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爱小说富春山居图：高楼聚远(55)

王著临刑前大喊说：“王著为天下除害，现在死了，将来一定有人为我写下这件事的！”

忽必烈听说后，怀疑汉臣要夺权，便召来枢密副使孛罗询问究竟，想进一步追究。孛罗当即告发了阿合马种种贪污不法事。忽必烈听后勃然大怒，追治阿合马之罪，发墓剖棺，戮尸于通玄门外，放狗吃掉其尸肉。阿合马正妻与阿合马所有儿子和侄子，一律处死。又罢免阿合马党羽，凡与阿合马有关者，一概罢黜。仅中央中书省与各部，便有七百四十人之多。

阿合马妻妾众多，正妻被杀，另外还有四百多名次妻与侍妾，内中有许多是阿合马抢来的良家妇女。忽必烈下令将这些女子一概“赐”给老百姓。到底是怎个赐法，史籍没有记载。

阿合马家产被抄没充公，除了堆积如山的金银珠宝外，还有一些十分诡异的东西。阿合马小妾引住柜子中收藏有两张熟的人皮，两只耳朵都保存完好。讯问引住时，她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人的人皮，只说：“诅咒的时候，把神座放在这上边，应验很快。”

另有曾为阿合马算命的相士曹震圭，引用图谶的王台判，以及画工陈某，均被告发为讨好阿合马而涉及谋反之语。这三人，加上收藏人皮的阿合马小妾引住，均被忽必烈下令当众剥皮，情状极其骇人。

阿合马被杀一案很是突然，亦十分诡异[35]，而且刚好发生在察必皇后（阿合马是察必陪嫁奴隶，等于是其心腹）去世后，不少人怀疑此事其实是受皇太子真金指使。尤其真金曾出面为枢密副使张易求情，更加深了人们的猜测。忽必烈本人应该也有所怀疑，但并未公开表露。随后阿合马罪行被揭露，忽必烈也只能顺其自然，罢免阿合马一党，命一批支持汉法的大臣重新出山，出任要职，这正是皇太子真金想要看到的局面，父子之间便不再有芥蒂。
阿合马死后，元廷之臣讳言财利事，但忽必烈并未一改前衷，仍喜欢有能耐敛财的人，总制院使桑哥便推荐了卢世荣，称其“有才术，谓能救钞法，增课额，上可裕国，下不损民”。

卢世荣名懋，字世荣，以字行。他是北方汉人出身，原本为商人，阿合马专政时，靠贿赂进用，出任江西榷茶运使，后因罪被罢免。桑哥揣测上意，举荐卢世荣后，忽必烈立即召见。因卢世荣“奏对称旨”，忽必烈已有重用之意。但之前王文统、阿合马均为忽必烈一手破格提拔，且二人下场都不大好，这选人不善的责任，其实还是要算在忽必烈头上。于是，忽必烈搞了个关于财政政策的辩论，召集了中书省右丞相和礼霍孙等人，与卢世荣当庭辩论。结果，和礼霍孙等人辩论失败，均被罢官，忽必烈任命卢世荣为中书右丞，主持财政工作。

卢世荣先后提出几项财政改革措施，多为忽必烈采纳实行。如针对中统交钞贬值，主张钱钞并行，即增加金属货币流通量，以代替纸币发行。又如建议垄断海外贸易，此为中国经济史上首倡。

然人们对阿合马其人其事仍然记忆犹新，对“以言利进”（指靠称能增加朝廷收入而上位）的卢世荣本能地持抵制态度。皇太子真金深受儒家影响，素来主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对主张理财搜刮的阿合马深恶痛绝。在他眼中，新上任的卢世荣跟阿合马并无本质区别。卢世荣上任不到十天，真金便声色俱厉地告诫道：“财非天降，安得岁取赢乎。恐生民膏血，竭干此也。岂惟害民，实国之大蠹。”当面指斥卢世荣是国家的大蛀虫。

卢世荣没有阿合马的特殊地位（指阿合马出自察必皇后家），又是汉人，对自己的处境不是不清楚，但他功利之心极重，既已步入中枢，便想要放手一搏。他也很清楚忽必烈任用自己是要捞钱，遂向皇帝夸下海口：无需增加人民的负担，只需“裁抑权势所侵”，便可以每年增加税收三百万锭，“令钞复实，诸物悉贱，民得休息，数月即有成功”。无非是想以巨大利益打动忽必烈，来获取皇帝的全力支持。忽必烈果然很是心动，当即鼓励卢世荣开展工作。

卢世荣又道：“臣之行事，多为人所怨，后必有谮臣者，臣实惧焉，请先言之。”

忽必烈连声安慰，让卢氏放心，说：“疾足之犬，狐不爱焉，主人岂不爱之？”

卢世荣所提理财措施，根本在于“裁抑权势所侵”，欲夺之归于朝廷，而要实施此节，必然要触犯富豪权贵的利益。他一个毫无根基的汉人，想要侵夺诸多权贵的利益，无异于以卵击石。上任仅四个月，监察御史[36]陈天祥就上章弹劾卢世荣过往贪赃劣迹，又称其人执政后所奏行者多无成效。忽必烈召卢世荣与右丞相安童等面质，结果安童也告发卢世荣擅权，且卢世荣执政数月，所行不符所言，所出浮于所入。意思是卢世荣花出去的钱，比他挣回来的钱要多。
这一句“所出浮于所入”，切切实实打在了皇帝的痛处，忽必烈当即下令逮捕卢世荣下狱。此刻，距离忽必烈以“疾足之犬”之语温言抚慰卢世荣只有四个月。

卢世荣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十一月出任中书右丞，秉政理财，到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三月遭监察御史陈天祥弹劾，免职下狱，任期仅四个多月。但忽必烈并未立即处置卢世荣，显然心中还有所犹豫。反对派们前赴后继，不断上书，加给卢世荣的罪名越来越大。同年十一月，卢氏终于被处死，其尸体被剁成肉酱，以饲禽獭。传说皇太子真金在其中使了不少力，然真金自己很快也在卷入了禅位风波中。

真金于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年）被册立为皇太子，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奉旨参决朝政。其人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主张推行汉法，对其父重用色目理财大臣颇为不满。于是，朝中一帮汉法派官员誓死拥戴真金，一心推他上台。

真金生母弘吉剌氏察必已于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年）病死，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年），忽必烈又立弘吉剌氏南必为皇后。彼时忽必烈已年近七十，年老体衰，精力也有所不济，因而常居于深宫不出，宰臣不得相见，朝政大事，均须先通过南必皇后，由南必皇后再转奏忽必烈。

南必皇后本人也有弄权之意，颇能干预朝政。她生有一子名铁蔑赤，为忽必烈最幼之子。蒙古素有“幼子守灶”的传统，昔日拖雷、阿里不哥均是因幼子身份而对大汗之位构成重大威胁。真金虽然已被立为皇太子，但其施政理念与忽必烈相左，并不能讨得父皇欢心。他被立为太子已十年有余，在忽必烈已然精力不济的情况下，仍然没有多大实权，朝政仍牢牢掌握在忽必烈手中，便是明证。在此情况下，支持真金的大臣有所警觉，便想以忽必烈每日不能再亲自视事为由，推真金上台。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春，有江南行台御史上书，“言帝春秋高，宜禅位于皇太子，皇后不宜预外事”。奏书按照惯例先到御史台，皇太子真金先行得到了消息，大为恐惧，因为他知道父皇对权位十分看重，根本不会禅位。

当时御史台中的汉人御史（定额为十六员）[37]全部空缺，担任都事的尚文按照真金之意，将这份奏章扣了下来，打算隐匿不报。然而消息还是泄露了出去，此事传到了阿合马余党答即古阿散（不久前被卢世荣重新起用）耳中，欲趁机离间皇帝和太子的关系。他联合反对汉法派，利用忽必烈急于捞钱的心理，奏请钩索天下埋没钱粮，同时清查内外百司案牍。如此，御史台首当其冲，须交出所有奏章。
尚文见大事不妙，忙赶去见中书右丞相安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几人商议后决定留章不与。答即古阿散索取奏章不成后，便将事情经过原原本本报知了忽必烈。忽必烈大怒，命令大宗正薛尺前往御史台，索取该奏章。

真金忧惧不知所措，安童和玉昔帖木儿也束手无策。尚文献计说：“此举上危太子，下陷大臣，流毒天下，其谋至奸。塔即古阿散为阿合马余党，赃罪彰彰，不如先下手，抢先揭发他。”建议先发制人，变被告为原告。

于是，安童和玉昔帖木儿从阿合马旧案中搜集到答即古阿散等人的数十条罪状，抢先入宫，先以答即古阿散的罪状上奏，再陈述奏章事情经过。

忽必烈一听到有人要他退位，当即怒不可遏，厉声责问道：“你们没罪吗？”

安童、玉昔帖木儿带头认罪，表示要整顿御史台和江南行台。忽必烈怒稍解，形势遂趋缓和。后安童等人又指使大臣奏劾答即古阿散奸赃，遂将他处死，其同党分别被诛、被流放或被没为奴，禅位风波平息。但皇太子真金心中难安，竟因此而忧惧成疾，于同年十二月十日病死，享年四十三岁。

汉法派大臣失去强援，自是十分痛惜。耶律铸有《挽皇太子词》云：“象辂长归不再朝，痛心监抚事徒劳。一生盛德乾坤重，万古英名日月高。兰殿好风谁领略，桂宫愁雨自萧骚。如何龙武楼中月，空照丹霞旧佩刀。”

真金死后，忽必烈为其上谥号为“明孝”。真金第三子铁穆耳即位为元成宗后，追谥真金为“文惠明孝皇帝”，庙号“裕宗”。

再说回帝国财赋的话题。卢世荣倒霉时，举荐卢氏的桑哥虽有心营救，却因畏惧皇太子真金，而不敢有所行动，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卢世荣被处死，但桑哥本人并未因此而受牵连。

桑哥（源于梵文的藏语名，意为狮子）是畏兀儿人，一说为噶玛洛[38]人，是西藏著名高僧胆巴的弟子，机智聪明，又因通晓蒙古、汉、畏兀儿、藏等多种语言，被大元帝师八思巴[39]收为译史（翻译）。他跟随八思巴到京师时，为忽必烈所倚重，被留在朝中为官，任总制院（元朝掌管全国佛教事宜和藏族地区军政事务的中央机关，院使由帝师八思巴兼领）官员，掌管佛教及藏地事务。后藏地发生反对帝师和元廷的骚乱[40]，帝师八思巴被谋害，桑哥受命前往藏地平乱。他很好地完成了使命，班师回朝后，受到忽必烈的宠信，晋升为总制院院使，权势显赫，开始参与军国大事，侥幸之徒竞趋其门入贿求官，卢便是走了他的门路，以桑哥之荐白身进用。
卢世荣被杀后，忽必烈着急寻找新的揽财能手，刚好此时桑哥上交市油钱（为做佛事购买灯油的专款）利息，表现出理财的本领，忽必烈大喜过望，决定重用桑哥。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闰二月，忽必烈下诏重新成立尚书省，任命桑哥为尚书省平章政事。中书省右丞相安童苦口婆心，奏请弃用桑哥，另选贤者，忽必烈不听。不久，又改中书六部为尚书六部，各行中书省[41]也改为行尚书省，统归尚书省领导，除任命行省官要与中书省议行外，其余事务均由尚书省从便奏闻。中书省由事务最为繁剧，一举沦落成清闲衙门。桑哥则晋升为尚书右丞相，仍兼总制院使（后桑哥奏改总制院为宣政院，仍兼院使），最终独揽了朝廷大权。
桑哥执政后，先后采用多项措施来解决财政问题。一项是更定钞法，颁行至元宝钞，替代贬值已久的中统宝钞。中统宝钞仍然可以流通，但人民纳税必须用至元宝钞。此举增加了纸钞发行量，但却没有挽回信用，等于饮鸩止渴。[42]
另一项措施是钩考中书省和全国各地钱谷，以解决国用不足问题。检校中书省时，查出亏欠钞4770锭，昏钞（破旧的纸币。因用久钞面字迹模糊，故称）1345锭。桑哥为树立威信，亲自审问中书省官员。参政杨居宽自辩“实掌铨选，钱谷非所专”，参政郭佑则以患病推托，二人均被掌嘴殴辱。桑哥又以失职之罪参奏二人，杨居宽、郭佑均被处死。

杨居宽、郭佑官居参政，均是中书省高官，却被以失职罪名处死，量刑可谓苛重。这其实是桑哥公报私仇，桑哥任总制院使时，不少人靠走他的门路得内旨授官，但必须通过中书省的任命，有许多被杨居宽裁掉。而郭佑则是因为扳倒前中书右丞卢世荣有功，才得以爬上高位，卢世荣是桑哥举荐，桑哥报复郭佑，也为了替卢世荣报仇。然忽必烈不察桑哥私心，对其雷厉风行的作风大为赞赏，很快升桑哥为尚书省右丞相。这也是几废几立的尚书省第一次设置右丞相官职。

对待中书省尚且如此严厉，针对全国地方的钩考更是声势汹汹。桑哥先入为主，认为各行省欺盗、亏欠钱谷必多，为防止地方官员隐瞒不报，特选出十二名官员分赴各地理算钱谷，清查和追征积年通欠钱粮，且期限严急。

最初钩考是要清查和追征各官府仓库侵盗、逋欠的钱粮，主要针对的是贪污、失职的官吏。但由于最终目的在于多征钱粮，所委任钩考官又多贪饕邀利之人，各行省鉴于杨居宽、郭佑之下场，不敢有丝毫怠慢，层层严责，唯求增羡，而被督责的下属官吏则势必主要逼取于百姓，如此，等于负担转嫁到了百姓身上。

特别是江南地区，由于追征逋欠甚急，“胥卒追逮”相望于道，“民至嫁妻卖女，祸及亲邻”。又以扬州、杭州两地情况最为悲惨，“延蔓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亲；又失，代输其邻。追系收坐，牢狱充初，掳掠百至”，因此被逼死的民众多达五百余人。

通过实行钩考追征逋欠钱谷，只能暂时补足一下国用，但却由此导致天下骚动，江南“盗贼”蜂起达数百处，成为一大害民弊政。桑哥看不到背后的危机，却还因成效显著而沾沾自喜，特意上奏道：“国家经费既广，岁入恒不偿所出，以往岁计之，不足者余百万锭。自尚书省钩考天下财谷，赖陛下福，以所征补之，未尝敛及百姓。”一句“未尝敛及百姓”，显然是对家破人亡的惨状视而不见了。

除了钩考之外，桑哥还大幅度地增加了商税，如腹里地区的酒醋税增加到五万锭，江南地区酒醋税增加到十万锭，全国盐税每引（三百斤）由三十贯增加到一百贯（即一锭），茶税每引（短引九十斤，长引一百二十斤）由五贯提高到十贯等。

当然桑哥也有良政，他本人积极支持海运。海运政策起于忽必烈，他在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提拔海盗出身的朱清、张瑄（二人均在《富春山居图》书中出场，关于海运之重大意义，也已在小说正文中详细阐述），令二人发展海运，主要是将江南生活物资运往京师大都。平均一年有大约五十八万石物资上船，经途中损耗后，约四十三万石运到。而桑哥主政后，最多一年增加到九十三万五千石上船，九十二万石运到，提高近一倍。如此，江南漕粮便成为中央财政的挹注（把液体盛出来再注入，比喻从有余的地方取些出来以补不足的地方）。

桑哥还设立了行泉府司[43]，专管海运之事，将两个万户的漕丁扩充为四个万户，积极发展对外贸易。
为了进一步增收节支，桑哥还提出了另外一项措施：“扈从之臣，种地极多，宜依军、站例，除四顷之外，验亩征租。”

“扈从之臣”系指怯薛[44]，这些人享有特权，占有大量土地而不纳地税。桑哥上台后，即令怯薛按军、站户体例，占地超过四顷者，都要上交地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