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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植桑，虽然这种桑也是饲蚕的食源但不是桑田之桑，因此被经济史学者称为“庭院经济”模式①。
庭院所植不限于桑，还多见榆、梓及果树。内黄三杨庄庭院遗址周围残留有整齐排列的树桩，经辨认有榆、桑两种，地层中还发现桑、榆叶子的遗迹②。
图7-7 四川成都曾家包汉墓画像石
由于居家庭院常植桑、榆、梓树，文献多见桑榆、桑梓之词，其意义多与家乡有关。《诗经•小雅•小弁》：“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朱熹《诗集传》：“桑、梓二木，古者五亩之宅，树之墙下，以遗子孙给蚕食、具器用者也……桑梓父母所植。”东汉及以后“桑梓”为故乡或乡亲之雅称。张衡《南都赋》：“永世克孝，怀桑梓焉；真人南巡，觀旧里焉。”桑榆又指时光，日落时光照桑榆树端，因以指日暮，谓晚年。《太平御览》卷三引《淮南子》：“日西垂，景 (影)在树端，谓之桑榆。”《后汉书•冯异传》：“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李贤注引《淮南子》：“今子过期，尚在桑榆间。”《后汉书•循吏列传•孟尝》：“年岁有讫，桑榆行尽。”桑榆是常伴左右的居家庭院之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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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缨：《试论庭院经济在古今农业中的地位》，《中国农史》1988年第4期。
② 刘海旺、朱汝生：《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田宅遗存》，国家文物局主编：《200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6年。
观树影定时间也是最自然和便捷的方法，故桑榆有表时光日暮之意。后世还有以桑里称故乡，也是“还庐树桑”做法在语言上的印记。如《儒林外史》第十五回：“憨仙道：‘先生，你是处州，我是台州，相近，原要算桑里。’”
庭院的植树不同于《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那样的专业化种植，它既是“庭院经济”的一部分，又是人们生活环境的重要内容。
树木之外，庭院和庭院周围也有蔬菜、瓜果等小规模种植。果菜也是必要的食物来源。《管子•禁藏》：“果蓏素食当十石。”史游《急就篇》：“园菜果献助米粮。”但文字中看不出这些蔬菜、瓜果的种植同人的居住地之间有什么关系。《汉书•食货志》：“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果蓏殖于疆易。鸡、豚、狗、彘毋失其时，女修蚕织，则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汉书•循吏传•龚遂》：“遂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蘿、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除疆易(埸)之瓜、果，其他都应是在庭院或其周围经营的事，这是对《孟子》小农庭院经济设想的继承和发挥。
河南淮阳于庄汉墓出土陶宅院左边所附的田园刻画的正是家中小型菜园中的景象(见图3-2；见图3-4，2)，从其畦块田垄和墩窝苗孔所示意的植株来看，该菜园内共种有三种菜蔬。水井、渠道、畦块、田垄，井然有序，组成近于写实的院落边的菜园布局①。对于其宅院、田块情况，第三章第四节已有详细描述，在此不多重复。于庄汉墓宅院模型表现的是深宅大院，屋宇相连，望楼高起，似非小农家庭所能有。房屋模型作为明器应有夸张的成分，但在平面布局上它同内黄三杨庄汉代村落第二号宅院相比只是多出了一块菜园，它们都有门房、二进院落、东厢和后院主房，可能与秦简《封诊式》“一宇二内，各有户，内室皆瓦盖”②以及《汉书•晁错传》所说的“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描绘的农家住宅相仿。二号宅院房屋砖基，土墙，瓦顶，西侧还有所属的较大池塘。三杨庄、于庄这两处发现为我们重新认识汉代小农家庭的宅院住房布局和附属田园提供了新的思路。当然它们是一个地方的一种类型，不一定代表汉代社会其他地区大多数小农的宅院情况。
果、菜终是蔬食、素食，无法与大田谷物的重要性相比，故对其经营一直处于农村经济中的副业地位。《后汉书•孔奋传》：“躬率妻子，同甘菜茹。”名士以食菜茹为生活俭朴之象，如同后世常说的糠菜当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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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骆崇礼、骆明：《淮阳于庄汉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3年第1期；骆明、陈红军：《汉代农田布局的一个缩影——介绍淮阳出土三进陶院落模型的田园》，《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②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49页。
(四)农业聚落内的其他活动
三杨庄遗址还发现有石磨、石臼、踏碓的石质杵头等粮食加工工具。在二号宅院遗址大门外东南9米有砖井一口，井边铺石磨一扇，是已经淘汰不用的自中心向四周布置放射齿纹的旧式磨盘。水井西侧有手工编织遗迹，发现编织草帘或草席用的吊绳砖锤。粮食加工、编草等活动也是在宅院或其附近进行的家庭经营活动。
在三道壕村落遗址，与房屋居址杂次分布着7座砖窑，根据窑址结构和出土物，有5座砖窑与村落居址时代相同。各窑的构造和形式相同，窑前有柴场，发现大量瓦片和柱础石，可能还有窑棚一类的建筑。根据遗址出土砖块的体积估算，每窑一次可烧砖1800个上下，生产能力不大。有两座窑 (一号、二号)紧靠在一起。两窑的前方有木构水井、露天炉灶和6个土窖，它们可能是两窑共用的生产设施。“可以看出这种窑业可能已开始由农民副业生产的情况渐渐转向专业化了。”①我认为，村落内从事砖窑生产的，除少数经营者，多数劳动者还是没有脱离农业生产的村民，手工生产同民间的纺织一样也带有充分利用夜晚、农闲和雨天的特点，这样的做法在近现代农村中十分普遍，因此这种村落中的手工生产仍不免带有农村副业的特色。
西汉王褒《僮约》记述蜀郡资中 (今四川资阳)人王子渊 (褒)为友人的家奴立券约的故事，券约详细规定了家奴便了应做的事，除了浚渠、种树、收豆等家外之事，还有洒扫庭除、锄园、浣衣织席、刻枷(枷)做杷、削治鹿卢辘轳、结苇躐鲈、喂养马牛、张鸟捕鱼、焚薪作炭、治舍盖屋、提壶春米等②。王子渊因受便了顶撞在先，订券约是存心为难这个家奴，但所述多是小农家庭中应有的事，不过无法由一人来完成罢了。东汉崔寔《四民月令》以时间顺序叙述一年中的农事活动，自“正月之旦”以至十二月年底，除了纺绩和应季的大田作业外，还有涂仓修窦、治丝析麻、织染、酿造、作酱、制药、营场圃、收薪炭、伐竹木、迎宾、祭祀、治五兵等等。虽然书中以大地主阶层的家庭为依据，但也可以作为了解小农家庭农事活动和家内事务的参考。这都是在国家正常的徭役之外的安排。农民一年到头的生活是繁忙劳累的，也是充实有序的。
(五)男女分工和老少协作
农户家庭内部的最大分工是男耕女织，这在前面“家庭手工纺织”部分中已经论及。妇女除纺织外，也需参加田间劳动。她们平时在家中还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洗衣、做饭、带小孩，其劳动强度并不比男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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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东北博物馆：《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② [清]严可均辑：《全汉文》卷四十二，商务印书馆，1999 年。
20世纪50年代四川新津东汉墓出土的一件背儿捧箕女俑(现藏四川博物院)①，两手前伸平端一大箕，似在簸扬，背上用背兜背一小儿，小儿贴在母亲背上，两手紧扶母亲肩头。女性背负小孩的俑又称负子俑和母子俑，在四川、重庆汉墓中都有出土。2007年忠县汉墓出土的母子俑，也是以背兜之类将小孩负于背上，并以组带从背后系结于胸前。孩童下巴搭在母亲右肩向前张望，右手握树叶形长柄玩具探至母亲胸侧。母亲身着右衽交领博袖长衣，头梳双髻，双脚微分，直立作悠闲安舒状②。
此种背儿的方式在后世四川、重庆地区较为习见，将孩子兜于背上，系结于胸前，免除臂膊之劳，解放了双手，在看护小孩的同时也可自在地从事劳动。专用的背兜一直是西南地区家庭必备的育儿用具，现在更是发扬广大，用料考究，或绣以精美图案纹样，作为女儿出嫁时的陪嫁。背兜是历史上西南地区的一个小小发明，它起源于汉代或更早的时候，源远流长，由此也可见妇女边带孩子边劳动乃是生活中的常事。
成都出土的一件负重俑刻画出另一种劳动妇女的情态。妇女头梳髻，额上皱纹几道，背负沉重的大背篓，俯身弓背，似在蹒跚地缓步前行③。这样的场景在今日乡间也常能见到。可见，汉代妇女的劳动，既繁杂又繁重。
有些事则有年岁上的习惯要求或分工。《吕氏春秋•上农》：“齿年未长，不敢为园圃。”《说文•口部》：“园，所以树果木也。”“圃，种菜曰圃。”果、菜种植的技术要求比大田作物高，需要有较多的经验和积累，一般不是未成年人所能胜任的。在有些农活中，不同年龄层次的人各自会参与更为适合的劳动环节。东汉画像石牛耕图上，多见少年随后下种的场面。如陕西绥德画像石牛耕图上，成人扶犁而耕，他身后紧跟一少年手提葫芦形器，似在随墒下种(见图2-5，4)。江苏睢宁双沟画像石也有一小儿在扶犁者身后提篮撒播种子 (见图2-5，3)。
四川新都县文物保管所收藏的“薅秧”画像砖农事图是有关汉代稻田管理的宝贵材料。画像以中间田埂分为左、右两格，左图为秧田，两农夫手持薅秧棍在田中薅秧，田块中秧苗明显。右图上、下各有一鹤一兽奔走，后有二人举镰前驱作追逐状，画面中杂有鱼类、菱角等，指示为水塘(图7-8)。从画像上人物的衣着和形态动作分析，薅秧的两个农夫为老者，举镰驱鸟兽的为年轻后生。薅秧者头着幅巾，多余部分交结系于脑后，身穿过膝长袍或禅衣。而举镰驱赶动物者头着尖顶帽，右下者腰围蔽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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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美术全集编委会：《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2•秦汉雕塑》第一一一图，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
② 刘兴林：《重庆忠县汉墓出土的顶罐俑和负子俑》，《东南文化》2008年第6期。
③ 史占扬：《从陶俑看四川汉代农夫形象和农具》，《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右上者似着短裤，其衣着皆极简单。幅巾本为庶民所戴，《后汉书•逸民列传•韩康》记东汉名士韩康“柴车幅巾”，途中被亭长“以为田叟也”。幅巾成了田叟的标志之一，可见为农民所常服。汉末幅巾推广到上流社会，晋•傅玄《傅子》：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士庶幅巾区别在于质料，不过幅巾这种形式也会因此多少带有点高贵的成分，与汉代田叟的幅巾意味渐行渐远了。右边池塘中的两人头戴尖顶帽，《说文•月部》明确说：“月，小儿及蛮夷头衣也。”汉代重视冠冕，以帽为卑贱执事者所服，薅秧图上所见的尖顶帽，样式与汉画像石中的匈奴帽也基本相同。举镰的两人形体较薅秧者瘦小，体态显得轻便灵活。四川地区不存在匈奴的问题，说明这两人为少年后生。
图7-8 四川新都薅秧画像砖
弄清人物的身份，有助于准确理解画像砖上所反映的农事活动的细节。先看两年长农夫的薅秧。薅秧劳动主要是用足踩田，汉代称“癹”。《说文•严部》：“癹，以足蹋夷草，从殳。”段注：“从癶”，谓以足蹋夷也，从殳，杀之省也。”后来又称足耨或足芸，其目的不仅仅是除草，杂草被踩入泥中，沤烂又成为田中的肥料，同时通过脚踩使泥土翻动，活动秧苗，增发新根，促进生长。流行至今的农谚于踩田薅秧的目的、要求、意义都有精当的概括①：
踩田翻泥，当得上次粪。(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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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农业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农谚》“粮食作物•稻•中耕除草”，农业出版社，1980年。
锄麦划破皮，薅秧翻过泥。(江苏淮南)
耘田不要冲，只要稻棵动。(安徽)
有草薅草，无草踩苗。(安徽)
禾不怕踩，儿不怕奶。(湖南、湖北、广西)
水田里脚板响，旱田里铁板响，见响禾苗长。(广西)
薅秧其实就是稻田的中耕。最后一句谚语道出了水田、旱田中耕所用“工具”的不同，水田用脚板，自然也谈不上什么农具。薅秧图中的两个农夫，既未见以手薅草，也不像弯腰用小锄耘耨，手中拿的只不过是便于在泥水中行走和用力以起辅助作用的木杖或竹竿。早在春秋时期，扶杖薅秧的场景即已见于田间。《论语•微子》：子路“遇丈人，以杖荷蓧……，植其杖而芸。”植，依孔安国说，倚也。其事在孔子由叶返蔡的途中，叶为楚地。明万历十一年《罗山县志》记，县南八十里有子路所宿的石门。罗山在今淮河上游河南东南部，与湖北接邻，先秦时期即已为稻区。至元代有了专门的稻田耘田器，称穑或荡，但仍多用足芸。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之四》记其法：“为木杖如拐子。两手倚之以用力，以趾蹋拨泥土草葳，壅之苗根之下，则泥沃而苗兴。”现代湖北农谚“手拿薅秧棍，慢慢往前奔，薅死一层草，抵上一道粪”，正是这类稻田中耕的写照，可见薅秧足耨之法，古今一致。《齐民要术•水稻》也说：“稻苗长七八寸，陈草复起，以镰浸水芟之，草悉脓死。稻苗渐长，复须薅。”以镰芟草后，“复须薅”，这都是稻田的中耕方法。
我们连起来把这幅画像解读一下。农夫和少年同到田间劳动，先放水灌溉稻田，在水塘和稻田间的坝埂上掘开一个 V形的缺口，V形的口朝右边水塘，尖角伸进右边的稻田，示意塘水流进稻田。塘水流进稻田，冲得秧苗一律向左倾斜。灌田后，两少年先下田以镰浸水芟草。实际的情况是，水田中的杂草并不容易“脓死”，芟后所留草茬还会再生，由两年长者接着下田将草茬及割下的草踩入泥中。这就是薅秧、足芸。扶杖在田中行走比较适合老者，而割草虽需弯腰弓背，但对灵活的年轻人来说也不算重活。少年完成了割草，老者在田中薅秧，而水塘因放水灌田水位下降，塘中养殖的鱼、虾显露，引来鹤、兽争食，于是少年跑过去举镰驱赶。左边田中一薅秧农夫这时拄杖向塘的方向张望，与少年的驱赶动作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