的和那正要走的。
那卖汤水的男人和女人或许哪儿也去不成，可是他们的脸上露着笑容，因为他们怀着希望：有一天，他们浑身油腻的小儿女也会走在亮得像玻璃似的磨石上。这个城市里有许多乐观的人，那当然是因为，站在柔软似草坪的地毯上的人们，有许多许多，曾经是傍着油旧小桌学习写字的孩童。
这城里倒也不尽是乐观进取的人。有些人。非但不向往那磨石地板亮得像玻璃的世界，而且还郑重的对那样的世界表示唾弃。在城市的南区，有这么一家小吃店，在一栋岌岌可危的破旧木楼上，没有招牌，所以必须有熟人带路，一阶阶踩上狭窄的危楼。油旧的矮桌摆在油旧颓败的木床上，人们盘腿坐在破床上，喝酒、划拳。灰扑扑的玻璃窗破了个有棱有角的大洞，冷风呼呼吹进来。两个神情迷离昏幻的少年，还不到十六岁吧，勾肩搭背跌跌撞撞过来，惹火了一个裤腰里带着枪的客人，有谁在地板上砸碎了一只酒瓶。
地板沉旧得看不出原来的木色。一幅古时的绣花布帘钉在通往厨房的门楣上，像一块整个干掉的抹布。厨房里有两只煤气炉，炉上搁着两只大黑锅。厚厚的一层油腻黏着所有的东西；在这个厨房里，蟑螂也活不下去，因为它会被油腻黏得动弹不得。水泥地上，厨师踩脚的地方，已经有点凹陷。黑色的酱色的污水泥泞满布地面。
谁是主人？这人脏得够狠，够彻底！
你猜得不错。主人，不是那有四个儿女卖汤水的小贩，是个艺术家。他用这个乌七八黑的黑店来表达他对这个城市的价值的抗议。
光顾这家黑店的人，究竟为何而来？来吃好菜吗？黑店连个菜谱都没有，他让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不吃拉倒。来吃抗议吗？五六年前，这个城市曾经满街都是热血沸腾大声抗议的人群；那时他们刚刚得到抗议的权利，心里激动着对种种理想的狂热。五六年来，有些理想实现了，有些理想，在更刺激的汗流浃背的权力游戏中，被遗忘了；更多的人，对理想和抗议，开始觉得厌倦，因厌倦而冷漠——所以，他们为什么来黑店呢？
如果大胆一点，你可以说：脏！他们受了脏的吸引而来。脏，经过抽象的、意识形态的包装之后，也成为一种美，和世纪末的颓废一样。这个城市，对世纪末的逼进，具有一种特别的敏感。
不管是午夜或是清晨，人们的肉体感官在寻找高潮和满足。在鸟儿还在安静沉睡的时辰，往最绚烂最嚣张的霓虹灯丛处走去。那么张牙舞爪的灯火，亮在清晨两点，伦敦没有，纽约没有，慕尼黑更无从想象。你踏进自动滑开的玻璃门，十来个制服整齐的人，对你齐声大喊："皇家贵族理发厅欢迎欢迎欢迎光临——"好像匍伏在地的宫廷大臣高喊"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一样。有人递上雪白的滚热的毛巾，有人打开烟盒，有人问："您要几号小姐？"用一种极做作的礼貌。
在昏暗的小房间里，六十六号小姐开始按摩，在另一张躺椅上，八八八号小姐也在工作，用坚硬的手指陷进人的肌肉里，因为是"纯"的，所以按摩是隔着衣服。当小姐们认为客人已在昏睡边缘时，她们开始交谈：
"五○八号要结婚了你知道吗？大概是上白天班的，所以你不认识。嫁给一个警察。警察有什么好？每天要替他提心吊胆，怕作寡妇。而且哦，靠那个死薪水，有什么用？嫁到那种厉害的还好，他就会刮，碰到那种乖乖牌，不会捞的，就完蛋！警察一定要会捞，要狠，不然哦，靠那个死薪水，太苫了！我就不要嫁警察。这年头，没钱什么都别谈，人家社会就是这样……"
清晨四点，宽阔的大街上已经有扫街的人，在昏暗的天色中清扫城市的污秽。大楼的小房间里，人们在唱歌，清晨四点。眼睛盯着电视荧光幕上的歌词，随着录好的旋律，对着麦克风唱，唱给小房间里的朋友听，更唱给自己听。唱的歌，总是缠绵的、哀怨的，"等待一个不回家的男人"，或者"抱着你的感觉好好"。白天的面具卸了下来，缠绵的歌词与旋律好像一条温热的干净的毛巾，柔软了因为戴面具而绷硬的脸。
这个城市里的人自诩世故深沉，看尽了人世险诈，却同时玩着"关在小房间里唱情歌"如此纯洁可爱的游戏，你说是矛盾，我说，这个城市，险险的走在现实和梦想的边缘。情歌的缠绵境界，使人们暂时忘记小房间之外的世界，就好像黑店的脏，使爱脏的人暂时不必去面对那明亮如玻璃的未来。
打开门，走出小房间，就发现自己站在骑楼里，面对一重又一重的阻碍，要低头、要侧身、要缩肩、要淋雨，才能走过那一脚高一脚低的长廊。高低落差太大的地方，说不定还得不轻不重的摔一跤。
可是，那有什么关系？只要人们还有一个小房间能够把不敢说的感情唱出来，一切都容易忍受。更何况，人们还有那么一个脏得够狠的黑店（我只是不知道，如果有人当着酒酣耳热的食客，镇静而自信的蹲在地板上拉一堆屎，谁会拿谁怎么样？这个城市有没有一个颓废的底线？）；只要在明亮如玻璃的世界和黑店之间，人们有选择的权利，这就是一个可爱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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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 1997
台湾 1997
计程车在等候红灯。望出窗外，哧，并肩的一辆车里，一对男女正在打架。驾驶位上的男人用手撕女人的头发，女人扭曲身体，手中一把雨伞猛刺着男人。绿灯亮了，车子往前滑去，才看见那是部宾士车。
计程车里的广播用不带感情的声调说，北上的自强号列车脱落了最后五节车厢。想象着半截列车往前冲刺，半截列车掉在荒野中，像卡通片里的情节，我大笑出声。计程车司机也在哈哈笑；他笑什么我不清楚，我笑，是因为台湾充满了卡通式的不谐调，令人愕然。
外来的访客对90年代的台湾往往觉得摸不清底细：它究竟很现代还是很传统？先进还是落后？已开发还是开发中？文明还是野蛮？它的文化面貌究竟是什么？
我记得二十年前去六龟的感觉：山路崎岖、路途遥遥。二十年后再去，发觉只是一步之遥。和在柏林、华盛顿、伦敦一样，我们在高雄机场租了辆车，顺着高速公路的指标，看着手里摊开的地图，两小时后，已经轻轻松松到了我心目中偏僻无比的六龟。台湾已经有了与世界同步的汽车文明。
可是在最现代的公路旁，你会看见欧美绝对没有的一片乱葬岗。横七竖八的土坟隆起，压上几块石头；墓碑草率得连生死年月都懒得刻上。捡了骨的坟坑空着，露出深陷土中的腐朽棺木。来捡骨的子孙甚至懒得清走棺中残留的黑色寿衣；掀开的棺盖随手弃置，也不在乎就压在另一堆坟土上。野狗撕裂了寿衣，棺盖上洒着鸟粪。来扫墓的人在泥里一脚一个坑，时不时要滑进别人腐烂的棺木里。
乱葬岗的边缘有根水泥柱，细看之下，刻着"美浓第九公墓"几字。公墓？你摇摇头，觉得不可置信。然后钻进那租来的丰田汽车，继续前行。
回到高雄，这港都的气魄令人心胸一宽。和拥挤老旧的台北多么不一样；这个城市有敞阔的大道、整齐的建筑、悦目的公园。它还有一个海港，使它和纽约、鹿特丹、汉堡、开普顿一样吞吐着海洋的文明，面对最宽阔的世界。
南国艳丽的阳光将椰树和摩天大楼的影子投在笔直的大道上，你正觉得这真是一个美好的现代都会，却看见汽车直闯红灯，一辆接着一辆。走过几个路口之后，你就知道了：原来在高雄，红灯是拿来作参考用的。
在如此现代的都市里，怎么会这样呢？还没想完，高雄人告诉你，他们几百万市民买水喝已经买了好几年。水龙头流出的水没人敢喝，没人敢拿来泡菜、煮面、洗菜。每一个家庭每个月要花好几千块钱买水。
别的车子呼啸而过，你的车在红灯前停下来，为的是有时间倒抽一口凉气。什么？这个现代大都市的水不能喝，已经几年，而市民不曾举行百万人抗议游行，而市政府照常开门上班？当喝净水这个基本生存权都被剥夺的时候，这个都市竟然没有暴动和革命？
没有净水可喝的都市。有那么一刹那，你以为你在孟加拉。
可是这明明是一个最前进的中国人所建立的社会。台湾不仅有与西班牙不相上下的物质水准，它更神奇的发展出五千年来第一回的民主政治。人们热血奔腾地参与总统大选，带着一种南美人玩嘉年华会式的亢奋。多么难得，五千年来第一回！
可是现代民主在这里又透着些许奇怪。候选人以"办桌"的形式请客；披着大红桌布的圆桌圆凳、霸占着公共空间的塑布棚、热气沸腾的大锅大灶大碗……像婚嫁喜庆、小儿满月。你狐疑地想：这哪里像是提出公共政策的地方？
事实上，谁也不在乎什么公共政策。候选人与选民之间有一套与公共政策无关的默契；他们彼此寻找的是彼此之间同乡、同学、亲戚等等血缘地缘的关系。民主选举，只是一种新的形式，形式下的内容仍旧是农业时代的"办桌"文化。
于是你会读到廖福本之流如何如何介入黑道一说，而他的云林"乡亲"百人要组织北上来保护廖某人。你读报错愕：这是什么民主？社会公义、公共政策在哪里？
不在哪里。在"办桌"文化中，乡亲关系的考虑远远超过任何公共议题。只是在民主的表面上，你一时看不出底层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