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也不。
现在，说实话，我非常非常同情他，并且，作为一个和他差不多同龄的中国男人，非常非常羡佩他的心理承受力。我很难想象在他目前所处的这一个“悲哀、艰难”（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语）的境况中，换了是我也会有同样的心理承受力。
我能感受到美国的相当多一部分公众，乃至全世界相当多一部分公众，对克林顿陷入的狼狈之境所抱的幸灾乐祸的快感。据我想来，这快感绝不仅仅发生在相当一部分公众内心里。肯定也发生在他的政敌们的内心里。
也许（恐怕不是也许）还发生在另外许多国家的元首们的内心里。
因为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第一强国的总统历来是世界政坛的中心。
现在，他终于不再是这样一种政治中心人物了，而变成了一桩“性丑闻”事件的中心人物。似乎连醉鬼都有资格轻蔑他。
克林顿——一个二十世纪尾声中陷入“性丑闻”事件无法摆脱的男人；一个几乎将人的尊严丧失尽净的男人；一个二十世纪尾声中最孤立无援的男人。我因此而同情他。
在他之前，似乎没有哪一位国家元首的漫画像，被“钉”在女人的真丝内裤广告上。而那女人的身体伸展为十字架形；而那广告登在美国某画刊的插页和封底；而那画刊全世界发行，几乎在全世界各大饭店的书刊架上以及书刊亭里都不难发现……
总统也是人。
美国的总统也是人。
一想到在我们这个世界文明到了目前这一种程度以后，一个具体的活人的起码的人格尊严被亵渎到如此程度，一想到商人通过此种方式合法地大谋其利，我不禁不寒而栗。
据我想来，部分人类那一种病态的幸灾乐祸的快感，以及商业行为的唯利是图不择手段，是远比一位当总统的丈夫的婚外性关系更丑陋的。
科技的进步在许多方面改变了人类。但人类以上的丑陋，从古代至现代，几乎半点儿都没被改变。而且，比古代更变本加厉，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心中对克林顿的同情，与我心中对人类自身心理丑陋现象的厌恶是并存的。
二十世纪尾声中最孤立无援的公众人物克林顿总统先生，似乎只有一个心理可依靠、可信赖、可获得些许无济于事的安慰的人了——一个女人，他的夫人希拉里。
当某些世人不禁赞赏希拉里作为女人、作为妻子难能可贵的心理承受能力和非同寻常的第三当事人姿态时，我心中想到的却是他们的女儿。
是的，我也羡佩希拉里夫人的各种难能可贵。但我心中还是在更多的时候想到他们的女儿。她毕竟还算是一个少女。她可能是二十世纪尾声中心理遭到最严重伤害的少女。与她相比，戴安娜和查尔斯王储的两个儿子是幸运的——毕竟，作为少年，他们没有看到他们父母各自的绯闻被各种媒体一股脑儿地涂上“黄色”。相反，在他们的母亲不幸身亡之后，他们看到的是他们本国乃至全世界有那么多的人为他们的母亲伤心哭泣；他们看到的是那么多的鲜花、那么多的悼念方式、那么多的盛赞文章。以至于他们小小的年纪，竟不得不煞有介事地于去年和今年两次作出俨然大人似的反应——恳望那些崇拜他们母亲的人节哀、理性、克制感情，尽量使各种悼念活动简单化、正常化。
但克林顿夫妇的女儿却只有一种对公众开口的选择——替她的父亲乞求宽恕。除了这一种选择，再就是沉默地承受压力。
毫无疑问，在她心理遭受到最严重伤害的日子里，全世界这个国家那个国家中，肯定有另外的某些少女，身陷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幸，身心也正遭受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伤害——但后者们一有适当的机会，便可向社会发起呼救，向世人求取同情，向法律要求公正和庇护。
但美国的第一小姐目前直至永远显然都不大可能有这种资格。
因为正是美国的法律以公正得近乎冷酷无情的原则，将她的父亲一步步稳而不乱地、完全符合章法地推到“性丑闻”的灾难之中去的。
我这样说，我对她的深切同情，以及对她的父亲克林顿总统先生的同情，绝不意味着我对美国法律的心存成见，更不意味着我对它的谴责。恰恰相反，此事不能不使我再一次感到美国法律原则的无势力可超越的权威性。
在这个世界第一强国里，面对法律一切权威以及权威人物都显得那么的渺小，那么的卑微，那么的脆弱，那么的根本不堪一击。
在这个世界第一强国里，面对法律，对于政治权威人物——从州长到市长到议员到副总统、总统们的要求，竟是多么的严格！严格得近于苛刻，苛刻得仿佛故意——从诚实的品质（哪怕在某一件事上哪怕在学生时代说过谎话）到十几美元税金的缴纳与否，到男女关系一二次失足（实际上仅仅一次就足以下台），都不是什么“小节”。
在这个世界第一强国里，对于政治权威人物、政治家乃至总统，几乎一向宽大他们政治上所犯的一系列错误。这一点上美国人似乎不太要求他们的总统是完人。但是社会监督却从不放过他们“小节”上的自律素质问题。世界上的另外一些国家，尤其中国，却显然恰恰相反。据我想来，此相反对于美国意味着什么，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颇值得进一步分析。
对于某些国家，总统的丑闻，差不多一向被视为国家的丑闻。对于美国，任何一位总统的丑闻，一向被视为仅仅是某一个当总统的美国人自己的丑闻。美国几乎一向从不因任何一位总统的丑闻而感到是国家的羞耻。
美国一向从毫不留情地公布此种性质的丑闻的过程中体现它的自信，证明它的法律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美国从不在乎他们的总统怎么样了。他们抛弃总统就像抛弃旧鞋子。但是美国并未因此而一步步衰败下去。
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极为在乎他们的法律怎么样了。他们在乎这一点，就像每一位父母在乎他们的儿女怎么样了。也许这正是美国强盛不衰的条件之一。在同情克林顿总统的同时，我又不能不对美国的法律心怀肃然。
我承认，这肃然之中甚至不无悚然的成分。
三、民主若失庄重，何异于“文革”之疯狂秀
坦诚——这是一种优秀的，有时甚至显示出一个人的高贵性的品质。它在某种情况之下可以是矛，使最放肆的敌人也不禁心生敬畏；它在某种情况之下又可以是盾，有效地抵挡住最歹毒的敌人发动的攻击。
但坦诚是有代价的。其代价是——公开承认自己的过失、缺点和错误，甚至需要公开承认自己在道德和品行方面不是完人。非但不是完人，还是理应受到谴责的人。更甚至，需要公开承认任何人都绝不愿公开承认的属于隐私中的那一部分丑陋。这需要极大极大的勇气。
如果人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那么人往往会自然而然地认为——我已经很平凡很普通了，坦诚的结果，不是肯定会使我的人格和名誉受损吗？也肯定会使我失去亲人和朋友原本对我的好感吧？是的，很可能是这样。但这往往又是暂时的。人一般情况之下却不会这样想。人心里会自然而然地滋生出另外一种想法——难道坦诚真的比狡辩、掩盖、否认对我更有利吗？于是人放弃了维护自己尊严的最后的“武器”。于是人反而变得更加脆弱了。
如果人是一个名人，是名人中的名人——总统，那么人往往会自然而然地认为——我是平凡的人普通的人还则罢了，但我分明不是呀。坦诚的结果，不是等于自己在公众面前剥光了衣服，完全丧失了总统的尊严吗？这将会置我的家人于何地？事关我的道德品行，承认了我还有何面目继续做总统呢？我还有何资格呼吁社会道德化？我还有何资格批评别人的不道德呢？继而会想到他那一个党派的得失、他那一届政府的公众形象，以及他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威望和声誉，以及他卸职后历史对他的评价——毫无疑问，一位是大国总统的人，他选择坦率的压力是更巨大的，顾虑是更多的，也需要更非凡的勇气。这时他心里也会自然而然地滋生出另外一种想法——凭总统的影响力和权力，难道不可以靠狡辩、掩饰、否认，顺利地摆脱开去吗？
而这时他实际上已经开始在冒比坦诚的结果更难估计的危险了。
而在美国这样一个党派斗争每每势不两立、新闻监督一向无孔不入的国家里，哪怕是总统，尤其是总统，几乎注定了最终必成法律的俘虏。
在美国，一个平凡的人、普通的人，企图掩盖某一事实——比如婚外性关系，可能反倒容易些。而一位总统要成功地掩盖这一点，简直比用手掌完全掩盖住自己的脸还难。因为他的企图掩盖，必定刺激新闻界更大的“窥淫癖”——这一点在美国比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突出，可称之为“美国综合征”，也必定更加刺激起他的敌人攻击的能动性，同时必定会激怒法律。而这时他要应付的已不单单是新闻界的骚扰，要抵抗的也不单单是政敌们的进攻了。他的最坚决的敌人，已经是权威远在其上的法律了……
我们遗憾地看到，治国颇有方略、很是尽职的克林顿总统，恰恰便是这样一步步陷于令全世界人睽睽关注的困境的。
当全世界的媒体仿佛都对美国的现任总统的桃色事件表现出手舞足蹈般的亢奋和激动时，几乎没有媒体评说到莱温斯基的那位“亲密女友”。而我觉得，一个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总统，身边若有那样的一位朋友，实在也是很恐怖的。最近我接触到两位美国朋友，他们都极言她乃是因为不幸成了知情者，故屡受来自总统及总统手下人的警告和压力，才不得不进行报复的。但我们从见诸国内外报端的、独立检察官斯塔尔的调查取证材料中，目前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内容。故我接触到的两位美国朋友的话不足为凭。而且，经我一问，方知他们是美国共和党人。他们的话带有政党之间的偏见也是可想而知的。结果，作为莱温斯基的朋友，她所知情的是“水门事件”性质的事，那么她隐而不举，则证明她非是一位有觉悟的、爱国的美国公民。但她所知情的，最初也不过就是纯粹的男女关系。只不过一方乃总统，具有所谓轰动性的新闻价值而已。显然，她之所以能在电话的另一端录下音来，是因为莱温斯基直至那一时刻，仍视她为亲密的朋友。她的行径，无论怎么解释，都是相当卑劣的。据我想，她今后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将再难有朋友。美国的法律可以恕免她的行径，美国的道德评判尺度，似乎也不会怎样地谴责她。但是她的行径，肯定会引起全世界许多人对自己交友原则的自省和警惕。而她也就在这一点上成了人们的反面教员。
莱温斯基也是一个颇值得分析的人。这个二十一岁的其貌平平的白宫女实习生，如果非是自己主动地、卖弄风情地去“傍”总统，显然不至于在白宫那种特殊的时空内格外吸引总统的目光。我那两位美国朋友告诉我，她除了对她的女友，至少还对十余人炫耀过她与总统的性私情。这一点我倒是相信的。国外的媒体也报道过这一点。那么足见她是一个虚荣到何种程度的浅薄小女子了。按照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来分析，她性心理的正常与否也是很值得怀疑的。为什么会保留有那样的一条裙子呢？保留它的意念是什么呢？这种保留能给她带来什么样的恋物满足呢？
克林顿总统因这样的一小女子而受辱于世，实在也是令人大跌眼镜的。
绯闻乍传，但莱温斯基尚且未向独立检察官从实招来之前，总统克林顿是不能首先供认不讳的。这么做坦诚倒是够坦诚，主动倒是够主动，但若不顾及莱温斯基的感受，其实也是有违道德的。这意味着是单方面出卖女当事人而巧获坦诚美名。故他其实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在沉默中静待事态的发展，而这不符合克林顿的性格；要么共同与莱温斯基商议对策，而这又必将落下妨碍司法的罪名。克林顿既然选择了后者，那么他当然也就只能承受今天所面对的困境了。
在莱温斯基从实招来之后，克林顿有一次最适当的、足可以比较不卑不亢地显示和证明他的坦诚的机会。他起码可以表明这样一种态度——如果美国只能由一位完人或圣人做总统，那么他不是，也可以因为自己并不是而下台；如果美国所需要的首先是一位治国有方的总统，并且能够宽恕他的道德失足，那么他保证不再犯同类错误，并将以更积极的态度为美国服务，通过更尽职的服务证明更切实的忏悔。如果他能够这样，他的坦诚便具有了勇气的闪光。并且将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提到了美国政界、新闻界、国会、司法机构和公众面前思考——美国究竟应该怎样看待一位总统的功过才体现出一种客观冷静？总统犯了哪类错误或可宽大一次，犯了哪类错误才应定罪不饶？以及民主前提下的党派监督、新闻监督、司法监督，要不要引导较多层次的原则？那原则的主要着眼点是什么？……
足以证明坦诚的力量的例子是有的——我记不清这样一件事前几年具体发生在哪一个国家了：竞选中，有记者当场问一位总统候选人，“您有过对您妻子不忠的行为吗？”而他的妻子当时就站在他身边。他沉吟片刻，庄重地回答：“有过。仅有一次。没有任何人了解此事。现在我公开承认，身为前任总统，这是不好的。我保证再也不会发生第二次了。”——于是他转身拥抱他的妻子，吻她，并说：“亲爱的，我请求您的宽恕。”刹那间他的妻子热泪盈眶说不出话来。全场肃然，继而一片掌声。
结果是人们又选这位已当过一届总统的男人再次任总统。多么遗憾！克林顿的坦诚，没有表现在最应证明自己具有这一种可贵品质的时候。
他对政界、新闻界、国会、司法机构和全体美国人说了谎。
正如林肯的名言——“你可以在某些时候对某些人说假话，可以在某些时候对一切人说假话，但你无法在一切时候对一切人说假话。”
据我看来，克林顿后来的坦诚也是可信的，但表现得太迟了。那一种坦诚已不可能具有勇气的光彩，却只能给人以屈辱、无奈、羞愧难当的可怜的印象了。因此许多世人才分外地替他感到遗憾。
他目前仍拥有63%以上的支持率，说明了一半以上的美国公众的理性和成熟。但这理性和成熟中，显然也包含着不小的沮丧和失望。并且，再是一位治国能力不可低估的总统，形象破损到如此地步，其能力的继续发挥也必大打折扣。而恰恰是这一点，对克林顿请求继续为美国效劳的愿望是极其不利的。因为美国换一届总统是比小学校里换一位班主任还寻常的事。
独立检察官斯塔尔在整个事件中给我这个中国人的思想影响是极为深刻又极为矛盾的。
一方面，我从他身上看到一种锲而不舍的、为了直抵事件真相毫不动摇地履行职责的司法原则和精神。我们中国人称颂这一种精神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上拉下马”。尽管在美国，总统不过是高级“打工仔”，其权威丝毫也不能与皇帝相提并论。但面对总统本人的一次次断然否认，面对白宫律师的一次次强烈抗议和同样具有说服力的反驳，能够锲而不舍地坚持调查下去，实在也需要顶住巨大的压力。事件的发展自然而然地渐渐超出了绯闻本身，而变成了诚实与否的问题——在总统和莱温斯基以及女友之间，必有一方公开说了谎。如果说谎的是后者们，那是美国社会中习以为常之事。但如果是前者，便是美国司法不可以等闲视之的事了。斯塔尔身上那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体现了美国司法令世人肃然而又悚然的独立性，尤其对总统法律要求和约束的严厉性。相对于克林顿强调国会重点应放在国家问题上的呼吁，斯塔尔的锲而不舍，令人联想到中国京剧《铡美案》中包公的一句铁铮铮的唱词——“先打官司后上朝”。
而另一方面，斯塔尔身上也分明体现出一种阴暗的、堂而皇之地利用职权的报复快感。因为他所调查的，乃是绯闻的确实与否，非是报告一桩涉及总统的风流韵事的性情节。进言之，他的使命是证实总统诚实与否，非是报告总统的性方式。如果说总统在向公众承认绯闻以前，报告中的一切性内容具有确定事实的法律依据的意义，那么在总统公开承认绯闻以后，一切性内容实际上已经完全丧失了任何积极的法律意义，变成了一堆根本没必要经由互联网传播于全世界的淫秽垃圾。在这一种情况之下，任何一方希望事先看到报告内容的要求，无论从何种意义上理解，其实都是妥当的考虑。这一要求的被拒绝，显然是居心叵测的。这也就难怪白宫律师们指责斯塔尔“蓄意公开羞辱总统”了。据我看来，这指责是有道理的。于是斯塔尔给我的印象又仿佛是《悲惨世界》中的皇家警长沙威。沙威冷酷，但是并不低级庸俗。斯塔尔的报告，却有既低级又庸俗的成分。太像我们中国时下打着“法制文学”招牌的某些既低级又庸俗的所谓“纪实报道”。
若指斥对方的“道德危机”，便理当采取相应高一点儿的道德姿态。否则，难以给人正派严肃的印象。甚至，自己也有可能坠入低级庸俗者流。美国的许多公众因那些“少儿不宜”的内容议论纷纷，表示质疑，大概是斯塔尔所料想不到的吧？克林顿的支持率反而上升，也许恰证明了美国相当一部分公众的逆反性。
美国的这一桩“总统绯闻”案，据我想来，无论对于美国，还是对于别国，包括中国，都具有比较典型的“示范教学”的意味儿。启发世人思考——在良好的民主政体之下，党派监督、新闻监督、公众监督、国会审处和司法裁决，如何才能做到透明严正而又不失庄重？
民主制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实践的最进步的国家政体，但最进步的并不意味着是最完善的，更非最完美的。党同伐异的政治现象与炒作成瘾的新闻现象，每每也使良好的民主政体蒙上闹剧的轻浮色彩。所以才有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竞选州长》的产生。
我对美国的民主从来是心向往之的。中国也必然总有一天进至民主的廊下。而且，现在正朝着这个理想的政体循序过渡着。像许多中国中青年知识分子一样，我们视美国的民主为榜样。但现在我倒觉得，似乎也不妨将尊师的目光望向英国、法国以及某些西欧民主国家——那些国家的民主似乎实践得更庄重些。
民主若失了庄重，其实就和中国“文革”中演习过的“四大”差不了多少了。我们中国人，是否对美国的民主五体投地得太久了些呢？
美国，美国，请给中国做更其可敬些的民主的榜样。
四、民主与性
依我看来，这已经不是一位现任美国总统的绯闻，而是一桩当代人类面临的大事件了。这一大事件向全人类的文明理念提出了一个颇值得沉思的问题——民主制固然是迄今为止最理想的国家体制，但它会不会也像别的一切事物一样，甚至像专制一样，被主宰人类政治的一部分政客，包括自以为是在维护民主的某些政治特权人士们的任性实践而推向反面？
来自美国的最新的一种说法是——连任总统的克林顿先生之心理很可能患有一种“病”。可爱的美国的心理学家们，替他们的饱尝公开受辱滋味的总统作出医学上的诊断——“独孤求败”。意思是站在人生成功的顶峰以后，对来之不易的辉煌油然心生出自我毁灭的倾向。心理学的结论经常是阴阳怪气的。
这是到目前为止对总统绯闻的最高妙的一种说法，具有美国式思维的天真无邪，也具有美国式的大言不惭。仿佛在向全世界证明——看，即使发生在我们美国的丑闻，其根本性质也只不过是一个男人厌烦了他的成功，好比一个孩子对他精心搭起的积木宫殿不感兴趣了，自行推倒它，于是事件反而具有了足以令全世界人肃然而又悲怆的色彩似的。
如果谁因难耐那一份儿成功后的孤独而弄瞎自己的眼睛而毁容，还不够令世人唏嘘的吗？绯闻当然已经变成了丑闻。依我想来，已非是美国总统克林顿一人的丑闻，而是美国的丑闻，而是一个曾在民主方面为全世界做出好榜样，又一步步将民主推向其反面的丑陋现象。
民主的基础是人类高度的理性的自律。理性是民主的原则，是民主的灵魂。民主被推向反面的过程，即理性被任性所取代、自律被放肆所取代的过程。斯塔尔的“报告”一经输入互联网，美国便等于在无礼地冒犯全世界。因为其中淫秽的内容，等于强加给了全世界的网上人类。美国等于在向全世界公然贩“黄”。
美国这么做的姿态显得相当傲慢。它的行为话语是——美国可以这样，美国有权这样。而且，似乎还是——看，全世界只有我们美国可以这样做，有权这样做，敢于这样做。因而，似乎全世界都应该向伟大的美国脱帽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