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起白种人的担子，把你们最优秀的品种送出去
捆绑起你的孩子们将他们放逐出去，
去替你们的奴隶服务
让他们背负着沉重马缰，去伺候那些刚被抓到
急躁野蛮又愠怒，
一半像邪魔一半像小孩一样的人们
达莉娜明白了她想表达的意思。“吉普林认为大英帝国的统治对人民来说是有益的—但他也不是白痴，他看透了这种观点里的浮夸和傲慢。
“他在十九世纪末写了这首诗。即便是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许多人认为帝国主义的重担是由被殖民的人民而非白人来背负的。
“二十世纪下半叶，帝国解体。如果帝国是殖民国家不发达的原因，那么其终结将是解放人民去自由地追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但事实上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不平等，所以显然，我们无法通过模仿别的国家来得到一条普遍的发展道路。
“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等其他批评的干涉表明，殖民国家的根本问题并不是不发达，而是不平等的交换。西方国家的‘核心’创建了一种吸收第三世界国家盈余的体系。这种‘中心—边缘’的关系需要一个视角上的转变。传统的分析认为，国际关系和贸易是一组平等的关系，每个国家都是一个整体，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世界分析体系则把它们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内部及各部分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并将这一点作为理解世界格局的关键。举个例子：文莱之所以作为一个国家存在，是因为它能够适应英国将石油财富集中在几个小国的需要，而这些小国无法独立地动用这笔财富。”
帕洛早就准备好了一份挑战导师的说辞，说道：“我们是不是太沉溺于过去了？现在有许多国家—新加坡、日本、韩国和中国—都更擅于从全球资本主义中获益。它们中的大多数正在变得比曾经的欧洲殖民国家更富有。完全用剥削和帝国主义世界体系能够很好地描述西班牙帝国，描述1857—1930年的英属印度也不错，而如今，美国的优势正在被逐步瓦解。中国正在和非洲、俄罗斯建立新的资源网络，这是一种不属于后殖民时代的资源开采模式。”
达莉娜回应道：“有一种观点认为，像韩国这样发展迅速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是将自身从世界体系中抽离出来了。它们利用贸易壁垒和国家资助的公司来保护本国的工业发展。日本也有自己的帝国，所以这个理论不应该只用来解释白人长期以来的罪过。”
米拉插话：“这是一个世界体系，还是几个不同的体系呢？像俄罗斯这种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国家，完全有能力以自己的方式对抗西方的利益。”
达莉娜点了点头，说：“你完全可以说，它有自己的中心，有自己的周边国家。同样地，任何系统都是由子系统构成的。它们不一定完全调和，但确实彼此响应。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要么放弃完全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承认存在许多种不同的现代性，要么干脆放弃承认有所谓‘进步’模式的存在。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确实发生了许多变化，而且变化带来的不一定是进步。所谓的线性进步论是欧洲特有的，而非全人类发展的基本法则。”
我们如今所拥有的是跨越国家、包罗万象的经济体系，我们或许认为像是护理或生育一类的行为不属于经济行为。
帕洛说：“在资本主义工厂里干活总归比整天在田里劳作强，当然，如果你是马的话就另当别论了。”他简直要被自己的妙语连珠逗笑了。
米拉觉得，是时候让那张纸条华丽登场了。她从包里掏出了纸条。“或许我们应该谈一谈真正的人？我今天早上在一个装……呃……不重要，反正就是一个很贵但没什么用的东西的包裹里发现了这个。”
她向同学展示了这一串数字，说：“这是一个坐标，一个工厂的坐标。”
达莉娜说：“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这个人是谁。”
“可能是因为这是一双鞋子的缘故（啊哦，说漏嘴了），我总觉得她是一个女人。”
“是啊，为什么不呢？很多工厂里的工人都是（女人）。”达莉娜回复说。
“我们假设这位制鞋工人是一名外来务工者。她背井离乡，抛家弃子来到这里。甚至将孩子交给母亲照顾。其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深入到了农村社会和农民家庭中。有偿劳动只是被卷入并支持着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工作。世界体系似乎还受益于一种传统的父权制，即老年妇女要照顾她们的孙辈。但这也是无可奈何—送自己女儿到城市上班的需要使这一切必然地成为默认的情况。”
“这是件好事呀。”帕洛说，“这个女人本可能要生十个孩子，在三十岁以前就死翘翘了。多亏了你的鞋—”
“不是我的鞋，”米拉坚称，“这双鞋的主人相信穿上这对宝贝，她就可以驰骋于我们这儿奢靡的夜店了。”
“要是没有人穿，就没人愿意生产它们了。商品生产确实可以让他们赚钱。这是她自己的选择吗？”米拉说着，心想：要是能直接听这个人聊聊自己的想法就好了。
“对于任何有关剥削的理论来说，解释被剥削者的选择都是一种挑战，”达莉娜开口说道，“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能动性—尽管选择十分有限，但人们会充分利用所有可行的选择。我们完全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安排—这也是对‘他者’理论的批判之一。西方理论家一直痴迷于描述‘我们’对‘他们’做了什么，以及他们如何受到以他们名义行事的政权所施加的影响、规训、标签化以及再生产。”
米拉问：“难道人们不会抵抗吗？”
“这套理论确实认为被剥削者会抵抗这一切。他们会成立工会，从工作地迁移出去，但他们只是将这些抵抗行为定义为对西方资本剥削的反应。如果我们认为被剥削者拥有某些能动性，我们就能看到他们在利用货币经济的优势，并且知道在未来的什么时候，情况会比他们做农民工时的生活更好。
“无论哪种情况都告诉我们，政治经济意味着无论是你的鞋子、他的香烟、她的车子，都不能简单地说是由一个自由交换的体系催生出来的。理想的自由市场—劳动力按成本分配，买卖双方签订自由合同—都只存在于贸易部服务器上某个嗡嗡作响的计算机模型中。现实生活中的经济交流同样涉及关系与义务—家庭、国家、邻国、民族、道德债和信用。
“特权的影响之一就是让你认为自己没有这些义务，让你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可以自由行动和自由交换的‘光明’世界里。诸如国家一类的机构对此有着十足的影响力。比方说，如果国家想让人们出售商品或劳动来换取现金，原因是国家需要现金来资助战争，就会要求人们用现金缴税。这就是货币经济的起源。欧洲国家建立了信贷市场来为战争提供资金。”
帕洛问：“难道所有的经济发展都被剥削和帝国主义玷污了吗？”
米拉插话回答：“我们不能在不了解工人想法的情况下对那家工厂进行价值判断。我们只能判断解释这一体系的观点。”
她想起了班巴拉以及总是倾向于以这种方式思考万事万物的欧洲写作方式。
“我们是从什么角度进行论述的呢？”她向大家抛出了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总是假设所有人都有着同样的选择，有着同样的需求？”
达莉娜说：“你现在批判的是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将某些从小范围的、通常是特权群体中推演出来的特性和经验应用到整个人类身上的一种做法。有人会问，在全球劳动分工和价值链条下，女性主义如何存在？在何种基础上，阐明上海女性CEO和里约热内卢的女性非法移民之间具有普遍特征并遭受着普遍的压迫才是有意义的？”
米拉又想起了那座博物馆以及它所承载的对于人类的普遍视角。“比起说某些观点在过去适用，或者说现在持有这些想法的人脑子坏掉了，我更愿意想现如今，有哪些东西已经不复存在？哪一部分是错的，又有哪一部分错误我们一犯再犯—尽管我们总是谴责别人做了同样的事。人类身上仍然具有一组奇妙的特性，这些特性改变了我们周遭的世界，以便我们能够理解自身的所作所为。生产这双鞋，让那个工厂的工人的生活完全不同以往。我朋友也认为这双鞋会让她的生活变得不同，实则不然。这双鞋不会让她比夜店里的其他人更加出众—或者这一点不会持续很久，却永远改变了那个工人的生活。”
1. 后殖民主义从世界帝国兴衰的角度来研究全球关系。它表明，过往时代的政治、经济、心理和文化遗产看似已经是历史，人类实则仍生活在它们的遗产中。弗朗茨·法农认为，自由国家组成的新世界实则是对旧世界的模仿。
2. 迷思（myths）是英国、法国以及其他一些现代帝国的秘密，有些甚至流传至今。它们认为，欧洲现代性的发展包含了一些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独特品质，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于当地社会和人民的独特品质。
3. 世界系统理论着眼于全球发展如何通过中心及边缘国家的网络重新制造其依存关系。中心国家可以通过对自身有利的发展方式组织全球贸易，这种观点强调了民族国家的力量；另一些观点则着重强调了国家力量的削弱以及网络技术力量的日益增长，认为这些因素逐渐将世界变得“扁平化”。
4. 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发生在地球某个角落的活动能够切实地对许多遥远的地方产生深远影响这一点，确实为人们带来了一些好处。
5. 一直以来，社会学是否能提出具有普适性的主张都是人们争论的焦点。一些批评家，如女性主义者和后殖民主义者，认为社会学的思想有严重缺陷，因为它声称的普适性思想实际上是特殊的。欧洲国家在世界范围的主导地位塑造了其社会思想，尤其是这种思想涉及将其他社会引向西欧或者美国的模式上来。对此，后殖民主义者提出了他们的质疑和挑战。
①英国小说家、诗人。这首诗的原文是：Take up the White Man's burden, Send forth the best ye breed; Go bind your sons to exile, to serve your captives'need; To wait in heavy harness, On fluttered folk and wild ; Your new-caught, sullen peoples, Half-devil and half-child。
第十四章
在支持与反对中
假日将近，米拉想知道哥哥回家看望妈妈的安排。但自多尼接通电话的那一瞬，她就立马判断出他生意太忙，根本无暇分身。米拉说，生活里有些东西比钱更重要，但他不以为然。
“米拉，钱可太重要了。没有了钱，你就什么也拥有不了。我想连社会学家应该也知道这一点吧，不是吗？”
米拉清楚，和多尼正面对峙只会让他更不想回家，不管怎么说，她都能松口气了。当她对多尼说社会学主要研究的是生活中其他重要的事情时，多尼不无讽刺地回复了她。
“哦，真的吗？你应该听说过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吧，这都没有吗？”
米拉被逗笑了：“我当然听过马克思主义（Marxism）。你该不会是个共产主义者吧？”哥哥笑了。
“当然不是，但我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金钱应该如何运作，以及金钱实际如何运作。事实上，与其说是金钱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不如说是经济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你又不是非得做一个共产主义者才能弄清楚这一点，况且我觉得你应该自己试着把这些东西捋清楚，小妹妹。”
米拉知道，哥哥有意激怒她，但她还是把话题转移回了假期。她果真猜对了：他有笔生意要谈，不能回家了。她不再浪费力气去说服他，三两句话道了再见之后，她问心无愧地松了一口气。
米拉翻开了“弗兰肯斯坦”。其实，她对马克思的理论一窍不通，也没有同学提出想研究他。马克思是社会学的一部分吗？她有点生气，因为哥哥竟然知道一些连她都不知道的社会学知识。如果“弗兰肯斯坦”中有关于马克思的内容，那么米拉打算潜下心来好好读一读，即使这会坏了她只有在写作业时才翻开这本书的规矩。她告诉自己，这可不是什么兄妹竞争，只是一种明智的防御措施罢了。如果连多尼都听说过马克思，那么其他人也有可能会认为，像她这种社会学学生理应知道关于马克思的一切。
“弗兰肯斯坦”里确实有一章提到了马克思和他的拍档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米拉趁着假期把这本书随身带回了家。旅途漫漫，她在路上就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她很快就发现，虽然不愿承认，但哥哥在某个方面是对的。马克思的所有重要著作都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写就的，当时工业资本主义刚刚起步。
马克思自己没什么收入，而恩格斯靠经营家族纺织厂赚的钱不仅仅养活了马克思，还养活了马克思日益人丁兴旺的家庭。可以说，没有这些钱，就没有这些作品（恩格斯自己也写了不少作品）。继续读下去，米拉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说过，经济是一切的基础，是社会的关键—历史的关键—甚至是决定不同人群（他们称之为“社会阶级”）思想的关键。但他们的理论基础是所谓的“剩余价值”，这有些不太好理解。
与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认为任何商品所生产的，或任何服务所提供的价值都取决于其中的劳动投入量。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其他大多数经济学家见仁见智之处在于，他们指出，资本主义之所以能以惊人的方式增长，是因为劳动所创造的一些价值被偷走了。工人们的工资只够他们维持简单的生活，并保证他们还会继续来上班，但他们在工作时所创造的价值要远比这多得多。而资本家出售工人生产的产品，兑现了全部的价值。
资本家出售产品所得到的钱，一部分用于支付工人的工资、购买原材料、机器以及支付建筑成本等，还有一部分来自工人劳动所得的剩余。这些“剩余价值”并不是资本家创造的，但资本家还是将它据为己有。事实上，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真正含义：剥削工人，让他们创造价值，然后确保榨取的剩余利润能够超过应付给工人的工资，确保他们每天早上按时上班。如果资本主义不这样剥削工人，再投资就不能产生利润，资本主义企业也就不能再继续发展了。
理解了这一点，米拉觉得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不新奇：当然了，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公平的交换。每个人都知道工人们永远都富不起来，资本家却会。但这其中也是有一点道理的，因为工人们在这些交换里找到了工作，如果没有这些工作，他们就会受冻挨饿。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日子里，许多国家的工人在资本主义中过得还算滋润。正像她的姨妈说的，工人的确不算富裕，但他们确实比以前更富裕了，而且未来有可能过得更好。