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萨毕竟也历经浮沉。下来了就下来了。穆萨的思路是你大哥犹言“老子”。我当过了嘛。你大哥我福气过了嘛。你小子当过吗？你小子福气过吗？你小子有的可供吹嘘冒泡的谈资吗？
呵，他已经踏踏实实地当了一年社员，大部分时间，他劳动得蛮积极。开会发言就更积极。只不过，对于贪污和多吃多占的赃款的退赔，他态度消极，能拖就拖，能赖就赖。
穆萨毕竟也还是穆萨。某些场合，他仍然会眉飞色舞地吹个天花乱坠。有一次和几个青年一起干活儿，草丛里出现了一条青花蛇，穆萨一砍土镘砍断了蛇头。于是，穆萨吹起牛来，说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和一条大蟒搏斗，那条大蟒把他的砍土镘吞到了肚子里，他徒手提住了蛇颈，蛇盘绕在他的身上，他最后把蛇扼死了，光蛇油炼了两桶……说的听众尤其是女性老中小，又笑又疑，一起在那儿喊：“泡！泡！泡！犹言“胡吹”！最后一致认为他是牛皮大王，他也一笑了之。说大话是一种快感，说完大话的快感与睡完女人是一样的，不必计较播种的成活率与其他得失后果。他还有许多笑话、怪话，有的话已近下流，好在倒也无伤大局。
四清工作队到来后他有些紧张。库图库扎尔和他谈过两次，意思是让他伺机活动活动，暗示他要想法把伊力哈穆撂倒。穆萨哼哼哈哈，心想：“我才不给你抡砍土镘呢！”特别是经过六三年麦收时节那天晚上在乌尔汗家喝啤渥、吃烤肉时的谈话，穆萨看出了库图库扎尔的危险性。他从那时起已经决心与库图库扎尔拉开距离。大大咧咧、吊儿郎当的穆萨其实有自己的界限和分寸感；马马虎虎、吵吵闹闹的穆萨其实有自己的防备心和警惕性。有些话他只是大喊而并不行动，有些话他连说也不说，听了也绝对不随声附和， 有些事他是悄悄地做，谁也不说。“我才不跟着库图库扎尔进监狱呢！”他清醒地在心里合计。
但是，他也被章洋要搬到尼牙孜家去的消息所激动了，他也是来到大队打探风声来了。他准备听一听，看一看，而且仅仅是听听看看而已。
在加工厂。麦素木坐在中心，向周围的人正在大发议论。他的脸上隐藏着一种狡猾的笑意。他说：
“你们知道吗？这就叫做：政策！说起政策，是上面……”他用食指向上空神秘地一指，“制定的，那是书上写着的喽。共产党、国民党、耶稣教、伊斯兰教，都有自己的书……”
“这么说，章组长搬到尼牙孜家去，也是按照书上写着的政策办的喽？”伊明江问，有几个人笑了起来。
麦素木听出了伊明江话里的嘲讽意味，但他觉得伊明江不过是个孩子，没有放在眼里，于是，他正色道：
“当然，减租反霸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吗？乡约，百户长预备的宽宅大院，工作组硬是不住，专门住穷人的房顶漏天，墙缝漏风的土房子！”
“怎么能够和那个时候相比呢？”伊明江不服地说，“那时候，穷人是受剥削的，富人是剥削人的，工作组当然要到穷人家去住。但是现在呢，尼牙孜是被剥削的吗？不，少说着他也是个不爱劳动的二流子，章组长搬到他家去，实在叫人想不通啊！”
“想不通？你想得通不通有什么关系？”麦素木继续大放厥词，“什么事都等你想通了还得了？”麦素木哈哈大笑，然后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刷地打开了，指着笔记本说道：“马克思说过，制定政策，是上级机关的事情。群众的责任，在于执行。明白吗？”
偏偏伊明江把头凑了过来，“给我看看，您是怎么记的？马克思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
廖尼卡忍不住插嘴说：“我不信这话。解放以来，不论办什么事，党总是把政策交给大家，什么事都要征求大家的意见，让我们当家做主。我看，您说的马克思的这段话，不一定是真的。”
“大概是您自己编的吧？”伊明江说。
听众哄笑起来。穆萨在一旁笑得最开心。看到像麦素木这样一个当过科长又有文化的人被一个农村青年当场揭露，他觉得有趣。他想，麦素木啊麦素木，你错了，你的那一套“马克思说”，用来吓唬干部、学生大概比较管用，用来吓唬农民算是找错了对象。农民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判断是非的标准，靠援引“某某某说”来吓唬农民往往是无效的。还不如他穆萨，从来都是用农民自己的语言去吹牛放炮……
笑声使麦素木深感狼狈。狼狈中他马上换了一种面具，他狞笑一声，略略探身，用右手的中指和食指向伊明江一指。
“我的好兄弟，您是在这里，是向我说话，这倒是没有什么危险喽。可您刚才说了些什么呢？什么现在和减租反霸的时候不同了，什么那时候穷人受剥削，现在的穷人都是二流子。”（按：伊明江的原话并非如此。）麦素木冷笑了两声，突然眉毛一竖：“这就是反动言论！这就是破坏言论！这就是勾结四不清干部，反对工作组，破坏社教运动！”麦素木又用指关节敲了敲自己的笔记本，“现在，四不清干部统治着农村，他们比地主还坏，比乡约伯克还坏！明白吗？老弟！不要再多说的，你刚才那一套话要是放在另一个场合讲，你就要定成现行反革命！”
大家都怔住了，穆萨也改变了刚才斜靠半坐半躺的姿势，直起了腰身。麦素木的声色俱厉引起了（哪怕是在一瞬间引起了）一阵紧张。这就是扣大帽子的威力。麦素木早就介绍给库图库扎尔过。小一点的帽子总具有保留、讨论、商量的余地，被扣帽子的人可以把帽子摘下来，但是，现行反革命的特大号帽子一扣，严丝合缝，盖住了一切，而且像焊死了一样，不准挪动分毫。伊明江一气，起身离开了这里，廖尼卡跟了出去，背后，传来了麦素木的阵阵笑声。
与此同时，在七生产队的马厩里，人们也在议论着这件事。这里，以阿卜都热合曼为首的四个白胡子老汉，正在修理牲口套具。人们从热合曼这里听到了这个难以置信的消息。热合曼一脸怒容，连回答日常的问候的时候也是紧绷着脸。
最年长的、八十多岁的老汉斯拉木（他本来是护林员，冬闲时候，协助干些杂活），劝慰地说：
“不要生气，热合曼那洪，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可能的，天上有多少星星，地上就有多少种人。有白天就有黑夜，有鲜花就有刺草，有百灵就有乌鸦，有骏马就有秃驴。章组长看中了尼牙孜，这也随它去吧……”
第二个老汉面庞红扑扑、身材高大，他和蔼地说：
“没有关系，热合曼老弟！我们说尼牙孜是狗屎，可有人认为他是玫瑰呢。有什么办法呢？让他把这朵玫瑰花插在耳朵上吧，等弄脏了他的头颈他就会弄清真相的。小孩子们也是这样，你不让他玩火，他总是不行。等他烧了手，哭上一阵之后，就知道什么能玩，什么却不好玩了！”
第三个留着浑圆的美丽的白胡须的老汉正拿着榔头敲打着小鞍，他说：
“对于人们来讲，什么最糟糕呢？恼怒最糟糕。从恼怒中长不出一棵有益的青草。举一个例子吧，譬如您养了一头奶牛，一天可以挤到十五公斤的奶。忽然，撞上了恶眼维吾尔人认为人畜病灾是由于撞上了“恶眼”所致。，牛没有了，奶也就没有了。这当然是一个损失。如果您因而恼怒，您吃不好饭，您睡不好觉，您埋怨老婆，责骂孩子……这就是双倍的损失。没有比恼怒更折磨人，损伤人的。与其恼怒，为什么不平静地坐下来呢？”
“就是这样，”斯拉木补充说，“要忍耐，不要恼怒。忍耐的底下是黄金，而恼怒的底下是灾难。”
“这统统是谬论！统统是错误的！”一直默不作声地干着活的阿卜都热合曼突然叫起来，他激动地挥舞着手臂，眼睛里浮现着泪花，“你们说的这些，统统是旧社会麻痹劳动人民的老一套！我真奇怪，解放这么多年了，你们怎么不学习毛主席著作、毛泽东思想呢？我难道是在为了丢掉了一只奶牛而哭泣吗？我难道在考虑我个人的损失！什么世界就是这样的，什么一切都会好的，到底白天和黑夜，鲜花和刺草，百灵和乌鸦，骏马和毛驴有没有区别呢？能不能把乌鸦当作百灵，把毛驴当作骏马呢？能不能听任刺草把鲜花掩没呢？唉，亲爱的老大哥们，你们在对我进行什么样的说教啊！”
几个老汉面面相觑，没想到热合曼突然爆发起来，当然，认真一谈，他们也为自己的息事宁人的庸人理论而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圆胡子老汉咕哝着说：“好大的火气！”
热合曼略微降低了声音，但仍然是气呼呼的，他问：
“请问，章组长是什么人？”
“是社教干部。”
“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什么人？”大家没有听明白他的提问。
“我们是社员嘛。”
“什么社员？什么成分？”
“贫农呗！”
“贫农是什么样的人呢？”
红脸的老汉想了想，他说：“是革命的先锋！”
“您瞧！就在这儿呢！您说得多好！”热合曼欢呼道，“这不是，您也学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哇！章同志是干部，是领导我们的。我们是革命先锋，是革命运动中打头阵的。这么说，我们怎么能眼看着章组长把手往火里伸而不闻不问呢？我们怎么能够不恼怒，不斗争，听其自然呢？”
“唉，兄弟！”斯拉木老人叹了口气，代表其余两个老汉做了回答，“我们只是想安慰安慰你，解劝解劝，结果，说的那个道理不怎么对哩！您说得对，遇到不正确的事情，应该斗争哩，可是，要斗争就必须怒气冲冲地大喊大叫吗？您对我这个八十多岁的人说话，就不能把声音放小一点吗？”
“对！”热合曼也笑了，“我检讨，我态度不好。”说得大家都笑了。
“老了也得学习呢！队上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什么不通知我们几个呢？”圆胡子老汉感叹地说。
“我看，干脆咱们几个老汉组织一个学习组吧。就选最年轻的小伙子热合曼老弟担任组长！”斯拉木提议说。
大家又都笑了起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增进了新的团结。最后四个老汉商定，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去公社反映一下对章洋搬到尼牙孜家去住的意见。中午，以“小伙子”阿卜都热合曼为首的四个白胡须的老汉，各骑着一头毛驴，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公社。
人人都在议论这个事情。早晨，在生产队的文化室，吐尔逊贝薇和几个姑娘正在利用工前一段时间排练节目，准备参加大队组织的红色歌曲歌咏比赛。玛依娜尔一进来，吐尔逊贝薇连忙跑过去问道：“你们的组长要搬到尼牙孜家去住，是这样的吗？”
“好像是这样。”玛依娜尔的回答含含混混，好像做了对不起人的事情被吐尔逊贝薇抓住了似的。
“为什么？尼牙孜的好处在哪里？”
“谁知道？”玛依娜尔把头一歪。
“不知道还行？玛依娜尔！到哪儿去不好啊，偏偏到他那儿去，简直是丢人，你们的组长到底要干什么呀？他的眼睛究竟长在什么地方了？他的耳朵究竟是管什么用的？他整天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好像一只打算吞吃小鸡的匹什卡克。他走到哪里都是四面张望，好像一只挨了石头揍的狗……”
“吐尔逊贝薇！不要乱说！怎么能用这样的话说社教干部啊！快来唱歌吧！”一个比较年长的姑娘提醒说。
“我才不怕呢，”吐尔逊贝薇笑了起来，“我的话难听，但我的心意是实在的。我希望社教干部不要这样脱离群众。玛依娜尔，请您把我的意见，把我的原话一五一十地汇报给你们的组长，再不，我要直接找他谈呢！”
在供销社的门市部，古海丽巴侬一边扯着花绸一边唧唧地笑着告诉柜台前的几个妇女：
“这一回事把热合曼老头子气死了！把伊力哈穆队长也吓坏了……”
“真的吗？”一个女人问。
古海丽巴侬以她特有的近似男人的女低音的嗓子宣布：
“你们不信吗？你们看看去啊。我亲眼看到了，在阿卜都热合曼老汉的门口儿，工作干部正往牛车上装行李呢！”
在阿卜都热合曼家的门口，伊塔汗泪眼汪汪地看着社教干部把行李往牛车上装，她把萨坎特拉到了一边，断断续续地说：
“告诉我呀，我的孩子。你们生气了吗？为什么不高兴了！也许我做的饭不合你们的口味？是不是汤面条里的蔓菁疙瘩放多了？组长他爱吃些什么？我问了多少次，为什么你们不说呢？也许，那间屋子拾掇得不好？本来，我说过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到我们房里，偏偏那个老头子说几把高粱须、一张镔铁皮没有关系。要不，我们换一换好不？你们住到我们现在住的这间大一点的房子来吧。也许，我们有什么话说得不对，惹你们生气了？我们没有文化，老头子又是个急脾气呀……”
“老妈妈，不是这样的，不是的。我们谁也没生你们的气……”
“那为什么要走呢？是不是那头难听的毛驴子的叫声搅扰了你们的睡眠？是不是土炉离你们太近，我打馕的时候烟气呛得你们喘不过气来！孩子，把我的话翻译给章组长吧，我不愿意你们走！你们为了我们，离开家里的亲人，离开城市，到我们的农村里来工作，你们吃苦了，我们应该把你们的生活照顾得更好一些。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如果我做得不够，请对我进行批评呀……”
库瓦汗奔东跑西，颠来摆去。跑得头巾垂到了肩头，袜筒秃噜到脚面。她到处叽叽喳喳地，语无伦次地用尖厉刺耳的声音急急地说话。她找生产队的出纳：“支给我们十块钱吧，章组长今天搬到了我们家，我总得做一顿好饭啊！”她找热依穆副队长：“给我们拉一车苞谷芯子吧，我要给工作干部做饭！”她拿着一个大碗去推邻居家的门：“给我们一碗奶皮子吧，可恶的队长夺走了我们的奶牛，可给组长喝什么茶呢？”她来到供销社的牛、羊肉门市部，不肯排队，抢到了前面：“宰羊的大哥，给点好的，给点最肥的部分，别给骨头，我是为了给工作干部做饭才来买肉的！”她上气不接下气地逢人便说：“工作干部确实是有眼睛啊，爱惜我们这些可怜人啊，章组长和尼扎洪谈了多少次话，谁知道，他说不定打算把尼扎洪培养成干部呢……”
萨坎特对何顺说：“老妈妈伤心了，老大爷也生气了。我们这样做好吗？至少应该讲一点礼貌。老人为了照顾我们的生活可真是操够了心，怎么能连一声‘谢谢’都不说就装行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