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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转见罗二虎：《汉代模型明器中的水田类型》，《考古》2003年第4期。
⑤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省赫章县文化馆：《赫章可乐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⑥秦中行：《记汉中出土的汉代陂池模型》，《文物》1976年第3期。
⑦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兴义、兴仁汉墓》，《文物》1979年第5期。
⑧大理州文物管理所：《云南大理市下关城北东汉纪年墓》，《考古》1997年第4期。
⑨贵州省考古研究所：《贵州兴仁交乐汉墓发掘报告》，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编：《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
⑩肖明华：《陂池水田模型与汉魏时期云南的农业》，《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单一的水塘模型并不多见，陕西南郑①、汉中②等地有发现，长方形，不加区划，池底塑有鱼、藕等水生动植物。过去称作水塘或陂池的一类模型，池底有低矮的埂或坝将池分为两部分(见图3-5，1)，虽然两边都有水生动植物，但应是带水塘的水田。
水塘除了灌溉，也用于养殖。汉墓水田附水塘的模型中都刻划或捏塑有水生动植物，所以，汉代的陂池经济是一种复合型经济。在水田部分中，行垄间也常见有鱼、鳖、螺等，这是汉代的稻田养鱼模式，或许就是今天浙江、贵州等地农业文化遗产“鱼稻共生系统”的源头。
墓葬中随葬陶质水塘或水田模型虽然是葬俗使然，也反映出水塘为常见而重要的事物。汉代以孝治天下，盛行厚葬，但厚葬的形式从西汉晚期开始发生了变化，除少数大型墓葬，不再追求实用物品的数量，而盛行模型明器和猪、鸡、狗等动物俑随葬。模型明器中除西汉已流行的仓、灶、井，增加了房屋、楼阁、碓房、猪圈、水田、水塘等，其中随葬水田和水塘模型正是西南和华南地区十分突出和独具特色的葬俗。按现在说法，这些都属于不动产。将田地、水塘等不动产和猪、鸡等家畜(禽)纳入墓中，说明人们的丧葬观念发生了大的变化，他们认为，将庄园中的全部动产和具有生产意义的不动产都制成象征性的陶质明器带到墓中，比那些数量有限的珍贵器物更有意义，它们可以增殖，田地出产粮食，水塘灌田和养鱼，生生不息，永不枯竭，不会坐吃山空。西南地区东汉墓中的摇钱树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地下世界透视出地上生活的景象和人们的观念，水塘等在西南、华南地区的普遍存在也在同时期的墓葬中得了印证，而从水田和水塘模型相连布局也可见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
四川新都县(今成都市新都区)文物保管所的“薅秧”画像砖，以中间田埂分为左、右两格，左为秧田，右为水塘。两农夫在秧田中劳作，田块中秧苗显然；塘中有鱼类、菱角，画面塘上、下方各有一鸟一兽奔走，后有二少年举镰前驱作追逐状。田、塘之间的田埂中间刻划一V形的灌溉水口，开口向水塘，尖角伸入秧田，指示水源方向和灌溉的对象，虽然缺乏立体感，但也不愧为巧妙的构思。我曾对该画像做过仔细分析，认为画面中所表现的正是刚刚灌溉过的水田和用过水的水塘。秧田灌水后，塘中水浅鱼现，引来鸟、兽争食，两个刚结束秧田工作的少年匆忙持镰驱赶，引得秧田中劳动的田叟抬头观望。水塘的灌溉、养鱼之利在这幅生动的画像上得到展现(见图7-8)。
陂塘灌溉并非仅流行于西南和华南地区，只是由于那里的汉墓葬俗为我们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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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郭荣章：《汉代的陂池》，《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5期。
②秦中行：《记汉中出土的汉代陂池模型》，《文物》1976年第3期。
更多的材料。南阳一带的陂池也有不少，《史记•货殖列传》：“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据文中所说分析，这里的陂池可能更多的是取其养殖之利。河南内黄三杨庄二号庭院遗址左侧有个一大水塘，水塘较浅，在它的左边就是大片的农田，其灌溉之便是显而易见的。《后汉书•樊宏阴识列传》：樊宏父樊重“世善农稼，好货殖”，“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李贤注引《水经注》：“朝水支分，东北为樊氏陂，东西十里，南北五里，亦谓之凡亭。陂东樊氏故宅，樊氏既灭，庾氏取其陂，故谚曰：‘陂汪汪，下田良，樊氏失业庾氏昌。’其陂至今犹名为樊陂，在今邓州新野县之西南也。”樊氏有陂灌溉良田，有池鱼牧畜，可以说是水尽其利。又前述南阳太守杜诗“修治陂池”亦同此例。《鲍永传》：汉明帝时汝南太守鲍昱因“郡多陂驰，岁岁决坏，年费常三千余万”，“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饶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
至于其他文献没有反映和没有相关考古材料的南方地方，如最早利用水塘、蓄水坑浇灌水田的长江下游的江南之地，秦汉时期当然不会没有陂塘的溉注，但是材料少总不能说是陂塘灌田兴盛的表现。江南地区自古河浦湖荡密布，筑堤挡水围田是常见的形式，对小型陂塘的利用可能会比其他地方少。西南地区的云、贵、川、渝、陕南、鄂北及河南南阳周边地区是先秦两汉时期陂池发达和颇得陂池灌溉之利的地方。
第五章 作物品种的演变与时空分布
这里所说的品种也就是种类，不是指一种作物内部培育出的不同品系。经考古发掘出土的先秦至两汉时期人工种植和利用的植物品种十分齐全，根据其主要用途的不同可分为粮食、菜蔬、瓜果、调味品和饲料五大类，其中粮食作物有稻、粟(稷)、麦、黍(糜子)、豆、麻、高粱、荞麦、薏米、青稞(大麦)等。较为集中的发现主要有：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其中的15个品种，有稻、麦、黍、粟、豆、姜、麻、花椒、葵、芥菜、藕、甜瓜、枣、梨、梅等①；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出土粟、葫芦、桃、梅、李、杏、枇杷、花椒、姜等②；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稻、粟、大麻、黄瓜、香瓜、冬瓜、番木瓜、葫芦、橘子、李、梅、青杨梅、橄榄、仁面、罗浮栲、广东含笑、金银花、花椒、姜、芋等植物种实③。这些人工种植、管理、收获的植物使人们的饮食生活丰富多彩。就粮食作物的种类来看，先秦至两汉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它们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地位却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人们在农业发展过程中自觉选择形成的，而主导这种选择行为的是种植技术的提高、地理环境的变化以及人们饮食趋向的作用等等，它们是作物品种变化的综合条件。本章对主要的粮食作物粟、黍、麦、稻、豆、麻等进行探讨，也涉及几种特殊的作物，通过对这些重要的粮食作物品种的地位和时空分布的考察，可以更好地理解同时期的农业社会和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
第一节 考古发现的作物信息来源
夏商西周时期常见的农作物已有七八种。商代作物见于甲骨卜辞的有黍、稷(粟)、麦、菽、稻、麻等，可能还有作物的名字未被释读，但绝非是重要的作物。考古发现的商代作物遗存除黍、粟、麦、豆(菽)、稻、麻之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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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湖南农学院：《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动植物标本的研究》，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1～18页。
②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考古学报》1993年第4期。
③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87页。
有高粱①。从清楚的记载和直观的发现中可以准确判定作物品种。考古发现的有用材料还应包括通过对遗迹的观察分析和各种检测手段获得的遗存信息，如地下根系、墩窝、田地模型、植硅体和微量元素分析等，以此补充和弥补文献记载和直接发现的不足。考古发现的夏商西周时期的作物遗存以及信息形式还是相对较少，春秋以后有了很大的改变。对于同一种作物，考古资料的形式不同带给我们的信息也会各有侧重，我们对信息的释读方式和从中所吸收的信息量也就不同。下面主要分列考古发现的作物遗存形式和与作物相关的信息类型，有的虽然目前尚未在先秦两汉考古中发现或应用，但可以预见未来的前景，指示今后考古工作和研究需引起注意的方面，以大大丰富我们研究中获取有用信息的渠道。
一 直观的作物遗存
考古发现的最为直观的作物遗存形式有种实、颖壳、秸秆、茎叶或以上实物的印痕以及以作物为原料的制成品等。这是最直接、有效的一类研究资料。种实遗存最为重要，早期的作物种实虽然多已炭化成黑色颗粒，但形态基本完整，根据籽粒的形态可以准确判断其品种和驯化程度。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即有种实遗存出土，目前所知出土万年以上稻作遗存的遗址有湖南道州玉蟾岩②、浙江浦江上山等。上山遗址年代距今11400～8600年，遗址中发现不少稻米的残粒，出土陶器的胎料中夹杂稻壳残片，从残存的稻谷小穗判断有野生稻和栽培稻两种类型③。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南北方聚落遗址普遍发现不同形式的作物遗存，北方有粟、黍、稻、豆等，南方以稻为主。
进入历史时期，由于农业的发展和年代逐渐晚近，通过考古调查、发掘获取包括作物种实在内的直观作物遗存的机会增多，特别是战国秦汉时期，遗存的作物形态相对完好，增进了我们对农作物更加直观的了解。这里所列述的材料属于举例性质，并不是考古发现的全部。如属于夏代纪年范围的遗址所发现的作物遗存有粟、稻、麦、大豆、高粱等(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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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彭邦炯：《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附表“商时期考古所见农作物简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550～551页。
②袁家荣：《玉蟾岩获水稻起源重要新物证》，《中国文物报》1996年3月3日第1版。
③ 蒋乐平、郑建明等：《浙江浦江县发现距今万年左右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7日第1版；蒋乐平：《浙江浦江上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国家文物局主编：《2006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7年。
表5-1 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的作物
遗址 作物遗存 材料出处
偃师二里头 炭化谷子 《考古》1983年第10期
偃师二里头 炭化大米粒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107页
洛阳皂角树 水稻、小麦、大豆、高粱、谷子 《环境考古》第二辑《皂角树遗址古环境与古文化初步研究》
驻马店杨庄 炭化稻粒 《驻马店杨庄》第204页
山西夏县东下冯 炭化粟粒 《夏县东下冯》第100、106、107页
商代还有麻籽出土，从麻布的发现也可以判断大麻的种植情况，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这两种遗存都有发现①。台西村出土的一卷麻布，经鉴定其原料为大麻(火麻)②。雌性大麻的籽实文献称苴，是古代重要的食粮之一。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发现“带芒的稻穗、麦穗、稗穗及小粟粒”，遗址的时代属于铜石并用时代或铜器时代早期③，这可能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禾穗实物。该遗址2008年发掘仍出土较多的粟、稻遗存(图5-1)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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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云南剑川海门口青铜时期的炭化稻和粟
1.炭化稻(AT2003⑥) 2.炭化粟(AT2003⑧)
商代以后，直观的作物遗存出土的机会和数量都有所增加，如安徽六安堰墩西周遗址出土一批炭化稻⑤。战国至秦汉时期，考古发现的作物品种和遗存形式更加丰富，籽实、谷壳、秸秆、叶片和印迹都有发现。湖北江陵纪南城内新桥区陈家湾西侧的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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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云明：《河北商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
②高汉玉、王任曹、陈云昌：《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的纺织品》，《文物》1979年第6期。
③云南省博物馆筹备处：《剑川海门口古文化遗址清理简报》，《考古》1958年第6期。
④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理州文物管理所、剑川县文物管理所：《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2009年第8期。
⑤姚政权、王昌燧、宫希成：《六安堰墩遗址出土炭化稻的初步研究》，《农业考古》2003年第3期。
家台遗址，台西部第三层堆积中发现五处被火烧过的稻米遗迹，最大的一处面积3.5×1.5平方米，厚约5～8厘米。稻米炭化成黑色，有的粒状清楚，杂质很少。炭化米的C测定年代为距今2410±100年，即公元前460±100年，为战国早期①。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167号西汉初期墓出土的一个陶仓内有四束形态完整的稻穗，是迄今出土的先秦两汉时期最完整的稻作遗存，出土时稻穗色泽鲜黄，穗、茎、叶外形保存完好，谷粒虽已炭化，但仍很饱满，为典型的粳稻②。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稻有籼稻、粳稻、粘稻、糯稻，长、中、短粒并存③，是出土品种较全的例子。汉代稻的品种，经鉴定者有粳、籼、糯，而以籼、粳为主。广州汉墓出土的水稻，经广东粮食作物研究所鉴定，与我国普遍栽培的稻种同属一种④。汉墓随葬水稻的数量也是前所未有的。1995年徐州东甸子西汉墓M1东龛出土稻米一堆，同出的还有已经粉化的谷物一堆⑤。安徽寿县东汉墓“发现稻谷遗迹三处，分布在墓3前室。漆案上的一堆呈半圆形，半径7、厚约6厘米，过道南口西边墙脚圆漆盒旁出土一堆，漆盒下垫一层麻布，稻在其附近，其中一粒长7、径3毫米”⑥。2002年发掘的江苏泗水王陵出土的水稻，据发掘者称装了几袋。
出土的汉代粮食多数是放在陶仓或壶、罐内的，除上述凤凰山汉墓外，河南辉县汉墓出土的22件陶仓内多盛以粮食作物，可辨者有粟、稻等⑦。1975年咸阳西汉晚期砖室墓，墓道放置了11个装满谷子、糜子、荞麦、高梁、青稞等粮食的陶瓮⑧。广州西村皇帝岗42号墓陶仓内发现有稻谷壳⑨。
但是，考古报告对于作物遗存的出土情况普遍存在记录过于简单的问题，多缺乏对出土位置、放置情况、出土数量等细节的描述，而这些可能与葬俗有关的信息对于考察古代农作文化和各作物品种的地位等可能都是有用的信息。
二 出土文字所见作物
出土文字包括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和各种题记、铭刻文字。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成熟和成系统的文字，含有不相重复的单字4500多个，已经释读并成定论的不足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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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下)》，《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