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官场小说上一章：武则天研究
- 官场小说下一章：遗言中的隋唐女性世界
二 作物内部的品种选育
在对不同作物选种的同时，同种作物内部的不同品种的养成和选择也一直都在进行中，这也是谷物种植史上不可忽视的问题。作物内部品种的养成和选择也就是今天
————————
①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9页。
所说的育种或选育，目前虽较难用考古发现加以判断，文献中同一作物的不同名称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线索。
野生植物驯化为栽培作物以后，我们便不再用“驯化”一词来说明作物的进化。其实作物品种的养成也是驯化的结果，人们在同一物种中根据其长势、高低、粒型或颜色等性状选出不同的种来集中种植，形成新的品种类型，就是古代的选种和育种，就是驯化。
新石器时代出土稻作遗存的遗址往往是籼、粳并存，而且时代越早籼型稻的比重越大，粳型稻的比重越小，也就是说，史前期水稻的种植存在明显的偏粳趋向①。同时，稻粒从早到晚也表现出明显的由小逐渐变大的规律。1993年，南京博物院发掘高邮龙虬庄遗址(距今7000～5500年)并对一个探方进行了采样浮选，有四个地层(第8、7、6、4层)发现炭化稻米。通过测量比较发现，从下层到上层(即从早到晚)出土稻粒的长、宽、厚的变异系数呈明显增大的趋势，说明稻米粒型从早到晚逐渐变大。第8层即最下一层的炭化稻米米粒细小但很均匀，从第7层开始米粒大小不一的情况逐渐明显，这些情况“反映了这一地区史前人们在栽培水稻的过程中，从无意识地驯化到有意识地驯化，并经过长时间的选择育种而产生显著效应的全过程”②。在水稻进化的过程中，粒型是人工选择的重要依据，无论是单一品种还是粳、籼共存的情况下，水稻的选种皆是如此。水稻的偏粳趋向和籽粒由小到大的结果都是在选择种植过程中形成的。
进入历史时期，谷物依然保持着粒型的不断变化。闫雪等对四川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到约当青铜时代早期的商代西周时期的几处遗址出土的稻粒进行对比，发现大渡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龙王庙遗址的稻粒明显大于其他遗址出土的稻，比较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宝墩遗址、十二桥文化(距今3200～2600 年)时期的阆中郑家坝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金牛区商末周代遗址出土的稻，“发现随着时代的发展，稻有变大变纤长的趋势”，粟的大小变化不是很明显。但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两处遗址(营盘山和宝墩)出土的粟反而大于时代稍晚的郑家坝遗址的粟③。大粒型的稻、粟可能是一种地方类型，也可能存在炭化收缩程度的问题。稻粒由小到大的情况则应该就是不断选种的结果。另外，历史时期农业技术提高，水、肥、土壤条件的改善和田间管理的精细
————————
① 张居中、尹若春、杨玉璋等：《淮河中游地区稻作农业考古调查报告》，《农业考古》2004年第3期。
② 龙虬庄遗址考古队：《龙虬庄——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441～448页。
③ 闫雪、郭富等：《四川阆中市郑家坝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兼谈四川地区先秦时期炭化植物遗存》，《四川文物》2013年第4期。
化也会使作物粒型逐渐变大。作物籽粒的变化是选种育种和种植管理技术综合作用的结果。
先秦时期，人们已注意到通过对种植过程的时令调节和收获时的分类选择等来育成新的品种。《吕氏春秋•审时》：“得时之菽，长茎而短足，其荚二七以为族，多枝数节，竞叶蕃实，大菽则圆，小菽则抟以芳。”大菽、小菽同是菽，是在生长过程中形成的性状大同小异又各具特点的菽的类型。《管子•地员》论五种土壤所宜时也提到“其种大菽、细菽”。大菽、小菽(或细菽)是战国时期选育出的不同品种，是大粒型和小粒型的豆。大菽、小菽是否同于汉代人所说的大豆和小豆？《说文•赤部》：“尗，豆也。”《广雅•释草》：“大豆，尗也。”王念孙《疏证》：“尗，本豆之大名也……但小豆别名为荅，而大豆仍名为菽，故菽之称专在大豆矣。”马王堆一号汉墓竹简(简一四)有“小叔(菽)①”，洛阳陶仓有“小豆”而无“小菽”，小菽与荅、小豆究竟是正名与俗名之别还是两个不同的品种，还需要研究。
《氾胜之书》记载的豆有大豆、小豆两种，麦除大麦、小麦，还有旋麦 (春麦)、宿麦 (冬麦)之分。
水稻的粳、籼、糯三大类在先秦时期都很普遍。《诗经•周颂•丰年》：“丰年多黍多稌。”稌，《尔雅•释草》、《说文•禾部》皆曰稻。清朱骏声《说文通定声》：“古专谓黏者为稌，吾苏云糯米也。或以称不黏者，亦通语耳。”马王堆汉墓、江陵凤凰山汉墓遣策所记稻谷和出土的稻谷实物，粳、籼、糯三大种类皆有。马王堆汉墓出土稻中粳稻占60%，出土的汉代籼稻都在南方地区②。江陵凤凰山8号、167号汉墓出土简牍中有稻米、粢秫米、粢米、稻 米、白稻米、精米、稻糯米、稻粺米、粍等③，有的可能是加工方法不同形成的精粗程度各别的产品名称，有的则可能是稻的不同品种。至《齐民要术•水稻》竟记有北方地区常见水稻品种24个。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收入的粟、黍、稻、豆、麻的不同名称甚多，有的属一品异称，有的就是据颜色、粒型、口味等各种性状区分的不同品种。
种植较多的作物，被选育分化出的品种就越丰富，品种越丰富，人们选择种植的空间就越大。籽粒大、口感好而又易于种植的品种必然是人们的首选，选取哪个作物品种来种植也受到环境条件和文化偏好等多方面的制约。作物新品种的选育和养成就是要尽量使人们做出选择时少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如早熟品种、晚熟品种、春季种和
——————————
①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第132页。
② 陈文华：《汉代长江流域的水稻栽培和有关农具的成就》，《论农业考古》，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
③ 金立：《江陵凤凰山八号汉墓竹简试释》，《文物》1976年第6期；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整理小组：《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10期。
冬季种等等，不但满足了人们饮食方面的不同需求，也使作物有了更多的适应性，充分利用土地并弥补因灾、因事造成的损失。
虽然我们现在还难以从炭化种子中分出同种作物的不同品种，但研究者已注意到对出土作物粒型的详细观察、分析和比较，有的报告也明确分辨出小粟、粳、籼、大麦、青稞、黑豆等，这是今后开展作物品种细化研究的开始。
第六章 粮食的储存和消费过程中的粮罐
通常谷物收获后经过脱粒即进入到仓储和消费过程。在第一章中，为保证生产工具体系的完整性，我按农业生产的环节列述和考察考古发现的农业工具的种类，以至最后环节的收获、脱粒去壳和磨面工具。仓储便是在脱粒或去壳之后、磨制之前的环节，因此它又同粮食加工业关系密切。过去我把脱粒(包括简单的去壳行为)称为粮食的初加工，而把脱粒、仓储与食品加工之间的磨制称作粮食的精加工，并考察了它们在古代粮食加工业发展中呈现的不同发展态势。初加工技术的革新明显落后于精加工，而精加工由于与饮食消费环节紧密相联而获得在技术、动力和规模等方面的较快发展。先秦两汉时期的粮食加工也处于这样的发展过程中①。正是粮食储存为精加工技术的改进赢得了充裕的时间，保障了精加工技术的革新和快速发展；又由于精加工为食品制作直接提供可用的食材，精加工的产品直接影响着饮食生活的发展，造成精加工与初加工的不同发展态势。粮食储存是考察谷物从生产到生活过程不可忽视的环节，因此，对仓储和储粮方式的考察也是农业问题研究的一个方面。
先秦两汉时期仓储设施的类型和名目繁多。《周礼•考工记•匠人》：“囷窌仓城。”郑玄注：“囷，圜仓。穿地曰窌。”《说文•口部》：“囷，廪之圜者。从禾在口中。圜谓之囷，方谓之京。”《礼记•月令》：“穿窦窌，修囷仓。”高诱注：“圆曰囷，方曰仓。”《史记•孝文本纪》：“发仓庾以振贫民。”司马贞《索隐》引郭璞注《三苍》云：“庾，仓无屋也。”囷、仓、廪、窌、庾等名不同形各异，很难与考古发现的粮仓类型一一对应。为叙述方便，文中采用考古报告中常用的名称，但粮仓一词则有储粮设施或器具统称的意思。目前对先秦两汉时期粮仓和粮食储存方式的研究论文很多，我重点关注的是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几个方面。
————————
① 刘兴林：《对中国古代粮食加工技术发展的认识和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
第一节 考古发现的储粮设施
粮食储存是随着农业的发展出现的。考古发现表明，至迟在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流域已经以窖穴为储存粮食的设施。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发现的345座窖穴中有80座底部有炭化粟的堆积，一般堆积厚0.3～2米，有的厚达2米以上，可折合新粮10万余斤①。陕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的一个灰坑 (H15)中，谷壳的堆积厚达18厘米②。山东胶县三里河大汶口文化遗址一大型窖穴 (H203)，底部和穴壁都经过加工，窖穴内发现1.2立方米左右的腐朽粟粒堆积③。粮食积储的现象反映了农业发展的程度。历史时期，储粮设施出现了新的类型，有了地面建筑的粮仓。考古发现的储食遗址和墓葬中的粮仓模型是认识和解读先秦两汉时期储粮设施与储粮行为的重要材料。
一 考古发现的仓储遗址
甲骨文字表明，商代最常使用的储粮设施是地面建筑。甲骨文中有“仓”字作“ ”(《前》4•44•6)，上下两符相合，“为合字， 象盒之形”， 字从合， 声④。《说文•仓部》：“仓，谷藏也。仓黄取而藏之，故谓之仓。”段玉裁注：“谷藏者，谓谷所藏之处也。”卜辞用为方国名。我以为，甲骨文“盒形”之仓实际上取形于有盖之半地穴仓室的形象。在卜辞中仓储文字常用的是㐭，即后世仓廪之廪，积谷之所⑤。也有从双禾之𥢺(《合集》13399正、5775正)， 应是仓廪以禾草覆顶之意， 即后世“穑”字。《尚书•洪范》：“土爰稼穑。”孔传：“种曰稼，敛曰穑。”作物收敛入仓叫作穑，故以仓廪之形象之。
地面设施不易留存，考古发现的商代储粮设施均为地下窖穴。在河南郑州、辉县和河北邢台、藁城等地的早商遗址和殷墟晚商遗址中发现大量长方形、圆形或椭圆形口的窖穴，有的深达8～9米，窖壁直而光滑，有对称脚窝可供上下之用。殷墟的窖穴
————————
① 邯郸市文物保管所、邯郸地区磁山考古队短训班：《河北磁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考古》1977年第6期；河北省文物管理处、邯郸市文物保管所：《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② 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46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胶县三里河》，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14、154页。
④ 唐兰：《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第62页。转见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第5卷第1787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
⑤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536页。
有的壁、底经草拌泥涂抹。这些修造讲究的窖穴应该就是贮藏粮食的仓窖①。陕西周原齐家村发现先周时期的果蔬储藏坑，坑底发现大量甜瓜、杏、郁李等植物的种子。坑口近方形，四角略弧，坑壁光滑，底部平整。“坑口下70厘米处的坑壁四角各有一个圆形小孔，用于放置支撑草棚类掩体的支架。四角小孔以下发现少量大块页岩石片，当为掩体上部的覆盖物。覆盖物以下坑壁涂抹一层厚度约2～3 厘米的草拌泥，均匀平整，并经烘焙处理。”坑底还发现少量粟和禾本科的草籽，当系上部草棚类掩体所遗留②。这虽不是储粮坑窖，但草棚盖顶的做法与甲骨文从双禾之𥢺同义，也反映了商代流行的窖藏方式。
西周至春秋时期，地上建筑已是当时储粮设施的常见形式。《诗•周颂•良耜》：“黍稷茂止，获之挃挃，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百室盈止。”《魏风•伐檀》：“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囷兮。”注曰：“囷，圜仓也。”但地面建筑粮仓不易保存，考古发现的两周秦汉时期的储粮设施仍以地下窖穴为主。
陕西沣西张家坡西周居住遗址发现的圆形或椭圆形、口小底大的窖穴，壁、底经精心加工③。1997年沣西又发掘出大量的窖穴，如长安县马王村“灰坑”H1 堆积中发现草拌泥块、夯土墙皮、炭化粟粒及陶片、兽骨、炭屑等④，很可能与储藏粮食有关。河北磁县下潘汪遗址发现西周时期的居址、窖穴、灰坑等，窖穴袋状，口、壁、底均经火烧成砖红色，与同时期房屋(F2)地面的加工方法相似。坑内填土中发现陶片、贝、蚌刀、纺轮、兽骨等(不代表坑内原藏)。该遗址除地面居址，也有半地穴式的居室⑤。这种刻意营造的窖穴是当时的储物之所，当然也可以储粮。
山西灵石旌介发现西周早期的地穴式粮仓，在40米见方的范围内发现6座圆形粮仓，南北并列4座，东西各1座，呈“十”字形布置，显然是有意规划的粮窖区。1号仓直径7.8、深6.8米，近底部残存木板痕迹，底部可见3～10厘米厚的炭化谷痕，谷物上部有草编织物的遗痕。坑壁用细黄泥涂抹，厚6～10厘米。2号仓与1号仓相距4米，形制基本相同。圆形仓口径7.8、深7米，仓壁残留厚5～7厘米，用黄泥涂抹。仓底夯实，有火烧迹象。仓底多见有炭化谷物、草编物痕迹、木炭和羊或鹿的骨骼。若按仓的容积计算，每座仓可盛粮8.5万公斤，6座仓共可储粮50万公斤。出土谷物
————————
①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40页。
② 孙周勇：《周原遗址先周果蔬储藏坑的发现及相关问题》，《考古》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