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人，唯有人，用双脚行走。
除了你自己，没有第二个人能将你拉得很高——因为你会抓不牢绳索。
人们，包括不在乎时间的人们，不要为“同窗会”、“校友会”、“家乡会”等浪费时间。甚至也不要再为各种名目的“沙龙”浪费时间。中国特色的“沙龙”和中国特色的一切一切一样，一旦打上中国特色的印记，便绝不再是原本意义上的任何“沙龙”。而在今天，在中国，中国特色意味着些什么，现实回答得比我们每个人都回答得更清楚。
当年的知青朋友们，不要再陷入“知青情结”的怪状纠缠不清。
我说——够了！
让我们每个人都靠自己的双脚去走出我们自己的路吧！如果我们每个人，不论自己前面是一条怎样的路，都能走得很踏实、很从容、很自信，那么历史一定会评价说：这是极特殊的一代。在你身前有人跌倒，你扶起他；在你身后有人跌倒，你拉起他。
但是，不要挽起手臂，不要排成行列。不要齐唱着一首什么四分之二拍的歌曲！只要这行列之中有几个没出息的、变态的、心地不良的，都会对他人造成危害乃至危险！
除了军事操练，除了运动会仪式，除了参加庆典或者参加游行，排成行列最不该是男人证明自己的方式。男人在产生这一念头之时便已经是一个弱者了。男人纠缠于这一种心理之时起码可见是被弱者的心理所纠缠。
在一切集群动物中，只有象群是最高贵、最不失尊严、最和睦亦最和平的。人除了大脑比象发达别的方面并不如象。人太像猴子。而猴群是最讨厌的动物群体。对象而言，离群是最劣的。对猴而言，离群可能是最优的。
当代人所力争的人的独立性，乃在于力争摆脱猴的某些习性。猴的可恶习性在猴群之中更加明显。猴群维护的正是猴的可恶习性。关于猴群，鲁迅先生曾有过很深刻的评判。
从进化论的角度探讨之，人的群体意识群体心理，乃是全人类的初级意识初级心理。它包含有像猴子集群一样的、借以维护自己的弱点和劣点的无奈的本能……
这些思想毫无疑问是偏激的。但人在矫正自己一贯思想之时，大抵难免偏激。不带任何偏激色彩的思想，最不是个人的思考。人的头脑不产生个人的思想，人的头脑便白长着。
现实导致我告别理想主义。
现实导致我重新审度我一向很自我欣赏过的一往情深的“知青情结”，并且决定应该像理发一样，理掉“知青情结”这一满头蓬松的发卷。因为它的曲卷即使可爱也不是天生的。因为它的乌黑即使令人羡慕也不过是时代替我们染成的！
我一步步走向男人的独立王国。我终于明白，在这种独立的王国里，只有在这种独立的王国里，我才有勇气摆脱一切世俗对我的压制，设计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男人，塑造男人的情操、男人的品格、男人的个性。
我们每一个人，不都是处在或大或小形形色色的人群的包围之中吗？人——从这种包围之中走出来吧！摆脱包围着你的人们，抛弃他们，从容地、自信地、骄傲地走你自己的路径！你必受到他们的阻止。尽管你走你自己的路，与他们毫无干系。一个从容地、自信地、骄傲而且坚定地走向自己独立的精神王国的人，有资格蔑视他们！蔑视他们吧，走向自己独立的精神王国的崇尚独立品格的男人和女人。当你迈入你的独立的精神王国，你便真正在情操、品格和个性方面都是你自己的具有真正权威的国王了！你不会独立而孤立。你那时好比站立在一个只属于你自己的星球之上，你将发现另有一些人和你一样，也站立在只属于他们自己的星球之上。他们将向你颔首致意。那时，你，精神独立了的男人，和你，精神独立了的女人，才会深感自己不愧做人一场。那时，只有那时，你和人类的关系——亦即社会、所谓社交、所谓友谊、所谓道义和所谓良心，等等方面，才是正常的，才是可贵的。否则，即使你是一个好人，即使你努力想要成为一个好人，因你混迹于被现实所教唆的不以虚伪为耻的人们中间，你无时无刻不发现生活中隐藏着那么多的卑鄙、腌臜，你不可避免地会感到，连生活本身都变得令人厌恶了……
8． 正在死亡的“自我”
龙年的春节，有两件小事，给我带来过经久的愉悦心情，曾使我对生活非常感动，觉得那是生活对我的犒劳。这两件小事，后面我还会提到。
从初一到初五，我躲在办公室，早去夜归，痛痛快快地、不受任何干扰地写了几万字。那几万字，我自己认为是写得好的。整个北影办公大楼静悄悄的。除了值班室，只有我的办公室的窗子是亮的。然而很冷。因为放假，办公楼的暖气是以最低温度供给的。妻子每天给我送去饭，半夜我再把饭盒带回家。我不敢睡在办公室。不唯是太冷的原因，还因为我看了几部外国的恐怖电影之后，对阴森幽暗，有着过分的敏感……
龙年的春节，鞭炮声是多么的响啊！
我听说鞭炮很贵。
我听说有的人家，竟放了几十元甚至几百元、上千元的鞭炮。那些日子，我一边不知饥寒地写我的《雪城》，一边总在很困惑地想——人们哪儿来的那么多的钱啊？
在那些日子里，仅仅在那些日子里，我以为全中国的人，都已经很富了起来……
四月初，我全部交稿了。
五十六万余字，只有几万字，是在无干忧的日子里写的。也只有那几万字，是我自己满意的——那就是在春节放假的日子里，在鞭炮声中，在寒冷的我的办公室里写的几万字……
作家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写作，乃多么幸福的事啊！
上帝，请赐我这一种幸福吧！
我愿皈依上帝，做虔诚的基督徒——但请赐我这一种幸福吧！
上帝啊，怜悯一个爬格子的人……
编辑将最后一部分稿子取走时，说：“编辑部对你有一要求。”
我问：“什么？”
他说：“你去看看病吧！大家都对你的身体挺担心的……”
我说：“一定……”
编辑走了，我就躺在床上，静静地躺着，什么也不想，但也睡不着……
我病了。
病中，《读者文摘》、《青年文摘》、《世界博览》、《八小时之外》、《奥秘》等杂志，是我最爱翻阅的。还有，妻子常借回几盘古装功夫片录像带……
功夫片，尤其古装功夫片，当然是精彩的，比如《黑白道》、《月夜斩》中那些男人们的敢爱敢恨、敢拼敢死、敢赴汤蹈火、敢闯虎穴龙潭的铮铮气概，是令我很着迷的。按现在时髦的说法，一个个确也爱得潇洒、恨得潇洒、拼得潇洒、死得潇洒！
冷兵器太使男人像男人了。
我常想，倘我生活在冷兵器时代，便绝不弄文，而入深山古刹拜师学武，做剑客，做侠士，除暴安良，惩奸扬善，岂不快哉？
半个月里，我几乎看遍了北影电视剧部所存之古装功夫片录像带。电视剧部主任周晓邦是我好友。他每次打开柜门，常说的一句话是：“随便你选，随便你选。几盘都行，你可太瘦了！”倒好像他打开的是医药柜的柜门，任我取之的是灵丹妙药，专治肝病似的。
我对那些古代侠士侠女，比如白玉堂、吕四娘、萧英等，喜爱得要命。当然，也喜爱李小龙扮演的那些冷面中国硬汉。我不喜爱成龙。因为我不喜爱贫嘴滑舌的人。更因为成龙在他主演的影片中从来也不曾死过。我很重视一个人，尤其一个男人对死的态度。我钦佩并且崇拜面临险恶视死如归的男人。有一盘录像，令我看了后悔，再也不想看第二遍。它的结局太惨，惨在尸横遍野的乃是众江湖好汉。而恶的代表人物，却在高奏的凯乐中登上霸主的宝座。其实那部片子是拍得很认真的。许多功夫片，大抵遵循“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逻辑，贯穿“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通俗警世思想。到头来，必是善而强者，铲除了恶而强者。而那部令我看了后悔的录像，却将血淋淋的另一种逻辑展示在我面前——善而强未必能铲除恶而强。恶而强获胜便是那样的！它粉碎了生活中相当一部分善而弱的世俗信仰。它使他们绝望。它长恶的威风，助恶的志气。用我们的评定术语来说——它故意失落了“主旋律”。
恶而强——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一种势力，可能是一种统治。
正是这一盘从港片翻转的录像带，在我头脑中进出一个思想——文明的当代社会，文明的当代人，以及当代人类的一切文明，必须扼死恶而强的势力的诞生。必须灭绝它的生长。必须捣毁它的形成。必须像预防癌一样地预防它。
否则，我们只有承受……
我看时，恨不得跃入电视，助善而强者们一臂之力。如我幼时看戏剧《白蛇传》时，恨不得跃上台去，助白娘子一臂之力，打死法海老儿！
人们，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的子孙，免遭恶人的欺辱，免遭恶势力的压迫，免遭恶统治的蹂躏，我们都使自己强起来吧！盛强之善，乃至善。以盛强之至善，御悍强之极恶于我们的时代于我们的世纪于我们人类的文明以外！
每一个当代人都该有这一份责任感！
性之所悟，心之所思，虽从俗而不可夺也！那就看功夫片，也是有收获的……
身体整日里歪着倒着的便愈软弱愈没了力气，听从朋友们的劝告，我到北医三院去了一次。那医生已认得我了，问：“又怎么了？”
我说：“没怎么，想……再做一次B超……”
医生皱起了眉头：“还做B超？光我，就给你开过两次预约单了！算这次就三次了！不相信科学？”
我说：“相信啊！”
他说：“相信就别做了。你不是说你可以不上班，在家休养吗？”
又说：“想活得长久些，就长久地休养。你不就是作家吗？你不就是写小说的吗？现在写小说的不少，看小说的不多！我就不看，想看也没工夫。你十年二十年的不写小说，对咱们中国没什么大影响吧？”
我说：“丝毫影响也没有。”
他说：“那不得啦！对你的生活会有影响吧？”
我说：“会的。”
他考虑了一下，再问：“现在稿费怎么算？”
我说：“每千字十五至二十元。”
他说：“你听我的——，从今以后，每个月，你前二十五天休养，后五天写作。写个六七千字的小东西就可以。每月都有一百多元的稿费，既补贴了生活又休养了身体，不是挺好的一种活法嘛！你怎么就算不过来这个账呢？”
门开着。
我听到了外边候诊者的对话：
“嘿，聊起来了！”
“这可不是聊大天，这是医生在给作家开偏方！”
医生也听见了这话，笑笑，说：“我给你开的这偏方，治本。再给你开两瓶肌苷片，算是治标的。治本与治标结合吧，你要有信心。”
……
我对我的身体早已不信任。我顶不愿意的事，便是到医院去检查身体或看病。
甚至可以说，我对我的身体怀有恶意——它不给我以健康，那我则干脆不把它当成怎么回事儿。所谓一报还一报。最大了不起，同归于尽而已。我吸烟是因为我根本戒不了烟。我写作像我吸烟一样。文字尼古丁早已“毒害”了我，融入我的血液，形成某种异常的体质平衡。某些人戒了烟反而猝死。停止写作我也等于缓慢自杀。
对于小说家而言，他的生命便是一页永远写不满字的稿纸。故他们的生命只能了断在逗号或删节号上。大抵如此。这对他们都是没奈何的也几乎都是甘愿的选择。
精疲力竭的身体稍觉恢复了点儿，我忍不住翻开了我的记事本——那上面记载着某处某月某日我所欠的“文债”。一个事实是，我不欠任何一家刊物任何一位编辑任何形式的债务。我顶不愿过的日子便是似乎欠着别人某种债务似的日子。另一个事实是，我竟欠下了那么多的“文债”，只怕想还也是还不清的。我夹在这两个事实之间做丈夫、做儿子、做父亲、做小说家，失去了原本生气勃勃的自我。哪一方面我都想做好，哪一方面也没做好过。第三个事实便仿佛是命中注定了的——我不是一个好丈夫、好儿子、好父亲、好小说家。
通常的情况往往是这样——一位编辑登门约稿，倘是熟人、朋友，彼此诉诉苦衷，也就罢了。倘是第一次见面呢？倘对方的虔诚令一位小说家感动了呢？倘对方给予你的期限极宽，不过寄他或她那虔诚的希望于小说家“将来”的某一天呢？那你还能断然拒绝吗？你好意思使对方仿佛感觉到你根本没有了“将来”似的吗？而我们的可敬的编辑们——这些兢兢业业为他人做嫁衣的文学“工蜂”们啊，他们初登某一位小说家的家门时，有哪一个不表现得极为虔诚呢？虔诚是他们的竞争法宝、通用的法宝。我们的小说家大抵被这一法宝所降服。即令最不讲情面的，也难免有俯首帖耳之一时。
何况我是个“抹不开情面”的人。北方俗话所谓“破车子好揽债”。
这是性格悲剧。
沉重的现实生活为我们每个人规定了宿命的角色。我们往往无奈地陷入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它只允许我们的内心发挥与这一角色相适应的特点。内心其他的部分正在死亡。
自我正在死亡。连企图挣脱出自我的希望亦已在死亡。
在中国，一切被谓之为“好人”的人，十之八九都是自己将“自我”活生生扼杀了的人。更令人沮丧的问题在于，倘我们做一个绝顶的“怪人”、“恶人”，现实便肯还给我们那点儿自我了吗？倘我们拒人于千里之外，情形便会好了一些吗？倘我们囚自己于方寸之中，个性的自由反而会更大了一些吗？我不信。故我常在委屈自己的境况下体验人生，默默地认同那一种畸形的“自我”恐怕便是命中注定的属于梁晓声名下的“自我”。
在咄咄的现实中我常认为我们不是堂吉诃德便是桑丘。
反正都差不了多少。
西方人见面时，从来不问：“你吃饭了吗？”
中国人极少有为了维护自我而大声说——“不”的。正如中国人即使在厕所里见了面也要问：“吃了没有？”
每个人最经常承担的负荷其实是他的性格所造成的负荷。
9． 缺失灵魂的城市发展
在我的“欠债簿子”上四五页记载了二十几笔“债”——而排在第一位的便是《花城》。这一笔“债”我已经拖欠了三年多了。每次收到刊物我都非常内疚。尽管《花城》早已经不再来催稿信了……
我想，我还是得写。我还是得还“债”。
我希望我死之日，可以大言不惭地对自己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欠任何人任何方面的什么。我应诺过的竭力去做了……
于是我又写……
写出一篇草稿，我求人订机票。
带着草稿，我去往广州。那是我第一次去广州。飞机误点五个小时，走出机场，已是晚上九点多。天在下雨。许多人举着牌子接客。我一一细看那些牌子，没有接我的。我拍给《花城》的电报，在他们下班后才送到。
同机乘客一出机场，便奔上各宾馆专车。我早听人说，广州住宿很贵，又正值广交会期间。八九十元住一夜通常事。故我一上车，先问房价。一听房价，咂舌退下。如是者三，衣服便已淋湿。直至最后一辆车，是广州军区第几招待所的，上去问最便宜的房价，十七元。十七元——我还犹豫。
没有一个有点儿良心的作家居然不为编辑部的经济而精打细算。
“走吧！再不走，没车了！广州这地方，十七元一宿够便宜的了……”
有一个男人好心劝我。
车上已没座了。
站着往窗外看，透过密织的雨帘，并未看到什么不夜城的灿烂灯火。这里那里，稀稀疏疏的光亮，反而越离越远了。车分明地是驶在城郊公路上……
深夜，终于到达。三人一房间，同宿舍乃两小青年，从上海到广州跑买卖的。一对合伙的“阿庆”。我一向认为，买卖之事，一步一个凶险，才二十来岁，便下海经商，足见当代青年铤而走险的气魄，不禁由衷佩服。两小青年，神神秘秘的样子，频频做耳语状，喁喁咕咕的，仿佛看出我是个缉私的便衣。我不愿讨人嫌，何必主动攀谈？道句“晚安”，倒头便睡……
没睡多久，被激烈的吵骂声惊醒，猛睁眼，但见屋里多了一个妙龄女郎，抄起不论什么，发疯似的打一对小青年中的一个，飞快的上海话夹杂着黑话行话……
同室操戈，内部火并。
我只好充当劝架的角色。劝不开，遂请来了服务员。女服务员揉着眼睛，惺忪忪的，老大不高兴，还以为我是他们一伙的……
第二天早晨，找了半天鞋，终于在门外找到，想必是昨夜被当了武器。
两小青年很不过意，硬要塞给我十元钱，算是补偿我的睡眠损失。
我不要。他们更加过意不去，硬塞给我三包“骆驼”烟。
书包里还有飞机上吃剩下的一个面包，吃掉，结账。步出招待所，天已转晴。大门外有三四辆出租小汽车，司机们迎上，争相招揽乘客。一问车价，又一咂舌。路旁有公共汽车站牌，打听清楚，是开往市内的，便老老实实在站牌下等。一等，便等了近一个小时。好在带了本书是斯大林女儿阿利卢那娃的《仅仅一年》。
终于上了公共汽车，问《花城》编辑部，无人知晓。却有人给我出主意，说这车在《南方日报》附近停站，莫如去报社询问。
下了公共汽车，心中为给《花城》编辑部节省了几十元钱，很是高兴。鼻子底下一张嘴，走几步，问一问，还是没找到《南方日报》，却找到了《羊城晚报》。借电话给《花城》挂通电话，接电话的是位姑娘，说《羊城晚报》离《花城》不甚远了，但你可能仍会迷路，拦辆出租汽车吧！我想既然不甚远了，那钱花的岂不冤枉？鼻子底下一张嘴，问。又乘公共汽车，到了大沙头。天又下起雨来。从那路公共汽车终点至《花城》，约十五分钟的路，边问边走，就走了有半个小时。待坐在《花城》编辑部，衣服已经湿透。两位非常之年轻的编辑姑娘，友邦惊诧，似想不到眼前这神情倦慵的、面呈病容的、身体单薄的水淋淋的人，便是作家梁晓声。我出示工作证给她们看，她们便急急地去找来了副主编杜渐坤。
老杜一见我，笑了：“我还以为你应该是位东北大汉呢，怎么这般瘦？”
我说：“照片上的我，几乎都不像我。”
“怎么浑身湿？怎么来的？刚刚我们还传看电报，不知去哪儿接你呢！”
“坐公共汽车来的，路上淋湿的。”
“干吗不坐出租汽车？我们广州的出租汽车挺方便啊！”
“能省就省点儿吧，看你们这破破烂烂的编辑部……”
我竟不知如何表达我的意思——每每踏入那些严肃的、有影响的文学刊物的编辑部，见小说家们的手稿，是在拥挤不堪的、光线不足的、乱乱糟糟的境况之中，被编排出版，就觉得寒心。某些刊物和某些作家的境况，可谓同病相怜。
“是啊是啊……”比我还瘦的老杜，搓着他的双手，做豪迈状地笑着，感激地说，“你能这么体恤我们，那咱们就是自己人啦！不过嘛，编辑部再穷，也还是接待得起作家的……你有没有衣服换啊？”
我说有。他说换上换上，湿漉漉的，叫我们看着怪惭愧的……
这时我才发现，唯一的小手提包丢了——细想了想，大概是丢在《羊城晚报》的传达室了……
老杜很有些急——他说他们就是安排我在那儿住，快一同去找找……
雨仍未停。我们走到车辆多的马路上，老杜非要拦一辆出租小汽车。我看得出，他那份儿内疚是很真实的，只好服从。结果是他没拦到。最后我们还是坐公共汽车。他上午已在开一个重要的编务会。我一来，他会也开不成，反使我感到他太把我当成回事儿，便有几分拘谨。其实，他完全可以指派一位编辑安排我的。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书卷气十足，热情，真挚，对作家极其坦诚友好。
《羊城晚报》招待所，典型的鸽子笼式招待所，每个房间大概仅有六平方米——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竟还有一张沙发。无窗。门顶上的小窗就算是窗了。房租很便宜——十五元。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十五元住单间，条件算相当不错了。何况还有电视机。
各自落座，说了几句话，到中午了，老杜非要陪我去吃饭。我拗他不过，就在马路对面一青年饭店共进午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