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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光阴掣电，易生髀肉，不如易腔改调。
世变沧海成田，奈群生、几番惊扰。
干戈烂漫，无时休息，凭谁驱扫。
眼底山河，胸中事业，一声长啸。
太平时、相将近也，稳稳百年燕赵。
踌躇满志，溢于言表。显然，他认为他此次能够一举成功，实现“胸中事业”。
忽必烈听说李璮叛变后，担心腹背受敌，立即积极筹划对策。汉人幕僚姚枢说：“李璮兵变后有三种选择：上策是迅速北上，直捣燕京，控扼居庸关，使北征的蒙古军不能南下；中策是与南宋联合，固守扰边；下策是据守济南，等待其他汉族世侯响应。”姚枢料定以李璮之为人眼光，必选下策，实际上是坐以待毙。于是，忽必烈命宗王哈必赤总督诸路蒙古、汉军挥师南下，讨伐李璮。
果然如姚枢所料，李璮进据济南后，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还指望南宋能助他一臂之力。南宋理宗皇帝倒是作了一首《李璮归国》的诗：
九扶汉鼎赖元动，泰道宏开万象新。
声塈南郊方慕义，恩渐东海悉来臣。
凯书已奏三边捷，庙算全消万里尘。
坐致太平今日事，中兴宝运喜环循。
但这只是表面文章。自李全、甚至自其先祖李成[15]起，李氏便有着降宋后又叛宋、反复无常的历史，李璮实在难以赢得信任，南宋朝廷只象征性地封李璮为齐郡王，并未在军事行动上给予有力配合。
李璮进攻济南时，曾传檄河北，希望取得河北、山东一带严忠范、史天泽、张柔等汉人世侯的支持，但应者寥寥。
景定三年（1262年）三月，忽必烈军与李璮军队战于高苑老僧口，李璮兵败，退守济南。四月，忽必烈命“缜密谦退”的右丞相史天泽增援。史天泽人称“三哥”，原为河北豪族，蒙古大将木华黎进攻金国时，率众投蒙，并将长女献给木华黎，由此得到蒙古人的信任，是唯一一名官至右丞相高位的汉人。
到山东后，史天泽对主帅哈必赤说：“李璮诡计多端，又有精兵，不宜与他硬拼，应当长期围困。”提出“以岁月毙之”，为哈必赤所采纳。
于是，蒙古军开始凿堑安营，将济南城团团围住。李璮困守孤城三月余，城内粮绝，以人为食，军心涣散，军士纷纷缒城出降。李璮自知破城在即，以镊摘去长髭，吩咐众人各自逃生。当日城溃，李璮亲手杀死爱妾，欲于大明湖投水自尽，因水浅未死，被蒙古军抓获。
在审讯李璮时，出现了极为戏剧性的场面。李璮先被带到宗王合必赤帐前。史天泽向合必赤建议道：“宜即诛之，以安人心。”合必赤没有同意，而是召集众将进行会审。
严忠范先责问李璮道：“你率兵反叛，这是何等行为？”
李璮冷笑回答道：“你们明明与我相约，到了时间却又不来。”话音刚落，便被恼羞成怒的严忠范刺了一刀。
史天泽又问道：“忽必烈没有亏待过你，你为什么谋反？”
李璮反问道：“你也有文书约我起兵，为何背盟？”
李氏当众揭发严忠范、史天泽之前曾经暗中通信有约一事，引起了相关人等的巨大恐慌。史天泽勃然色变，一改稳重作风，立即示意一仆从砍去李璮两臂，再除两足，开膛吃其心肝，然后割其肉，最后才斩首。李璮全家被诛，只有其妻蒙古公主和公主所生一子幸免于难，忽必烈还亲自收养了这个蒙汉混血的孩子。
李璮起兵，只局限于益都、济南一隅，且起兵五个月即败死，然这一事变的影响却远远大于阿里不哥之乱，引发了一场空前的政治大风暴——
为了平定李璮，忽必烈动用了自潼关以东、黄河以南所有蒙汉军队，是其所掌握总兵力之七成。南宋朝廷趁淮北空虚，派骁将夏贵渡过淮河，在淮东制置司事李庭芝配合下，自新蔡、符离（今安徽宿县）、蕲县（今安徽宿县南）发动攻势，夺取七座城池，山东、河北、辽西数千里均为之震动[16]。
而李璮当众揭发严忠范、史天泽之前曾经暗中通信有约一事，亦对忽必烈的统治政策和当时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李璮的话查无实据，但从史天泽不顾丞相身份、急不可待地杀人灭口看来，极有可能是真事。如此，足以说明北方世侯之间时常私下窥测时局，指摘朝政，甚至不时语涉反意。忽必烈虽表示不相信李璮的供词，其实却感受到了汉人豪族势力发展对蒙古统治的严重威胁，下定决心要削弱汉族世侯势力，“罢世侯，置牧守”，采取迁转和在地方实行军民分治，果断地解除了他们的兵权，实行兵民分职，管民官理民事，管军官掌兵戎，从而把兵权进一步集中到朝廷手中。
之前擅杀李璮的史天泽为人机警，看出苗头不对，主动上书请求道：“兵民之权，不可并于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即日史氏子侄解兵符者多达十七人。
汉人世侯张荣因其次子张邦直附会李璮，举家包括其子张邦彦、其孙张宏等均被罢职，张邦直以私贩军马罪被处死。另一世侯张柔因被查出其第八子张弘略与李璮通信，也被解除兵权。张弘略召宿京师，实等于软禁。张柔第九子张弘范文武双全，为年轻一辈中之佼佼者，时任行军总管，也被罢免军职。其他世侯如严忠嗣等，要么被解职，要么权力被削弱。
第五节 王文统事件
与李璮事变相关的还有王文统被诛事件。
王文统字以道，益都（今属山东）人。少时读权谋书，好以言撼人，金朝末年曾考中经义进士[17]，颇有才名。当时李璮雄霸一方，是能够左右山东时局的重要人物，王文统慕名前去投奔。李璮与王文统交谈后，为对方学识倾倒，当即用为幕僚，并命儿子李彦简拜王文统为师。王文统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李璮，成了李璮的老丈人，地位直线上升。
不过王文统本人并非靠女儿吃饭的平庸之辈，确实有不凡的才华。自从引王文统为幕僚，李璮对其十分倚重，视为心腹，军政大事均要向其请教。王文统也倾心辅佐，帮助李璮取得了不少实际的利益。
蒙古大汗蒙哥在位时，忽必烈已在窥测最高权位，暗中经营，四下访求才智之士。当时王文统已经引起了廉希宪、张易、刘秉忠等人的注意，便向忽必烈举荐了王文统，称其有经国之才。不过当时王文统正得李璮器重，李璮也有蒙古驸马身份，忽必烈虽然心动，还是不便公然挖李氏墙脚，遂只牢牢记住了王文统的名字。
中统元年（1260年），蒙哥死于钓鱼城之战后，忽必烈为与幼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抢先在开平即位。当时事务极为纷繁庞杂，忽必烈励精图治，亟须能人协助。这时候，又有人推荐了王文统，忽必烈遂派人紧急将王氏召来开平。会晤交谈后，忽必烈当场拍板，决定破格提拔王文统，委以重任。
忽必烈随即在燕京成立了行中书省，是为忽必烈治下之执政中枢机构。之所以称“行”字，是因为当时蒙古汗国都城和林尚在阿里不哥控制之下，忽必烈须得攻下和林后，再设立正式的中书省，方才名正言顺。王文统被任命为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因左、右丞相均空缺，王文统便成为最高长官，总管内外百司的政务，是汉地政务主管，权力极大。
次年，行中书省改名为中书省，简称都省（京都的中书省），为名副其实的中央中枢机构。中书省最高长官为右丞相不花、史天泽，其次是左丞相忽鲁不花、耶律铸，再其次是塔察儿（李璮所娶蒙古公主兄长）和王文统，但真正主政的，仍是王文统。王文统倒也不负重托，他执政之后，很快将一团乱麻的朝纲整顿得井井有条——
对外，王文统主张与南宋和平相处，互市通商；对内，主张派宣抚使分赴全国十路，均为忽必烈采纳。忽必烈称帝后的各种规章法度，如财政税赋、差发、盐铁诸事，也多是出自王文统设计，为日后大元朝各种制度的形成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
拿最重要的财政举例，王文统执政后，发行了“中统元宝交钞”，自十文至二贯文，共计十种不同面值的货币。中统元宝交钞学自金朝交钞[18]，但跟金朝交钞不同的是，中统交钞以白银为本位，有准备金，能随时兑现[19]，且不限年月，诸路通行，民众可以用钞缴纳赋税[20]。
王文统精明强干，其才能毋庸置疑，但其人刻薄善妒。当时姚枢[21]、窦默[22]、许衡[23]等汉人理学名士为忽必烈信任，忽必烈命诸人与王文统一起商议讨论治国安邦之道。王文统知道忽必烈极重金钱，遂称利为根本，而许衡等人则秉承儒家传统观念，认为治国必须以义为本。
双方起了争执后，窦默等人知道王文统正谋求中书省丞相之位，便联合起来，劝谏忽必烈道：“王文统此人学术不正，必祸乱天下，不可把他安插在相位上。”
忽必烈问道：“既然如此，那谁可为相呢？”窦默当即推荐了许衡。
之前忽必烈任用王文统后，王氏在短时间建立起有效的行政制度，而且从中原地区征集与运输了大量物资，提供了后勤保障，有力地支持了忽必烈对阿里不哥的战争，对元朝建国及其巩固起了重大作用。忽必烈不是傻子，亲眼看到了王文统取得的成就，本已有用王文统为相之意，听了窦默话后，很不高兴。此议就此作罢。
不过窦默等人的劝谏也不是全无效果，虽然忽必烈依然信用王文统，但也未能任命他为丞相。
王文统得知这件事后，大为愤怒，但表面却不动声色，暗中则有意排挤窦默等人，奏请委任许衡为太子太保、姚枢为太子太师、窦默为太子太傅，表面上是尊敬重用，其实是令窦默诸人不能再担任实权官职[24]。
这些人也有所反击，上书奏请让右丞相史天泽监修国史，让左丞相耶律铸监修辽史，让平章政事王文统监修金史，意欲将王文统调离中书省要职。然建国之初，百业待兴，且当时中国尚未统一，南方尚有南宋朝廷偏安一隅，忽必烈正要倚靠王文统这样的能人，回答道：“监修诸史的官职，等到修史时再定。”
中统三年（1262年）二月初三，李璮在山东起兵反元。起兵之前，李璮之子李彦简先行由京师逃回了山东。王文统既是李璮岳父，又是李彦简老师，自然难脱干系。
这时候，又有人揭发王文统曾派儿子王荛与李璮暗通消息。最有力的证据便是在中途被截获的李璮派人送来燕京的三封信，三封信均为王文统写给李璮的旧信，其中一封有“期甲子”三个字。
忽必烈召王文统进宫，将信拿给他看。王文统惊愕交加，冷汗淋漓，勉强辩解道：“李璮久存反叛之意，臣本打算早予告发，只是因为北方未靖，陛下亲征，所以迟迟未行。到甲子（1264年），还有好几年。臣说这话，是想为陛下推迟他的反叛之期。”
此说自然难以取信。忽必烈恼怒异常，大声质问道：“你原本是一名布衣，朕破格拔擢，授之政柄，实在待你不薄，你为何负心做出这种事？”
王文统却始终不肯承认与李璮同谋的罪行。他料想有书信为证，辩解无用，便道：“蝼蚁之命，苟能存全，保为陛下取江南（指攻灭南宋）。”
忽必烈怒不可遏，下令将王文统绑了出去。
忽必烈又召见窦默、姚枢等人来，问道：“你们看王文统该当何罪？”众人都说：“当死。”
二月二十三日，王文统与其子王荛以同谋罪被处死，而李璮则在五个月后因城破而被杀。
王文统一案极为蹊跷——
先说作为关键证据的三封旧信。《元史》记载，“期甲子”等信为王文统亲笔，他已当着忽必烈的面承认。如果王文统跟李璮同谋，为何李璮会在公然反元之后，将王文统的旧信送往燕京呢？而且还落入了王文统政敌的手中。看起来，似乎是李璮有意置王文统于死地。
从李璮立场来看，他与王文统有翁婿之亲，他既决意起兵反元，即便没有得到王文统的实际支持，但对方人在朝中，有益无害，又何须多此一举，铲除潜在的同盟呢？
再说王文统，他若是暗中勾结李璮谋反，何以人在燕京，却没有任何策应的行动？何况他深受忽必烈宠信，即便不是名义上的宰相，也是实际主事的宰相，长袖善舞，正如鱼得水、春风得意，又何必跟随李璮冒险，去投毫无渊源的南宋朝廷？
这一案件，前后实有诸多矛盾之处。在认定《元史》记载为真的前提下，作者推测，王文统确实写过“期甲子”给女婿李璮，但书信被政敌设法盗取，用以拉王文统下马（这里的政敌并非窦默等汉人儒士，而是反对汉法的蒙古贵族，后面的分析将会涉及）。李璮发现书信被盗后，追索不及，料想书信已被送往燕京，忽必烈知道自己早有反意，必定要下手对付自己，遂不及知会王文统，匆匆起兵[25]。
至于王文统为什么要告诉李璮“期甲子”，清末民初史学家屠寄的看法是：“窃谓文统揣（李）璮狂，不可理喻。告变，则乖府主之旧恩，灭昏姻之私义；从叛，又负明君之殊宠，枉一己之长才。姑缪其说，迟以三年。此三年中，朝廷果刑政修明，邻交辑睦，内忧既弭，外患亦宁，璮亦一隙之明，当知无衅可乘，或者戢其邪心，甘守藩服，而己亦得以其闲从容藉手，竟所设施，以奏其效而程其功。此正纵横家阳捭阴阖之故智。”
意思是，王文统早看出李璮有叛元之心，但如果他向忽必烈告密，便有负李璮知遇之恩，于是故意提出“期甲子”，实为缓兵之计。料想三年后大元已无内忧外患，步上正轨，李璮无隙可乘，自会放弃谋反之念。作者对此深以为然。
王文统主持中书政务近两年，时间虽短，却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经济制度，其中中统钞法对解决中统初年多项政策冗杂、军费浩繁、国用不足等问题，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为后世言钞法者所称道。
除此之外，王文统主政，还有另外一层意义——
自从蒙古太宗窝阔台进入中原地区起，蒙古贵族内部就一直存在着是否采用汉法的争斗。忽必烈身边一直聚集有一大批汉族儒士，这些人深得忽必烈的信任，忽必烈对他们也常常言听计从，大力推行以采用汉法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从而引起许多蒙古贵族的非议。他们认为汉人是被征服的民族，而改变蒙古传统，采用被征服民族的制度，就是对成吉思汗的背叛。甚至有宗室质问忽必烈道：“我朝传统制度与汉法不同，你现在久居汉地，建都立城，各种制度全部采用汉法，是出自什么动机呢？”
因为蒙古贵族的抵制太过强烈，忽必烈不是没有顾虑。而王文统受命主持中书省之后，完全遵照中原历朝帝王传统做法的仪制、建制和措施，大规模地实行汉法，如设十路宣抚司，派遣宣抚使分管地方等，无疑是自从窝阔台以来主张汉法集团的一大胜利，其意义和影响极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